简论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民族主义”问题（1）

王庆民

    我看到了于10月11日刊登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别等到中国抓捕小熊维尼时再行动》，对作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先生的这篇文章的部分观点不能苟同。作为一位在中国生活二十余年，离开中国仅一年有余的学生、自由作家，我在此谈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毫无疑问，纪思道先生在文中提及的关于中共政权利用美国企业的贪婪，干预美国企业和个人的言论自由，是明确存在且有警惕的必要的。关于习近平政权对于新疆穆斯林的镇压、对互联网的控制、及试图强化对香港的管控，也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纪思道先生在批评中国对美国言论自由的干预时，还提到要秉持谦逊的态度、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考虑事物的两面性，这更是难能可贵。我对于这些看法和意见当然是认同的。

    但是……没错，我主要想讲的的确是“但是”及之后的话。既然是商榷，自然是以商榷不同意见为主。

    纪思道先生字里行间提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警惕。而这也是大多数西方和港台人士普遍的看法、共同的忧虑。

    在海外大多数人看来，中国的发展与现状都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类同于纳粹德国和冷战期间的苏联，并对此高度警惕乃至恐慌。尤其港台和美日的许多人士，不仅普遍存在类似的看法，还大都比纪思道先生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民间）有更高的估计、更强烈的警惕与不满。关于论述“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膨胀/极端/强大/威胁……”的著作、文章、言论连篇累牍，共鸣之声不绝于耳。因此，我才写下这篇拙文，表达我的观点。本文不仅是为了回应纪思道先生及他的这篇文章，也是希望让更多人更加全面客观的探析中国大陆民族主义问题的是是非非。

    无疑，中共政权的确在推动一些民族主义（中共官方称为“爱国主义”）议程，试图通过鼓动国民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以增强政权合法性、巩固专制统治。

    但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真的是日益兴起、非常强烈且令人担忧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从表面上看，自习近平以来，“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声调成为官方宣传的主旋律，对“爱国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强调，似乎也达到了中共建政以来的最高点。而且，政治上的日益封闭和在对外开放领域收窄的迹象某种程度也佐证了“拥抱世界”与“民族复兴”的此消彼长。

    同样，纪思道先生的文中提及的中共对美国企业施压的案例，也体现了对“台独”和西藏自治运动乃至“藏独”的不容忍、对新疆以维族为主的穆斯林的残酷镇压日益增强。而近日香港发生的一系列示威与冲突，也被视为中共对这块半自治的英国前殖民地控制的加强。纵观文章，纪思道先生显然将这些都归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兴起的表现。

    这些事例当然是存在的。但这一切是否如表面显示的这样简单？能否证明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大和进一步增强？纪思道先生当然是对此持肯定态度。如上所述，还有更多的人持更加强烈的肯定态度。在对华强硬派人士中，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盛行与威胁的日益增长，更是普遍。

    而事实究竟如何？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并非大多数人（包括部分知名媒体人和学者）看到和感觉到的如此简单。中国民族主义也并未在实质上足够强大和具威胁性，更没有在习近平时代有实质的（而非表面的）、真正的（而非形式上的）增强。

   （一） 中共建政至习近平执政前中国官方与民间民族主义历史的变迁

    剖析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以时间顺序分成不同历史阶段，并从官方和民间两方面分析。

    在官方层面，中共建政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体现。从1949年建国至文革结束时，中共政权主要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名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真实的封建“儒法并用”忠君和等级思想的结合体，而民族主义则被混在“反帝反修”之中，作为那段历史变迁中的一股支流。

    而且，在官方宣传“反帝爱国”的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放弃了对日本侵华罪行的进一步追究（东京审判仅处决了个位数的战犯，关押在抚顺的战犯全被高度优待，后来全被赦免），也放弃了索取战争赔款，还厚待并相继释放了大批日本战犯。这也意味着中共政权代表中国放弃了对杀害超过两千万中华儿女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责任追究。而这不仅让死难者死不瞑目、让致残与被侮辱者再无伸张正义可能，还留下了严重的历史隐患，为此后乃至未来对日本侵华罪行的探寻、追究、警惕，制造了极大障碍。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中共又与意识形态上的敌手--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与原来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对抗。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自朝鲜战争后，中共对美一直口头强硬实际低调，包括美国在越战期间轰炸中越边境中方一侧，中国也选择低调处理。1970年代，中国也与被视为“列强”、“殖民者”并在内部宣传上口诛笔伐的法英德（西德）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还加入了联合国。

    此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对日政策，已经表现出中共为统治存续，在实质上随时会抛弃涉及民族主义的诉求，乃至不顾国家正当利益和中华民族牺牲者尊严等特征。

    换句话说，中共以牺牲乃至出卖国家利益，通过直接手段（以国家主权、人民尊严与利益做让步，换取外国的对中共政权的“不干涉”甚至友好、半结盟、结盟）和间接手段（同样是放弃合理合法的国家和人民利益，换取经济发展和在国际上立足，最终目的是维持中共统治和中共核心集团利益，如放弃对日追责和赔款换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经济开发援助）换取专制统治的存续，在毛时代已打下基调。

    而民间层面，那时中国处于高度封闭之中，加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及造成的动荡和破坏，民间几乎完全没有相对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潮。虽然那时经常举行动辄十万乃至百万人的“反帝反修”和“声援黎巴嫩/埃及/美国黑人……”等群众游行，但无论反对哪国/哪群人或支持哪国/哪群人，完全由中共统治集团决定，参与者毫无自由意志，不仅不是出于自愿，大多数参与者连所反对或声援对象的概况都一无所知。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以拥抱世界的姿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及邻国日本和韩国极为积极的发展关系，并且在联合国承诺“永远不称霸”。甚至，它还尽力压制民间的民族主义诉求，例如阻止民间侵华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而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前期曾一度对苏强硬，但随着一系列“葬礼外交”的展开，两国关系也不再敌对。从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至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中国官方的民族主义相对消沉。

    但1980年代的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则在迅速生长。当然，它并不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思潮（那时追求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才是主流），只是开放年代百舸争流中的破浪一舟。如1984年奥运会中国斩获颇丰和“女排精神”传遍大江南北、保钓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民间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的自觉与普遍化、对历史上北方帝俄/苏联对中国侵略的思索，以及对“五四运动”中救亡启蒙精神的继承，都是80年代中国民间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觉醒的例证。不过那时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美国在内的西方都较为友好（甚至中美一度是实际上的同盟关系），没有什么民族敌对情绪。而且，那个年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更具理想主义色彩，虽也有些极端者，但总体上没有被官方操纵和图谋私利的，是相对纯真和正义的爱国主义感情。

    直到六四事件后，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而且，历经反右、大饥荒、文革等浩劫的历史记忆，以及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等制度与社会结构已不可逆变的现实，中共政权自然无法重新以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为维护专制统治，此时的中共才开始大力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但在邓小平统治晚期和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共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对内向国民施行教育灌输与政治宣传，对外则更多强调“韬光养晦”的战略，在维护专制统治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发生冲突。如在“银河号事件”和美国轰炸中国驻前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上，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中共，均采取了相对克制、淡化影响的态度。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中共会鼓动民族主义情感以抗衡西方普世价值的影响。此外，1996年的海峡导弹危机，是中共政权为维护其统治合法性和凝聚人心的一招险棋，也是中共迄今为止在涉及民族主义议题上动用的唯一一次实际火力威慑。

    而在民间，经过六四后数年的沉寂，“爱国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由民主”，成为多数有政治抱负与家国情感国民的精神寄托。经济的迅速发展、香港和澳门的相继回归，都很大程度提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还有诸如“圆明园兽首回归”等有官方支持的民间运动，也展示了民族情感的再强化。在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使馆事件和2001年中美南海撞击事件中，中国官方策动与民间自发合力产生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了中国主要城市，显示了中共以“爱国主义”对抗西方的目的和产生的作用。而911事件后，部分但众多的国人对美国遭遇恐怖袭击的幸灾乐祸，表现了六四之后中国爱国主义精神的变质和当代极端民族主义的滥觞。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共政权推行民族主义有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而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与严重的阶层固化，让中共更需要借助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因此，胡温执政时期的中共对内的“爱国主义”宣传更趋强化，且开始对外展现相对强硬和主动出击的一面，如在对日、对美政策上都日渐强硬。

    在对日问题上，以反对日本侵占钓鱼岛和修改历史教科书为主轴，中日两国形成了“政冷经热”的复杂关系。而对美政策上，中国相对更加鲜明的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立场，反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但经济和政治交流反而日渐升温。而民间的爱国主义则基本与江泽民时代一脉相承。2008年北京奥运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层面，都达到了建国以来对“爱国主义”宣扬的最高点。在那时，即便是港澳台的许多民众，也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

   但在奥运之后，由于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的重新恶化，维稳体制的日渐强化，中共政权与公民社会的冲突激化，民间自发的爱国主义开始逐步降温，即便官方依旧在强化“爱国主义”宣传。而2012年的反日游行，以及部分参与者的暴力行为，则成为胡温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混乱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