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制度能救中国

宁鸣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在坚船利炮面前无可奈何地从老戏的世界里走出来，天朝上国的戏唱不下去了，是以他们在寻找，寻找洋人的秘密，寻找中国的出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是在救中国，一百多年后的中国人还是在救中国。只不过坐龙椅的人从老佛爷换成了西装革履的先生们，李莲英及义和团也打上了领带。

起先大人们认为大炮仅是因为它是大炮而厉害，所以他们开了轮船招商局，开了汉阳造，开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甚至办了学校，培育了军官，造就了亚洲第一水师，那时的黄龙旗还不怎么残破。但是黄海的几艘沉船好像让大清的梦碎了，中体西用的固执好像也不那么重要了。一直以来大人们执着地认为天朝上国所缺少的不过是匠人式的手艺，圣人们传下来的道德学问怎么会逊于蛮夷呢？但殷红的血液让大人们不得不低头，让学生们不得不思考。此时，那些先进的中国人看见了制度二字。中国人向来善于发现希望，就像他们善于遗忘失望。既然发现了制度，便一股脑儿地涌向了西方世界，誓要学成最先进的制度来。然后又一一尝试，一一失败。民国之智不可谓不健全了，但草头将军仍是他的王朝。共和国难不成就没有民主吗？虽则是写在纸上。

制度试了又试，主义走了又走，百多年的路仿佛未曾走过一般，台上仍有个皇帝，周围仍是些奸宦，兜兜转转，又走到了老佛爷的起点。中共不喜欢抄人家的作业，矢志要走一条有特色的路来，即便他们的主义已经死绝了，不过这位习先生仿佛初心未改，始终认为社会主义能救中国，能救世界，能解放美利坚，能解放全人类，他就是要做社会主义的千古一帝。是以他们没有参议院，要叫政协，他们没有众议院，要叫人大。假若纸上写的能是真的，叫什么名字都并非要紧的事，奈何人民都不知道他们的代表是谁，更遑论高高在上的委员们了。投票的时候连弃权票都未曾见过，由中央到地方年年开会h浪费公帑。纳税人的钱花去一带一路，只怕都强过用在这帮酒囊饭袋身上。

中国缺少的向来不是科学的制度，从民国到共和国，中国的条文从来都是民主且自由的。但即便在这样一套理论上完全民主的体系下，中国人都能将其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独裁体系，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中国的独裁从不依赖宗教，也少用鲜血，虽然一用便血流不止。究其根本，中国是如何走向如此独裁的呢？一言以蔽之，人民的选择，至少是大多数人民的选择。

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中，乃至于社会个体系中，上级永远是下界的权威，这是文化的结果，中国人的文化中不能没有权威，中国人仿佛接受不了没有权威这件事情。对待权威，无非还是“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三种态度。而对权威的尊敬，还是建立在自身能成为权威的希冀之上，而这种希冀则又根源于权威所带来的特权，面对这样的特权，不以为耻，反又是那三种态度。那么面对这样的人民，又怎能不诞生一个又一个的独裁政府，独裁政权。

那么，面对如此境况，如何破局便成了最大的难题。似这等根植于骨髓的药跪在权威面前的奴性，唯一能治根的药便只有死亡，这些奴入膏肓的人是治不好了的，什么名医都只是回天乏术。医生只能治病，救命是阎王的事。当然我并非是要谋杀什么，要说谋杀也只能是时间来谋杀。竟然用药并非人力，吾侪便只有等待么？也非如此，用点药引子并无不可。对待权威仿佛是一个圈子，上级是下级的权威，但总有比下级更下级的存在，父母是子女的权威，但子女总有成父母的一天。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权威的圈子里，那不妨引颈一戮，让权威自杀，一刀斩断这个圈子。引刀成一快也是帮了时间一个忙，也是交予时间的另一方式。

至于一些现世可见的药方，如不革命便只希冀着他们改革了。流血的革命我是不赞成的，他们党的改革我又是不敢期待的，好不两难。不过若有温和改良的那一天，选票是不可少的。一家饭店，厨师与跑堂都仰老板之鼻息，那么老板即是他们的权威，是他们一切正确的一尊。而老板又仰顾客之鼻息，那么顾客则成了老板之老板，一尊之一尊。而老板却缺少与顾客的交流，即反馈机制的不健全，那么选票便成了这反馈机制的桥梁，能使一尊又有了一尊，使民意成了有恃无恐的民意。打通反馈机制的另一桥梁也能是媒体，有了举报信箱，老板与员工便都不敢那么放肆了，这第四权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回到制度的问题上，中国人的病灶从不在于制度。但等待时间的医治实在太过漫长，若是能在制度上下些药引子也是再好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