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不是民主的最大敌人

关每文

熊说：民粹是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古希腊民主政治之所以很短命，就是民粹政治惹的祸。民粹政治就是“平庸的多数”把握政局。“平庸的多数”很容易被羡慕嫉妒恨左右，把有能力推进社会进步的精英列为打击目标。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被雅典公民判了死刑。苏格拉底死后雅典就加速度衰落了。

伯利克里(前495-前429)在“葬礼演说”中驳斥了关于人民容易盲目行事的“民粹”批评，认为民主制恰恰能以反复的公众辩论和集体的谨慎减少政策失误：“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我们相信讨论不会阻碍行动，最坏的事情就是没有经过适当讨论就冒失行动。这一点是我们和其他地方的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但我们会事先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是由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正算得上勇敢的人是那个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这段话道出了民主制赖以存在的力量，即谨慎。

与其他政体相比，民主制特别需要以谨慎的力量加以维系。典型的例子是米提林审判。密提林原是雅典同盟的独立属国，后倒向伯罗奔尼撒同盟。后来雅典人攻打密提林，密提林人投降，生死任由雅典人处置。雅典人在愤怒驱使下，决定把米提林全体成年男子处以死刑，把妇女和未成年人变为奴隶。第二天，当人们冷静下来，就为昨天的决定感到后悔，于是重新召开公民大会讨论；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举手表决时，宽容的建议以微弱的多数获胜。于是雅典人马上另派一条战舰去追赶一昼夜前出发去传达杀戮命令的战舰。第二条船上的水手拼命划桨，没有休息追赶，结果，当那里的雅典司令官刚准备屠杀的时候，第二条战舰就到达了该地，阻止了这次屠杀。可见，民主制更有可能和平地纠正自己的错误。而实行贵族共和的斯巴达人为了讨好底比斯人，毫不留情地杀死了投降的普拉提亚人。而同一时期的东方的秦国坑杀了40多万赵国降卒，稍后秦帝国末期项羽又坑杀了20万秦国降卒。

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实行了财产主权法则：雅典居民不论出身，皆按财产多少划分为4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高的政治权利。这和近代的股份制相似，股份制的精神来源于梭伦。以财产而不是血缘来划分社会层次，实质上取消了贵族的特权，这比非贵族者不得参与国政的贵族制无疑是一巨大的进步。它意味着身为贵族，如果财产少，也享受不到过去那么多政治权利了，而新兴的商人可凭借自己的私有财产，掌控城邦政治。从此，财产成为雅典公民进而成为大多数希腊城邦公民的唯一身份，奠定了民主制度的牢固根基。

梭伦以土地产出的多寡为标准，把雅典公民分成500斗（足够养活5人规模的15个家庭，或者40～50名成年男性）级、300斗级；这二级养得起马，应征为骑兵，自备武器、军装和马匹，可当选九执政和最高法院成员，他们对城邦承担最多社会义务如负担一些公共事业的开支、捐赠等。第三级为200斗级，可以担任400人会议的议员和担任次要官职如低层官员，提供重装步兵(有盾、盔、甲、剑)。第四级为贫民，不能担任官职，无须交税，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公民陪审法庭，提供轻装步兵或在海军服杂役。梭伦的金权民主制说明雅典城邦就是战士共和国，若“贫民”主政（即民粹）必然无力抵御外族的侵略。

公元前509年，雅典的克利斯提尼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

公元前488年雅典实行陶片放逐法，旨在防止内战和僭主政治，其目的是在于给“精英”及其粉丝10年的冷静时间。亚里士多德称：“制订此法是由于对当权的人发生怀疑而起，……也被用来驱逐任何其他威势太大的人”（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26～27页）。具体做法是：每年春季召开一次非常公民大会，用口头表决方式决定公民中是否有人危害了民主政体；若有就再召开一次公民大会，对那些搞独裁搞寡头政治的人，公民可将其姓名书于陶片而投入陶罐中；陶片满6000，即通过一件放逐案。被判决放逐的人就要离开雅典，为期10年（后改为5年），但他的财产不被没收，期满回来，他以前的一切权利也随之恢复。更不会被“踩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只是得在国外住上十年。十年过后还可回到雅典，甚至还有可能再次被选为“内阁”成员。

为什么用贝壳驱逐？因为很多平民不识字，就用贝壳作为表明自己态度的工具。可见，民主制度不一定非要在扫除文盲后才能实行。陶片放逐法后来逐渐变成党派斗争的工具。自赶跑了波斯人后，雅典政客们动不动就用陶片驱逐政敌，像马拉松战役的英雄亚利斯泰提、还有成功地导演了萨拉米海战的英雄特米斯托克利（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全场观众向他鼓掌和致敬）都被放逐，特米斯托克利因反斯巴达被迫逃往敌国波斯。波斯王聘请特米斯托克利斯担任向雅典海军进击的波斯海军总指挥，特米斯托克利斯既无法拒绝在困境时收留了自己的波斯王的要求，也不能将刀口对准自己的祖国；忠义无法两全，年近70的特米斯托克利斯于是服毒自尽。这个制度导至了许多违反雅典利益的决定，于公元前417年被废除。

公元前399年，雅典民主法庭以361票对140票判苏格拉底死刑。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虽有不满和批评，但对民主制的法治原则仍予肯定并竭力维护；他对自己被错误判处死刑并不归咎于民主制及其法律，而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当权者及其他一些人的错误造成的；他还认为这种民主制及其法律是可以修正和完善的。苏格拉底之死确实是古代民主的缺陷——多数人的暴政，但比国王随心所欲的乱杀人要好万倍。

公元前322年起，雅典在马其顿的操纵下建立了寡头政治。公元前311年，马其顿统治者安提哥斯与希腊人达成一个在大理石柱上记载的协定：“我们在此郑重声明，所有希腊人当借誓约联合以互相保护他们的自由和自治。”公元前2世纪中叶，随着罗马战败马其顿，雅典也被并入罗马版图，但雅典等希腊城市依然保留城市共和的自治制度。

随后在地中海兴起的罗马共和国实行了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双重治理即民主共和制度，已经避免了“民粹”问题，但罗马共和国最终由于元首的独裁制蜕变为帝制。随着外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

中世纪兴起了纳税人参政三级会议，西方在纳税人代议民主的基础上诞生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的民主制度，这些民主制度最大敌人是独裁而不是民粹。譬如，希特勒独裁毁灭了德国的早期的民主制度，今天德国主要是防止一党独大的独裁出现，实现议会多党竞选的比例代表制；美国在二战后修宪规定了总统严格任期制；英国、法国的重大事情要进行全民公决；其目的都是防止精英独裁的发生。

而保留古代战士共和国特点的圣马力诺共和国、瑞士联邦都采取了更多的全民直接民主制度，根本就没有什么“民粹”的干扰。瑞士全民公决拒绝国家增加全民福利，这显然是反民粹的。所谓民粹就是贫民借助主政的机会共他人的产，就是搞无财力支撑的全民福利，最后闹得山穷水尽。北欧国家的全民高福利制度并未带来所谓的民粹问题。熊以南非或委内瑞拉搞福利闹得山穷水尽，来说明民粹是民主的最大危险，显然是以偏概全！

所以，民粹绝不是民主最大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