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号-理论探索 王庆民简介 王庆民文章检索

 

 

简论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民族主义”问题

 

王庆民

 

习近平时代对美关系复杂但仍在常轨

 

   自贸易战打响以来,中国在对内宣传方面鼓吹“发展民族品牌”、“自立自强”,而对美始终保持克制,以防御性手段为主。反倒是美国(准确说是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在不断强调“美国优先”、“爱国主义”,大打种族/国家牌,甚至有美国高官以“文明冲突”及种族差别来论述中美贸易战。

    当然,有人会认为,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更坦诚,中国官方是有民族主义倾向但是不公开言说。从某种角度,这的确有道理,因为中共政权是一个没有诚信和道德的政权,包括外交在内的各种信息均不透明;且中国总体处于上升势头,按“修昔底德陷阱”推论,中国也很可能走上民族主义道路。

    但细究这次贸易战从开始酝酿、激烈对抗,乃至打打停停至今的整个过程,双方的动作和言行基本都摆在台面上,中国方面没有出格的民族主义动作。至于中美大国竞争中“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在21世纪爆发“热战”的可能性极低,而战争以外的手段,当然包括鼓动民族主义和民族内部团结。而这是正常的。尤其在世界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全面回潮之际,如果中国(包括中共政权)不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才是可耻的。只是这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应超出界限、不能侵占他国合法利益。而目前中国显然没有突破这一底线,而未来也不太可能突破。

    无论是习近平上台之前还是之后,中共在经济贸易问题上与美国的交锋都相对理性温和(特朗普上台后,中国方面甚至比美国还要温和理性,比美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声调更低)。但一旦涉及人权问题,就会猛烈反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全面封锁消息不许国内报道(或统一口径谴责)、对国际上的反响也进行积极干扰与压制。这更能看出来中共可以丧失国家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但是不会放弃对统治地位的维护。

 

“一带一路”及中国其他对外战略构想与行动的内容与目的

 

    除了对日、对美关系,中国官方的其他对外政策,是否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动机呢?

    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外战略的最大步骤即为“一带一路”。关于“一带一路”,批评之声纷起,如称中国“新殖民主义”、“赤色渗透”、“争夺世界霸权”等等。那么,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

    所谓“一带一路”,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朝贡贸易”,即中原王朝(如汉朝、明朝)和周边及域外国家进行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明朝,尤其郑和下西洋)是,周边国家向中国名义上称臣、朝贡,而中国赠与其大量财货,换取对方名义的尊崇和象征性的土特产,也就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这种以巨额利益换取表面臣服的行为,与西方同时代的殖民扩张完全不同,中国的王朝并无实际控制、吞并这些朝贡国的意愿,更没有希望得到更多物质利益(相反是亏本的),用句俗话就是“赔钱赚吆喝”。这是中原王朝、中国历史上各王朝与朝贡国的经济及“外交”关系。

    当然,如今的中共没有这么愚蠢,也不至于对几百年前的朝贡外交抱残守缺。它的“一带一路”及其他零散的投资、贷款、基建等对外经贸活动,经济利益当然是重要考量。不过,由于中国在国内一向通过“低人权优势”发展经济,不顾忌经济发展中的人权侵害和环境破坏,引发了许多不满,从缅甸的大坝,到斯里兰卡的港口,再到非洲各国的采矿,普遍出现了各种丑闻。约瑟夫·奈曾评价过“中国正在使用已经被西方普遍抛弃的方式(在欠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和其他活动)”。所谓“被抛弃的方式”就是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早期那种以贷款换取资源、经济合作中不顾及人权、破坏环境影响当地可持续发展等。但这些只是经济利益上的纠葛。进一步说,中共政权对外经贸上的各种算计、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也是在国际上为中共治下的既得利益阶层尤其特权集团争取利益,与民族主义没什么关系。

    另外,中共还有将中国的发展模式--即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第一位”和“稳定压倒一切/不惜侵犯人权维持安定”为两大核心特征的“中国模式”--推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但这种模式的输出,也只是中共试图抵御西方人权和民主、培植盟友而为,以及为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在海外获利提供制度依托,并非要将这些效仿“中国模式”的国家变成殖民地或仆从国。这当然包含政治考虑。但这种政治考虑并非是许多人认为的“民族主义”、“扩张主义”,而更多是为了中共自身统治存续的需要。

    因为中共恶劣的人权状况,面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抨击,急需寻找盟友支持。而经济援助、“拿钱换朋友”,自然成了中共的选择。而为了赢得支持,往往又出现了历史上的“厚往薄来”,亏本换取这些欠发达国家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共专制和各种侵犯人权的行径辩护。而所付出的物质、人力及折算的财富,自然是中国人民承担。换句话说,为了中共统治和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中共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中华民族劳动成果换取支持,这不仅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卖国谋私。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的“亏本买卖”和援助大多并没有惠及接受国的平民大众、弱势群体,而是进了包括独裁者、官员、当地资本家和族群头人等有权有势者的腰包。如果中共以中国人的血汗帮助亚非拉的贫民,也还说得过去(哪怕中国国内贫苦的大众更需要社会保障和救助),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中国通过贸易给予这些国家的收入及无偿援助等利益,大都被这些腐败国家的权贵侵吞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政权“量中华之物力,护中共之统治”,在经济上的让利最多的,并非是发展中国家,而是美日等发达国家。相对于对贫困国家“大撒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低息贷款、免费招收乃至大额补贴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的显性收买,对美日等国在经济、政治、历史问题、地缘战略利益、国际关系等方面出卖的国家利益更多且远高于前者,只是相对更隐形而已。例如最近的香港问题,就成为特朗普政府要挟中共在贸易战上让步的筹码。而中共为了避免涉及人权问题的制裁、声讨,就不惜通过对美日等国让步、屈膝,并奉献出真金白银的利益与民族尊严,来换取美日的绥靖。而这,也正是美日印等许多国家乐于看到并默认中共继续统治的关键原因。因为,只有独裁的中共政权,才会给美日印让利;一个民主中国的政府,没有人权把柄和专制污名,怎么可能也有又什么必要对美日印等国妥协退让呢(当然如果是汉奸主导的政权,那的确可能继续卖国)?

    此外,还有孔子学院的普遍建立、中国对外学术方面的干预等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中国留学生组织与中国驻各国使馆的联系。这些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民族主义”。其实,这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一样,也是为了中共的统治,通过这些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渗透,影响各国学界、政府、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共一党专制的看法,而非试图进行文化称霸。

    例如孔子学院对涉及中国敏感问题的禁止、对西方大学敏感课题和邀请的阻挠,都是涉及中共独裁专制、侵害人权方面的,而很少涉及民族主义和中国国家利益领域的(即便部分涉及这些,如关于“台独”、“藏独”、“疆独”问题,其阻止的主要目的还是针对对独裁和人权侵犯的批判,而民族主义是次要的、附着性的)。而且,它更多采取守势,即被动阻遏、反驳西方学术与舆论领域对中共独裁与侵犯人权的批判(当然也辅以中国官方的宣传辞令和自制的一套伪学术,进行一些看似进攻但实质目的还是防御的文宣),而非像殖民时期宗主国在殖民地推行的同化教育那种进取性的方式。

    大体上说,它重点在于“防”,而不是“攻”;它集中于重点防范和反制西方对中共及中国各敏感问题的揭露与抨击,而非试图改变西方的价值观和更普遍的学术干预。即涉及到中共和中国负面信息,他们会掩饰和歪曲、涂脂抹粉;但无涉中共统治的东西(哪怕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则置之不理。因此,无论从其目的,还是方式,都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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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王庆民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20年5月13日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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