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及國家的悖謬

——兼談共產黨為何沒有滅亡

仲維光

源於基督教社會的現代國家及社會結構是一個怪胎！

因為這個現代社會所繼承的國家及社會結構，是建立在曾經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基督教及其思想基礎上的國家及社會結構，準確說它是教會式的的結構，因此這個教會國家形成的國家及社會結構，是可以感覺得到且看得見的等級制，國家對於社會及個人的關係是嚴密的控制及管理，國家機器的存在則是依賴對個人的控制及索取——收稅而存在，為此國家理所當然地如曾經的教會國家那樣，應該也必須對個人負責，維持信徒、各個群體及個人的生存。而這就造成了政教分離後，已經建立在非宗教基礎上的世俗國家，卻因為擁有教會結構的形式及其機制，而不得不面對的社會問題及悖謬。

第一，這個世俗國家如果真的是基於自由及個人必須各自承擔自己的責任，國家不承擔過去教會的義務，那麼剩下來的就變成國家只有索取於民的功能了。此外由於社會結構依然在政治上把民牢牢地捆綁在社會的聯繫中，用稅收等在經濟上牢牢地把個人連接在國家制度上，如此，民的生存及經濟發展，民的私有制、居住權、遷徙權都自然會面臨眾多的問題、無法自主并進而產生混亂。這使得個人在任何一個國家及社會帶來的災難面前，都無法自己承擔。所以如果一些所謂自由主義的國家，運用了這個國家及社會的機器卻不去負責任，不去付出於民，以及積極地管理調節，那麼因為它建立在民主選舉的基礎上，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不可避免地會有越來越多的左傾的，要求社會及國家對個人承擔更多義務的人及團體出來，就會有要求所謂社會主義的傾向，以及應運而生的利用這些訴求，要求獲取權力的群體及個人。

第二，如果這個世俗國家承擔起教會的責任，但是社會的實質被統治的已經不再是教徒而是各類世俗存在的民眾，國家及社會都已經無權像驅使教徒那樣，或者隨意或者按照國家及社會的需要驅使他們服從及工作，那麼經濟發展及社會就將會面臨另外一種問題，即如過分依賴國家造成的懶惰及社會停滯。所以這個時候，一定會有人出來呼籲“自由”及“國家鬆綁”，減小國家權力。但是由於這個國家是教會式的結構，減少到一定程度，就會要麼無法繼續減小，要麼這個教會式的國家面臨的就是解體。此外自由化的結果常常不是支持了個人發展的自由度，而是由於這個教會式的社會潛藏著的等級因素，使得那些處於有利地位，即接近政治權力、財權乃至行政及輿論權力的人更容易暴富。利用“自由”，他們竟然可能捆綁這個教會式的社會，從而迅速生成另外一種貧富不均，急劇擴大不平等的局面。

這樣的弊端，依然全因為這個社會繼承下來的結構，它使得各類人天生處於不平等的地位。

基督教社會的教會結構並不是一個適於民主選舉制的結構。而由於現代存在的所謂現代社會是民主選舉制政府，為此，這就造成這個失去了宗教絕對權威的教會式的國家，一定會面臨不斷地換屆，社會可能會像失舵的巨輪，稍有風浪就有翻船的危險。

極權主義國家是這個教會結構的現代社會的極端化的產物。它甚至可以說是全面繼承了教會社會的特點，政教合一、對個人的嚴密控制，以及潛藏的但是卻處處存在的世俗化的類教會等級制。說白了，它不過是一個世俗化的教會國家。因此這個國家及社會，全面繼承了中世紀歐洲國家的特質，堪稱是一個僵硬的混凝土結構的，失去活力的社會。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共產黨社會社會的掌權者最後忍痛採取了採取局部的物質方面的放松，引入“同時存在”的所謂“民主社會的物質”及伴隨與它的“物質活力”。這使得這個極權社會在物質上“寄生於”“民主社會”，在權力上，則繼續擁有宗教社會的國家及集團的一切。為此這一定會使它面臨很多初期所沒有遇到的“新”問題，即一方面是對於社會和個人的宗教式的嚴密控制，另一方面卻是必須不能夠停止、源源不斷地引入外邊社會的“物質、物質生產及其活力”。

極權主義社會的領導人是在走一根越來越細的獨木橋，左右搖擺稍大就一定會翻船。但是由於現代所謂民主社會的結構也依然是老的宗教社會的結構，因此這也決定了這兩類後基督教國家在所謂現代，即後基督教社會的歷史時期，必然存在互相依存的關係。而這就使得我們得到和八九年柏林墻倒塌後樂觀的結論不同的結論：

在後基督教社會，由於時下的世界的各國國家和社會結構的存在形式，包括共產黨國家都是基督教遺留下就的基督教社會的機構及機制，因此共產黨國家的徹底滅亡只有在新的秩序和制度取代了目前這個世界及社會的秩序，占支配地位的時候，才會隨基督教式的國家及社會消亡。“寄生”於現代社會的共產黨國家的未來是消亡，而非滅亡。因為只要舊的基督教社會的結構存在，即使是現在的共產黨崩潰，也會有各種新興的類共產黨產生。只有“母體滅亡”，寄生的極權主義國家及其社會才會徹底地失去存在基礎，新生的也無發展和長期存在的可能。

這就是我們在最近這三十年再次看到的，在政教分離後，從十九世紀開始，最近二百年世界所面臨的問題不斷地重複，乃至尖銳化，世界的動蕩，個人及社會不斷地遭遇災難、面臨困境的原因。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這個悖謬。在我看來，要想走出這個困境及怪圈，現代國家及社會必須因應新的普世價值，生成適應自己的新的結構的社會及世界秩序。對此，很多人已經感到了。在時下，德國默克爾總理在疫情到來時曾說：疫情過後，我們需要重新考慮世界的秩序及規則。而這其實并不是新思想，因為早在二次大戰爆發時及結束後，人們早就感到這個悖謬，感到世界需要新的規則及秩序。當年聯合國的成立，紐倫堡法庭的建立，人權宣言的頒布，反人類法及其法庭的建立，都是因應這個悖謬的人們所不斷及不得不做的新的嘗試以及結果。對於這些新的提法的出現，或者說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明確地看到的這個社會及世界的危機，如果人們看到，這是一個基督教社會遺傳的結構，很多悖謬是在這個社會結構中先天地存在的，因此在反對共產黨暴政及無法無天對世界從自然到人性上的破壞同時，我們必須對於時下的國家及社會結構再思索，必須做出改變，只有這樣，我們尋找出路及解決辦法的努力就會少走很多彎路，對共產黨問題也會有更清醒、深刻的認識。

202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