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利主义族群民主转型的困境与出路
坚真光
《中国：历史与未来》MAY 8, 2024
(《中国：历史与未来》编辑说明：关于中国的政治转型以及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化，价值上的特质，近代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不断有各种讨论。这里发表一篇大陆某高校的一位学者的来稿，他将中国大陆华人的共享价值归结为“势利主义”，且认定这种价值取向是中国政治进步的重要障碍；中国的政治与文明转型需要外部的力量加以推进，以弱化这种“势利主义”的负面影响。其论点是否成立，由读者去判断，但不管看法如何，该作者的独立思考与探索精神，对中国未来命运的关怀，是当下尤值得多加提倡，鼓励的，这也是本网发表此文的另一动因)。
【摘要】民众实力是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为此，民众的联合行动必须具备强大持久恒定的动员能力，而这样的动员能力需建基于长远的精神的共同目标。共同目标的设定主要由族群的共享价值所决定，势利主义是大陆华人的共享价值，基于势利主义价值所设定的共同目标是短暂的物质的，这样的共同目标导致民众的联合行动中充满斗争、分化和背弃，即使取得成功也必定重演野蛮专制的丛林戏码。势利主义族群完全靠自身难以或无法摆脱民主转型的困境，必须依靠外部文明力量有条件有原则有次序的加以干预。
一、民众实力是民主转型的前提
人类建立国家，必须要解决谁来做主的问题，主宰国家的主体，有神职人员、君王、精英、人民、独裁者等等，这些主体能成为统治国家的主体，必须具备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自身具有强大实力或者可以倚重的外在实力，足以让其他主体主动或被动服从。博尔丁认为权力是对决策、议题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１] 试想，如果没有实力，影响力从而而来。
我们在讨论专制国家如何完成民主转型的时候，往往把大量精力花在人民如何做主，也就是民主的技能上，还没有足够关注人民能否做主，也就是民主的前提。这就好象一个不切实际的猎人，不去思考怎么打到猎物，还是幻想怎么烹饪猎物。专制国家由个别人或少数人主宰，他们享受着统治国家的特权和利益，一心想着如何巩固和集中权力。如果人民没有足够的实力，统治集团绝不会主动妥协向人民让渡和移交权力的。即使人民被赋予当家做主的权力，如果没有实力，也迟早要被收回。
并非没有前人研究人民如何才能具有让统治集团让步或消灭的实力，社会运动理论认为民众如何通过社会运动对政府或权力结构施加压力；[２]非暴力抵抗理论强调通过非暴力手段来对抗和改变不公正结构；[３]权力结构和依赖理论研究民众如何利用这种统治集团对民众的依赖关系来施加影响；[４]冲突理论认为统治集团的妥协是通过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实现的；[５]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民众如何通过影响经济活动（如消费者抵制、罢工等）来对统治集团施加压力。[６]不过，这些理论只是关注到人民如何抗衡统治集团的联合行动途径或策略，而较少考虑如何才能让民众的联合行动从思想动机上具有强大持久恒定的驱动力。
二、共同目标、共享价值与联合行动
要使民众的联合行动具有强大持久恒定的动员能力，需要有明确的共同目标、有效的组织和领导、广泛的社会联盟、积极的沟通和宣传、灵活和多样的策略、持久的动员和支持、道德和法律合法性、对抗疲劳和挫败感、国际支持和关注和持续的评估和适应。在这些因素中，最为根本的因素是共同目标，它是联合行动的内生原动力。社会认同理论指出，共同目标有助于形成和强化社会认同感，从而促进集体行动。当个人将自己视为群体的一部分时，他们更有可能为了群体的利益而采取行动；[７]公共物品理论研究集体行动中的协作问题，尤其是在提供公共物品（如清洁空气、公共安全等）时。共同目标在这里起到关键作用，因为它们可以鼓励人们克服自利倾向，为集体利益作出贡献；[８]环境治理研究表明，在共同资源池管理中，当使用者有共同的目标时，会出现高水平的自组织合作，从而实现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９]组织行为学研究中共同目标被认为是提高员工参与度、增强团队合作和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这些研究表明，共同目标不仅提供了联合行动的方向和目的，还有助于增强个体对集体的归属感，促进协调和合作，从而有效地推动集体行动。
有了共同目标，民众的联合行动未必强大持久恒定，还要看设定的是什么样的共同目标。很多民众的联合行动，尽管具有共同目标，但要么参与的范围很窄，要么持续的时间很短，要么参与积极性不高，要么矛盾冲突不断，或者兼而有之。这样的联合行动难以让强势集团妥协让步。
什么样的共同目标能对民众产生强大持久恒定的动员能力呢？前人的研究大多关注共同目标的明确性、可实现性、共鸣性、正当性、灵活性、激励性、统一性对动员能力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共同目标的这些维度对其动员能力的影响不是最为根本和关键的，笔者认为，共同目标的短期或长远、物质或精神两个维度，对其动员能力的影响才是至关重要的。共同目标越是短期的、物质的，其产生的动员能力越是有限和短暂；共同目标越是长远的、精神的，其产生的动员能力越是强大和持久。尽管短期和物质性的目标通常更具体和直接，容易激起快速的反应，但这种动员能力可能是短暂的。这是因为一旦目标达成或者被认为无法实现，动员的动力可能迅速消散。同时，物质目标通常与直接的个人利益相关联，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强烈动机，但不一定能够培养深层次的承诺或长期的参与。而长远和精神性的目标通常与价值观、信念和更广泛的社会愿景相关联。这种类型的目标可以激发深刻的情感和长期的承诺，从而具有更强大和持久的动员能力。同时，精神或理念上的目标往往能够促进更强的集体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这有助于维持长期的动员和参与。
除了上述论述，笔者认为共同目标的两个维度（短期-长期、物质-精神）与其稀缺性、零和性、排他性和易变性息息相关。越是短期的物质的目标，其稀缺性、零和性、排他性和易变性越强，越容易导致行动者之间的竞争、分化和背弃。越是长远的精神的目标，其稀缺性、零和性、排他性和易变性越弱，越难引起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分化和背弃。所以，一个普遍追求眼前利益的族群，往往充斥着激烈的争斗、频繁的背弃和急剧的分化。中国的农村，尽管是熟人社会，但并非温情脉脉邻里守望的乡村牧歌式的田园，那里上演着无休止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因为村民普遍看重眼前利益。中国的商品住宅区，有人曾经满怀希望地以为它会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茁壮成长的摇篮，但笔者通常二十多年的跟踪观察，发现并没有成为公民社会成长的摇篮，还是沦为见利忘义勾心斗角的名利场，因为业主普遍追求的是个人的眼前利益。中国曾经出现大量形形色色的维权群体，有人对他们推动政治民主化抱有很高期望，但统治集团对他们略施恩威，就很快做鸟兽散或偃旗息鼓。为什么？因为他们追求的是眼前利益。相反，基督徒以公义与爱作为其共同目标，他们的目标是长远的，长远到死后、永生、永恒；他们的目标也是精神的，追求公义与爱，和美好的天堂。这种长远的精神的目标，不管有多少人追求，都不会稀缺，也不会零和，更不会排他。所以，全球基督徒规模达到25亿至30亿，传播和践行公义与爱的联合行动已经持续了两千年，也因此成为制约世俗权力的强大力量。
共同目标的设定主要由这个族群的共享价值所决定，价值观帮助族群成员界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从而形成共同目标。通常说来，共享价值能够促进族群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１０]但笔者认为未必如此，共享价值是否能够促进族群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还要看共享价值是工具性价值与终极价值。工具性价值将达到某个世俗目标的手段或工具视为至高无上，如金钱、权力。终极价值被视为自身具有的最终目的或意义，如真理、爱、自由。如果一个族群共享的主要是工具性价值，则这个族群设定的是短期的物质的共同目标，这类族群的民众难以形成强大持久恒定的动员能力。
三、势利主义是大陆华人的共享价值
勿容置疑，大陆华人的共享价值主要是工具性价值，所以，人们常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唯物主义、物质主义、利己主义等词汇来描述这个族群。不过，笔者认为，这些词汇来定义这个族群都有失偏颇。功利主义是一种伦理学概念，主张行为的正确性取决于它们对最大数量人带来的最大幸福或效用。它旨在谋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显然，大陆华人主要以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为依归，整体利益最大化并非其行动的出发点；[１１]机会主义通常指的是一种行为方式，其核心特征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而牺牲原则或长期目标。虽然机会主义者看重眼前利益，但它强调的是在眼前利益面前的行为方式，而非价值取向；[１２]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观点，认为物质世界是最基本的现实，而意识、思想等是物质世界的产物。它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一种世界观，而非价值观；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主张实际效果和应用是理论和思想的主要检验标准。它是一种方法论，而非认识论，而共享价值是族群对事物重要性的共同评价，是一种认识论；利己主义是一个伦理学和哲学上的概念，它指的是将个人利益、幸福或利益放在首位的行为和思考模式。但利己主要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且是一种无可厚非的中性行为，它可以与利他乃至利社会并行不悖；物质主义通常指一种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其中物质财富、物理舒适和物质消费被看作是成功和幸福的主要标志。[１３]它虽然是一种价值观，强调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但它强调的是物质利益在给人带来快乐方面的重要性。显然，也不足以准确地描述这个族群的共享价值。因为这个族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不仅限于从中获得快乐，更主要是从物质利益中获得安全。而且，他们也不仅限于看重物质利益，还有他们看来比物质利益更看重的东西，那就是“势”，即“力量、权势、地位等等”。大陆华人将势利视为最为重要的事物，这个结论从这个族群的内在需求和外在态度行为可以得到充分论证。如果阿Q是中国国民性的最佳形象大使，那么，他正好是典型的势利主义代表。他赋予势利最高价值，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势利。他怀着强烈渴求势利的欲望，连做梦都想着得到势利大翻转；他对有势利的赵老爷表现出无比尊敬和崇拜，被打了耳光都觉得是一种荣耀；他对地位低下的尼姑又极尽轻慢欺辱的能事；他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基于取得地位和财富以及女人的美妙幻想。[１４]所以，在笔者看来，称大陆华人为“势利主义族群”是迄今最为恰当的描述。
势利一词，最早出现在《荀子·议兵》中“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意指形势有利；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彼外人者，亦视势利所趋耳。”意指权势和财利；郎瑛 《七修类稿·奇谑二·谚语歇后诗》：“海盐天寧寺僧，职也。攻诗字，奔走势利。尝上一达官诗，犯忌，被责，便下军人。”意指有权有势的人；罗贯中 《三国演义·第一回》：人情势利古犹今，谁识英雄是白身？意指以地位、财产等分别对待人的恶劣表现或作风。“势利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尼采批判某些历史学者的论著中，他指出“历史学家总是站在胜利者的一边，论证‘后来者’的合理性，指出现存（相对于以前的）如何合乎历史进程。”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势利主义。本文所谓的势利主义，是指在价值观上以势利为核心，在处遇态度上以势利差异为准绳，在行为决策上以势利计算为依据。势利主义既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行为方式。
大陆华人为什么有强烈的势利主义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阿兰·德波顿认为，深藏在我们内心的害怕其实才是势利产生的主要根源。[１５]因为这个族群几千年以来接连不断的苦难经历，让其至今深处安全焦虑中，他们有着对安全的强烈渴求，长期安全他们不敢奢望，连短期安全也求之而不得。而“势利”是获得短期安全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工具，有势有利，就能得到暂时的人身安全、心理安全、财产安全和家庭安全，这是大陆华人几千年以来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在“势”和“利”之间，“势”比“利”更为重要，作为权力来源三角的暴力、财富、知识，当社会处在低级野蛮阶段，暴力往往是权力的决定性因素。[１６]势的背后就是暴力，在尚处于前现代的中国的大陆，直接或间接掌握暴力就有“势”，“势”就成为一种可以直接保证安全的工具和力量，而“利”需要通过与“势”进行交换才能为安全提供间接保护。尤其在私有财产至今得不到法律保护的中国大陆，有利未必有势，但有势一定有利，因为在无法无天的人治社会，有“势”之人可以随意剥夺有“利”之人。就像今天习时代所发生的一样，富人尽管有“利”，如马云有家财亿贯，但他并没有安全，他的财产、人身乃至生存随时可能被有“势”的习政权所剥夺。所以，势利势利，“势”排在“利”的前面，并非是没有缘由的随意之作。
古今中外，势利是在所有族群中存在的现象，但是，论广度、强度和长度，尤以大陆华人为甚。为什么大陆华人的势利主义如此普遍、强烈和持久，这与他们几千年来经受的安全焦虑息息相关，而安全焦虑又是大陆特殊历史、地理、文化、制度和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大陆几千年来灾祸频仍、战乱不断引起的恐惧不安固化为这个族群的挥之不去的群体记忆；从地理方面来看，中国大陆地处多灾多难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旱涝不断和灾丰无常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常受饥寒交迫之苦。地形地貌的复杂险峻也让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常遭不幸；从文化上来看看，儒表法里的奴役文化让人们从心理到身体都时时处处感到有自上个等级和国家随时临到的惩罚威胁。由于没有兴起一种如基督教一样的宗教信仰，能给人们带来永生盼望、心灵抚慰和终极价值以及亲密扶持的信众团体，人们也就难以获得超然于世的精神安慰；从制度上来看，高度集权的东方专制主义至今仍是主宰这片土地的主旋律，至今得不到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常遭权力的剥夺蹂躏，人们因此深受其害深感不安。为什么西方人势利主义已经杳然难寻，很大程度上基于西方早就实现了个人权利不经审判不得剥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律令和王在法下的权力约束。大陆华人从古至今处在这样不得安宁的环境中，安全就成为这个族群的头等大事和第一需要。再从教育方面来看，中国大陆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再到社会教育，绝大部分施教者的言传身教，无时无处不在强调势利的至关重要、不在传授争取和攀附势利的手段、不在演示差别对待不同势利者的技巧。这样的教育无疑从小就将势利主义刻入这个族群的大脑深处，使势利主义成为这个族群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
四、势利主义族群民主转型的困境
势利主义族群极难极少能够联合行动，即使被极少数人以诱人的宏大叙事诸如均贫富等贵贱、共产主义等口号动员起来而加入联合行动，尽管他们看似扛着正义或天道的大旗，但他们心里始终装着的是“势利”。顶层动员者试图利用联合行动中获得更大的“势利”，底层行动者藉此重新洗牌，获得他们梦寐以求的“势利”。显然，“势利”是一种短期的物质的目标，如前文所述，它具有极强的稀缺性、零和性、排他性和易变性，这些特性必然导致行动者激烈的竞争、急剧的分化和频繁的背弃。中国历次的农民起义，尽管因着虚假的正义口号而动员起来，但绝大部分行动者都怀着心照不宣的共同目标，那就是争取“势利”，在共同争取“势利”的过程中，他们内部发生了无数你死我活的斗争、四分五裂的分化和朝三暮四的背弃。也因此大多以失败告终，即使偶尔成功者，也没有换来公平正义的文明社会，还是继续上演弱肉强食的丛林剧码。纵使近代中共动员的暴力革命，高扬共产主义的旗帜，除了被骗的极少数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绝大部分带领者和跟随者都怀着获取“势利”的共同目标，经历了许多残酷无情的内斗、唯利是图的分化和翻云覆雨的背弃。即使凭藉不择手段和内外因素的耦合取得胜利，最终换来的是一个更加野蛮残暴争权夺利的极权社会。民众不仅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绝大多数反而沦为趋炎附势唯利是图又愚昧无知的现代奴隶。
所以，势利主义族群如果完全依靠自身无法或难以成功实现民主转型。作为民众联合行动的组织者，他们不会设定“公义与爱”的共同目标，因为他们深受势利主义文化和制度的浸淫，自己也缺失“公义与爱”的价值资源。纵使组织者祭出“公义与爱”的大旗，也难以收获偏好“势利”的底层民众的积极响应。所以，势利主义族群的组织者只好利用为大众争取平均分配“势利”的谎言作为共同目标，诸如均贫富等贵贱、打土豪分田地还分地主的小老婆、共产主义等口号，和没有底线的暴力革命作为手段，来争取本集团或个人的“势利”。一旦夺取“势利”，以“势利主义”作为核心价值的新的统治集团会想尽办法掩盖在夺取“势利”过程中的不公不义，也会极力压制因不公不义引发的社会不满，更会垄断和死守得来不易的“势利”。有时候当统治集团将“势利”垄断到民众失去创造财富的动力时，他们又会被迫让渡一定的经济自由，如改革开放，来提升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一旦看到民众有了一定“势利”，统治集团又会因对“势利”的贪欲和对民众“势利”增长的担忧而回收“势利”。只有当这种“势利”分配格局固化到天怒人怨的忍耐极限时，又可能开启新一轮的“争势利——守势利——让势利——收势利”的恶性循环，重新开始一个毫无文明进步甚至是更加野蛮退步的新王朝。
同时，势利主义还会强化马太效应，使有势利的强者愈强，无势利的弱者愈弱。为什么会这样呢？势利主义者倾向于让资源集中在已经拥有资源的人手中。因为人们更倾向于与已经成功或有影响力的个体合作，以期从中获取更多势利；势利主义者倾向于建立和维护对个人有利的社会网络，导致那些已经拥有强大社会网络的个体更容易获得新的势利；在势利主义环境中，已经取得一定势利的个体或组织，由于其声誉、资源和影响力，更容易吸引进一步的机会和支持，从而继续维持或扩大他们的势利；势利主义可能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使得已经处于有利地位的个体获得更多资源，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则更难打破现状；势利主义文化中，优质的教育和发展机会可能更多地倾斜给那些已经在社会上有一定势利的群体，使得这种不平等得以代际传递。所以，势利主义通过促进资源和机会向已有一定势利的个体或群体集中，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从而强化了马太效应，从而使弱势民众更加散沙化和强势精英更加集团化，进而使势利主义族群的民主转型更加难上加难。
如前所述，势利主义族群要争取民主自由，正像一个深陷泥潭的人妄图从泥潭中挣脱出来。势利主义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成为自陷势利主义族群的泥潭，如果不能消弱势利主义价值的行为主导功能，势利主义族群就难以甚至无法实现自拔。势利主义既造就通吃通占的霸性，使人们得势便猖狂；又造就趋炎附势的奴性，使人们失势就卑微。而如胡适所言，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不是靠一帮奴才建成的。
有人说，中国大陆出现的共产主义、文革乌托邦和极权主义冲动，似乎是一种反势利主义行为。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大陆华人势利主义催生的产物，大陆华人外在表现为渴慕和攀附势利，而内心深处又妒忌和仇恨权贵，即仇官仇富。他们幻想通过或依靠大侠发动的暴力革命、或清官主导的全能政府、或明君独断的极权统治这样的强大势利消灭现实中的权贵，为自己重新夺回或平均分配势利。共产主义、乌托邦、全能政府至多是他们的显性目标或虚假目标，争取更多势利才是他们的隐性目标或真正目标。如是，一切为了势利的动机必然导致多数人暴政或极权政治，与自由民主背道而驰。
五、外部干预势利主义族群民主转型的应当路径
势利主义价值如果没有外部干预，似乎看不到自我消解，进化到高阶价值的可能。中华帝国如黑格尔所言：“从本质上来讲，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 [１７]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中国受到四周边境艰险的地形地貌影响，外部力量难以顺利进入中国大陆，也就难以对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施加有力影响。即使曾经有蒙古和满族入侵建朝，也因他们的文化更加野蛮落后而被势利主义价值所同化。直到工业文明驱动的全球市场化冲动，才让外部力量可以成气候地对满清施加影响，也正因为外部力量的影响，中国大陆社会才在鸦片战争以后有了风起云涌的巨变。
当然，并非所有的外部力量干预都能推进中国大陆的文明进步和民主自由，只有文明的外部力量才能产生正向影响，野蛮落后的外部力量反而导致中国社会的倒退。中国大陆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受到苏俄、日本和英美三种外部力量的干预，分别受三种外部力量干涉的解放区、日占区和国统区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而中国大陆最终选择了苏俄道路，这样的选择契合了中共领导人势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尽管这些领导也曾经有过为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宣示，但他们骨子里藏着根深蒂固的势利主义价值观。苏俄道路同样迎合了中国大陆势利主义的底层民众，他们深受势利弱小带来的安全焦虑的影响，渴望通过暴力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重新洗牌来获得比以前更强更大的势利。显然，正如我们所经历和正在看到的，野蛮落后的苏俄外部力量造成了自由民主的大倒退，退到家天下的极权统治。
不过，文明的外部力量干预也未必推进势利主义族群的民主转型。如果文明的外部力量缺失或放弃干预的主导权，势利主义的统治集团自然会选择性地吸纳有利于增进和巩固其专制势利的文明成果，而拒斥消弱和危及其专制势利的文明成果。如中国大陆发生的第一次洋务运动，只是选择性地学习西方国家的器物文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拒绝学习可能危及统治集团“势利”的观念文明和制度文明。第二次洋务运动也就是4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统治集团同样只是选择性地吸纳欧美的技术文明，为的是“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反噬文明。因而坚决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和“和平演变”，坚决执行“五不搞”和“七不讲”。不由文明的外部力量主导的干预从历史和现实证明是危险的，势利主义统治集团选择性学习技术文明的结果，不仅无助于推进其自由民主，而且强化了统治集团对内控制社会和对外反噬文明的“势利”。
所以，文明的外部力量在干预势利主义族群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放弃主导权。将十八般武艺传授给流氓终将殃及自身，中国有句俗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对一切为了竞争势利的族群来说，教会他们恐怕不仅仅是“饿死师傅”的结果，极有可能是“打死师傅”的下场。所以，文明的外部力量在干预势利主义族群的现代化进程中，一定要注意推进现代化的先后顺序。一百五十年前的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早就认识到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要注意优先顺序的重要性，提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然后是制度的现代化，最后是器物的现代化。这个顺序不能颠倒，颠倒了看似走了捷径，其实是行不通的......如果先实现了器物的现代化，结果必然会严重延迟思想的现代化，因为有恃无恐了！”。[１８]而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指出落后国家在学习先进国家过程中倾向于技术模仿，短期内可以会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给长期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１９]这是对福泽谕吉警示的进一步论证。笔者认为，后发劣势是相对于后发的落后国家而言的可能后果，对于在技术上被学习模仿的文明国家而言，却可能是一种师傅被学到技艺的流氓徒弟反杀的“后发危险”。曾经毫无顾忌向中国大陆敞开大门的文明国家，已经遭遇和正在面临中国大陆“流氓学艺”带来的“后发危险”。好在文明国家已经警觉，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文明国家开始选择性的关上先进技术大门以“去风险”，对中国大陆统治集团进行卡脖子，在它艰于呼吸向文明国家求助续命的时候，再不能重蹈覆辙无原则无条件地敞开大门，还应牢牢把握主动权，坚决要求中国政府首先放弃对宗教、教育、信息、言论的控制权，还民众宗教自由、教育自由、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让其主流价值从低阶的“势利主义”向高阶的“公义主义”演进；同时，在制度上也进行货真价实还权于民的民主化改革。根据其主流价值演进进程和自由民主改革进程向中国大陆有序开放。坚守“先学好，才授艺；不学好，不授艺”的基本原则。
当然，有一种可能是中国大陆统治集团，甘于或被迫闭关锁国，将文明国家的观念文明、制度文明连同技术文明一概拒之门外，绑架人民进行朝鲜金家王朝式的极权统治。鉴于势利主义族群无法或难以自救的事实逻辑和形式逻辑，文明国家应当出于人道主义和捍卫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考量，站在惩罚反人类反文明罪行的道义高地，凭借遥遥领先于野蛮国家的军事优势，对中国大陆的首恶集团进行精准打击定点清除。将中国人民从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后，文明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如二战后对日本实施的美式托管，在思想上推进普世价值的教育，在制度上进行自由民主的改革。一旦中国实现成功坚实的民主转型，国际社会将清除最大的邪恶轴心和战争隐患，人类社会极有可能迎来和平共处长治久安的光明前景。
注释：
[１] 肯尼思.E.博尔丁，《权力的三张面孔》，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２]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３] Richard Bartlett Gregg：“The Power of Nonviolence”，J.B. Lippincott Co., Philadelphia，1934
[４] Richard M. Emerson：“Social Exchange Theory”，SAGE Publications，1987
[５] Gerhard E. Lenski：“Conflict, Power, and Privilege”，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6
[６] Caroline Heldman:“Protest Politics in the Marketpla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7
[７] Francine Tremblay：”Self,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Lexington Books，2023
[８] Abhijit Banerjee, Lakshmi Iyer, and Rohini Somanathan:”Public Action for Public Goods: Theory and Evidence”，derived from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Elsevier Science,2008
[９]Al Gore:”Earth in the Balance: Ecology and the Human Spirit”，Houghton Mifflin，1992
[１０]Karen Nielsen Breidahl, Nils Holtug and Kristian Kongsh： “Do Shared Values Promote Social Cohesion? If So, Which? Evidence From Denmark”,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8
[１１] Liza G. Steele and Scott M. Lynch:“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China: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Dur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November 2013
[１２]David C. Rose:”The Mor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Behavi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１３] Tim Kasser: ”The High Price of Materialism”，Bradford Books，2003
[１４] 鲁迅，“阿Q正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21年
[１５] （英）阿兰·德波顿，陈广兴 南治国/译，“身份的焦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版
[１６] 托夫勒著，吴迎春、傅凌译，“权力的转移”，中信出版社，2006
[１７] 黑格尔，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１８]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１９] 杨小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时曾提出一个概念，即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2002年在天则做了主题为“后发劣势”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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