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暴力（8）

祝峰

中华大地的总体地貌特征属于山脉纵横交错又丘陵起伏延绵。是最不适宜游牧的区域。而北方的蒙古大草原又多处于严寒刺骨的西伯利亚地域并伴有严重的沙化土质。这就造成了该区域的生存意识取向严重偏向于屯田造地禾草为生的生态格局。这样的生态属性注定了其人文意识上的狭隘与浅薄。正所谓见多识广，长年累月呆在一个地方不动难免坐井观天不思远景。其固化性的占有欲望伴随着生存的利益观，使得这里的人更注重小利得失而难以敞开心扉去拥抱更广阔的天地。到了金属时代的中期，区域霸主对这些居有定所的田园农夫们的掌控变得更加轻松自如，强权暴力的施展空间与日俱增。生活在如此处境下的人们，走不动跑不了，要想活命只有忍气吞声趋炎附势并最终沦为奴隶和顺民。

这就是中华历史上宣称的“井田文明”。也是东亚特色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客观上更有利于独裁专制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统治者坐拥四方天地，独霸黄山碧水，无需奔波征伐，无需游走四方，需要什么拿什么，一切都是瓜熟蒂落手到擒来，岂有不快活之理？因此，农耕文明的厚度源自于地域特征，而农耕文明同时又是强权暴政滋生蔓延的肥田沃土。中华文明最终演变成强烈的专制文化，农耕特色伴随着土地贫瘠是促成其生成发展的另外一个重因素！

反观欧洲，平均海拔仅300多米，整个大陆架属于自然板块形成，无高山冲积效应。因此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草场葱郁，环境富饶。其良好的四季温差不仅使许多自然植物得以循环罔替，也给人类创造出修生养息的天然圣地。每逢冬季来临，人们可以利用夏季收获的储备，升起炉火放松生存带来的紧张和疲劳，充满闲情逸致的去思索与品位更高的人生境界。而在长夏无冬的热带地区，人们便无法享受生息的快乐和滋生智慧的遐想。即使到了近古时代，处于四季炎热的赤道地区与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也是很难具有储备食物的自然条件。酷热不仅使食物极易腐败变质，也使谷物和蔬菜难以长久保存。因此，生存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不得不一年四季处于辛苦的劳作之中而难有修生养息的机缘。这也是人类的始祖最终从非洲大陆迁徙至亚欧的原因之一。没有储备就等于没有剩余，没有剩余就等于没有积累，也就不会产生财富积累后的文化底蕴，更不会产生民主萌芽后被专制取代的演化过程。这是一个哲学与道教文化涉及的自然观的演示过程，也是所谓文武之道张弛有度亦或是物极必反的逻辑潜规则。

万物生灵皆有辉煌又皆有蛰伏与敛匿。即使是光芒万丈的恒星也有辉煌殆尽终老一亡的那一天。要成为永恒的光芒使者，就必须循环往复张弛复举。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样无法摆脱这样的魔咒。气候与温度配合地力的自然馈赠使能，就成为人类发展最为寻常的厚势。而欧洲不仅具有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又具有水丰草肥地力兴旺的自然景观，它不仅能为那里的人们提供丰厚的食物资源，又能使那里的人民享受四季温差所带来修生养息厚积勃发的地域优势。

在欧洲，同样撒下一把种子，即使不用辛劳的灌溉与施肥，其自然产量也是东亚大陆的一倍以上，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人类获取生存资源的层次。低海拔的生存环境，提供了人类进化及增强所需要的大量的氧气资源。肥沃的土地使得人们能简单而容易的获得各种草本食物的硕果。农耕换来的生存资料不仅满足了自身的生存，还出现了以个体为单位的资源的剩余与累积。这使得企图占有这些财富的人不得不畏惧具有平等财富权利的人们其反抗的决心，意志和能力。

莱茵河，多瑙河，伏尔加河，纵贯肥沃的欧洲大地，其间还充盈着泰晤士河，赛纳河，乌拉尔河，顿河，易北河，第聂伯河，罗讷河等。在这块并不算太大的土地上，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水网资源，又岂能不造就出丰盈华美的硕果？！水乃生命之源，有水则兴，无水则衰，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认知，也是全人类的认知。世间原本为金，金生木，木生水，水生火，火生土，土生根，乃生命之根也。说的就是世界原本是金属属性的物质，大千宇宙的恒星行星其原始状态皆为重金属所构成。金属与石头经风吹日晒炎烤糯化而为碳性物质。这里所说的木就是指碳而非植物性质的树木。碳化物质聚生成气气经冷凝转化为水，则生命源自于水的时代。水生雷电骤雨，雷电成火，高温炼狱至碳酥而成土。至此，生命体系被完美的搭建起来。可见，水是生命的始祖，没有水就没有生命的起源。而今天的茫茫宇宙的绝大多数区域仍旧沉浸在“金与木”的状态，意既是金属高温熔岩所形成的石头性质的金属质地的物质，因而不成生命不成水土。

地域的富饶，土地的肥沃，为游牧生存带来了希望和机遇。面对蓝天碧草和无边的天际，人们往往会浮想联翩纵情声貌，进而敞开心扉，顿发豪情万丈，自私，狭隘，庸俗，短视，统统不合时宜。对天，对地，对自然，对宇宙，展开无限的畅想，其生存的境界自然而然的得到了升华。面对强权霸道的觊觎，他们可以游走四方挥洒自如，使占有与掠夺欲望自渐形秽，使贪婪和野心无处容身。天高地阔，任我翱翔，不卑不弃，流走他乡。独立，自由，自信，自强，哪堪忍受抢掠与欺凌。。。。。。因此，游牧民族的文化，本身就具有抵御强权暴力的天然优势与内在的品性。这不仅仅是表现在外在的生存方式上，更体现在文化思维的潜意识当中。自私贪欲往往产生于密集的群体生存模式下，人多嘴杂，众口难调，因而多生是非，多生杂念。就人性道德观念的延展性而言，寡众甚至孤独的生存模式下往往会诞生更多的客观与理性的思维理念，进而产生更多的人类原始本征属性的道德观念而不会因随波逐流的群体意识而迷失心智！

另外，游牧民族的居无定所和满天下游走的个性，决定了其被压迫和管控的范围被大大的缩小。同时，游牧的性质使得人口出生率大大的下降，人口密度远不及东方的中国。这就为财富的分配具有一个相对充裕的大环境奠定了基础。

广袤而富饶的草原为游牧产业带来了天然的蛋白质资源，进而使绝大多数人早早的摆脱了饥饿的困扰。而游走四方的生存模式无疑使占有欲望最大限度的变成绝望。最终产生的集权政权更多的是出于保护区域民众的财产与利益，而不是为了占有这些财产与利益。这是因为剩余财富的产生必然催生出强盗与掠夺者，而无论这些强盗是以直接暴力手段还是以间接的政治暴力手段去掠夺，都会导致那里的人类族群的灭绝。因此，只有构建起集权暴力的组织形态才能与掠夺者抗衡。这里所强调的是暴力下的抗击手段，暴力抗击必然伴随着高度的集权与号令，而这样的集权意识最终演变成了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系。这样的集权政治的产生，与东亚大陆所产生的集权专制体制从根本上就不是同一目标下的产物。它更多的是为了抵御强盗性质的掠夺而不是政治掠夺！

在欧洲集权政治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其起始点是处在多数人的财富保有量与生存地位基本平衡的状态。因此，这样的集权必将受到赋予该集权的民众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限制与约束。与之相反的东亚集权，则最大限度的体现在暴力掠夺那些羸弱群体与阶层差异较大的弱势群体后所产生的集权政治体系方面。而这一巨大的差异无疑是地域特征与区域资源结构所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