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民主取代中共的假民主
作者：樊梨花
一，中共对人民的领导是非法、缺德的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就是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的“人民最大”；就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并做到官为民所选、权为民所授。
民主制度要求：任何党派上台都须经过人民票决授权，凡是未经人民票决授权的所谓的领导权都是非法的、野蛮的、缺德的。
共党书记对社区、国家的领导权未经过人民票决程序来授予，因此是非法的、野蛮的、缺德的暴政。可是，中共却以“人民共和国”招牌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欺骗世人说：中国就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其实，中共的“人民民主”就是假民主，眞奴役。
中共的宪法序言规定，共党过去领导了革命建设，所以，有权继续领导人民。这违反了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然是“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那么，决定由哪个党来领导国家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属于人民，决不能用宪法来限制人民的自由选择。没有人民的授权，就宣布自己是国家的领导者，显然强奸了民意，颠覆了“人民主权”或“人民最大”原则，不符合民主精神，是非法、野蛮的。毛泽东时期，搞党领导一切，剥夺人民的选举权，是彻底的秦始皇独裁。邓小平掌权后，搞人大代表的基层直接选举，算是前进了一步；但是，人民竞选人大代表，又遭到共产党镇压。民国在百年前，就有了县长、省长直选。而中共国到现在，仅仅村长是民选，而且村长还必须接受党领导，然而党的领导人从来不是党内竞选也不是民选的，这显然是一党专政的奴隶社会。村民质问共产党干部：“为什么由多数村民选举的村委会必须接受由少数党员选出的党支部领导？如果村支书是铁定的‘第一把手’，那么选举村长这个‘第二把手’又有什么意义？村里大事都由党支部决定，那村民会议和村代会干什么用？坚持‘党管干部’，那还耗费精力搞什么选举？”村民认为“上千村民选举的村长自然比几十名甚至几名党员选出的村支书要有权威”。村党支部书记管全村的领导权未经过村民授予，违反了“权为民所授”的普世价值。可见，党的领导不得人心、是反民主、反人类的逆流。
政治的核心理念是：掌权者只会对授权者负责。蔡英文对台湾人负责，因为她的授权者是台湾人民。共党干部不对人民负责，因为他们的授权者是中共的书记。习近平不对人民负责，因为他的授权者是中共中央的大佬们。中国目前的状况是：1) 干部源于共党推举，官员效忠共党，全心全意为党谋利益。2) 官员由上级任命，他们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人民成了屁。未经过人民选举程序授予的权力，是非法的反人民的，必然腐败秃顶。现今的中国，没有一个官员是廉洁的。一个村书记就可以贪污上亿的钱。
有人说中国政府只要引入监督制度或者官员财产透明化就行。问题是，谁来监督政府运行？谁来审计政府财政？谁来审核官员财产？在媒体姓党后，人民发现了问题，共党跟你耍无赖，人民能有什么办法？就像李刚，人人知道他贪污，但是官僚集团就是庇护他、不调查他，人民能有什么办法？所以说中国问题的核心是没有民主。30多年来，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来改去，一直逃避民主化改革。如果人民能够投票选举、罢免官员，“地沟油”、毒奶、毒疫苗能反复流行吗？如果公民能票决官员，谁敢强拆民房？如果人民能够直选总统，谁敢放肆地贪腐？掌权者只对授权者负责，只要官员权力由人民授予或罢免，中国大多数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二、中国民主化的好处是：
1.民主保证了“人民最大”，防止了政府变坏。
2008年3月22日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群众集会上说：“没有一党独大，只有人民最大！只有人民手上的选票最大，没有一个政党比人民大！”民主国家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只是人民花钱雇用的仆人。政府及其官员是一个不能信赖的、靠不住的仆人。所以要加以限制与约束，随时对之抱戒心，否则，它就会反仆为主。仆人就该怕主人，政府就该怕人民。只有政府怕人民，政府才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政府怕人民，它才不敢蒙人民的眼睛、捂人民的嘴，人民才可自由批评，官员就不会欺上瞒下、愚弄人民；只有政府怕人民，它才不敢四处散财充阔佬，花人民的钱才会慎重；只有政府怕人民，它才不敢搞什么形象工程，浪费人民的钱财，它才不敢拿人民的钱吃喝玩乐、任意挥霍，它才不敢搞腐败，而不是由它来反腐败。如果政府首长腐败了，民主国家通过议会（或下台后）追究。韩国、台湾总统下台后都有坐牢甚至自杀的。
成熟的民主政制和平更换政府，动乱和暴力没有用武之地。对不好的政府，把它赶下台去，实行和平更换，给公民预留和平反抗政府恶政的合法管道。因此，民主政府想做个坏政府都难。因为人民不会给机会，会收回他们的授权。对好的政府，为防其僭越“人民最大”，也定期解散，重新审查，只有对审查后达到人民要求者，方才发给“上岗证”。数年一度的政府轮替，迫使政府不能把单纯追求自身执政利益当作唯一和最高目的，为防范腐败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政府轮换之权掌握在民众手中，堵塞了强势人物盗抢统治权力的管道。
2.民主能保护弱势群体，使社会均富。
在民主社会，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了很好保护。这是因为：富贵集团人数少，选票少；底层人民人数多，选票多。为了争取他们的选票，执政者会大幅增加底层人民的福利。所以，自由民主政体中福利政策必定有利于均贫富。自由民主政体的持久存在，极贫与巨富将变成稀有，社会财富分配呈最利于稳定存在的“纺缍形”结构。因此，自由民主政体有利于避免贫富分化，有利于造就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越强大，占居主导，社会就越稳定、越安全。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0表示绝对均等；0.4为警戒线，表示贫富差距较大；0.5表示贫富差距悬殊；超过0.6就是接近于社会动乱的状况。台湾2010年官方的基尼系数为0.341；而同时期的奥地利是0.231，丹麦0.247，瑞典0.25，挪威0.252，芬兰0.256，德国0.281。美国基尼系数达0.42。香港2012年高达0.537，香港成为已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1979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全国城乡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低于0.3。改革开放以后，1988年基尼系数是0.382，1994年是0.434，1997年是0.4577，2011年是0.55。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披露，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属全球罕见。
中国两极分化居世界第一。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2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5年的6.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4倍。邓小平曾说，如果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那改革就失败了。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全球平均水平的至少10倍！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全国70%的财富。美国5%的人口掌握全国60%的财富。人民银行有个统计，1千多万人的银行存款占整个银行存款的80%以上。也就是1%的人掌握着80%以上的财富，而99%的人只掌握着不到20%的财富。
中国两极分化严重是政治权利不平等造成的。弱势团体的利益很容易受到损害。在中国，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农民。农民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也没有农会来维护他们。中共的1982年宪法把罢工权取消了。中国的劳动者没有罢工的权利，没有成立独立工会权利，没有和资本、和老板谈判的权利，那就任人宰割。中国劳动者成为经济改革的牺牲品，中国的GDP是用劳动者的“血和肉”垒起来的。
中共官员是利益集团的最大主体，把持着中国的巨额财富。权贵资产阶级——8000万党员中掌权的仅约2000万左右的官僚集团。官僚集团中的99%以上属于贪官淫吏，他们组成了利益联盟，维护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人由特权集团推举，所以执政者不敢剥夺他们的腐败收入，让他们通过股票、假帐等形式避税或把资金转移国外。2009年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透露，近30年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40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卷走约1亿元人民币。巴拿马文件揭露了毛泽东邓小平李鹏的亲属，习近平的姐夫，刘云山、张高丽、曾庆红、贾庆林的子女都通过离岸公司把钱转移到了海外。其实，伦敦、纽约、迈阿密等地的中共的脏钱比巴拿马多得多。西方的政要和财团在巴拿马秘密登记离岸公司，是为了逃税，本身财富的来源没什么问题。而中共政要的亲属主要通过走私、黑市军火交易和贩毒来捞黑钱，是见不得光的，曝光后会被起诉。习近平外甥女张燕南，在香港购置多处豪宅，比如2009年以一次性付款1.5亿港币购入浅水湾豪宅。当王健林家族财富达到381亿美元的时候，习近平家族财富已经达到389亿美元了。万达股票升值1250倍的原因是什么？这里面有很大猫腻。
特权集团掌握的巨额财富与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不成比例。中国穷人收入的25%交税，富人只交了18%。中国富人缴纳的个税不到个税总额的10%，而美国10%的富人缴纳了60%多。占人口20%的美国富人缴纳了80%的个人所得税，而占人口20%的中国富人缴纳的小于10%。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让大多数中等低等收入者缴税，而理应多缴税的高收入者却缴税很少。占有80%以上巨额财富的中共特权阶层缴纳的个税不到个税总额的5%；占有不到30%的社会财富的美国富豪承担了30%以上的个税。中国的工薪阶层缴纳的个税比例高达50%；美国的同一数据则不到5%。
3.民主制度更容易保障人权。
人权就是人之为人按其本性应享有的权利，只要是人，就有资格享有，别无附加条件。它超越了意识形态、敌我意识的狭隘偏见。正如《世界人权宣言》强调的：“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出身、财产、出生或其它身份等任何条件”。以“人”的名义而享有某项权利，并不排斥他人也可享有这项权利，人权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所有人的唯一相同标志，是所有人之间的公约数即普世价值。《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类不分民族、国籍、肤色、宗教、政见等，均享有如下基本权利：不被任意逮捕或拘禁、不被任意剥夺财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公正公开的审讯、不得加以残忍酷刑、对政府政策或社会现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宗教和信仰的自由、和平集会的自由等。这些人权都可以限制政府的权力，如果人民无权制约政府，政府怎会让步？？民主制度可以让人民通过言论自由、集会、示威、竞选等极致来制约政府，从而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不让它出来乱咬人，所以比专制制度更容易保障人权，人民可以不做雷洋；即使做了雷洋，社会也有能力纠正。
台军下士洪仲丘退伍前被关禁闭7天，2013年7月3日因中暑猝死。台湾人多次走上街头抗议；7月20日总统马英九到洪家拈香致意，并表示“这案子管定了”，但对家属提出“希望由公正的第三方介入调查，而非由军方一手遮天”的诉求，马却说“不方便”。而后知名作家张大春，在脸书上痛骂马英九是人渣治国！知名音乐人许景淳表示“政‘腐’令人不寒而栗”，她甚至连写三次“我们全体公民睁眼盯着管定了！”8月3日，25万人涌进凯达格兰大道抗议，民众身穿白衣、头绑黑布，共同追思洪仲丘。人们在马英九办公楼上投射“冤”及“真相”字眼，向当局要真相。马英九与遗体告别被怒骂滚回去。马英九鞠躬道歉、国防部长请辞、家属却拒绝与鞠躬道歉的总统握手。
“一个民族，两种制度，为何他们的生命如此有尊严？而我们却要像狗一样屈辱的活着？”因为台湾“人民最大”，选票价值高，总统乃民仆。美国有一句话说得好，no justice，no peace。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不平则鸣。共产党把“鸣”看成是乱，说“稳定压倒一切”，当然是不对的。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加一句：no fights，no rights，没有斗争就没有权利。肯尼迪总统在推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时说：推动民权运动不是为了经济的发展，不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而是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良心正义。
中国大陆无人权，国土面积再大，也不过是一个监狱；无平等，经济发展再快，也不过是多制造了一些被榨取的血汗。毛后时代，“动物庄园”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动物们被屠宰命运丝毫没有改变。2000年9月6日，四川眉山县城管将杜某乱拳击伤，唐德明被甩下货车身亡。2001年5月29日，宁夏灵武市城管强行没收锅灶时，将杨文志打死，并打伤杨建荣夫妇等人。2001年11月12日，安徽宿州市个体工商户张福才在多名执法人员的推搡与踢打中身亡。2002年1月18日，重庆市沙区城管开执法车从余波腹部碾过致其死亡。2002年11月18日，26岁的郭战卫在西安被莲湖区数名城管打死，与他同行的一名跟车青年也被打成重伤。2003年1月2日，广东潮州市庵埠镇一名三轮车夫在与几名城管人员争执中丧命。2003年2月，西安市雁塔区城管竟将摆摊的孕妇金昌艳推倒在地，并在金的肚子上踩了两脚，胎儿不幸死亡。2004年7月20日，广州天河区城管将外来商贩李月明打死。2005年7月20日，经营蔬菜的56岁江苏农妇林红英被城管打死。2006年2月16日，上海普陀区城管将李秉浩打死。2006年10月9日，广西来宾市像州县的一名流浪汉被城管打死。2007年1月8日，山东济阳县经一路宏伟酒业经营部老板李光春被11名城管打死。2008年1月7日，湖北天门竟陵镇湾坝村魏文华路过该市竟陵镇湾坝村时，发现城管殴打村民。他掏出手机录像时，被城管当场打死；姚立法到死者家了解情况，被警方抓走。2008年7月30日，重庆市渝中区的4名城管将小贩刘建平殴打致死。2009年3月30日，江西萍乡市的陈某被该区城管一、二十人群殴致死。2009年10月27日，昆明市福发社区城管将三轮车夫潘怀打死。2010年6月1日，深圳城管活活碾死老太。2013年7月17日在湖南郴州市临武县的的“模范瓜农”邓正加被6名城管用铁秤砣活活打死。
2016年5月7日，29岁的雷洋是个才新晋父亲的名校研究生，却被警察打死，这比2003年在广州看守所打死大学生孙志刚的事件更恶劣。在北京维权的祝忠孝、季新华等访民，因担心成为下一个雷洋，连续多日拉横幅声援雷洋、郭飞雄等人。5月20号下午，他们被警察抓捕。在不尊重个人人权的中国，不可能有持久繁荣，只会越来越萧条。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了全面萧条。
4.民主可以调整政府财政分配。
民主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2006年中国政府的总收入约4万亿人民币，与人民生活直接有关的教育、医疗和文化支出只占政府总收入的2%。中国政府在教育、医疗、最低保障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民生方面的投入，只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5.8%，而民主国家平均51%；中国行政开支 (公务员工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和公款报销等)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9%，世界平均是5.1%。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揭露2004年“三公”经费（即“吃喝玩乐费”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用车4083亿、公款外出旅游3000亿）的数字为11000多亿，占整个财政的37%；若加上官员们公款境外赌资上万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7%！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中国“三公”数字都在逐年增长中；而美国的“三公”却只有9%，加拿大是7.1%，法国是6.5%，韩国是5.06%，英国是4.19%，日本是2.28%。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37%，是美国的4倍。他大声质问：“这难道是共产党――工人、农民的党干的事？”凤凰卫视的杨锦麟披露，2012年中国三公消费高达3.9万亿。央视说美国总统大选花了60亿美元，但没说美国3亿人口平均每人20美元，人家是四年选一次，20除以4是5美元，也就是说，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花5美元来选总统。而2012年中国官员的三公消费3.9万亿，除以13亿是3000元，就是说每个中国人每年被收缴3000元供官员吃喝玩乐！
民主化后，随着人民控制国会，政府运行的透明化，人民缴纳的税款和被官员挥霍的民脂民膏都将大大减少，因此行政开支将大大降低。执政者为了赢取选票，往往会用来增加在民生方面的投入。因此，民主可以让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 向民生倾斜。
5.民主可以保障公平正义的法治。
民主保证社会的相对公正。民主政体不是某些人独享成果的政体，而是增进每个人的机会，尽可能促使每个人能实现自我。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可以通过公开争论、协商、谈判机制来协调利益，达到相对公平。每个阶级用正当途径追求其自身利益，都是正当的。每个阶级能平等博弈，国家政策不为个别强势阶层所操纵，不会长期只增进某一个集团的利益，也不能长期剥夺某个群体。所以，自由社会的人们无需使用暴力，通过和平谈判即可扩大自己的机会，保障自身利益。
“腥中国”是个“姓党”的共产主义国，是实施“无产阶级专政”铁腕统治的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现在教育部把学校职工分为13个等级，而共产党干部的等级更是森严壁垒。党贵们高高在上，手握生杀大权，拥有各种特权。而广大劳动者受苦受难，毫无人权保障和公平正义。同工不同酬，干同样的活，临时工的收入不到正式工的1/10。这是因为，大陆法律、规章制度都是中共制定的，中共拥有解读权；同时，中共控制了暴力机器，人民成了共产党榨取剩余价值的对象，人民没有任何工具去制约共产党，民众只能千方百计的忍耐。而且法官由共党任命，在涉及共党利益的情况下，法官就很难公正判决。即使法官公正地判了，在共产党控制暴力机器紧握“刀把子”的情况下，也很难严格执行。可见，没有民主，就无法保证法制的公平正义，就难以公正审判和严格执行判决。
因此，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民主通过三权分立等制度和公民言论自由保证了法治的公平正义。法治不仅意味着一切有章可循，政府不能任意侵犯公民私益，而且它还意味着国家的法律是得到公民高度认同的良善行为规则，每个公民对什么是法律拥有平等的发言权，意味着政府不可以把自身的任性与利益随意塞进法律之中。显然，这样的法律有利于保障人民利益。法律禁止了制度性的歧视，因此也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民主还要把大法官、大警官的任命的同意权赋予给了国会，确保了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制是使民主成为正义制度的重要保障。司法独立保障司法部门不须按其他权力部门或社会团体或政党的命令行事，从而保证了司法的中立和司法裁判的公正和社会正义。司法独立制表现为司法部门向宪法（和法律）负责以及法官间的平等、独立或法官终身制。司法独立的核心是法官个人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
6.民主可以缓解民怨。
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根源是官民矛盾，最近几年咒官、仇官和弑官现象越来越突出，因为人民没有途径排解对官僚集团的怨恨。
民主选举可以通过拉票、助选、竞选、选举等形式，形成官民互动，进而释放民怨，有人称民主是“民怨的排气阀”。而且，民主体制做到了官民平等，民间的怨气已大大减少：台湾老农的津贴和公职退休人员数额同等，中国老农没有这样的待遇。台湾人养老金人均2万元新台币，而大陆人均养老金才区区70元人民币。台湾不论执政党总部或是在野党总部，统统龟缩在狭窄的写字楼里，与各种公司为伍，而不是独占皇家园林；中共的党政机关，虽然低至县级单位，其大楼可与美国白宫相媲美，而人民则结婚却买不起房屋，有房子也难逃被强拆强迁的劫难。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都不要政府发工资！大陆共产党及其狐朋狗党都是吃民脂民膏的吸血鬼。台湾的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人均只有区区4万新台币，普通工薪族人均工资却高达7万新台币……
在医疗上，台湾人不管生了多大的病，到医院治疗，一律只付37台币，其余统统由政府买单；大陆人民生了大病，时常弄得全家破产，或者因无钱医病在家等死。一芬兰人锯树时把自己的血管打断了，马上打电话，医院派直升机救助，而且患者一分钱不用掏。如果中国有福利保障的话，就不会出现说街上老太太倒地没有人敢扶的情况，就不会出现小悦悦被车碾而无人理睬的情况。中国屁民们喝毒奶，权贵却生吃人奶。2008年大陆发生三聚氰毒奶事件，官方称受害的婴幼儿30万，6名幼儿死亡。官府早就知道了毒明胶和毒胶囊在全国泛滥成灾，但是却装聋作哑，置之不理，让亿万人中毒 。2008年山西近百名儿童因问题疫苗致死、致残。据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中国每年新增新生儿1600多万名，每年注射的疫苗超过10亿剂次；每年至少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留下终身残疾。记者多次揭露，却遭官方迫害。直到2016年3月毒疫苗再次酿成死亡事件，官方才下令彻查。21岁的大学生魏则西患了癌症，却被武警医院诈骗20万而死；广东病人杀了60岁的陈仲伟医生后跳楼身亡。这是一个无处发泄怨气的绝望社会。
7.民主制度纠错能力、创新能力强。
在一党执政下，决策的后果必须由这个政党独自承担。但决策难免会有失误，如果认错，人民就会怀疑它执政的合法性，也会要求惩治决策者，所以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错下去。可见，专制制度没有自我纠错的机制，只有一错到底，最后彻底毁灭。
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可以通过选票去纠错，例如：当美国人意识到越南战争的错误，通过投票去结束了它……民主制度通过政府定期轮换，使得下一届政府可以在无须承担政治责任的前提下中止执行上届政府明显错误的政策。民主政治有能力在保持其合法性的同时，修正它的缺陷；从而使民主制度能持久下去。这就是民主的自我纠错的机制。民主政体的自我更新能力是这种政体从开创时起就表现出来的优势，在古希腊，专制的斯巴达人害怕创新，民主的雅典人热衷于革新。当代的自由民主政体继承了这些优点。
8.民主社会和谐安宁，不可能有“稳定压倒一切”的荒谬
追求自己合理的利益和幸福，是每个人最高目标；任何人都不应该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人手里。民主政体承认你的生命属于你自己，而不是属于国家、阶级、政党或你的邻居；你确定你的人生目的，而不是国家或政党来确定你的人生目的。所以，任何专政（专制）政体都是不义的。在迄今所有政体中，只有民主政体最符合正义原则。它的国政大权不是操持于一人或小集团之手，而是操于大多数人之手，能促进人民成功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因此，就自动成为人民急切地主动去维护的对象，若如不维护，这种有利于人民的政体会有倾覆之虞。
哈耶克认为，自由民主政体的秩序是自生自发的秩序，其稳定性不是靠压力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稳的，是人民自觉自愿的。由于人民之间的利益能得到比较好的平衡，矛盾与冲突能在和平的公开的博弈中得到调和，也就无需政府以“稳定”为名加以特别维护。“稳定”不会被政府用来作为压制人权、乱捕乱杀的借口。
9.民主必胜专制
专制的体制成本高。首先，中国人均税负高。其次，中国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都去跑关系，迫使体制内外、大官小官、是官非官每天要花几小时泡饭局，耗费青春，拖延企业发展。第三，对契约、对私人产权保护不牢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抑制民间创业的积极性。专制必须依靠镇压和欺瞒手段才能维持统治，专制就是强制，强扭的瓜不甜，捆绑难成夫妻，怎么会有创造和效率呢？专制下，不可能有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因为国家没有真正确立私有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资本外逃难以避免。专制内耗大、耍两面派、勾心斗角不已。专制任性随意，没有羁绊。他的步伐总很峻急。但因方向不对，总是走两步退一步，最终落在了后面。
民主体制代表大多数，所以不免有许多牵制，而显得步履缓慢。但因方向正确，所以总能领先。
专制神秘隐蔽，爱搞阴谋诡计。但结果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得不偿失，以失败而告终。民主公开透明，不能包藏祸心和使用奇谋怪招。但与邪恶作战时，他总是能以正义的光明来驱散邪恶的黑暗。以正义之师后发制人，后来居上，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中国统一的难点就在于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台湾是先进的民主制度，中共是落后的专制制度；台湾人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监督政府，所以政府要为人民尽职尽责，大陆人民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监督政府，所以政府骑在人民头上，无法无天；台湾人民生活自由，享受各项社会福利，大陆人民受着痛苦的奴役，连生存权也被剥夺。2013年底，原招商集团董事长秦晓的多本著作已在内地书店被要求下架，尚未出版的书籍也被下令停止出版，因为他歌颂普世价值并要求民主化改革。秦晓之父为中共元老秦力生，属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干部圈子中的一员。2015年底，秦晖研究中华民国的《走出帝制》的书籍被中共勒令下架。可见，习近平是顽固的专制派。以习近平为首专制派必将被历史所淘汰，比将为蔡英文式的民主派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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