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開化與中國的自由出路：

批判極左僣政與民族幻想，回歸秩序現代化之道

岡本尚文

1. 前言：中國自由化的核心問題

過去百年來，「中國如何實現自由與現代化」是政治思想與改革論辯中的核心議題。但歷史證明，中國並未如某些自由主義理論所樂觀預測的那樣，隨經濟發展自動轉型為自由民主政體。事實上，百年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始終繫絆於兩個虛幻的信仰：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一者沉溺於歷史仇恨與文化自戀，另一者崇尚平均幻象與集體主義，在實踐上則共同構成極權政體的民意基礎。

中國之所以始終無法邁向真正的自由與現代文明，根源不在制度設計，而在於大多數人民的素質與價值觀深陷這兩種意識形態中，成為鞏固極權統治的基本盤，難以接受「文明開化」的洗禮。

2. 中國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結構性障礙

1. 民族主義的仇外文化與「道統接收」

孫中山雖創立民國，但其思想根本仍建立在「百年國恥」與排外民族主義之上，之後北伐、抗日的民族敘事幾乎被中國共產黨「接收」。中共將其轉化為一種反西方、反個體自由的統治工具，讓民族情緒成為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基礎。

正如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現代化不是僅靠制度移植，而須建立在特定價值文化之上。」中國民族主義強調集體仇恨、道德優越、文化本位，與西方資本主義所需的個人責任、自我約束與理性倫理根本不兼容，無法構成自由社會的價值基礎。

現今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自卑轉自大、自我感覺良好、排斥西方價值的文化沙文主義。這種「義和團式」的民族情緒，在中共政權的詮釋下，成為延續暴政的群眾動員工具。

2. 社會主義的巨嬰依賴性與經濟制度阻礙

中共的社會主義不僅是經濟控制，更是文化控制的工具。大量中國人深信「奶媽式」國家能為他們打理一切生活事務，從就業、醫療、育兒到言論道德，期望國家是全能家長，這種巨嬰文化導致極權具有高度民意基礎。

奧地利經濟學派尖銳的批判社會主義，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強調：「計畫經濟的實施最終必然導致自由的毀滅。」因為在中央計畫的架構中，個人沒有選擇的餘地，資源無法透過價格機制有效配置，暴力機器就必然壟斷資源分配，從而催生極權主義。米塞斯也在《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分析》中指出：「社會主義無法計算成本，因此無法形成有效率的經濟體系，導致普遍的匱乏與官僚化，進一步強化國家干預與個人依賴的惡性循環。」

3. 中共極左僣政的巨嬰與暴民基本盤

中共打著反帝反殖、民族復興的旗號，奉行極左暴民政體的統治邏輯。他們鼓吹鬥爭、消滅資本、拒絕個人自由與物權神聖，並藉由資訊封鎖與意識形態洗腦，使廣大民眾甘願放棄自由，只求被國家「管好一切」。這類暴民與巨嬰型群眾構成了中共政權的基本盤，喪失自由意志、拒絕自律，只求家長式國家為其規劃人生，其三觀與自由世界人民迥異。

「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在中國網路防火牆內，筆者親歷過無數支持極權的「順民」，他們厭惡自由，恐懼變革，希望國家如奶媽一般包辦生活。這種深層文化心態，是中國政治病灶的根本所在。

今天的中國自由主義反賊，雖有對言論自由、民主制度的真誠追求，但其發展受限的根源，並不在於其主張錯誤，而在於這片土地上絕大多數人尚未擺脫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洗腦。

個人主義、私有產權、法律平等和理性主義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但這套思想難以被沉迷於「強國夢」與「共同富裕」的中國大眾理解與接受。更遑論那些仰賴國家「打理一切」的社會主義巨嬰與暴民，他們對自由的態度從來不是渴望，而是厭惡與排斥。

3. 威權現代化與文明開化：台灣模式的啟示

1. 蔣經國與「秩序先行、自由後置」的實踐

與中國大陸的極左僣政相對，蔣經國的台灣現代化路線提供了一條可借鑑的「威權下的自由化」典範。他並未走毛澤東的群眾動員與階級鬥爭老路，而是以國家機器維持秩序，保障市場經濟，推動基礎建設，吸納本省知識菁英，扶植中產階級的崛起，最終促成自由化與民主轉型。

自由不是自上而下灌輸的抽象概念，也不是草莽革命中自然誕生的產物，而是有賴於經濟自由、社會秩序與思想啟蒙的配套建構。這正是「文明開化」的真正含義。

這與杭亭頓在《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論述的「政治現代化」路徑高度契合——當社會動員與政治參與快速上升，但制度能力不足時，民主化反而可能導致無政府狀態與失控動員。唯有透過穩健威權先建立秩序，國家能力增強，才有條件轉型。

2. 日本殖民台灣：非西方世界成功現代化的範例

同樣，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也展現了威權現代化的正面力量。後藤新平等殖民官員以專制手段建設基礎設施、引進現代教育與衛生制度，使台灣擺脫落後窪地進入文明之門。李登輝曾直言：「若非後藤新平，台灣今日可能仍如非洲落後地區。」

韋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論說明，現代化的關鍵不在於政體是否民主，而在於是否具備制度化的專業官僚結構與行政效率。日本殖民政府正是以非民主手段，實現了比清國更理性與有效的統治結構。

若當年由余清芳、莫那魯道等農民、會道門或原始部落領袖領導的抗日運動成功，台灣恐早在民族革命浪潮中被共產政權併吞，甚至獨立也不過是個資源匱乏、缺乏治理能力的第三世界小國，無從進入世界體系的核心。

4. 自由化的條件：中產階級、資訊開放與社會自治

1. 經濟自由是行動與思想自由的前提

哈耶克認為自由市場本身就是一種秩序，它容許個體根據自身知識與偏好進行選擇，並在自發秩序中創造知識的分散傳遞。當中國仍維持國企壟斷、公有制導向、土地國有制時，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難以落地。

2. 自由非群眾運動產物：顏色革命的反面教材

許多反賊期待通過顏色革命改變政權，然而中東與北非的失敗例子正好說明這種思路的危險：

• 伊朗1979年革命推翻親西方王朝後，反而迎來伊斯蘭極權；

• 阿拉伯之春中，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由軍閥、伊斯蘭主義與無政府狀態所取代。

歷史證明，光有民主程序並不足以帶來自由與文明，民主化運動在失去秩序保障後迅速淪為宗教狂熱、軍閥割據與族群內戰的溫床。這些例證警醒我們，顏色革命並非通向自由的萬靈丹。在人民缺乏公民素養、社會缺乏中產階級與自由市場基礎的前提下，貿然推動民主往往只是導向新一輪暴政的開始。

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提醒我們：「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或弱國國內，政治真空容易被極端勢力填補，而非理性秩序的自由政府。」換言之，無秩序的自由不但不會帶來和平，反而招致混亂與暴政。

必須務實地認識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尚未完成啟蒙的社會中，單靠選票或街頭運動無法實現制度性轉型，必須依賴有秩序、有紀律、有理性推進現代化的統治權威。中國若一旦進入無秩序的政治真空，極可能不是走向自由，而是陷入民族主義或極左暴政的再次迴圈。唯有有序的現代化，才能為真正的自由奠定根基。

5. 未來中國的可能出路：三位一體的文明聯盟

基於以上理論與實例，我們得出結論：中國的自由化，必須由商人、知識分子與開明專制者組成的三位一體共同推進。

• 商人推動市場經濟，創造財富與中產階級，為公民社會提供穩定根基；

• 知識分子提供理念與理性工具，引領觀念啟蒙與價值轉型；

• 開明專制者負責以鐵腕維持秩序，鎮壓暴民和愚民，抑制極端動員，推動現代制度建設。

這種模式既非自由主義式「先選票、後制度」的冒進之路，也非社會主義式「國家全能」的專制幽谷，而是一種制度建設與文化啟蒙並進的文明開化工程。當經濟自由實現，個體才可能追求行動與思想自由；當資訊開放，人民才可能學會判斷與反思；當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體，民主才有生根發芽的可能性。

6. 結語：文明不是投票的結果，而是秩序與理性的積累

今日中國，不缺自由的想像，但缺文明的土壤。唯有認清：自由不是所有人與生俱來的直覺，也不是人人配享的自然權利，而是一種透過秩序、財產、自律、教育長期積累的文明果實。一切自由都以秩序為前提，否則將淪為暴政的工具。

中國的自由化與現代化，不會來自革命，不會來自選票，也不會來自一群尚未擺脫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幻覺的群眾。而只能來自由上而下、由秩序而自由的文明開化工程。我們需要的是新一代的後藤新平、蔣經國、李光耀，而不是新的毛澤東或造神式的民主鬥士。只有當知識分子敢於啟蒙，商人捍衛市場，開明威權敢於擔當，華夏大地才可能真正從東方暴政的幽谷中走出，迎向屬於自由人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