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民主—帝国论
刘自立
有一种说法针对某一种体制认为，……此体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当然是针对中国的皇权体制——但是对于世界上其他体制乃至对待古希腊、古罗马、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所谓西方学人之正面帝国主义和负面之，又是这种说法的一个补充；而尼采关于基督教千年坟墓说，在某一个侧面呼应了汤因比之把希腊精神变相注入基督教使之人性化和体制化（与政治分离）的说法。虽然教宗之一曾经对天主教从十字军、（首起）屠杀犹太人之罪行做过迟来的道歉，而这毕竟表明了一种扬弃罪恶的勇气——遗憾的是梵蒂冈没有对庇护七世和庇护十二世分别对待拿破仑无可如何，对待希特勒奴颜婢膝之罪做出“罪己诏”。可是他们的做法比起千年以前的教权极权主义和中世纪宗教法庭还是有些改善。这是赘言。我们看到所谓的勃兴和衰亡，其实，并不像中国的事情那样简化和苟且。古希腊民主之勃兴自来有之，不管是德莫的乡村自治，还是雅典的帝国民主，也不管他们是神之治理如忒休斯，还是人之治理如梭罗，德拉古或者莱库古斯，他们都是民主法制的首善之区。但是，希腊、雅典、科林斯、斯巴达、底比斯……的相继衰落和败亡，给了拜占庭，马其顿和罗马继之崛起之命运。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勃焉？忽焉？其实，这是比较东方事物更加奇诡的转换。这种转换，早有西方学人屡屡讲到。这就是我们一再重复的古希腊罗马的混合政治体制乃及她延伸于今。其一，这个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人类的各种利维坦和民主治，肯定了夹在其间的僭政体制和僭主，肯定了凯撒和王制等。也就是说，这种、或者那种政治体制，在其转换中实现价值，带来文明且演绎历史，让史学变得更加趣味。这是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这种转换同样带来他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何以一种古代的民主，会被古代的皇权和专制所代替。其二，这种转换的正负效应，究竟是不是黑格尔所谓历史之必然；其三，历史上，有无黑格尔这种必然？
我们看到，以上问题，不单是一种价值评估，也是一张趣味评估。因为，当人们不会像斯达尔夫人或者阿斯帕琪雅那样对待拿破仑和伯利克里的时候，他们是以和民粹相反的角度，去仰视这些人性的（精英们是不是伟大的人性，不分善恶，兼顾其中的人性呢？见柏拉图—普鲁塔克观点）所以，就像人们谈论帝王师傅那样，人们更多地谈论帝王……但是，人民总是在谈论人民自己的时候，是最为单纯，准确和中肯的，因为人民自己创造了他们的体制民主——而这个民主体制，就是起始于雅典民主的。古代希腊民主的转换，其实，就是这种民主的不会忽焉的证据和历史。这个转换的理论建树，当然是由柏拉图开创的，由亚里士多德继续，再由波利比奥再继续，再再由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继续之……根据日耳曼人，他们自认他们日耳曼人是没有法律的民族；他们建制，必须从实习这种法律开始。这就是日耳曼融入西方历史的开始——也是后来马克西米利安（乃及其孙）像变魔术一样，把最初的日耳曼人变成了最后的哈布斯堡家族。这里的资料也许读者并不熟悉。兰克提示了我们，见《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在其好运之初、各民族开始迁徙之际，西哥特的国王阿陶尔夫设想建立一个具有哥特人风格的‘罗马帝国’，自己成为所有民族的凯撒，继续使用罗马法。”于是延伸阅读成为可能（维基）——“根据阿塔夫/阿陶尔夫的统治，西哥特人不能说是定居王国的主人，直到413年在阿塔夫拥有纳博讷和图卢兹之前。尽管阿塔夫人仍然是阿里安的基督徒，但他从罗马天主教的角度总结了他与罗马文化的关系，用当代基督教辩护人奥罗修斯在他的嘴里说的话，阿塔姆的宣言：
起初我想抹掉罗马的名字，把罗马的所有领土变成一个哥特式的帝国：我渴望罗马尼亚成为哥德亚，而阿瑟哈尔德成为凯撒奥古斯都的一员。但长期的经验告诉我，哥特人无情的野性决不会服从法律，没有法律，国家就不是一个国家。因此，我更谨慎地选择了恢复罗马名字与哥特式活力的不同荣耀，我希望后世被承认为罗马复兴的发起者，因为我不可能改变这个帝国的特征。”
这是至关重要的坦白，继承罗马法。
而这种罗马法的继承和亚历山大以后罗马继承希腊的混合政治，使得波利比奥有信心认为罗马帝国可以继续希腊民主（这是一种自治式的民主——罗马人首先是自治民，然后是罗马公民——汤因比语）。维基资料言，“Livy
made reference to and uses Polybius' Histories as source material in
his own narrative. Polybius was among the first historians to attempt
to present history as a sequence of causes and effects, based upon a
careful examination and criticism of tradition.
“ Most influential was Book 6, which describes Roman political,
military, and moral institutions, which he considered key to Rome's
success; it presented Rome as having a mixed constitution in which
monarchical, aristocratic, and popular elements existed in stable
equilibrium. This enabled Rome to escape, for the time being, the
cycle of eternal revolutions (anacyclosis). While Polybius was not the
first to advance this view, his account provides the most cogent
illustration of the ideal for later political theorists.
“译摘：李维在自己的叙述中提到并以波比乌斯的史料为素材。波比乌斯是第一批试图将历史描述为一系列因果关系的历史学家之一， 基于对传统的仔细审视和批评。
“最有影响力的是第六卷，书中描述了罗马的政治、军事和道德制度，他认为这是罗马成功的关键；它把罗马描绘成一个混合的宪政。
乃君主制、贵族和人民元素处于稳定均衡状态的制度。这使罗马暂时摆脱了永恒革命的循环。而波利比乌斯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人，他的叙述为后来的政治理论家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理想例证。”
这个第六卷说，波利比阿认为是斯巴达宪政专家莱克格斯/萊库古制定了这种在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之间有效转圜的政治体系；“即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只要是单纯的奠基在一个原则之上，会是不稳定的，因为他会迅速恶化到独特于它，而且内在于它的腐化形式。……每种政体具有自己内在的、不可分离的缺失。在国王政治上，其内在缺失便是独裁，在贵族政治是寡头，而在民主政则为暴力的残酷统治，而且我已经说过，这每一种政治都无法不堕入其本身会堕落的形态。莱克格斯预见过这一点，于是没有将他的政体设计为单纯或单一，而是结合所有政府形态中的优点以及特征，所以没有一种原则会独占，并转变成它相关的缺失；反而是他们之中的每一部分都会被其他的成分来互相平衡，所以他们之中没有一项政体的形态会不恰当地倾向或沦落到与其对应的另一方。换言之，政体由于互惠和制衡原则，在长期来说应该处于平衡状态。所以国王政治要因为要畏惧在政府运作时有一席重要之地的人民，以免沦落傲慢，而人民依次又因为他们对元老院的敬畏，所以也能克制自己，不去蔑视国王。元老院这一团体的成员，则因为其优点而被选任，而且可以在任何时候皆被信赖能一致站在正义那一方。”波利比奥认为这是斯巴达保持自由的方法。这个保持的钥匙就是所谓萊库古法制。“莱克格斯凭借他理性的能力，可以预见事件自然发展的方向以及使它们何以如此的因素，于是得以建树他的宪法，而无需去学习不幸遭遇所带来的教训。”
这有一点先验主义味道了……
于是波利比奥提出了他的三权分立——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他认为这是一种制衡制度，而后来的现代三权分立似乎没有提及人民（代议制定制）！？“元老院虽然拥有如此庞大的权力，但首先必须在公共事务上注意到人民的观点以及尊重他们的心愿。”在法律审判上，“唯独人民才有权通过或是拒绝提案。这亦是事实：假如有一位护民官介入，加以否决，元老院不仅对任何议题达成协议，甚至无法聚众开会。护民官经常必须执行人民的决议，尤其要关心他们的心愿。因为这些理由，元老院敬畏人民，而且重视人民的意志。”“然而依相同的道理，人民对元老院亦有义务，必须将其意愿列入考虑，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这些系统里三个成分中每一项所享有的权利，那个彼此协助或互相伤害；其结果是联手时，其强大足以抵挡所有紧急状况，谁也不能发现比这一系统更佳的宪政体制。”继之，波氏讨论了底比斯和雅典的法制优劣而不以为然也……略。
于是，事情也像中国人语言中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虽然，历经了马其顿和亚历山大后裔者比如安提帕特致死了最后的希腊人之一德摩斯梯尼而取消了雅典民主，但是，在结束汉尼拔和马其顿的某种不自由状态后，罗马，改头换面于两件事情：一是继承了元老院和地方自治型的元希腊斯巴达抑或科林斯专制—雅典自由体制（而李维高度赞扬罗马人民和人民性于马基雅维利的史论）；二是把基督教改造成为有别于犹太教的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天主教；也就是，把希腊枯木注入基督教精神，把基督教枯木注入希腊精神——其间过去三千年。（亦见汤因比）在此两大元素完成其政治化学组合以后，除去拜占庭和塞浦路斯等亚细亚波斯、阿拉伯国家，西方世界开始走上现代主义之路，（政治学者一般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视为“民族国家的开始”，形成了主权国家之世界秩序——而该条约究竟是不是就像歪曲的黑格尔段落那样——“存在即合理”（一个错译和一个错误！）——给只要是主权国家便以合法待之之地位？这是一个问题……。）罗马化也就是希腊化——罗马化也就是犹太化——这是西方世界造就的某种可以转移路径而不变法宗的政治魔术——换言之，这是一种前资本主义西方大融合，大博弈之路。但是这条道路有没有终结，会不会达目的，还在未定之天。……简而言之，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俄国革命的时候写到，“倘若有人认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民主’有着建设性的和亲关系，那简直就是荒谬至极，更不用说‘自由’（Liberty）”了，（不论是在任何意义上理解这个词）。问题毋宁是说：在资本主义支配之下，民主与自由这些东西到底能够存在多长时间？事实上，当且仅当一个民族拥有一种拒绝像羊群一样被统治的坚定意志，并且这种意志支持民主自由时，民主自由才有可能。”（《论俄国革命》马克斯．韦伯）
于是逻辑地评价希腊价值论，就成为研究希腊忽焉、勃焉的双向轨道。更加突出的轨道则是希腊覆亡所产生的教训对于后世民主再生派的启迪。这个覆亡论，与其说是就事论事，不如说是举一反三。这个三，就是从新分析那些导致民主夭折抑或暂时忽焉之因素。这些因素，大致就是政治学史者著名的萨拜因（蕯宾）在其著名政治学说史中研判的那些段落。他的大致含义，就是因为帝国与民主，民主与联盟，联盟于民主之关系——这也是很多希腊研讨者的观点——也是近来卡根（Robert
Kagan）研究的观点——导致其覆亡。我们不嫌其赘再研讨之。我们在“两希价值对立浅说纲要”中说过，并非这个世界（希腊世界）上只有修昔底德陷阱；这些陷阱一直以来就存在，不单过去、就是今天也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方式不同。
我们在一个网站上辩论黑格尔关于现实和理性的说法，What is rational is actual and what is actual
is rational. 所谓理性即现实，所谓现实即理性。就是为了在某个角度上谈论以上陷阱论的意义和原因，因为所有这些战争，政治甚至民主都是由“理性”造成的，包含人文主义和“神文主义”——它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各种民族的民主包含雅典民主——继而这种战争在容忍抑或消灭民主中，把民主牵引到今。所以首位产生战争原因论述者，可能就是希罗多德了。（必要说明，无论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抑或狄奥多罗斯等人，都不会产生极权主义战争-政治原因论，因为他们没有试鉴理想国——没有历经法西斯主义；所以，把修昔底德陷阱用来比喻中美战争起因论，绝对荒谬绝伦……。）这些陷阱可以从希罗多德陷阱开始其源头；首先，就是关于希罗多德陷阱。产生这个陷阱的原因就是波斯派生的帝国主义乃及帝国主义派生的战争——这个世界战争就是从希罗多德讲述波斯人野心开始的波希战争。一个英文希腊研究网站提供了这种摘要(Livius.org)——希罗多德（对因果关系的看法）。
“……希腊人在雅典的帮助下起义反叛。波斯人镇压了叛乱，渴望报复，攻击击败马拉松侵略者的雅典人。波斯人发誓要报复自己，但是薛西斯480年的远征是一场灾难;
现在是希腊轮到进攻了。
“毫无疑问，波斯战争是由波斯帝国主义习惯造成的。形成‘历史’的原则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波斯人先后使吕底亚人，巴比伦人，印度人，埃及人，斯基泰人（尽管不是所有人），利比亚人，色雷斯人
......早晚，希腊人将与不断扩张的波斯帝国战斗。
“因此，‘帝国主义’是真正的原因：不仅希罗多德是第一个问人们为什么要打一场战争的人，但他也是第一个提出抽象答案的人。”这也是历史学者通常所谓希罗多德是给出希腊——雅典正面政治、战争原因论之第一人。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希腊-波斯之间的政治和战争博弈，有时候呈现出战争决定内政，有时候恰好相反，是内政决定战争。关于希罗多德讲述雅典自由而斯巴达不自由的说法，人们耳熟能详，因为萨拉米海战和普拉提雅战役也许就是雅典自由的象征。但是，波斯有时候会改变这种不自由国家被彻底消灭自由的做法。希罗多德讲述的关于波斯人战胜希腊后给予希腊有些城邦以自由，就是一个反证。而且，波斯人还在他们对于皇权和民主的两种政治选择中类似掷骰子般地赌博之；最后还是选择了皇权，摒弃了自由。这样的选择在亚历山大大帝和后裔者战争期间也会出现。安提帕特就给雅典一种有限的自由，而只是被德摩斯梯尼所拒绝——但是关于德摩斯梯尼的拒绝坊间颇有争议，争议所在是他在为雅典还是为希腊之主题分叉中。这是第二种波斯雅典博弈论。还有就是，自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牵涉的利益争夺之间，波斯以某种雅典抑或斯巴达准同盟的关系加入其中，并且让联合它的希腊城邦获益而反对它的城邦受害。于是这种准结盟关系，也成为后来国际关系历史中一再出现的现象。我们看到，在罗马世界和后来神圣罗马世界，尤其是梅迪齐家族和斯福尔扎家族，乃及威尼斯，阿拉贡，罗马之间，在皇权和教权之间，在既不圣神也不罗马的神圣国家之间，出现了类似雅典城邦的很多意大利国家（城邦？）。这些国家也是在某种联盟结蒂和完结之中请来外敌类似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等法国因素进占意大利——而后来，个中结盟破产，“独立”战争爆发，几乎成为太阳底下无新事的历史N次重演。（资料显示“In
answer to this request for aid, King Charles VIII of France came to
Sforza's assistance by invading Italy in the first Italian Wars
(1494–1498). However, in the first battle of that first Italian
war—the battle of Fornovo on 6 July 1495—Ludovico Sforza suddenly and
unexpectedly changed sides—thus, joining the Venetians and the Kingdom
of Naples against the French and
Spanish./为此目的，法王查理八世界前往意大利参与第一次意大利战争而援助斯福尔扎(1494–1498)。但在第一次意大利战争——福尔诺沃战役于1495年7月6日爆发以后——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出乎预料转变立场——参加到威尼斯和那不勒斯阵营一边以反对法国和西班牙。（可见圭恰迪尼《意大利史》））
史料显示，单纯的卫国战争是在后世纪（？）主权国家普遍建立以后的事情。）
在这方面，联盟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朝分娩，再为诞生，诞生为民主在内帝国在外的某种方式。无论是雅典做老大，还是斯巴达位坐之，这个平衡永远会被不平衡打破；而往往产生的结果，就是盟邦邦主的位置，从民主老大变成帝国首脑——提洛同盟的命运，就是如此。（有人说，在内—外在一致化上，伯利克里的雅典是一个典范；因为他的第一公民的身份和他对待斯巴达的态度，转变雅典民主为雅典帝国——因为按照严格的定义，公民平等中是没有所谓“第一公民”的。）我们看到，这样的资料比比皆是。这样，我们正好以此话题，进入一向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说——修昔底德。
“……当雅典于433年与科西拉（现代科孚）缔结联盟时，开始围攻波提大，它威胁到科林斯的地位。斯巴达也担心雅典变得过于强大，但试图阻止战争。斯巴达人说，和平是可能的，当时雅典将撤销对斯巴达盟友Megara（麦加拉）的措施。雅典领导人佩里克利（伯利克里）拒绝了这一点，因为斯巴达和雅典曾经同意通过仲裁解决冲突。如果雅典人屈服于斯巴达的要求，他们实际上会接受斯巴达的命令。这是不可接受的，并且战争爆发了：雅典和它的Delian（提洛）同盟遭到（遇）了斯巴达和它的伯罗奔尼撒联盟。Diodorus（狄奥多罗斯）提到斯巴达人不仅宣战，而且决定宣战并在波斯寻求帮助。”（请注意，斯巴达人寻求波斯帮助，这也许不是希腊人所为第一次，以后，也有雅典人抑或其他希腊城邦寻求波斯帮助之例子。这也就是我们所为民主外因瓦解论的一般说法；往往这个说法是被希腊研究者忽略的课题。这个课题，其实，一直在左右世界历史，从斯福尔扎接纳法国皇上，到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建设的所谓后二战秩序，都呈现了现代雅典和现代波斯的你我同构和解构——这个秩序在中美，美苏，苏中……等国家关系中做到了价值论的天翻地覆——而在苏东波民主浪潮中，这个秩序也从正面被颠覆。……什么二战后秩序，这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
这是一般原因论见解；这个见解当然会补充于那段关于伯利克里著名的讲话/Funeral Oration; Speech against the
Laced&monians; Defence of his
police；那段所谓瘟疫演讲提示了这个世界关于民主与帝国关系的证明；讲话同样提示了雅典帝国主义的形成——
他的演讲如果可以作出某种摘要就是这样的。
——雅典人对伯利克里发怒（因为战争和瘟疫……）没有道理；因为他很快就提示雅典人，个人利益与城邦利益比较，后者为大。
——主权和独立胜过自身的财产……不惜一战。
——“如果你们在战争所必须付出的努力面前退缩，并且害怕他们最终不会取得好的结果的话，那么，你们应当知道我经常向你们说明的种种原因，它证明你们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如果那些理由还不够充实的话，现在我就揭示一下由你们帝国的伟大所产生的一个有利因素。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这迄今尚未向你们说明，也从未在我以前的演讲中提及过。若不是我看到在我的周围笼罩着不正常的沮丧情绪，我是不会冒失地谈及这一点的。也许你们认为你们的帝国仅只是囊括你们的同盟者，我要向你们谈谈真实情况。
——“目前整个世界可分为两部分：陆地和海洋。其中整个一部分几乎完全处于你们的控制之下--不仅包括你们现在所利用的海域，还包括更大范围的海域。如果你们有意扩展，那最终结果，就是你们的战舰在海上纵横驰骋，随心所欲，波斯国王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海军都无法阻止你们。
——“……你们还应当知道，你们战争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享受自由或遭受奴役的问题，同时也牵涉到帝国的丧失以及帝国在实际管理中所招致的仇恨而产生的危险。此外，假如在危难时刻你们当中确实有人曾认为放弃帝国是一种正直的事，那么，放弃这个帝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坦率地说，因为你们的帝国已经成为一种僭主政治；过去取得这个帝国也许是不公正的，然而放弃这个帝国是不可能安全的。那些主张放弃这个帝国，并且劝说别人采纳他们意见的人们，将很快地使城邦陷于灭亡；纵或他们自己独立地生活着，其结果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些离群索居、没有雄心的人们只有在勇敢的保卫者的支持之下，才是安全的。总之，虽然他们可以在一个臣属之邦中安安稳稳地做奴隶，但是这种品质对于一个居于霸主地位的城邦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
其实，并非伯利克里首先提出帝国主义概念。在修昔底德笔下，是地米斯托克利提出了这个第一位的概念。而众所周知，萨拉米海战中希腊与波斯的海洋之战，让波斯女将阿热米西亚失败而地米斯托克利获胜。这是看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具体事件，一件事情是抽象观念；前者是阿特米西亚无法说服波斯大王薛西斯放弃海战而专用亚细亚人的陆战战术，未果；后一件事情坊间更多讨论，就是民主是海洋派生物的逻辑判断——而这个判断的首创者就是地米氏/泰米氏。修昔底德在这个所谓的瘟疫讲话之很久以前，地米氏就说过，“泰米氏又说服他们修建了比雷埃夫斯的城墙……他很喜欢这个地方的优势，这里有三个天然的良港，如果雅典通过海上民族而增强其势力的话，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他是第一位敢于对雅典人说他们必须统治海洋的人，他还不失时机地开始建立帝国的基础。”（同上）（这个成因，导致了以后无数的古代，近现代，现代战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唯独不可能根据伯罗奔尼撒原则而针对斯大林和希特勒——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后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之战，而不是前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因子论和政治元素论。这当然不是本文讨论之处。）那么，伯罗奔尼撒时期，雅典提洛之人又是如何对待拉栖戴梦人的呢？这时出现了关于希腊各个城邦之间联盟建立，错动和瓦解过程这样的政治行为——而这种政治行为中，所谓外因决定论甚至战胜了内因决定论。如下一段话证明了这个联盟让雅典成为帝国主义——“当斯巴达宣战时，它宣布它想从雅典的压迫下解放希腊。有理由说，因为雅典已经把曾经被认为是抵抗波斯帝国的防御联盟的德利安联盟变成了雅典帝国。”那么，这个德利安/提洛联盟又是何物？众所周知，这个联盟的性质，就是抵抗波斯而拒绝成为帝国主义附庸——而这个拒绝，变成积极与消极之辩；消极，是爱国主义，积极，是帝国主义。（维基百科——）“反抗薛西斯入侵的这个松散的城邦同盟以前一直由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同盟领导，随着他们的退出，剩余的城邦在提洛岛上召开了一次议会来组织一个新的同盟继续反抗波斯人，于是产生了现在所讲的‘提洛同盟’这个称号。
“在公元前454年，雅典将军伯里克利将提洛同盟的财产从提洛岛转移到了雅典，并宣称是为了保卫财产安全免遭波斯窃取。然而，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表明许多伯里克利的对手都将这视为是雅典对同盟财产的霸占，旨在资助防御工程的修建。雅典也不再接受同盟成员的船只，人力和武器，转而只接受金钱。
雅典的这个新金库用途有很多，不仅用来修建同盟的防御工事，也被伯里克利用来修建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以取代一个旧神庙，还被用来支付其他很多非防御用途的花销。提洛同盟开始从一个联盟向一个帝国转变。”
注意，这是关键的关键：雅典（民主），提洛同盟（民主自由国关系的牢不可破——转变成其关系的不牢可破了，呵呵。）
提洛的转变，就是雅典的转变，雅典的转变，就是阿尔西比亚德，波桑尼阿斯，地米斯托里克和伯利克里的转变——抑或说他们没有什么转变，这是雅典之路的必经途径而已——这就是民主，联盟和帝国之间的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以后，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留克特拉战争乃至喀罗尼亚战争，战争的性质就改变了。人们也许会讨论伊巴密农达也是民主战士，却毫无疑问地说明伯利克里是一位帝国主义者。那么，希罗多德提供的陷阱究其含义何在？笔者认为，他的提示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者雅典民主人比如地米斯托克利，阿尔西比亚德之类几乎无法回避他们后来的、同样走上波斯之路的反例——而这种反例，是以阿尔西比亚德为典型的、以侵略西西里之战为象征的、最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范式——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大致含义了。（同样重复之处就是，波斯—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底比斯……都是自由政权或者民主、半民主政权，他们与专制的关系和专制与之之关系，例如与波斯，与马其顿，甚至于哈斯摩尼王朝之犹太国，都是一种血缘关系——而希特勒、列宁和丘吉尔、克雷孟梭、俾斯麦之间，没有这种转换。等等。你懂的。）修昔底德历史人们有所争议……但是，其中所谓人文主义因素，确是被自称要忠述历史的修昔底德所坚持。而在人文与神文之间，神的因素好像是在让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子；而这个人文中心论开始了也许也是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的迥异之处。前此关于战争起因论是这样被希罗多德描述的——
“（战争）这两个层次的因果关系是人类的。然而，在希罗多德的思想中存在着第三个最深刻的宗教层面，他与荷马这样的吟游诗人分享。希罗多德不止一次指出，神羡慕人类的幸福：强大的意志曾经被诱惑超越他们的手段而被摧毁。一次又一次，上帝引诱凡人超越人类伟大的极限（希腊语：hybris），以至于即使是最伟大的国王也会失去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例如）。”“即使是神
——据希罗多德说 ——遵守这一规律，人类对神的虔诚不能防止人类的苦难。”（同上）
这也许就是神无法改变人类的命运的证例？……而这难道不是希腊的历史论特色？
二
提洛与伯罗奔尼撒之间的联盟后来转变成为伯盟与四国联盟之间的战争，而四国得到了波斯帝国的支持——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民主城邦在国际利益和外交纷争中并无永久的朋友，也无永久的敌手；这个现象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对待民主价值论的挑战一直以来是唯此为大；现代的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并无疑问，但是这个所谓的关系论是不是可以迟早架空价值论和自由原则，也始终是一个问题。虽然在伊巴密浓达时候，斯巴达底比斯逐渐罢战议和，但是这里出现的所谓色诺芬陷阱凸显了他的含义——什么是色诺芬陷阱呢？首先，希腊世界以民主为唯一价值的现象学改变终于发生；所谓内在化民主和对象化帝国业已逐渐演变为事实。这个事实的核心就是斯巴达的胜败让某一种不同于雅迪的僭政体制和僭政价值逐步走上了压倒民主的态势。这个色诺芬和修昔底德乃及后来的波利比奥都是斯巴达主义者，也就是其体制、生活方式和法制之拥护者，而希罗多德的世界还是一个神祗仍旧没有退位的雅典世界，虽然雅典娜对于苏格拉底和对于奥瑞斯特斯做出生死两重抉择，但是毕竟这个雅典的柔和和雅典的魅力没有能够征服斯巴达。二是，随著底比斯战胜斯巴达这个回光返照之役，另外一层非民主潮流随着亚该亚联盟解体兴起与之——“亚该亚同盟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因继业者战争而一片混乱的希腊本土重新建立起来。在前251年至前229年，科林斯、阿尔戈斯、西库昂和麦加洛波利斯先后加入，联盟因此声势大壮。当前235年斯巴达国王克里昂米尼三世实行改革并向亚该亚进军以图恢复斯巴达在希腊的霸权时，亚该亚同盟不惜引狼入室向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三世（永远许诺的人）求援。安提柯三世派来了援军，与亚该亚同盟一起在塞拉西亚战役中取得了对克里昂米尼三世的决定性胜利。但是，亚该亚同盟因此再度落到马其顿的卫星国的地位。
“从前198年开始，亚该亚同盟与罗马联合反对马其顿在希腊的统治，在菲洛皮门将军的领导下，亚该亚最终打败了已被严重削弱了的斯巴达并控制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然而亚该亚的优势不能持久。在接下来的40年里，罗马人逐步征服了整个希腊。亚该亚同盟最终付出了被罗马兼并的代价。前146年，罗马元老院将亚该亚划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维基百科，下同）
另一个就是被战败的埃托利亚同盟，它“是古希腊的一个联邦国家，以希腊中部的埃托利亚为中心。同盟创立于前370年以反对马其顿和亚该亚同盟。前290年，它在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与罗马结盟占领了德尔斐，版图持续扩张。前3世纪末，它控制了阿提卡外的整个中希腊。公元前189年，同盟被打败，被迫与罗马签订了合约。这时埃托利亚同盟已名存实亡了”。
这里我们注意到的几个为了最后的希腊价值做出反抗而牺牲的人士，他们是
——菲洛波门……
——克里奥米尼……
——阿拉托斯……
这是我们应该仔细研讨的人物，当然还包括德摩斯梯尼等等。（略）
第二个注意就是，亚该亚人和埃托利亚人联合罗马反对马其顿之举；这也是一种联盟决定内政的罗马帝国主义现象。
于是我们随此轨迹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就是，无论是亚该亚同盟还是埃托利亚同盟，他们的走向都是从联盟的瓦解走向对马其顿，亚历山大和罗马的服膺和归顺，也就是走向自治的方向之反——走向统一帝国。这也就是色诺芬在叙述伊巴密浓达之死以后希腊事情的分久必合之趋势。我们看看资料（（维基）——“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年-前387年）是一场发生于古希腊伯罗奔尼撒联盟与四国联盟（底比斯、雅典、科林斯和阿尔戈斯）之间的战争。战争之初，四国得到了波斯帝国的支持。”接下来的留克特拉战役呢？雅典与斯巴达，斯巴达与底比斯，底比斯与波斯之间又是如何错动的呢？简单说，底比斯为了对付斯巴达与雅典拉手接纳了波斯帝国的金援……直到后来的喀罗尼亚战役，马其顿和雅典人出现某种互动取代了波斯的地位——（同上）“腓力对待雅典非常宽容，尽管解散雅典邦联，但雅典人仍可以保留他们在萨摩斯岛的领地”。
在此带出的两个问题就是，菲力虽然给予雅典一个自由，但是亚历山大和后来的希腊化出现，在一个层面上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合的到来。这个合体，就是亚历山大改变了希腊一千个城邦自治带了的分，而变成了合，变成了亚历山大帝国，继而变成了罗马帝国，再，变成了神圣罗马帝国，一直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形成和擘划以至主权在国家在即。而这个分合之辩证，其实，和宗教上的基督化—希腊化之间的转变有得一比。因为统合趋势，在天主教灭绝犹太教过程中，也是实践异端排除法。所以，大一统的帝国之亚历山大和同样之罗马，就是一个期望消灭异端之自治，异端之城邦和异端之国家之操作。这个操作，其实没有彻底奏效。因为如其彻底化，那么，所谓西方文明也就烟消云散，不留痕迹了。这里的解构和结构依然并存。因为一，犹太教虽然受到逼迫和挤压，但是他人还在，心不死。一直以来，犹太教，犹太人，犹太国都在奋力抗争，妥协，转化……继而融入了西方主流政治宗教体系。在另一方面，罗马自治，以其起伏跌宕，兴衰轮替，到了最后依然是合久必分——转移到圣神罗马帝国——而罗马加神圣正式证明了宗教和政治的人类之（亦或是神类之？）两栖存在体制和生活方式的出现——也就是既不罗马，又很罗马；既不圣神，也很神圣；既不帝国，也很帝国。但丁和伏尔泰们虽然对此不以为然，告知其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但是我们多次提及，这个但丁的大一统神圣帝国类似于约瑟夫斯的神治国不过是一种幻觉；而伏尔泰的摒弃摩西论，更是不着边际的猜测。到了后来民族国家形成，于是出现了后一波帝国于民主，帝国与民主之双层演绎。一直到20世纪，人类经过资本主义极端化的纳粹化，才终止了这种民主，帝国，联盟，战争的局面（列宁所谓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转化为资本运作的有时候战争解决，有时候和平演变的局面）；而这局面在最后的人类，最后的后人类时代，是不是永远杜绝了战争方式，还在未定之中。（笔者写作之时，传来美俄之间就叙利亚化武攻击事件互相武装攻击的画面，众人惊呼，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要爆发了？）
西方自由甚至民主的根底就是自治。这个自制/治保证了希腊、罗马几千个自治体的运作和发展，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自治体带来了个体异端的存在和人民性抗争的可能。这个可能，包含了关于人们争论雅典是不是以后美国民主的翻版之问题——而潘恩此言，雅典暴民创造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政府。（见《审判雅典》珍妮弗·尔伯特·罗伯兹）这本书的精要就是说明，以往一直以来，人们对雅典的错误审判和分析，在19世纪前后甚至在夏多布里昂时期，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对雅典民众政治（相对于民粹政治）的“平反昭雪”。很多西方学人开始像潘恩一样重新评估这个雅典民主论和直接民主轮。这是肯定雅典（希腊）自治的第一课；第二课，就是罗马自治；第三课，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自治——这个自治诞生了马基雅维利主义，圭恰迪尼主义和伊拉斯谟主义等等。这是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甚至那不勒斯和阿拉贡极其辉煌的中世纪自由和中世纪民主（以往，所谓中世纪黑暗说只是说明火焰旁边宗教裁判一小股烟绪……）——这个被后世的约翰.穆勒和再后来的福泽谕吉所谓的产生自由市的自由主义，也是在此期间开始成熟和发挥的。至于主权国家的内化民主宪政和外化殖民总督（无民主）政治形态，乃是英、法国等现代国家运作民主—帝国的方式——而这个方式，被所谓反殖民主义之反对民主的独裁者（独立解放运动主持者），改变为民族国家之不民主范式——然后，这个范式，再被曼德拉等政治人士改变为既民主又独立之范式；等等。……
但是回到原题。自治单位的民主和个体单位的自由，在宗教的层面上是迥然不同的。因为个体主义不包含在多种宗教层面涉及的公民选择，因为教旨的排异决定了这一点。而政治层面，在威尼斯中世纪城市中，废除死刑业已执行，公民有权建立自己的武装，选举城市的首脑等等……——而宗教层面的“公民”依然是被上帝救赎的子民；所谓救赎，就是上帝可以像赎买物件一样将人救、赎于其服从仰赖之地位（人，无权怀疑上帝吗？）。而在约瑟福斯的笔下、心中，耶稣抑或耶和华要直接掌管政府和政治。于是在此一点上，我们可以说，继之修昔底德陷阱和色诺芬陷阱，出现了约瑟夫斯陷阱。这是波利比奥陷阱出现以前出现的一个关乎于希腊价值，罗马价值而涉及犹太价值的话题。这个话题，我们有文章说明，即是关于希腊化，罗马化和犹太化的关系之间性研讨（即发于坊间。）当然，关于希腊化本身的问题非常诡异和趣味，因为按照汤因比的说法，其实，罗马帝国“意识形态”的转换，就是把希腊精神注入基督教而改造之，改换之，而且，并不是彻底放弃犹太教的原教旨框架，而是使之三位合一。这是一个很大的发现和说明。这也就是约瑟夫斯和波利比奥异口同声说道，“反对罗马是疯狂的”之原因。波利比奥说的是政治，约瑟夫斯说的是宗教——虽然有人把他说成为一个二臣（一仆二主？）
于是，出现了我们前此说过的约瑟夫斯陷阱。这个陷阱就是神治国（相对于民主国）的陷阱——约瑟夫斯陷阱。这个陷阱其实一开始就未设已亡，因为古代的智慧，近代乃至半现代的智慧，无论是希腊之，罗马之，甚至亚历山大马其顿之，甚至犹太国自身之（比如哈斯摩尼王朝时期之犹太国等等），都不是按照神治国治理自身治理人民治理神祗之框架建设。因为这种所谓耶和华在地上建设帐幕——他要成为万国之王，万民之主之翼望，之降临（第三次降临之耶稣？），之天地合一……都是一种古代柏拉图政治宗教合一之幻觉。波利比奥说，柏拉图政治设计不被纳入宪政主义考虑，因为他从来没有实践过他的政治主张；而在柏拉图几次西西里之行后，期望西西里僭主采纳他的理想国企求彻底失败。因为一直到20世纪以前，人类的智慧本能地，理性地，天才地拒绝了这个实践。但是约瑟夫斯可以看到，在20世纪出现了两件他所看到的、关乎于之的政治宗教事件；一件事战后以色列建国。赫茨尔，本-古里安和果尔达.梅厄，没有采纳这种神治国的方式，而是采纳了西方政治一般化的建政；而且他们并无和天主教直接正面对抗的企图——梅厄见过肯尼迪（60年代肯尼迪死前不久），他们之间没有谈论这个犹太教和天主教的问题，而只是谈论了犹太民族生存的问题而相比于亚述和巴比伦之绝灭——他们只是谈论更加古老的问题——而不太古老的天主教十字军屠戮之事，梅厄并无涉及。这就是反神治国的政治策略和犹太策略。于是，第二件事情出现了，即，“理想国”实践变成了真正的纳粹主义和极权政教合一主义之政权实践。这是神治国歪曲实体暴露于臭名昭著之奥斯维辛之映像。这就是约瑟夫斯陷阱。之所以将之比喻做歪曲，是因为希特勒亵渎庇护十二，他侮辱上帝。
制度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是因为内很多思想者都认为自己找到了兴衰论的源头和原因，比如波利比奥就认为罗马混合政治就会杜绝和避免革命；而约瑟夫斯认为罗马之建立是一种犹太教合法的转移。而这二者的问题就是，波氏的看法虽然在此一点主要是他注重于混合政治，认为这种体制在王权，专制和民主之间可以巧妙转圜而不担心暴力革命之作乱。但是，罗马兴衰论说明了罗马不单有革命，还有更多的转换和退化——而这个退化在某个层面上业已导致他的灭亡（虽然罗马自由他凤凰涅槃的轨迹——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王国而不亡天下——这个天下就是基督教转圜）。而罗马基督化是不是导致罗马帝国灭亡之原因，至少史学中人有此说法。另外，基督教合法化和合理化以后，其他宗教收到何等样子的逼迫而付出死亡的代价，这确实历史倒退和蜕变的一种证明。因为其间罗马自治和雅典自治之别业已出现；这个区别就是罗马是以帝国方式统治自治市——而雅典方式主要是以自治方式统治联盟（比如提洛联盟即便是转化为帝国主义，却也是一种联盟方式，不是国家方式——后来，即便是地米斯托克利和泊桑尼奥斯都远征之，征服之拜占庭，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亚历山大，更不是庞培和凯撒。）所以，这里出现的波利比奥陷阱——一种无法解释罗马帝国兴衰论的混合政治万能论，说明了与其说西方式政治和民主是一种大一统的国家形式和罗马方式，不如说它们是一种以自治为单位的自由织体方式。这个方式到来了一切自由和民主的选项之前提而非其结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常说西方生活价值和政治价值是一种个体主义——但是如果个体主义没有和政府互动的基本操作条件，没有自由的基本和原则，那么，自由主义和自由本身就会成为争取的对象而不是业已实现的选项。这一点被很多学人所忽视。他们的错觉在于他们首先认为自由，或者争取自由，就是自由主义——他们把事情弄反了；不是先有自由，而是先有自由主义，有了和政府对话和抗争的权利，然后才有自由。
三
那么，罗马衰亡原因论和波利比奥希腊—罗马转转论之间有何关系呢？
我们先来引证一下历来史学家关于罗马衰亡原因论之论述——继而我们可以把雅典（希腊）覆亡论与之对比而得出一些提示。
在此引证之前，我们深化一下主权国家在自治和殖民问题上的说法；这个说法是由马基雅维利提供的。他说——
“把古代帝国历史，共和历史和中世纪帝国历史和共和－自治－城邦历史接轨之，也许是第一人就是马基雅维利。他的见解往往因为他的机会主义而同样被忽视，但是，其共和历史之研究和贡献却在更加深广的学人阅读圈中，被充分肯定甚至激赏之。这里，我们的较为细致的帝国小论，自然无法忽视老马之说也。
“马基雅维力在论述帝国和殖民历史时说，‘在古代共和国和君主国中，那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销声匿迹的伟大而令人惊奇的制度当中，有一项制度使得许多城镇和城市不断得以建立和更新；因为对于一位出类拔萃的君主或一个国泰民安的共和国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比兴建新的城镇更加值得关注，对一个地方来说更为益国利民，因为人民能够为了防御和耕作的便利定居其中。这些能够非常容易做到，通过向那些征服或无人居住的地方输出新的居民，他们把那些地方叫做殖民地。
“‘由于除了建立新的城镇这个因素，这个制度还使得新征服之地为征服者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使得新移民在无人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保持这些地区居民的分布合理。如此一来，这个地方变得更加适宜居住，人口数量随之增加，因而能够更迅速地进攻、更可靠地防守。这个惯例在今天由于一些共和国和君主的不当使用而废弛，许多地方随之出现了灾难破坏，疲敝不堪，因为这个制度是使得帝国更加安全的唯一途径；并且，如前所述，它使得帝国各地保持大量的居民。
“‘殖民地带来安全，一位君主将殖民地建于新近征服之地，就像一座堡垒和一个哨所一样，使得那些化外之民归顺。舍去这个制度，没有其他办法能使得任何一个地方完全被占领，也无法使得居民合理地分布：因为任何地方在物产气候、健康宜人等方面是不同的；于是，有些地区人满为患，而另一些则地广人稀；如果不想办法将他们从人满为患的地区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整个国家很快就会遭受损害；居民稀少的地区将变得愈加荒芜，人满为患的地区则愈加贫穷。’（马基雅维利《佛罗伦撒史》）
“这是马氏对于西方古代殖民概念（后来肯定发展成为自治）之较为准确的说明。
“这个概念自然和他的时代之自由城邦和各个王国（郡县式，藩属式，王国式等自治领地）之属性密切关联。而古代自治和佛罗论撒自治异同，当然也是马基非常关心的比较——叫做自治形式之比较学；历史时段比较学和古代、中世纪比较学——也许可以这样述说。”（刘自立《帝国小论》）”
这就是罗马帝国成败与之之所在吧！
那么，这个自治单位何以会和主权帝国发生最后的冲突以致帝国亡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伟大或者不太伟大的史学家所做的判断分析——
（參考資料:http://homework.wtuc.edu.tw/~wenlurg/forghis/0220-1-7-i.htm）
一、 李維（LIVY,西元前59~西元17年），著《羅馬史》（羅馬編年史）,指出羅馬雖有顯著武功,遼闊邊界,眾多的民族,可是隨著民族品格混亂及道德標準的降低,衰微,己經漸漸走向衰運。
二、 塔西佗（TACITUS,西元？~117年）,著《儒略王朝史》《當代史》,描述羅馬官廷陰謀政爭不斷,尤其羅馬人對日耳曼人的衝突日益顯見,日耳曼人生氣勃勃,富有好戰精神,反觀羅馬人腐敗、墮落、有被日耳曼人取代之勢。
三、 聖奧古斯丁（30~？年） ,著《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從神學來解釋,羅馬帝國的崩潰,是現世帝國的逝去,將由另一個精神帝國取代（即基督教）,暗示羅馬崩潰是因為宗教的關係。
四、 奧托﹒弗萊辛（OTTO OF FREISING
,1137年）著《雙城史》,提出在君士坦丁贈予之後,羅馬世俗政權歸于教皇所有,教（神）權超越了俗世的王權,所以教會的發展與國家的關係密切,認為教會權力的擴張,削弱了帝國對人民的統治（此為政教衝突時期的觀點）。
五、 馬基亞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1531年）,擴大李維的《羅馬史》範圍,以「君主論」解釋羅馬史,為採攻治理論史第一人（此為民族主義興起時期的觀點）。
六、 吉朋（FDWARD GIBBON,1737年）,著《羅馬帝國興亡史》,啟蒙運動時,以理性分析羅馬文明崩潰原因,從政治演變及基督教互動的起伏,歸納出以下幾點：
1. 忠勇愛國之立國精神,因擴張而衰落。
2. 基督教的出現,使他們追求來世的幸福,不再捍衛自己國家。
3. 基督教派別之爭,對帝國分裂產生影響。
4. 宮廷政爭,城市奢靡,軍隊腐蝕。
5. 財稅不公,貧富不均,經濟來源崩壞。
6. 鼠疫流行,醫藥衛生尚差,致鼠疫流行,社會崩壞。
吉朋分析最為完整,是孟德斯鳩,伏爾泰等啟蒙大師後,最重要的一位。
七、 蒙森（亦譯孟森,THEODER MOMMSEN, 1817~1903年），著《羅馬文化史》偏重羅馬之偉大而不在其衰亡。
八、 湯恩比（ARONLD. J. TOYNBEE 1889年）,著《歷史研究》一書,強調文明均會經生長、茁壯、繁茂、枯萎四階段,即文明的誕生及死亡。
九、 德國史賓格勒著《西方的沒落》,以春、夏、秋、冬循環論,論文明之起衰與再生。
十、 俄裔美人羅斯托夫茲夫（MICHEL J. ROSTOVTZEFF）著《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採社會階級論,以為中產階級,農人及軍人的結會而使帝國崩潰。
每一位史家所處的時代不同,解釋的觀點與其時代思潮背景有關,大體上不出政治,社會,經濟,思想（宗教）軍事...各項。
这些看法每一种之展开都是一本大书。这里自然绝无可能。我们只是稍加分析；且针对那篇比附极权主义和罗马覆灭一样论之荒诞。其中特别要指出的就是这一点：
——1，基督教派別之爭,對帝國分裂產生影響。/從神學來解釋,羅馬帝國的崩潰,是現世帝國的逝去,將由另一個精神帝國取代（即基督教）,暗示羅馬崩潰是因為宗教的關係。
——2，日耳曼人生氣勃勃,富有好戰精神,反觀羅馬人腐敗、墮落、有被日耳曼人取代之勢。
——3，羅馬雖有顯著武功,遼闊邊界,眾多的民族,可是隨著民族品格混亂及道德標準的降低,衰微,己經漸漸走向衰運。
上述主张，其中并无提到混合政治导致罗马永诀革命之说，却反而是因为基督教做大，导致神圣帝国战胜世俗帝国。这个说法，就是吉本等人的教权替换皇权说；其实，这个说法，很有点约瑟夫斯的味道，而且，好像是他们转换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托词；但是，西方世界的奥妙就在于双权互存，不得你存我灭，抑或相反。于是，这个说词，在反面证实了波利比奥说法的陷阱论；因为正好是波氏没有谈到犹太人抑或基督教作用于罗马而使之兴替盛衰。这是也是一个趣味话题。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近来对于中世纪意大利和古罗马兴趣盎然的日本女作家盐田七生的一些有关于此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参鉴与之。盐田氏认为，“卡拉卡拉敕令，正名安東尼奧敕令（拉丁文︰Constitutio
Antoniniana），諭出羅馬皇帝馬庫斯‧奧理略‧謝維勒‧安東尼奧‧派阿斯（別名卡拉卡拉），因以為名。時維西元二一二年，帝卡拉卡拉敕令曰︰“化內之民，齊心為國。榮辱與共，方為正法。是以今後，萬民平等，一切行省民，盡為公民。欽此。”今人初聞，靡不贊譽平等博愛，德政章章。惟其貽害，實為無窮。蓋羅馬之門第交流、兵制、稅制，由是巨變。二百年後，帝國之亡，實此濫觴。
“是敕以降，俱為公民，貌似平等，惟官宦富人，自成一系，門第森嚴，寒士自此，無可上進，公民之稱，有如敝屣，無恥無榮。所謂‘人人皆有，跡同皆無’，蓋亦如是。
“是敕以降，皆為公民，再無行省兵，退役皆領長俸，裝備皆須精良。養兵開支，由是大增。
“……此敕以降，皆為公民，行省稅自廢，雖遺、奴二稅，改課什一，不足彌補，稅收不增反減。此敕初行，時人謂以增稅，實獨見公民稅增，不見行省稅廢之誤也。
“凱撒有云︰‘害政之始，多由善意。’敕即為戒也。”塩野七生著《羅馬人的故事第十二冊－迷途帝國》（《维基》）通俗言之即是，1，给于化外之民与化内之民同等权誉，丧失等级，滥竽充数，荣权皆丧矣。2，兵，民本来有别，公民才是兵，现在人人借兵，兵无权誉矣。3，形省税纳自废，税负不减自升以致见害……换言之，自治本身的胜败萧何，导致罗马分崩瓦解。是为“凱撒有云︰‘害政之始，多由善意。’敕即為戒也。”
那么，希腊事情究竟是否有比？可以一试笔下。一如前说，希腊民主与帝国论的成因，无外几种，一是，帝国是某种保护民主的必要屏障，如果民主成为单一内政体制，城邦发展和经济、政治和安全考量就会成为问题，所以在即便是显然的联盟结构中，这种联盟式帝国主义也是必须存在的。二是，帝国主义本身的古代发展，一如希罗多德所谓霸权主义的出台导致波斯侵略雅典——即便如此，雅典和波斯之间依然存在一个民主与帝国关系间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波斯帝国甚至反过来受到雅典民主的影响而考虑采纳民主制度而失败（见希罗多德《历史》）。三是，在民主和宪政制度之间，在僭主政治和皇权政治之间，依然存在民主存在所发挥的作用，这个作用时有正负两面性，比如希腊政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科林斯战争，留克特拉战争，喀罗尼亚战争甚至几次布匿战争期间，无论是希腊最后几人如菲洛波门（——之联合罗马反对马其顿），德摩斯梯尼，阿拉托斯，克里奥米尼等，都是在专制僭政，皇权与民主制度较量。这种较量上称修昔底德陷阱——而色诺芬陷阱的意义，则在于以底比斯的民主和雅典的民主开始了从城邦联盟走向帝国治理的道路，民主被再后之喀罗尼亚战役结束之——就像有人说，耶拿战役是历史的最初之终结。四是，这种制度与战争，联盟与自治，民主与帝国之关系，其间因子论的要义应该是民主与帝国，因为内政满足于民主而外交满足于联盟，一旦内政干预之，联盟祸福所依，善恶难辨。五是，历史上的人物意志论也是导致内政，战争选择的不二因素。比如从波希战争开始时期的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和斯巴达人波桑尼阿斯，就因为种种涵盖内政因子的事端而投向波斯——而克里奥米尼之投向埃及和阿拉托斯投向马其顿，菲洛波门投向罗马，诸如此类，也是民主雅典（斯巴达）导向帝国府衙的一种事实。六，在希腊化时期，这种民主希腊的王权化本身，就说明民主死亡而帝国产生。七是，这是一个总结；希腊民主转向基督教文明的轨迹，一如前说（见即发文字，希腊化，犹太化，罗马化），是汤因比所谓把犹太化、基督教“注入希腊精神”，把亚历山大化命名为“希腊枯骨”，把罗马君士坦丁化叫做“基督教反对基督教”而成哉是矣（《希腊精神》汤因比）。这是帝国主义唯一牵涉到宗教原则之处。这个帝国主义后来企望发展成为神圣帝国而无法摆脱意大利主义的圭恰迪尼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主义。这个主义就是世俗和教宗解构结构，结构解构的历史博弈。其一分为二，其合二为一的象征，就是梅迪齐家族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宗教主义发展。其家族三代人忝为教皇，难道是资本主义发展之世俗层面和宗教层面可以上帝—凯撒分开说的例证吗？当然不是（这牵涉到马克斯.韦伯关于清教资本主义之前，意大利罗马地域罗马涅地域资本主义宗教改革之前、之资本主义发展论——这是人们诟病韦伯的一种观点……当然是可以争论的课题。）
细而究之，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人物之一特拉叙布鲁斯成为修昔底德关注的一个对象。何以关注之，是因为他牵涉到僭主复辟和民主还原的内政，和雅典对峙的斯巴达干预了其内政而复辟僭主制度，导致修昔底德式帝国主义——这显然是帝国与民主之关系之一。我们手头上关于此间的资料维基百科上大多涉及，见谅方便引用之。特拉叙布鲁斯其人和后来的特拉续鲁斯其人，不是一个人，是要注意的地方。那么，特拉氏，如何和雅典和斯巴达扯上关系，让民主和帝国，帝国和战争扯上关系？就像地米是，波桑氏……一样，那时的专制—民主甚至在具体血缘上都产生了关系，更何况是抽象的血缘：波桑氏——维基/下同“公元前478年，保萨尼亚被怀疑与波斯人共谋并被召回斯巴达;
然而他被无罪释放，然后自己离开了斯巴达，从赫敏镇获得了一份三重奏。据称，在去年俘获拜占庭之后，保萨尼亚斯释放了一些战俘，他们是波斯国王的朋友和关系。然而，保萨尼亚斯认为囚犯已经逃脱。据称他通过Eretria的Gongylus致函Xerxes国王（大流士的儿子））说，他希望帮助他，并把斯巴达和希腊其他地区置于波斯人的控制之下。作为回报，他希望嫁给国王的女儿。薛西斯回答同意他的计划后，保萨尼亚开始采用波斯风俗和穿着像波斯贵族。
地米氏——萨拉米湾海战以后，地米斯托克利的个人声望和权力达到顶峰。但是，雅典人害怕出现一个军事独裁者，结果地米斯托克利被陶片放逐。陶片放逐法只是放逐那些可能对雅典民主制产生威胁的人，十年内不许他们回到雅典，但不会对放逐的人本身进行任何迫害。被放逐的地米斯托克利起先住在阿尔戈斯。
不久有人得到地米斯托克利私通波斯的证据（希波战争期间，地米斯托克利确实曾经给战败的波斯人，特别是波斯王族人物逃生的退路），于是雅典政府在整个希腊通缉他，地米斯托克利因此逃往波斯帝国。波斯国王想利用他的才智和巨大声望，没有伤害他而是给了他一块封地。——特拉氏要要腰斩的是斯巴达支持的僭主政权——这个政权的首脑之一克里迪亚是受到苏格拉底支持的建筑分子——所以，苏格拉底之死，是在僭主政治框架和他的自称为神前基督主义框架的双面夹缝中，被依法处死的——这难道是民主之错吗？这是一个历久不衰的悬案。于是在修昔底德陷阱中，民主与帝国就此产生关系。我们来看，特拉叙布鲁斯——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后，色拉西布洛斯领导民主力量抵抗新的寡头政府（三十暴君），该政府由战争的胜利方斯巴达人强加于雅典人身上。在前404年，他指挥一小股逃亡者部队入侵
Attica 并且在随后的战役中击败了先是一个斯巴达要塞然后是寡头政府的部队。这些胜利随后，民主在雅典被重新建立。作为公元前4世纪这次重生的民主的一个领袖，色拉西布洛斯鼓吹一项抵抗斯巴达的政策并寻求恢复雅典的帝国威力。他在前388年科林斯战争领导一支雅典海军部队时被杀。——这里牵涉到的关键就是：色拉西布洛斯鼓吹一项抵抗斯巴达的政策并寻求恢复雅典的帝国威力。
这是一例。这里提到特拉氏启用了后来西西里之战的阿尔西比亚德。这是一个比较特拉氏更加著名的人物……
第二例是——（同上）伊巴密浓达传奇地改变了古希腊样貌达十年，并处于整个希腊的政治权力核心。当其逝世时，斯巴达已再无力称霸，麦西尼亚人重获自由，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政治版图被彻底改组。然而，在其逝世后，希腊世界纷乱的情况与其称霸前并没有改变，城邦间的战斗与分裂的情形持续，一如在留克特拉战役前一样。这样不断的战斗情况随前432年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直至马其顿君临全希腊才停止。
在曼蒂尼亚，底比斯面对全希腊最伟大的城邦联军，但最后亦获得胜利。然而伊巴密浓达却在此战里阵亡，使得底比斯回到传统的防御策略，而在数年后，雅典取代底比斯再度成为希腊的政治权力中心。虽然底比斯维持了在维奥蒂亚的统治，然而在希腊其他地方却已没人服从其命令了。最后，在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里，底比斯与雅典联军被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大败，而底比斯亦失去了独立主权。在三年后，因为误信亚历山大大帝被刺杀的谣言，底比斯起兵反抗马其顿，结果亚历山大大帝成功镇压这次起义，并毁灭了这个城邦，底比斯人不是被杀戮便是被俘为奴隶。这只是伊巴密浓达死后的第27年，底比斯从此在地球上消失，其过千年历史至此完结。
伊巴密浓达因此同时被人们认为是解放者与破坏者。但不管怎样，在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世界其被人们公认是历史上其中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称颂其为“希腊第一人”，而希腊旅行家及地理学家保萨尼阿斯则记录了其墓志铭上的颂诗：
斯巴达的荣誉被在下的战略夺去，
而神圣的麦西尼最少亦夺回其孩子。
迈加洛波利斯因底比斯的协助成功建成围墙并受到保护，
而全希腊赢得了独立与自由。
伊巴密浓达就像地米，波桑和阿尔西比亚德一样是民主政治的受审者。这是一个惯例，也就是民主是忘恩负义的（我们常常引用丘吉尔的话说民主是坏东西……但是……；的确，在但书以前的判断，民主何以是坏东西，却常常无人言及更不要说加以分析了——我们当然可以指出民主之坏处，但这不是本文要旨——但书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无人分析之——但书之所以成立，还因为民主之外，无体制可以容忍于人类，也是显而易见的判断。）所以，伊巴密浓达建设的底比斯民主，在希腊自由主义中很少有人细而解释之：他的底比斯民主是不是就是雅典？他的反对斯巴达之联盟，又何以胜败与之？他的独立自由是不是帝国主义？……这些问题都待再分析。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底比斯的出现，是与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之竞争和紧张所致，也就是，外部因素导致了通过科林斯和留克特拉战役产生的由外而内的民主。这是底比斯现象的特征。而由于这个特征的膨胀和异化导致的阿尔西比亚德的西西里战争，则直接把雅典导向衰亡，继而在喀罗尼亚战争之后，雅典主义被亚历山大取而代之。我们来看看阿尔氏（关于他的说词汗牛充栋，是一个永远讲不完的话题——他牵涉到个人道德和族群正义，个人牺牲和国家利益，政治品德和政治投机，地缘政治和战略思维，个体原则和国家需求，雅典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诸如此类的不一而足的神/人文主义悖律。这些分析，皆可见普鲁塔克的对比列传）阿尔西比亚德——（同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阿尔西比亚德斯曾经数次更换他的政治忠诚。在故乡雅典时，他主张一种好斗的外交政策，是西西里远征的主要支持着，但是在他的政敌指控他犯有亵渎罪之后，逃到斯巴达。他在斯巴达担任战略顾问，提议或监督了反对雅典的几次主要战役。但是在斯巴达，阿尔西比亚德斯也很快面临强大的敌人，又被迫叛投波斯。他在那里担任顾问，直到他的雅典政治盟友将其召回。前410年阿西比亚德重掌雅典的舰队，此后3年间更是引导著雅典连战连胜，但是最终他的政敌再次将他流放。后来他先后流亡到比提尼亚（Bithynia）与波斯，但不久后在波斯的盟邦斯巴达的要求下，波斯皇帝包围了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宅邸，后者突围时中箭身亡。
——西西里远征是阿尔西比亚德斯的想法，学者们认为，如果远征由阿尔西比亚德斯而不是尼基阿斯指挥，可能不会是后来那样灾难性的结果。在斯巴达期间，阿尔西比亚德斯在重创雅典中扮演重要角色；占领戴凯列阿（Decelea），和几次关键性的雅典叛乱，都是在他的建议或监督下发生的。但是他一旦回到故乡，就在雅典一系列的胜利中扮演关键角色，最终迫使斯巴达寻求与雅典媾和。他支持非传统的战术，频繁通过背叛或谈判而不是围攻来夺取城市。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军事和政治天才频频向他当时所效忠的城邦证明他的价值，但是他树立强敌的能力也使他不会留在一个地方很久。、
尼基阿斯和阿尔西比亚德之间关于是否让雅典远征西西里的争执，反映了雅典帝国以及希腊帝国（含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底比斯……等等城邦国家）内部外部危机，转型和兴衰的征兆和轨迹。这个争执，从他们个体主义的命运选择开始就不是单一价值观可以决定的——换言之，雅典民主滥觞和帝国成型殖民（虽然那时间尚未有此说法，但是却已经由此作为）也就是帝国之间形成的联盟关系的结构和解构，使得帝国人员抑或人民乃及所谓像伯利克里这样的第一公民，成为夹缝在此与命运博弈之中的几乎是宿命论者——伯利克里关于帝国主义者和国家——城邦和公民的关系说，成为他所谓的：是你为城邦做了什么，抑或城邦为你做了什么之间间性关系说和政治伦理说的首创者（肯尼迪讲演模仿此道！？）；一直到后世，比如黑格尔就认为古希腊个体主义固然存在，但是，却是以城邦集体主义为其存在前提的（见其《历史哲学》），而非真正的后世个体主义——黑格尔主义核心，自然是基督教个体主义，和城邦精神大相径庭。我们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和联盟，是以个体主义在城邦国家民主，皇权之间，希腊，波斯之间，个体，城邦（国家）之间的选择，为其历史轨迹。换言之，这种轨迹一开始就呈现了个人利益，帝国利益和城邦利益（加上正义利益和非正义之）之间的斗争。修昔底德就引证了阿尔西比亚德批判城邦有有负于他而不是他有负于城邦的辩词——这个辩词或许成为后世鉴定民主人士多重价值观的一种尺度和砝码——这个砝码是不是可以鉴定罗斯福，马歇尔和尼克松呢？……此非本文设题，略。斗争的后世意义，就是马克斯.韦伯后来在争论和分析20世纪初叶俄国革命时期所说的至关重要的话：民主和资本（主义）并不是互为因果的一件事情，而是两件事情——自由，也是如此。于是，我们认为，在21世纪，认清民主和资本之间的真正的关系，是我们行文的最为关键出处；没有这个出处，所有文字，就会像坊间有关于此的一切文字一样，流于空洞和误解。
话说回来，阿尔西比亚德的波斯降服和以前的地米斯托克利，泊桑尼奥斯等等（见希罗多德《历史》）价值两持（为希腊服务和为波斯服务），是古代希腊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不一选择，而非不二选择。这个二臣们的出现，和再后来的阿拉托斯，克里奥米尼，乃及菲罗波门等人在与希腊之敌的纵横捭阖之间（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乃及波利比奥《菲罗波门传记》），成为历史上马基雅维利主义，梅特涅主义，塔列朗主义乃至基辛格主义的发展源头。这个战略希腊和战略波斯之间的互文关系和交流关系，几乎蔓延到了亚历山大希腊化时期的世界之最东部分也就是印度——亚历山大和旃陀罗.孔雀的某种接触，在世纪史和世界史的意义上，成为最早发源于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最终发展成为希腊和东方（印度），西方和拜占庭，西方和中国之间的某种交流和博弈；其间，据说希腊文化和哲学比如斯多葛主义直接成为大乘佛教的源头并，以后的基督教一支，发展成为东方近东和中东的伊斯兰教和东正教，也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前后……——而汤因比之类关注世界东西方历史，而非仅仅关注西方核心历史之人，开始了他们时对，时错的对于亚洲的世界史因子之分析。(维基资料
——
大约500年后的罗马历史学家贾斯丁描述了“野生狮子和大象”如何本能地敬佩他，以及他如何征服西北：
当他（桑德罗特图斯[Chandragupta]）在他疲倦的时候躺着睡觉时，一头巨大的狮子向他走来，用舌头舔掉了他跑过来的汗水，轻轻醒过来后离开了他。这位神童首先提出要设想皇室尊严的希望，他将一群强盗聚集在一起，并呼吁印度人支持他的新主权。过了一段时间，当他正要与亚历山大将军交战时，一头大象的大象在他面前自发地展现在他的面前，仿佛被温柔地驯服，背着他，成为他的指导者在战争中，在战场上显眼。当塞琉古为他未来的伟大奠定基础时，桑德罗托图斯因此获得了一个王位，并拥有印度。在与他联赛后，并在东部解决他的事务，继而参加对安提戈努斯的战争。因此，所有同盟军因此团结一致，就发生了一场战斗，其中有安提库斯被杀，他的儿子德米特里乌斯正在飞行。
亚历山大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将军塞琉古一世，他于公元前312年建立了首都巴比伦的塞琉古王国，征服了亚历山大大部分在亚洲的前帝国，并将自己的权力归属于东部领土，直至巴克特里亚和印度河（Appian，罗马历史，叙利亚战争，而在公元前305年，他与Chandragupta
（希腊Sandrocottus）发生冲突：
从弗里吉亚到印度河的整个地区都受塞琉古的影响。他穿过印度河，与居住在河流边缘的印度人之王沙罗托图斯（Maurya）进行战争，直到他们相互了解并缔结了婚姻关系。其中一些功能是在Antigonus死亡之前和之后进行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知识和世界常识。而这个常识，其源头就是古代希腊之国，之战，之联盟，之人士……如果不是这样理解民主并，注意那些纠缠民主，削弱民主，改变民主，异化民主的历史成因，人们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从而以一种空前绝后的愚蠢来试行民主化。这是非常可笑的试错和从复错误。其间，帝国论的要素本身，就包含了几重民主—帝国论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民主国家本身的存在，就像一道单一的风景线。她本身可以从公元前四五百年之际，对于雅典试行民主。他们的民主开创者是人也是神——忒休斯主义开始了所谓的人民祈愿的主义（见欧里比德斯戏剧《祈愿者》）——但是真正的民主，是从梭罗主义开始的。我们看到，这个梭罗改革的失败和庇西特拉图主义的成功，在某种民主失败论上添上了重要的一笔。那就是说，梭罗没有施行的土地改革，让贵族和贫民（平民）双双诟病之——他只好让位于庇西特拉图，并，梭罗成为庇西特拉图的合法臣民（这是极权主义框架内不可活/或存的事情）；而庇西特拉图就和科林斯的僭主佩里安德以及其父库普塞鲁斯一样，让现在所谓的专制主义抑或独裁主义，成为希腊贤人作为的作业而流传于世。庇西特拉图之子的“五世而斩”其实是一世结束。这之后克里斯提尼登场。“他在家族的支持和斯巴达人的帮助下推翻了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阿斯对雅典的统治。”
以后就是厄菲尔阿特对于平民权力的兑现改革——他取消了贵族院权力而返回民众。他的激进改革导致了贵族的反抗而失败。（维基资料——At about
this time, Ephialtes and his political allies began attacking the
Areopagus, a council composed of former archons which was a
traditionally conservative force. According to Aristotle and some
modern historians, Athens had, since about 470 BC, been governed under
an informal "Areopagite constitu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imon.The Areopagus had already been losing prestige ever since 486
BC, since when archons were selected by lot. Ephialtes accelerated
this process by prosecuting certain members for maladministration.
Having thus weakened the prestige of the council, Ephialtes proposed
and had passed in the popular assembly, a sweeping series of reforms
which divided up the powers traditionally wielded by the Areopagus
among the democratic council of the Boule, the ekklesia itself, and
the popular courts. Ephialtes took away from the Areopagus their
"additional powers, through which it had guardianship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Areopagus merely remained a high court, in control
of judging charges of murder and some religious matters. Some
historians have argued that Cimon and his hoplites were still in the
Peloponnese at the time of this proposal,while others have argued that
the proposal followed his return. Those who place the proposals during
Cimon's absence suggest that he attempted to overturn them on his
return, while those who believe he was present at the proposal believe
that he opposed them in the initial debate. All agree that his
resistance was doomed to failure by the fact that his hoplite force
had just been rudely dismissed by the Spartans, an action which
demolished the political standing of Cimon and other pro-Spartan
Athenians.[10]
（翻译：攻击战神山议会
大约在这个时候，厄菲阿尔特）和他的政治盟友开始袭击Areopagus（战神山），一个由前任执政官组成的理事会，这是一个传统上保守的力量。根据亚里士多德和一些现代史学家的说法，自公元前470年以来，雅典在克蒙的领导下，根据非正式的“
战神山宪法 ”进行管理。自从公元前486年以来，该法已经失去了威信，因为当时执政官被抽中选中。厄菲阿尔特通过起诉某些成员的行政失职加速了这一进程。这样削弱了议会的威望，厄菲阿尔特提出并通过了人民议会/Boule，这是一系列的改革，用ekklesia
（聚会——當時猶太人通用的希臘文舊約聖經《七十士譯本》就是用來ekklesia
翻譯希伯來文‘聚會’(Qahal)這個字）传统上布尔/Boule民主理事会（古代雅典由梭伦创建的由400人组成的元老院），ekklesia人民党和民众法院之间分配的权力进行了分割。厄菲阿尔特从战神山议会手中夺走了他们“附加的权力，通过它监护宪法。”
战神山仅仅是一个高等法院，控制着对谋杀和一些宗教事务的控告。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个提议时，克蒙和他的重装备步兵/hoplite仍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提议跟着他的回归。那些在克蒙缺席期间提出建议的人表明，他在他返回时企图推翻他们，而那些相信他在场的人认为他在最初的辩论中反对他们。所有人都同意，他的抵抗注定会失败，因为他的步兵部队刚刚被斯巴达人粗暴地解雇，这一行动摧毁了克蒙和其他亲斯巴达雅典人的政治地位。）
厄菲阿尔特失败导致伯利克里登场。关于此人我们业已多次提及。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伯利克里的对于对于雅典的功绩在于他的保家卫国和扩展水（海洋），路（大陆），而克里斯提尼们更多是在内政兼修上作出功课——而这个功课的延伸就是从梭伦到伯利克里的延伸——也就是从民主到帝国的延伸。梭伦失败让位于庇西特拉图。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内政兼修的专制—民主双层论（当然要排除柏拉图集权主义和乌托邦）——设想民主万能的命题失败于梭伦是不是一种偶然？坊间自有说法。而梭伦改革核心的自由—民主—平等诸多问题千年无解，到了现在还是世界上百分之一的人口占据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而梭伦何以要让庇西特拉图去做支持荷马史诗创作的专制开明者，人类似乎和他们见证僭政一样千年无解（可见斯特劳斯和科耶夫关于色诺芬，僭主祸福，僭政价值的讨论等等……）。希腊化（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继承的希腊，有几分自由，几分独裁，几分皇权，好像成了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是，罗马帝国可以帝国，可以共和，但是极少谈论他们是不是民主（关于这一点，汤因比说，他们是公民—自治一体主义……）。于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平等无着的问题。虽然马基雅维利关于李维论中多次肯定罗马人民的政治正确性。
第二个问题，就是城邦国家在克里斯提尼时期的外交问题。上述所讲，又回到民主之地缘政治陷阱当中而无可自拔。那就是，克氏是依靠斯巴达人推翻庇西特拉图之子僭政统治。于是，克里斯提尼关于自治的改革和他的人民法庭，人民陪审员等等制度，随着菲阿尔特的激进改革，对于贵族议会战神山的取缔，凸显了一个人民是不是会犯错误？人民允许不允许犯错误和人民是不是可以代替精英体制和治理……这也是一个久远的第三课题。这个课题在近代关于雅典—民主的政治中同样产生其所谓的正面意义和负面之——负面之，最多的议论，就是所谓人民意志论是不是延续了后世卢梭所说的普遍意志——继而产生人民幻觉主义和人民空洞主义，让人民的唯一意义存身于蛊惑者和忽悠者的精英轨迹之中。这是人民空洞化，后来发展成为阶级空洞化的肇始？这是后世课题。但是这个课题之所以产生了雅典民主一议论，就是因为这个话题所贡献的人民正确论和多数尊贵论之比——他并不反对多数暴政的某种变态精英主义。这个话题之所以缠绕，是因为雅典提供了美国民主主义者潘恩所谓的，雅典是多数暴民组建的世界上最好的政府。（潘恩语/《雅典的审判》）这个暴民之所谓，含义极深。这是第四课题。
因为暴民之所以是雅典人，就是因为他们不是非法暴民而是合法之。他们有他们的人民陪审制度和人民法院。他们有他们的执法和尊神的一切手段。他们是底层人民执法的，由斯达尔夫人在讴歌法国革命时期所说的，那种被调动起来的激情（斯达尔夫人《法国革命史》）……而人们在所谓法国革命否定论中，罕见看见和发现这种尊严带出的底层激情和激情带出的底层尊严。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因为他们允许人民犯错误——而不是只是给人民以枷锁。故此，雅典人错误地对待了所有他们的民主领袖，从后来的菲罗波门，德摩斯梯尼，中间的阿拉托斯，最早的地米斯托克利……不一而足——他们对待苏格拉底和对待奥瑞斯特斯（阿加门农之子）几乎迥然不同。等等。在对待苏格拉底的问题上，雅典人对于罪不至死者是宽容的，只是苏氏愿死——这是并不重要的一点；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和三十僭主复辟之主克里迪亚斯之间的罪犯同构关系。人民和特拉叙布鲁斯要还政于民主；人民要处死这个复辟主义者，是错误地，也是伟大地。只有雅典人民才有资格犯错误。在世界其他各个时期、各个地点，都是人民不可犯错误，主子可以犯错误，而且他们是我所谓的“罪己，则其兴也勃焉”（《新唐书》）。这不是岂有此理吗？我们说，革命，公民，价值，制度……都是人民的既有财富。这些财富根本不是僭政主义者可以轻松背弃的，但是世界历史就是这样颠倒三四，把“人民可以犯错误”这个尊严的前提给偷换掉了（注意，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不等于人民，等于元首）。其代价，就是皇室帝王独裁者僭主……的胡作非为，盖无限制。古往今来，莫非如此。这也是我们怀念雅典民主之处。
就像他们在希腊化时期前后,面对斯巴达，底比斯，马其顿这些大叶子国家一样，那时的雅典帝国本土，奇怪地就像洒落在这些国家头上的无数雨滴和星星，不成整体。（见那时地图）这些无数的星星，后来逐渐弥散而消泯。而这些雨滴民主的缔造者和改革家，成为了与波斯帝国，贵霜帝国，帕提亚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乃至印度帝国一样的民主消亡者。这是这么一回事情？这是因为民主本身的局限和危机造成的；是民主世家自己不得不面对的自己的反面。所以，在这我们一贯所说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波利比奥陷阱中，民主就像阿克顿所说的自由，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历史——而民主就是反对民主的历史——拆分这种结构，解构这种结构的努力，千年尚存，永远续存？那究竟是混合政治的演绎和变迁。这种混合，包含了自身自设的混合——也就是僭政和民主的混合——也就是帝国和民主的混合——也就是皇权和教权的混合——也就是民主和罗马，和雅典，和耶路撒冷，和拜占庭甚至和彼得堡的混合。在这些混合政治中，混合人物就像克雷孟梭和丘吉尔一样（维基资料：克雷孟梭——德雷福斯事理/1898年1月13日，Clemenceau在巴黎L'Aurore日报的首页发表了ÉmileZola的“
J'accuse ”，其中他是业主和编辑。他决定以一封致法国总统费利克斯福尔的公开信的形式发表有争议的文章，该文章将成为德雷福斯事件的着名部分）成为沙漠女皇朝拜的和德雷福斯翼望的多重威权人物（沙漠女皇——格特鲁德·玛格丽特·罗蒂安·贝尔，CBE（英语：GertrudeMargaret
Lowthian Bell，1868年7月14日－1926年7月12日），生于英国英格兰达勒姆郡，作家、探险家、考古学家与政府行政官员。大英帝国对当时大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及阿拉伯地区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受到她的影响。她与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一同协助建立哈希姆家族在约旦与伊拉克的势力，塑造了今日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她推动了伊拉克在1932年建国，成为独立国家）——而这些民主的，议会的，独立知识人的，自由的和自由主义的人士，就像最早的那些地米斯托克利和阿尔西比欧亚德一样，成为民主人士和民主人士之反——帝国主义者。这是近代历史就像夏多布里昂一样说过的，太阳底下无新事——又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赫拉克利特语）……这是辩证思维的唯一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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