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的基本标准——东海客厅论华夷
余东海
《春秋》谨严，尤其严于华夷之辨。二程说：“《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道即夷之。韩子谓《春秋》谨严，深得其旨矣。”（《程氏粹言》）中国而实行夷狄之道，就退为夷狄；汉族而信奉异端邪说，就沦为劣族。
可怜不少学者包括儒生，一口一个华夷之辨，却不知何谓华何谓夷，特此简略说明之。中华意味着政治上尊崇中道文化，实行礼乐制度。儒家文明与中华文明可以划等号。夷狄相反，不知儒、不尊儒、不归儒。夷狄尊儒就是去夷狄化，归儒就是中华化。至于反孔反儒，那不是夷狄，而是禽兽。
注意，“反儒是禽兽”特指政治领域。把这句话单独提出来说，必须加上一个定语如下：政治上反孔反儒就是禽兽。这个观点自有经典依据。《礼记曲礼》说：“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程颐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道政为大，儒政礼为大。政治上反儒，不仅失礼而已，不仅一失再失而已，而是完全背礼而驰，说反儒是禽兽都是轻的。
事实也是如此，自古以来所有反儒政权和反儒社会，都是禽兽不如的。故有一条东海律：人禽之辨比华夷之辨更重要。先论人禽，再辨华夷。夷狄禽兽，区别对待。夷狄非礼，但还是人；禽兽则无法无天，天性丧尽，善根断绝，非人化矣。
或引用百度说：“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个标准：血缘衡量标准，地缘衡量标准，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
这是三昧分子的混扯。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既非血缘也非地缘，而是文化和文明，又特指中道文化和中华文明。衣饰礼仪只是文明的表象，中华文明的内涵是中道，中道文化的核心是仁义。仁本主义的道德、政治标准才是衡量判别华夷的基本标准，血缘和民族仅供参考。
仁本主义的道德、政治标准归本于道统。对于道统、政统、学统、血统，儒家都很重视，但最重视的无疑是道统。道统高于政统，是衡量评判政统和学统的最高标准，也是分辨华夷、即文明和野蛮的第一标准。
政统必须依据道统而建，方为中华正统；学统必须信奉道统而传，中华正学；民族必须遵循道统而立，方为中华民族。
注意，儒家非常重视民族、爱护汉族，但不是民族主义，更不是汉族主义，而且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和汉族主义。古今中西大量事实可证，民族主义害民族。罗素对民族主义有一句简洁的评价：“非理性，有害。”汉族主义也不例外，既害异族，更害汉族，洪杨帮和义和团殷鉴不远。
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截然不同。三界人士应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应该爱我民族，但不能民族主义，不能将民族本位化。国家意识与国家主义也一样。三界人士应该坚持道德仁本位和政治民本位，在政治上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民为贵、国家次之、领导为轻。
不仅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很多好东西一旦主义化，都会异化和恶化。故儒家对于各种主义特别警惕，对于错误的主义坚决反对。例如，爱集体而反对集体主义，爱民族而反对民族主义，爱国家而反对国家主义，爱社会而反对社会主义，爱万物而反对唯物主义，重利益而反对利益主义，重民权而反对民权主义，重民生而反对民生主义，重民主而反对民主主义，重平等而反对平等主义，重女权而反对女权主义，倡利己而反对利己主义，倡利他而反对利他主义，知人性有恶反对性恶论，知物质重要反对唯物论，承认有鬼神反对神本论……
上述句子中，前者为吾儒所爱、所重、所倡、所承认，后者为吾儒所反对。明白前后概念的本质性区别，可与论道矣，有望接近中道矣。
明辨华夷是必须的，仅辨华夷是不够的，还需要明辨义利、善恶、正邪、人禽、君子小人、圣贤盗贼等等。眼能识华夷人禽，耳能听民间疾苦，口能道真言正理，手能得善事正务，身能行礼门义路，心能放名闻利养，并能择善固执和允执厥中。此是儒者七能。将此七能最大化，才能与天同德。
对于华夷、义利、善恶、正邪、人禽、君子小人、圣贤盗贼等等的区别评判，仁本主义以五伦五常五观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中正精密的标准。
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五大普世价值、道德原则和道德标准，统摄价值标准、政治标准和文明标准。五常道，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万世而不悖。人是万物的尺度，五常道又是人的尺度，可以用来衡量人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用来分辨一切是非善恶正邪华夷人禽之别。仁本主义五观，详见东海有关文章著作，兹不详论。
之所以强调标准的精密，是因为善恶未必黑白分明，非黑即白。两者大小有别，两者之间又往往有灰色地带。例如霸道，虽非华，亦非夷，既不能完全否定，又不能完全肯定。采取“实与而文不与”的《春秋》义法予以处理，最为妥当。《春秋》大义就属于仁本主义五观之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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