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 史 观 漫 谈

朱  振  和

    在民运的网站上、民运的刊物中经常可以看到评价某历史事件、某历史人物、分析和研究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往往引起极大的争议，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各人的历史观不同。开展民运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历史观去阐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呢？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回答不了，我只能谈一谈我的历史观，供大家参考。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接受中共办的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在头脑里被灌输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青年时期我信仰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那时我的历史观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可以把它概括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的一句话：“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人到中年以后，我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我的历史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自原始社会以后，社会的人分成了阶级，分析社会的阶级构成和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差异和变化，自然是抓住了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本质的问题。所以，以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为线索，或者说从阶级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研究历史、阐述历史可以是研究历史、阐述历史的一种方法。但这不是唯一的线索和视角，更不能把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一些说法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到处乱套乱用。而且马克思的历史观有缺点和错误。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大错误是把原始社会称作“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大概以为给原始社会戴上“共产主义”的帽子，就可以增强他的共产主义必定实现的共产主义学说的说服力。可是原始社会是人类最初形成的原始状态的社会，一群人在一个部落里共同生活，没有阶级之分，生产力极低，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被消费掉，没有财富的积累，就不存在所有制的问题，在原始社会既没有私有制，也没有公有制。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在消灭了阶级、消灭了所有制以后，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马克思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毫无事实根据凭空想像、虚构出来的。这不但没有增强共产主义学说的说服力，反而由于他虚构了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使人怀疑他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一种虚构、空想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另一个缺点是没有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历史将从阶级斗争的历史逐步转变为阶级和谐的历史。在当今的西方社会——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中，社会的阶级结构大致是这样的：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是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大部分人属于中产阶级。各阶级之间存在阶级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是表现为对抗性的阶级斗争，而是表现为阶级和谐的状态，也就是说，阶级矛盾是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农民工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占全国总人口的1-3%，中产阶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农民工阶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几。官僚资产阶级掌握了党国大权，霸占了巨额财富，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对其他四个阶级实行严厉的专政，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政权的性质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在官僚资产阶级与其他四个阶级之间存在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全国各地每年发生的成千上万次群体性事件、中共政权采取的高压维稳政策、把大批无辜百姓关进监狱、洗脑班乃至精神病院、许多人被迫害致死……等，正是官僚资产阶级与其他四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

    在中国史学界有一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至今也没有结论。那就是：哪一年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这完全是用马克思的说法——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来硬套中国历史的结果。我们为什么不能根据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来划分中国历史的阶段呢？中国历史中不存在奴隶社会这一阶段，而封建社会则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除了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一条线索以外，我们还应该以民族矛盾为线索，或者说从民族矛盾的视角来研究历史、阐述历史；还应该以宗教矛盾为线索，或者说从宗教矛盾的视角来研究历史、阐述历史。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也是研究历史、阐述历史不可忽视的两条重要线索。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民族矛盾归根结底是阶级矛盾。这样一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被忽视了，或者被牵强附会地、武断地归结到所谓的阶级矛盾中去了。还是让我们来看历史事实吧。

    在中国古代发生过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之间的战争，这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战争。那时候是原始社会时期，还没有形成阶级，所以民族矛盾不能归结为阶级矛盾。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秦、晋、燕等国经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这也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战争。当时那些游牧民族仍处于原始社会的阶段，没有阶级，所以民族矛盾也不能归结为阶级矛盾。在古代的欧洲也经常发生一个民族（原始社会的部落）侵犯另一个民族的领地的战争，这些民族矛盾和战争也都不能归结为阶级矛盾。

    在原始社会时期，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民族矛盾，各民族各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经常发生战争，这些民族矛盾当然不能归结为阶级矛盾。后来，人类社会发展为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时期，一部分民族矛盾归根结底是阶级矛盾。但是大部分民族矛盾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各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生存的环境、资源而引起的，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归结为阶级矛盾。

    以当今世界上的焦点问题之一——中东问题、以巴矛盾为例，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民族矛盾，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为争夺在耶路撒冷周围这一片土地上的生存权而展开斗争和战争。硬把它说成是阶级矛盾，给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贴上无产阶级的标签，完全是共产党御用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史学家们生拉硬扯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

    宗教矛盾也是研究历史、阐述历史的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天主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贯穿了世界历史一千多年，直至今日我们在观察世界政治局势的时候仍然离不开对上述宗教矛盾的分析。

    中共在新疆和西藏推行了错误的民族政策，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共领导人死抱着“民族矛盾归根结底是阶级矛盾”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放，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一切由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引起的事件都是阶级矛盾，是阶级敌人在捣乱，所以必须坚决打击，无情镇压。这种高压政策导致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越来越尖锐，快要达到“爆炸”的临界点了。

    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工业革命和生产力的大发展、经济的大发展，这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也是研究历史、阐述历史的一条重要的线索。在当代，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政治活动的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有什么影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专题。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人民争取实现民主化的运动、与中共一党专政的专制统治进行斗争的格局也发生了巨变。这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类社会的文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演化，是研究历史、阐述历史的又一条重要线索。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使得平等、自由、民主与人文主义的思想在欧洲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在此基础上才发生了科学革命，进一步导致了工业革命。研究和阐述世界历史当然离不开研究和阐述人类的思想文化史。

    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就是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来解读和阐述世界历史的一种立论。

    近年来，黎鸣先生发表了许多关于儒家思想和老子学说的文章，以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为线索来研究和阐述中国历史。黎鸣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在网上见到了一些批评和反对的意见或文章，很少见到表示赞同的观点。我虽然不同意黎鸣先生的全部观点，但是对于他彻底批判儒家思想这一点我表示赞同。

    以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为线索来研究和阐述中国历史，我们就会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到了汉代，统治者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思想界就只有儒家思想一家独大了。在以后的将近两千年里，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孔孟之道、儒家思想独霸天下，把所有追求真理、追求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萌芽和人文主义的思想萌芽都扼杀殆尽。导致中国社会两千年来一直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进步极其缓慢。

    西方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国力迅速增强，开始向世界各地扩张势力。洋人开始进入中国，开始时中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洋人就用军舰、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伴随着中国在军事上的彻底溃败，孔孟之道、儒家思想在与西方文明的较量中也节节败退了。

    到了五四时期，以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打倒孔家店”，批判孔孟之道、儒家思想，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本来这一场文化革命应该起到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作用，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化和科学化。可是北伐胜利以后的民国政府放慢了甚至是中止了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步伐，又重新提倡“尊孔读经学儒”，孔子又被尊为圣人，孔孟之道又大行其道了。

    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向全国人民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不信孔孟之道了，他们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邓小平复出以后大肆宣扬他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其实就是说：不管黑方法、白方法，只要能抓到钱就是好方法。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则倡导“闷声大发财”。这就导致了党政军官员们全面道德败坏，腐败盛行。全国人民的道德水平也大大地下降，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了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共产党员也都只信一个“钱”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的理想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中共领导人也觉察到了这种“信仰危机”、“理想危机”和“理论危机”，共产党原来的共产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已经彻底破产了，中共领导人也不知道该建立什么样的新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共的思想理论体系是一片空白。于是在胡锦涛时期全国掀起了一股“国学”热潮，重新提倡“尊孔读经学儒”，企图用儒家思想来填补思想理论上的空白。我虽然没有听到胡锦涛本人对“国学”和“尊孔读经学儒”讲过什么话，但是我相信，全国掀起如此狂热的“国学”热潮，没有胡锦涛的支持是办不到的。而且在胡锦涛时期，在世界各地开办了几百所孔子学院，这必定是按照胡锦涛的指示而办的，这充分说明胡锦涛是尊孔的。习近平也提倡“尊孔读经学儒”；他亲自参加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大会，并在会上讲话；一些新儒家的学者称习近平是红色新儒家。

    毛泽东是批孔的，胡、习为什么要提倡“尊孔读经学儒”？因为儒家思想是巩固等级制度、专制统治的法宝，一个人只要被儒家思想洗了脑，就会变成对君主、上级绝对唯命是从，不作任何非分之想的“顺民”。中共领导人在面临理论危机和统治危机的时候，为了维持和巩固专制统治而求助于孔孟之道、儒家思想，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不过，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必定灭亡，习近平求助于孔孟之道、儒家思想也注定不会成功，必然以失败告终。

    令人奇怪的是，在民运人士中也有一些人提倡“尊孔读经学儒”，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他们从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找出一些听起来很动听的漂亮话，硬说那里包含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儒家思想是维护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反民主、反科学的思想体系，只凭其中的只言片语就把儒家思想与民主、自由、平等联系起来，真是荒唐可笑。儒家思想就好比是一堆破铜烂铁，有人从中找出几片金黄色的碎片，硬说那是金子，要大家好好地珍惜，用它们来打造漂亮的金器，这有多么可笑！

    我认为中国必须走民主化、科学化的道路，我们必须继续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继续完成五四运动未完成的任务，使民主思想和科学思想深入人心，实行民主宪政。企图在中国恢复儒家思想，那是开历史的倒车，是根本行不通的。

    中国人往往有很深的恋祖情结，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总是念念不忘、恋恋不舍。对于民运人士，只要他在为中国的民主化而努力地工作着，他愿意把孔子或孟子的什么话当作“珍宝”，说那是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鼻祖，那就由他去吧。但愿他不要成为中国民主化、科学化道路上的绊脚石。

    总结一下，沿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五条线索来研究和阐述历史（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这就是我的历史观。我这么讲，也就是空口说白话而已，我自己并不打算这样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需要大量的时间，在我的有生之年已经没有这么多时间了。我只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能推进中国的民主化、科学化的事情。我把希望寄托在年青人身上，希望有青年历史学家能赞同我的历史观，并且这样去做。这是我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