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的奴隶占有制性质
蒋蜀军
在《论习近平的新权威主义复辟》一文中，我认为中国经济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极权主义的权力经济相结合而形成的经济掠夺主义的现代奴隶经济，也就是奴隶占有制经济，这无疑和中共将中国经济定义为市场经济有极大反差，故有必要撰文说明。
中共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辨中国经济性质，是最有说服力的了。为此，我选择了一九五四年八月由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作为我的理论依据。该书由康 维 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德 特 谢皮洛夫、列 阿 列昂节夫等九位苏联科学院院士、经济学家共同写成，全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代表了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范本，一九五五年六月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供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学习。这样一本理论著作的权威性不容置疑。马克思主义是宇宙真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认识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经济的具体实践，也必然是正确的。
一、丧失公民权利、财产权利、政治权利即为奴隶
探讨中国经济性质，首先需要探讨作为经济关系主体的中国人民是否是奴隶，进而才能理解中国经济的奴隶占有制性质及其成因。
对于人是否为奴隶，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真理性的认识标准：“奴隶劳动成为社会生存的基础。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这样就形成了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在奴隶占有制度下，居民分成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享有一切公民权利、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奴隶被剥夺了这一切权利，没有可能成为自由民。”（苏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6页）依据这一标准，人一旦失去公民权利、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即为奴隶。那么，这三大权利具体包括哪些权利呢？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公民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得使为奴隶和免于奴役的自由、法律人格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放逐和免受酷刑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迁徙自由、财产所有权、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参政权等，加上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应平等享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共同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权利，这也是人类在现代社会应普遍享有的权利。按照《联合国人权宣言》，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情况下皆不可剥夺，故必包含于三大权利中。这其中，政治权利又是最重要的权利。任何人只有完整地享有这一权利，才能确保享有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否则，就算万分侥幸地没沦为奴隶，也必是和奴隶没多少区别的政治贱民。
马克思主义在阐明三大权利时，唯一地加上了一个醒目的限定词：一切！意味着完全享有，这说明权利的平等和权利本身同等重要。如《宪法》明文规定了每个人必须享有三大权利，但被政治强权随意剥夺，或表面上不剥夺，却在未经你同意并授权的情况下，强行代表你行使本属于你的权利和剥夺你的自由，那你同样是奴隶。
人一旦沦为奴隶，地位就极低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奴隶占有制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而且占有生产工作者——奴隶。奴隶被看做一种物件，受主人完全的绝对的支配。奴隶不仅被剥削，而且被当作牲畜买卖，甚至可以任意杀死。”（苏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7页）因此，奴隶占有制度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奴隶的卑贱地位，表现在：1、奴隶的劳动是公开的强迫劳动；2、奴隶主占有奴隶劳动的所有产品，奴隶仅能满足简单的生活资料；3、奴隶必须绝对地服从奴隶主，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反抗，完全没有人格尊严；4、奴隶被不自由的处境所压抑，闭塞无知，本身不能产生比奴隶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更进步的思想。奴隶这种极为卑贱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决定了人必须有不得使为奴隶和免于奴役的自由。
实践中，西方民主国家和东欧国家先后通过构建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保证了上述《公约》规定的一切个人权利和基本自由，即马克思主义三大权利的实现，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贡献。而中国呢？
毛时期，毛以阶级斗争为纲，独霸意识形态，毁灭传统文化，废除法律，政治一元化，经济公有化，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将人民沦为可任意使唤、屠宰的奴隶。在毛的残暴统治下，人民必须每天向毛表忠心，背诵毛语录，跳忠字舞，祝毛万岁。工人吃不饱、穿不暖，农民饥寒交迫，学生从小被灌输阶级斗争思想，要对阶级敌人充满刻骨仇恨，知识分子成了必须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的“臭老九”，许多干部被打倒，游街示众，残酷迫害，整个国家陷入毛竭斯底里的个人独裁中。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土改、镇反、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因受迫害而致死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高达六千万至一亿四千万，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毛毙后，中共虽开启了经济改革，但独裁统治依旧。强制计划生育、“六四”大屠杀、迫害法轮功信仰者、强逼国企职工下岗、以“国进民退”窃掠财富、强拆、暴力镇压上访者、非法抓捕维权律师、刑讯逼供……无一不暴露出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凶残面目。事实证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就是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共建政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奴隶史。
联合国规定，人权公约是强制性公约，各缔约国和签署国必须遵守执行。但中共政府自一九九八年十月五日代表中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上述两项《公约》至今，始终不交付全国人大批准执行。二十年间，民间多次联署呼吁人大通人权公约，均遭打压。刘晓波发起签署《零八和平宪章》，反糟中共迫害判监，致罹患绝症，生命垂危。这说明被中共视为“主人”的中国人民，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均未享有马克思主义三大权利，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奴隶的真理性划分标准，只能是奴隶。
二、中国经济的奴隶占有制性质和成因
“奴隶制是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形式，也是最粗暴的剥削形式。”（苏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3页）粗暴一词形象地揭示出奴隶占有制度的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征：“奴隶主在完全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的基础上，用掠夺式地剥削奴隶群众的办法，用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而变为奴隶的办法，用征服和奴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办法，来攫取剩余产品，以供自己的寄生性消费。”（苏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1页）可见，判断中国经济是否具有奴隶占有制性质，需要弄清楚中共是否完全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是否采用掠夺式地剥削奴隶等方法，来满足其腐朽的寄生生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构成生产资料。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是人用来影响和改变劳动对象的一切物件，首先是生产工具，其次是土地、生产建筑物、道路、江河等。人作用于生产资料的目的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本身，还占有生产成果——财富。
中共以暴力夺天下，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将中国所有的私营企业、私有财产、物质和生产资料悉数充公，一草一木也不放过。暴力之下无平等！暴力下的公有制，必然由国有变党有，党有变权有。马克思主义三大权利的缺失，戳穿了中共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将中国经济的奴隶占有制性质充分暴露在世人面前。
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宣布搞市场经济，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然而市场经济有两个重要原则，一是自由、二是公平交易。公平交易是人类基本的平等价值观在经济领域的体现。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证明，唯自由能平等。因此，经济自由化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础。无自由即无市场经济可言。经济自由化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产权私有；市场决定商品流通和分配；企业和企业家阶层的独立化。显然，中国经济不具有这些特征。
一些显而易见的例子可以佐证这点。如城市的房产所有权归国家，居民只有七十年使用权；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党控制的集体，农民只能承包经营。八十年代流行价格双轨制，指导价由政府定，市场被动接受。九十年代勃起的权贵势力掌控了天量的资本、资金和生产资料，市场没有发言权。当下，泡沫膨胀了十多年的房地产行业，因关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价格完全受政府控制。而中国企业之无独立性，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国企高管由政府直接任命，私企在高税负下只能搞权钱交易，否则活不下去。美国波士顿大学中国精英政治研究学者傅士卓最近公开表示：“你当然可以营造出私有经济繁荣的假像，你当然也可以走安邦模式。但现实是，自由经济从未在中国生根发芽。”
权力支配市场的结果，是掠夺无处不在。
二零零四年，作家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向世人披露了中国农民被掠夺的惨状。书中提到，安徽省淮北平原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有一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有位农民扳着指头算了笔账，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及这税那费，小麦亩产如达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白干了。而淮北农村普遍亩产只有六百斤。黄山市休宁县白际乡位于大山中，不通公路不通电话，农业生产仍靠刀耕火种，农民年均收入仅七百元，月均五十八元，住的多是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连瓦也置不起，房顶用树皮盖。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五百一十四户，达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占一千七百七十人，达百分之八十一。就是这样贫穷之极的乡镇，还因乡村干部们搞浮夸虚报，被上面认定已脱贫，派下沉重的苛捐杂税。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八十年代，安徽一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省，大包干、联产承包都是经该省试点后再推向全国，然而竟民不聊生。全国情况如何，也可想而知。农村如此，城市又如何呢？
四川眉山是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古称诗书城。一九九二年，当地优秀企业眉山燃建公司作为国务院选定的二千家国企之一，先行试点改制，依法变更为股份制民营企业，随后和四川省石油管理局共同投资成立眉山天然气公司，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一九九八年，天然气公司开始盈利。眉燃司股东还未来得及享受分红，便被眉山政府强令再改制，不接受就抓人，暴力殴打、威胁。改制的结果是眉燃司被肢解，大部分股东被迫再次以国企职工身份下岗，自谋生路，所投入的股本金一分钱也未收回，其在眉山天然气公司的百分之五十股权被四川石油管理局全部侵吞，没花一分钱。四川石油管理局即后来的四川华油集团，周永康妹妹持有该公司大量股份。八年后，六十多名股东以眉燃司名义打赢官司，拿回股权，却将另外的一百二十多名股东拒之门外，也搞起强行侵吞来。这些受害人多是老人和妇女，有不少党员，还有离休干部，他们从此开始了痛苦的维权。
我从二零一零年开始代理维权，次年十二月进京上访拿到国家信访局批文，但眉山政府并不将中央政府放在眼里，非但不依法解决，还用暴力强行阻止我们依法诉讼。二�一二年八月十四日，东坡区委书记李明州指派区公安局长王正祥等官员将我诱骗至区信访办非法抓捕，然后以释放我为条件，迫使维权股东们签《承诺书》，承诺自愿放弃股权，不再上访和打官司。目前，眉山天然气公司资产已由最初投资的六十万元增值到近三亿元，但这一百多位老人和妇女却始终未领取过一分钱红利，在屈辱中艰难度日。
一九九八年的国企改制，全国上亿国企职工和眉燃司股东们一样，被迫下岗，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天量财富就这样一夜间被大大小小的权贵们掠夺了。中共所谓的市场经济，实质和奴隶社会的经济一样，都是自然经济——一种不受法律约束和保护的经济形态。掠夺，非常露骨而又清晰地诠释了中国经济的奴隶占有制性质。
三、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决定了劳动力的廉价
“由于大量奴隶集中在奴隶占有制国家和个别奴隶主手中，也就有可能大规模地利用简单劳动协作。……奴隶劳动的广泛采用使奴隶主摆脱了一切体力劳动，把这种劳动完全加到奴隶身上。”（苏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8、29页）历史上，古希腊奴隶主、古罗马大地产贵族都曾大量地驱使成百上千的奴隶有规模地从事手工业、建筑业、开采业和农业生产。 这种廉价劳动和大规模的简单劳动协作的优越性，使得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技术长期停留在极低水平上，无法超出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工具和大规模密集劳动协作的范围，主要动力始终是人力及畜力。可见，低水平、规模化的协作劳动大生产是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的主要形式，它有四个特征：1、廉价；2、规模化；3、密集劳动协作；4、生产技术低水平和生产力长期低下。其中，廉价劳动力是首要条件，缺了这一项，其他无从谈起。
构成这一生产方式的基础，是奴隶主依靠庞大的军队和酷吏强迫奴隶劳动，并占有他们全部的劳动产品。强迫劳动下，“奴隶并不是把他的劳动力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把它的服役卖给农民一样，奴隶是连同自己的劳动力永远卖给他的主人的。”（马克思《雇佣劳动和资本》第9页）
毛时期的人民公社，从公社到生产队都有携带枪械的基干民兵组织。基干民兵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监视本队社员劳动，镇压任何形式的反抗，配合阶级斗争需要揪斗地富反坏分子。中共从建政时起，以各种暴力方式强迫农民劳动，掠夺他们的劳动成果，屠杀农民，如土改和镇反杀害二百多万地主、富农，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约四千万农民，“文革”时期各地杀人事件屡屡发生，死亡人数至今无法统计。
暴力统治和奴化教育下，农民被套上了无形的铁项圈，子子孙孙永远捆绑在土地上，他们和古希腊、古罗马时的奴隶一样，被大规模地驱赶到土地上从事各种集体协作劳动，耕种、开荒、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等，收入按工分计酬，每工分值几分钱至二三角钱不等，年均现金收入仅二三百元，粮食则按人口和劳动力有限分配。耕种依靠人力和耕牛，劳动工具主要是镰刀、锄头、箩筐等。因生产力水平低，粮食产量不高，农民交够公粮后收获极少，遇荒年只有啃树皮、吃白?Z泥，外出讨口要饭。改革开放后，农民虽可承包经营原本归自己所有的农田，但税赋的沉重和生存的艰难一如《中国农民调查》所述，命运无法改变。“这是一个位于自由民和奴隶之间并已有某种劳动兴趣的新的小生产阶层。这些人称为隶农，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身。”（苏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4页）马克思定义的“隶农”，准确地描述了当代中国农民的身份。
中国劳动力究竟廉价到什么程度？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给出一组数据：每小时人均工资德国三十美金，美国二十二美金，泰国四美金，中国零点八美金，世界倒数第一。同时，中国人均工作时间二千二百小时，世界排名第一，而美国只有一千六百小时，德国一千四百小时。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二零一三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标准作比较可知，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人均收入仅和泰国清洁工相当，而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低收入人群的人均收入则远不及其一半。同时，独立学者、作家刘植荣二零一六年八月在《这份工资调查让中国人彻底心寒》一文中指出，中国最低工资仅及人均GDP的百分之二十五，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六倍，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九十八倍，行业工资差高达百分之三千；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工资占企业成本的一半以上，而中国不到百分之十。由于国家统计局工资统计只覆盖吃皇粮者，不及从业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因此，每遇涨工资，老百姓都为自己工资的“被增长”而愤怒不已。
中国劳动者的工资世界最低，却要承担世界最高的税费。
中国商品税全球最高。除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极少数税种外，其他都是隐藏在商品中的流转税，民间俗称“扒皮税”。中国人从生下来起，无论有无收入和年纪大小，一定要缴纳这个层层盘剥的“扒皮税”。二零一二年，世界银行表示中国劳动者税率达百分之四十五，建议减税，但至今未减。除税外，劳动者还要承担大量的费，它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包括卖地收入、教育附加费等计入财政收费和过路费等不计入财政收费；计生等各种罚款；国企垄断性行业收费，如电信、邮政、银行、保险、供水、供电、供气、教育、医疗等。税费叠加后的双重课税，民间估计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最高翻两倍。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隐性掠夺，就是滥发货币。中共迄今已超发一百五十多万亿元人民币，引发物价飞涨，使得老百姓千辛万苦积蓄下来的存款大幅贬值，几近于被盗光。
有如此廉价的劳动力，才有遍布中国的“血汗工厂”等各种效率低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源源不断地出口世界的大量廉价商品，进而也才有“带血的GDP”三十多年的疯狂增长。二零一零年前后，随着大量奴隶的老龄化，劳动力严重短缺，中国经济很快由两位数骤然下降到目前的百分之六左右。此时中共又号召生二胎。但在超低收入、超高税费和物价压力下，又还能繁殖出多少“会说话的工具”，来继续供养中共的腐朽生活呢？
由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组成的中国产业大军，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奴隶大军，他们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名，为中共创造出世界第二的“经济奇迹”和天量财富，为子孙后代描绘出壮丽的现代化美景。他们向上帝证明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奴隶主阶级是何等的暴虐、贪婪和无耻，也必将在上帝引领下废除播撒罪恶的中国奴隶占有制度！终有一天，天安门广场会高耸起两座巨碑，一座是中国民主纪念碑，一座是中国奴隶纪念碑。在中国奴隶纪念碑底座上，一定会刻上那些权贵奴隶主家族的名字，让千秋万代的子孙牢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