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百年——晚到的纪念与反思（下）
刘自立
自由或者自由主义的载体和民主的载体，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个村社/城市概念——比如古希腊的德莫与城邦（Demo——Polispolis）都是这样的自由和民主的载体——而后来古罗马自治被推广，被盐田七生研究为凯撒所谓行善政致恶果之自治扩大化，也是这个意思——再后来，神圣罗马帝国中著名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等城邦她们对峙于神圣罗马中央政权和罗马教皇政权，也成为世纪佳话。这些西方意义上的城邦主义和民主主义，并非只是一种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她们主要是一种思想和观念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这样看来俄罗斯村社何以发展为一种梦幻式、赫尔岑式和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萌芽，确实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个问题和上述城邦和德莫问题一样，他们是不是可以成为自由和民主的载体，而不是成为所谓的乌托邦载体，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实的俄罗斯革命历史和变革历史中，没有人会把这个俄国的基布兹至少发挥成为一个政治中立的乡村自治（而以色列社会主义复国主义的乡村自治，多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多大程度上是资本之，也是一个可以研究的课题。）于是，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言，至少那个时期的俄罗斯人一想到了自治这个概念——他们用这个概念和政党，和革命，和法制，和思想联系起来。在他的那本《论俄国革命》一书中，关于俄罗斯自治问题乃至俄罗斯涉及的波兰问题等等都有所讨论。这个自治形式和村社形式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同时也是两个问题的一个宗旨。他们互文互补成为革命群众和政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类似西方历史政治层面的课题。这个课题的关联性层面依然是有关俄罗斯立法年代所带动的俄式解禁方式和自治方式。他们在世纪初叶（20世纪）解禁的各种多党试验也是和他们的解放同盟，地方自治会和解放同盟与自治会基础上组建的立宪民主党关乎一体。上文所言之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等就是参与这种自治，这种民主，这种解放之人。于是关乎解禁问题自然牵涉到俄罗斯立法改革之产物俄罗斯帝国宪法，乃及莫斯科和彼得堡相继召开的俄罗斯地方自治大会。
帝国宪法施行了言论自由，宗教宽容和结社自由（也即是韦伯“不知道怎么回事”地出现了那么多政党）——其中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等雨后春村般出现在俄国大地——而1903年社会民主党中之布尔什维克籍此诞生——请注意，这是世界上出现共产党的一次主要迹象。这个迹象是由尼古拉二世允许出现的，是他主张帝国宪法条例规定的政治产物。当然，这也是一个鸡蛋与鸡的间性逻辑所导致之。人们注意到，自由的意志来源于民主的众人到场，而这个到场导致的人人争执人人的共和精神，又必须以某种规则的出现再出现——这就是法政缘起——这个缘起又导致各个阶级，集团，皇室和平民之间性存在——严格意义上说，皇室本是共和纳入其中之该有之义，而非只有法国革命杀死之之模式才正确。在所有这些关键环节中，自治模式又是所有这些模式实施的载体，不管是战神山还是帕提农神庙，只要她们是自治的人人和政权，都是神圣的（也许可以被解散，但是不可以被镇压。）那么，俄罗斯地方政治的真理又是如何体现的？结论会和西方之截然相反，其结果即是村社的解体带来了革命的恶政。这是善政导致恶果，还是恶政导致之？我看两者皆备。你看，首先是俄罗斯自治本身一半以上是假的。假的，如何充真？韦伯响应一种关于俄罗斯没有历史的说法，并把这种说法言及所谓戴克里先制度（戴氏是罗马共和转向帝国且实所谓四皇统治的荒诞派创始者）之延续——而这种制度中没有自治该念，只有所谓“莫斯科维”（俄国古代称呼）概念。这样一来，“地方自治会是一个自治的现代机构，它成立的时间不到四十年，并且已经进行了一次改进——从一个代表纯粹的一般土地所有制（包括农民）的机构变成一个本质上基于等级原则组建的机构”，韦伯说，俄罗斯地方自治会最可堪比美国地方政府；而普鲁士之业已衰落，……而一般而言，村社要和警察，政府，官僚……作斗争，“普列夫通过这些手段平迫使地方自治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消极的协会的角色，……他想把地方自治会连根拔起，用国家官僚制度取而代之。”（同上）在俄罗斯新宪法中“无权反对中央权威”是地方自治单位选举之上院的危险掣肘——而下院的直接选举，又有所谓的“独裁政府一察觉到有来自杜马的威胁，就立刻会用权力让工人和杜马进行鹬蚌之争，至少表面上是成功的，目的是阻遏那些涉嫌自由的资产阶级，这也是以前政权的一贯伎俩。”他涉及到前此提及之农民问题——“一旦民主党同意基于一种财产选举资格的选举权，就意味着农民大众显然被排斥在选举之外，各种反对力量就会联合所有没有选举权的农民，因为农民大众的仇恨就是指向有选举权的私有财产主，地产主，尤其是富农……以及乡村资产阶级，”“他们甚至排在无产阶级之后”！这些大概就是俄罗斯伪自治的一些颜色和真实。
最后的课题是尤为重要的辨析，因为它关系到十月革命前后俄国人对待西方资本，西方资本对待列宁的态度。也就是说，马克斯.韦伯在他的《论俄国革命》一书中以其犀利的思索和敏锐的嗅觉，察觉到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外交甚至战争织体的诸多环节和细部。他的发现大概是，民主和资本是两架马车，不是互为轮轴的自然因果关系。这个关系说和无关系说，甚至在一定呈上用资本抵制民主，用阶级利益清洗阶级合作，用列宁主义沆瀣洛克非得和罗斯查尔德……这是十月革命后所谓彼得博格俱乐部驰援列宁的一些证据(——丹尼尔.伊斯图林著《彼得.博格俱乐部》一书22章——第二十二章
布尔什维克的恩人——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失败，俄国的工业发展肯定会超过美国、英国和欧洲；而我们现在就将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里。但是，通过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美国金融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延缓了俄国的工业增涨速度。华尔街的银行界和投资人在幕后控制了俄国的工业发展，从而阻止俄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最初的一个主要的对俄国革命进行金融支持的人，是苏克兰出生的安德鲁卡内基，他是美国的钢铁巨子，一八九二年他就拥有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卡内基也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慈善家，他支持他认为值得的事业。他相信，“一个死去的时候依旧富有是耻辱的”。到他一九一九年辞世，他共捐助了三点五亿美元。他还建立了一个分送财富的组织——卡内基基金会。美国内战中，卡内基还很年轻，他亲眼目睹了内战的恐怖，所以他捐助了一千万美元建立国际和平基金会。该基金会的目的是组织未来战争的发生。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基金会受托人董事会编制了“马尔堡计划”。
“詹宁斯万斯在《伍德罗·威尔逊：革命的信徒》中写道，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将国际金融家与社会主义者联为一体，共同压制国联（联合国的前身）的成立，以强制和平……控制其委员会……（并进而）对人类的所有政治问题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88
“该计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编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同盟国和轴心国都造成了可怕的生命损失，那时，“强制和平”是一种政治修正，也是卡内基为之奋斗的自豪理想。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假设，“强制”和平同样意味着必须发动战争的必要前提。而卡内基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受托人董事会为未来所准备的、掩藏在马尔堡蓝图之下的秘密内容。
“安东尼萨顿向我们提供了实施“马尔堡计划”的背景——配合处于国际金融控制者“终极力量”控制之下的国际政府。“俄国是那时——也是现在——全球最大的未开发市场。而且，俄国，当时和现在，一直都是美国工业和金融优势的最大潜在威胁。”89
“因此，萨顿进一步解释说，“马尔堡计划”的缔造者们需要发展一种覆盖全球的垄断，而不仅仅只是他们自己的后院。“被美国工业控制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所能在自家后院为美国工业实现的，如果从华尔街和华盛顿特区给予适当的支持和推动，一个计划的、海外社会主义政府也能为它做到。”
续，“——不满的温床
“二十世纪更替之际，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统治俄国。他是罗马诺夫王朝（始于一九一三年，终结于一九一七年）最后一任的统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统治的版图大约有八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蒙古和中国接壤，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和芬兰也是俄国的领土。按照美国少将约翰﹒汉布里﹒威廉爵士（他作为一名英国军官，在战争期间驻扎在俄国）的说法，沙皇对“同盟国事业的忠诚，只有他对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可以媲美。”
“罗曼诺夫王朝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将俄国西方化。尼古拉斯二世试图让俄国工业达到欧洲的现代化科技水准。不幸的是，他用的是他的劳力。许多人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有最低的工资，而这些则为一九〇五年彼得堡“血色星期日”有组织的工人抗议建好了舞台。不过，沙皇的军队镇压了第一次起义。旧有的秩序维持着风雨飘扬的权力，一直到战争的第一年。直到一九一八年，机会再度出现，独裁统治被推翻，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及其家族被处以死刑。
“吉奥格斯海顿的书《强奸宪法：自由之死》很有趣。从中我们能知道，约翰D洛克菲勒的个人特使，乔治凯南花了二十年来鼓动对俄国沙皇的革命行动。他的出现和影响使美国资本家很容易通过善意的援助，利用“仆从”俄国市场来压制反叛者。
“为什么洛克菲勒和他的银行家们如此着急推翻俄国独裁统治？这是否是又一个，发动俄国革命更相关的理由？
“一句话：是的。答案的意思今天和一百年前一样。石油！在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前，俄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产油国。一九〇〇年，俄国富有石油的巴库油田生产了超过美国生产总量的原油，一九〇二年，它的原油产量超过了全球产量的一半。
“革命的混乱和破坏摧毁了俄国的石油工业。在《华尔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中，萨顿写道，“由于缺乏技术，到一九二二年，一半的油井都荒废了”，另外一半也几乎无法使用。
“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加里艾伦也提到了，革命摧毁了美国的竞争。‘在很多年里，革命有效地消灭了标准石油公司对俄国的竞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标准公司再一次进入并重新开始俄国的石油生意。’
“但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为了消灭（威胁自己的）竞争，并让俄国人民在数十年里保持贫困和堕落，他们必须找到可以实施成功革命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和列夫﹒托洛茨基出现了。”)而列宁所谓新经济政策，无外乎是把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转不灵的马车强行拉动。而在十月革命之前，有两个俄罗斯大员牵涉到关于世界格局和内部改革运转的民主，革命，宪政，村社，土地，主义，道德，上帝……诸多问题之一的最为重要问题——就是俄罗斯“改革开放”问题——这个问题转变成为维特伯爵和斯托雷平大人的历史作用说。维特的观察结合韦伯的观察，人们在一百年后看到了不单是苏俄改革问题之关键，同样看到了中国之。维特的外资支支持论缘起于西方对于沙皇镇压1905年起义。维特发现，要想把如果问题一揽子加以解决之道，就是勾结西方金融体系，把俄国马车加入到他们的轨迹之中。他说，这是比他们反对镇压更为重要的事情。于是这个逻辑伸展出来这样一些推论和试验。维特主义被韦伯看成是俄国和美国两个“没有历史的国家”竞赛资本主义之事实。美国加上欧洲的资本运作是不是可以转轨并行与之，就是维特主义试验的关键——但是，正是这个节点，被韦伯查出端倪。他说，民主和资本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可以互相分离甚至掣肘之关系。这是一。
民主与否的课题带动了俄罗斯价值体系的转轨和把持——资本主义政党（尤其是大资产积极之），当然愿意施行维特主义于自身的资本结构，但是问题在于这个阶级对峙时期，其他阶级利益何在的问题凸显——于是，又在社会革命党人中间产生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一体两面；韦伯以为，这是他们首鼠两端之写照……民主和资本既然开始互相分离，那么，民主中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在俄罗斯落脚？于是出现坊间所谓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自由派）的间性对峙。这个间性对峙就以托尔斯泰的反对西方政治价值体制说为其总代表。这样，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加上了托尔斯泰主义。我们不得不引用韦伯书中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注释，“对列夫.托尔斯泰来说，宪法、人身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西方的可憎之物，或者最好也就是无关痛痒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在发现了亨利.乔治，而且近来在《俄罗斯思想》发表了一篇题名为《重大的罪》的文章，宣称罪只存在于私有制之中，在取消了土地私有制之后，其他一切事工都是可鄙的。”（马克斯.韦伯,《论俄国革命》/下同）这并非偶然。我们看到韦伯简单提及的索洛维约夫的伦理命定论诸如此类的寻神呓语。……但是寻神关键不是不提政治而锁死了政治和西方政治学；这个桎梏导致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们对峙自己的或者普罗、或者布尔乔亚的理念大打折扣，让他们变成那个拜占庭主义和东正教主义的余须和尾巴（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议论过基督教和希腊化之间的对峙——而俄罗斯成为罗马之反，却要自称第四罗马所在云云……）。再说一遍，托尔斯泰主义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就是反对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而反对了所谓的资本主义，也就是支持列宁。但是，列宁的社会主义，不是它的本质。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三是，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究竟是不是一种同伙关系还是难说。社会主义者科伦斯基和社会会主义者列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其实这个关系就是韦伯所谓的资本与之之关系。维特引进西方资本；克伦斯基引进民主；而列宁既引进资本，也引进“民主”（这个民主就是他籍此发迹的民粹—极权）。我们回过来看看韦伯的逻辑：
——“要是没有外国金融界的警告，……沙皇可能永远不会公布《10月17日宣言》，或者至少很快就会废除它。独裁政府对民众的狂暴有所顾忌，他也担心过军队的叛乱，而且对方战事的溃败也让他萎靡不振，但是如果独裁者不是受到了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冰冷无情、心如铁石的宰制，这一切都可能无济于事。”
证券市场一片低迷让维特们看到了转变之之方略。
——“维特与普列夫的统治举措相反，……维特乐意与资产阶级达成谅解来反对大众。”这样做俄国必须实行法制。
——大银行家和企业家的政党合法秩序党应运而生，“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会终结“民粹主义者的’浪漫主义。无疑马克思主义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这种浪漫主义的位置。”因为它无法应对俄罗斯土地问题。
——“如果我们打算指望‘物质’利益的‘自动’结果来实现‘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发展，那今天它们几乎没有实现的机会。因为民主和个人主义根本就是指相反的方向。”“有些人总是担心世界上会有太多的民主和个人主义，而缺乏权威、贵族和对职位的尊重……人们已经采取了全部措施以确保民主的个人主义不能充分发展。”
——“一切经济指标都指向越来越‘不自由’的方向。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阶级发展趋势，它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如今人们正在把它输入俄国，倘若有人认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民主’有着建设性的和亲关系，那简直就是荒谬至极，更不用说‘自由’（Liberty）了，（不论是在任何意义上理解这个词）。问题毋宁是说：在资本主义支配之下，民主与自由这些东西到底能够存在多长时间？事实上，当且仅当一个民族拥有一种拒绝像羊群一样被统治的坚定意志，并且这种意志支持民主自由时，民主自由才有可能。”（！！！）
——“经济的‘社会化’催生的内在‘自由人格’……已经微乎其微了。”所谓清教徒现实天堂的预期业已“防止那些维持现状有利可图者做任何改变。”
——“一方面，独裁政权的官僚制度能继续成功收获它长期的推行的蛊惑政策的果实，这些政策一方面叫嚷着要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却扼杀资产独立性的任何良好发展。并操纵各个阶级的互相厮杀。”
于是我们提出纪念十月革命的另类主张。
这个主张就是，十月革命就和列宁主义乃及斯大林主义一样是一个人类虚拟设计方案。这个方案造就的迫害和破坏和资本主义本身产生的几个怪诞产物息息相关。这几个怪物就是，战争；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含资本主义之和社会主义之）；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主权概念（——源自威特伐利亚条约规定的主权国家论——一直到联合国体制），加上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时代与此相关的毛主义，甘地主义，凯末尔主义，苏加诺主义，甚至西哈努克主义，不一而足。这些主义及转换，又造就曼德拉主义，昂山素季主义（有了折扣因为民族问题……）。这些类似印—巴—孟分治导致的千万人罹难和数百亡人死亡，以及毛主义强加中国人的饥荒导致的千万人的死亡，以及列宁斯大林导致的千万人的政治罹难和（乌克兰）饥荒死亡……不胜枚举的十月革命前后脚的战争，改政，独立，解放，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反抗之之）产物。这个悲剧，其实，不仅仅是1918年1月份街头镇压立宪和理想的结果和恶果，而是十月革命导致的资本主义乃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派生物之反思之轨迹，是不是不被反思。毛主义有一个“走资派还在走”的文革语言。这个语汇的含义就是，走资派的出现，打倒和复出，就像十月革命一样，成为资本主义沆瀣之，反对之，双向走轨的把戏。这把戏，用毛的话说就是，我没有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周边的一些地区——其实，布尔什维克经济决定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决定论，是不是同样可以造就一种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工程共治之结构——这个结构，其实，就是联合国结构和苏联乃及后苏联结构。这个结构是不是人类共同体的必须结构？这才是我们思考十月革命的根本所在。
关乎于此，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是，“在资本主义支配之下，民主与自由这些东西到底能够存在多长时间？”
用戈德华特的话说即是，“先贤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私的煽动家所带来的威胁——后者会以经济利益的虚假许诺诱使大部分民众授予政府巨大的权力。因此，他们严禁这类的权力转移——首先，宣告某些特定行为实际上处于公共权力的自然合法边界之外；第二，通过将公共权力分散在政府不同层级和分支之中，寄望于各权力机关维护各自的特权，从而有反抗其余权力机关侵蚀的天然动机。
“但是先贤们并非预言家。他们了解，这些政府的规则，无论多么天才的安排也抵不过人性的缺陷，无论多么精心的设计也无法抵御权力的诱惑，没有什么能阻挡决意抛弃它们的人们。在上节的分析中，只有当民众有足够的决心维护它时，这个政府制度才可能成功。”（《美国可能亡于内部的弱点而非亡于外敌》戈德华特）
用马克龙的话说即是，“但我们必须记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警告：‘自由的消亡，最多只需要一代人。我们无法将自由通过血缘传给我们的子孙，它必须被争取、被保护、被传承，被一代又一代人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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