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关于马学儒化和儒学马化/余东海

最近，钱穆之子、清华大学资深教授钱逊在全国儒学会议上做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当代中华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的学术报告。他说：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一个吃掉一个，或一个化掉一个，而是二者各自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在新的形态上继续独立发展。二者相结合实现了两个过程：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化的转化，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儒学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儒学。中华文化在儒学的创新性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两者是统一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钱逊教授的观点，我赞同一半，反对一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即儒家化，简称马学儒化，我高举双臂赞同；“中华传统儒学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儒学。”此为儒学马克思主义化，简称儒学马化，我坚决、强烈反对，期期以为不可。何以有赞同有反对，解析如下。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各个层面，儒与马皆格格不入。哲学上，儒学唯仁，仁本位；马学唯物，物本位。仁本主义与物本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皆背道而驰。政治上，儒学民本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马学党本位，把党放在人民之前。制度上，马家政治是党主制，经济是公有制；儒家是礼制和民有制（近乎西方私有制）。教育上，马家第一学科是马学，儒家第一学科是儒学……

论基本立场、道德标准和政治原则，儒马不两立，别说儒学马化不可能，马学儒化也不可能，也是个伪命题。但是，就现实而言，马学儒化的思想取向有其重大意义，值得肯定。

积弊深重，弃马归儒不可能一蹴可几的，任何人当国为政都不可能。质变需要量变的积累，就像革命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样，弃马归儒同样有赖于量变的持续，需要具备相应的政治社会基础。在一时不能去马的前提下，立马尊儒不失为次优选择，优于马家原教旨，优于马家与法家结合，也优于马家修正主义。有志之士应致力儒家事业，为未来彻底去马、真正尊儒创造条件夯实基础，但不应否定当局局部尊儒的努力，也不应否定马学儒化之追求的进步意义。

马学儒化，意味着马家争取进步、趋向文明的努力和向儒家接近，儒化的过程就是去野蛮、去邪恶的过程。马家若能借助儒化，最后放下唯物论、党主制及公有制三大政治屠刀，退归百家行列，那就实现无害化了。故东海曾作《儒文化和马主义》一文，表示对马学儒化的支持。

就学理而言，儒马不相容；就学者而言，儒马会互变。学生“而立”之前，立足未稳，如果学习马学，可能堕落为拜物教徒；马主义者在彻底物化、断绝善根之前，若有机会学习儒学，也有可能逐渐上升，变为正人君子。儒学饱含着真理，诉诸于良知，对学习者自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换言之，马学不能儒家化，不代表马党不能儒家化；马党不能儒家化，不代表马党中人和马国人民不能儒家化，不代表儒家化的努力无用。

儒学是圆学，正如张载所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吾道，孔孟之道、中庸之道也。理义精微，根本圆满。一是理论圆满：彻上彻下，全体大用，彻里彻外，内圣外王；二是理想圆满：人格理想为圣人，从心所欲不逾矩，社会理想为大同，群龙无首，万物咸宁，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

儒家坚持正道和中道，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至广大而尽精微。在思想学术上，茧丝牛毛辨析精微，不容一点差错和混乱。如果思想学术混杂，意识形态有误，问题很大，后患无穷。《近思录》记载伊川先生语：

“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至如杨墨，亦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盖其差必至于是也。”

二程认为圣学无偏。若过或不及，就会出问题，甚至流为异端。杨墨也并非全然无父无君，但其流弊就会无父无君。故慎思明辨、择法之眼非常重要，故韩愈称赞孟子辟杨墨“功不在禹下”，孟子也以大禹治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和孔子作春秋自喻并宣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东海学舌曰：能言距马列者，圣人之徒也。

儒学贵纯不贵杂，不宜杂染异端外道。孟子辟杨墨，宋儒排佛道，原因在此。比起杨墨佛道来，马学毛思错误更严重，危害性更大。为了维护儒学理义上和根源处的纯洁，凡圣人之徒，不能不予以严厉的批判。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马学的错误是双重性的：将民粹主义与极权主义圆满结合。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平均主义都属于民粹主义范畴，与极权主义一体两面，相反相成。平等、民主一旦扩大化主义化，就会从自由的价值从属演变为自由的敌人，往往有极权主义相依而起。古今中外造反派，或以民粹始以极权终，或一开始就是民粹、极权双轨并行，原因在此。

马学中也有很多美妙的承诺和所谓的理想，但只能是永远不可能兑现和实现的巧言。原因很简单：马家的唯物主义三观、社会主义道路、党主制和公有制的制度模式，都与其承诺和理想背道而驰，为南辕北辙作了最深刻的注。马家越真诚，奋斗越努力，离它们的承诺和理想就越远。

我说过，宗教极端主义是现中国一大祸源，但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祸源仍非马学莫属。政治之祸、社会之祸、宗教之祸最大也有限，文化之祸则具有潜在性和无限性。而且，政治、社会、宗教之祸往往植根或引发于不良的主体文化。占据宪位的马学是中国内忧外患和人道灾难的源头。

近年来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承认腐败是全方位系统性的，但论及原因，仍多不着调，不老实。其实腐败两大根源在此：一是马学，二是马制。我在旧作《文化性腐败》中开宗明义指出：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的，更是文化性的。若不剑指马学马制，反腐只能是锯剑式的外科手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在马家政治中，修正主义比原教旨好，“不争论”比旗帜鲜明好，即右比左好，邓小平比毛氏好。但是，这种好非常有限，无改于本质的坏。所谓的改革开放，无非外科手术，治标不治本。要治本，必须把手术刀指向马主义，彻底切割马学毛思，全面回归中华文化。那才是真正的好，真正的拨乱反正。

当年邓先生主张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不争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是可以的，但不能一直苟且下去。意识形态问题是政治核心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品质和架构。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意识形态就是最大的名。

马学作为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最大的拦路石。这块硬石头迟早要搬走。豺狼当道，莫问狐狸；恶石挡道，莫捏软柿。捏软柿也是好事，比万马齐喑和道路以目好，但儒生和公共知识分子更应该顶硬上，勇敢地面向并把手伸向拦路石。

摆在中国面前有三种制度选择：党主制，民主制，新礼制。一是马路，二是西路，三是中路。反道统之本，开中华之新，依据仁本主义道统开出来的新礼制，可以汲取上古禅让制、传统君主制、西方民主制等优点。无论是选择民主制还是新礼制，都必须从宪位上驱逐马学，或换上西学，或改为儒学。

或谓批毛批鲁迅也罢了，现在批马克思过早。我知道，或许十年内驱逐毛氏可以，驱逐马学需要更长的时间。但要复兴儒家重建中华，必须驱逐马学。要驱马，又必须将它批倒批臭。万事开头难，但总要有人开头的。先知先觉者必须负起觉后知、觉后觉的责任来，东海当仁不敢让也。

钱逊教授“儒马结合，相互转化”的观点，在学界和体制内儒学界颇为流行，东海有同意也有异议，特此分解如上。钱逊教授乃钱穆先生公子，大贤之后，纵然听不进，至少能容忍我剖肝输胆的真话。2017-6-6余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