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儒化人生欲何为——我的儒家缘和中国梦/余东海

马家时代可分为三期，毛时期是马左，马克思加秦始皇；邓时期是马右，马克思加华盛顿；習时期是马中，对马家左和右、传统和西方都有一定程度认同，又比较倾向传统和儒家，马克思加孔夫子。儒家虽潜龙勿用，已一阳来复。

儒家的来复是物极必反、剥极必复、否极泰来这个易理在起作用。前后三十年，是吾民吾国剥极否极的时候，也是吾儒剥极否极的时候。一阳来复就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天道循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的。

儒家的来复也是为国家的泰来打基础做准备。等到儒家三阳开泰的时候，就是国家泰来的时候；等到儒家飞龙在天的时候，就是中华文明重新辉煌的时候。那时正如东海一副儒联所言：儒主神州，神州大化；道援天下，天下都安。这副对联寄托了东海的追求好理想。大化、都安，广西二县名也。

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蹴可就的。从潜龙勿用到飞龙在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出现停滞、突进、倒退、或跃在渊等现象和各种困难风险，在所难免。但困难风险不至于太大，不至于再大到过去那样过不去。借用毛氏的一句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就，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儒家逐步复兴的过程，就是民德民智逐渐上升和文化气候、政治氛围逐渐回暖的过程。儒家代表着历史的大势和中国的未来。

东海当年归儒，完全是出于对儒家文化的高度默契和切实体悟，却无意中顺从了这股历史之势。我的归儒当在2004年底或2005年初。2005年4月为文《孟子精神的现代意义——五四反传统思潮再思考》，结尾曰：

“这种大丈夫精神，陶冶我的情操，开阔我的心胸，鼓舞我的斗志，让我自信自贵自尊自强敢言敢怒，在政治高压下保持思想的独立和自由。吾仰孟夫子，每读《孟子》，深感处处闪耀着思想和人格的光辉，深感与夫子意气相投，心灵相契，精神相通，深感当今国人向孟子学习、向孟子看齐的必要性。老枭生于两千年前，便是主张仁政的孟子；孟子生于二十世纪，应是追求民主的老枭也。”

不过，当时虽然归儒，思想仍杂，诗学佛学道学西学杂成一团，只能称为儒门杂家。2006年写过一文题为：《诗化人生，礼化官民，儒化政治，化成天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口号之二》，杂想远大，大而无当。诗化人生固然不错，远远不够。最好的人生应该是儒化，即仁义化、良知化、君子化。人生高度儒化，形成君子团队，获得三界高位，才有望儒化政治，非一介诗人和布衣所能也。

常有人以古今、新旧来判断思想的品质，认为古代思想就落后，不值得现代人奉行。殊不知，思想固然有大小、优劣、对错、正偏、正邪之别，但判断思想品质的标准，并非古今、新旧、先后和中西，而是实践和良知。儒家思想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圣王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的结晶，由孔子集大成。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去验证，或者凭良知去印证。

判断一种文化体系好不好，可从三个方面考察之：一思想理论，二文化群体，三实践成果，三方面品质构成文化体系的整体品质。理论正确与否，关键是三观：本体观、人性观、价值观。也可以增加政治观和历史观，延伸为五观。

论理论，儒家五观最为中正；论实践，自尧舜至明清，中华文明的辉煌就是中道文化的实践成果；论群体，自古以来儒门就是圣贤君子英雄豪杰的大本营。至于目前，由于儒家刚刚来复，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如人意。大量君子豪杰尚在襁褓中，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才能成长起来。

尤其是复兴初期，红儒、伪儒、小人儒和各种儒门杂家更有市场，也很正常。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也各有其正面作用。东海一方面直言指出他们的种种毛病和流弊，一方面也会实事求是地为他们叙功。

思想理论高度正确，传统实践硕果累累，历代儒家群体一枝独秀，足以证明儒家文化品质高优，三性至高无上。三性者，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也。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义。《易经·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是人格的最核心，人道的最支柱，是人类的最高价值并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亿万斯年之后，只要人类存在，仁义依然是最高价值。

仁义之道即中道，中道是儒家之魂，儒家是中国之魂。离开中道，儒家就没有了灵魂；离开儒家，中国就没有了灵魂。反孔反儒是对人格和人道最彻底的摧残。没有自由，人还可以是人，奴隶也是人；反掉儒家反掉仁义，人就非人化了。没有一定的道德奠基，民主自由也就成了永远建设不起来的空中楼阁。

明白了这个道理，知道了儒家的好和重要，其它问题就不在话下了，一切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当年归儒之时，儒门比现在更加孤寂冷清，体制内反孔反儒仍然享有“政治正确”的特权，自由群体更是普遍认同河殇而敌视儒家。东海所在的独立笔会，汇集了海内外大量自由派名家，一个认同儒家的都没有。

归儒之后，对马家的批判一以贯之，并且更有思想深度和道德厚度。奈何儒门寂寂，儒群寥寥，多是认同和支持马家的，与我没有共同语言。环顾体制内外国内外，仿佛置身荒野。据我所知，当时唯蒋庆先生例外。我当时尚无缘见其面，已有幸闻其鸠占鹊巢之大雷音！蒋先生凭此一语，便是历史性的卫道功勋。

东海对他始终感念并尊重不衰，要因在此。他让我知道自己并不完全孤独，并非予一人在天地间荷戟独彷徨。我虽不怕孤独，一意孤往，然空谷足音，毕竟令人欣慰。家国双行泪，乾坤两颗头也。

值得我感念的还有陈明先生、任重先生和《儒家网》，在我那段特别孤寂艰难的岁月里，坚持刊发拙作并设法出版拙书，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二十几年异议生涯，步步荆棘，处处陷阱，期间外境之艰难困苦，非外人所能逆料；内境之酸咸苦辣，非亲友所能领略。子畏于匡七日，吾畏于南蛮十几年---二十几年中，至少应该有十几年是重点监控对象，直到2013年。2013年，拜習君所赐，饱受践踏历尽劫难的儒家终于获得了一点喘息机会，东海也略获自由。

習君上来也与东海一样无意中顺从了历史之势。習薄相争習险胜，此中有天意，姑且浅言之：中国否极须泰来，泰来必须儒先复，复儒自有其过程，谁能倾向儒家，谁就得天独厚。

盖儒家历劫百年，复兴极其艰难；来复之时，局面最为复杂。反儒派大势已去，而儒家不成气候，机缘远未成熟。唯略尊儒家者上位，才能稳住局面，故習最适合这个思想文化道德政治一切都杂乱无章的杂时代。这就是一种天选。当然，稳住是暂时的，必须及时与时消息与儒俱进，才能不负天意。

習君有两件事做得不错，一是为传统文化正名，自上而下扭转了泛滥百年的反儒恶潮；一是反腐动真格，为儒家文化的来复和正义力量的兴起，起到了局部的清道作用。当然，说反腐动真格，是比较前几任而言。

无论他其他方面如何，世人对他观感和评价如何，这两件事都值得吾人肯定和铭感。反对他的马家立场，感谢他的儒家温情。当然，習君只是在政治上结束反儒思潮。儒家的复兴、中国的新生还需要广大仁人义士努力。

“叙功先叙外人。吾儒一阳来复，佛教、于丹、南怀瑾、方克立、習君皆功不可没。佛教是打前站的，鸡汤大师于丹让很多民众的反儒态度有所改观，杂家南怀瑾让不少知识分子被儒佛道吸引，杂家方克立让中上层对儒学有所接受，習君在政治上给了儒家局部通行证。儒家的发展前途和成就，要靠儒家自身努力。”

遗憾地是，儒家依然不自由。马帮集团表面不再反儒，本质依然背儒，以儒为敌，防儒如贼的势力依然是猖獗。敢望習君能顺应自由化之世界潮流，排除万难，乾纲独断，把言论自由还给儒家。对于真儒和东海来说，没有言论自由，艰于义理传播，虽然身体自由，意义不大也。

去中国化运动自五四启动，泛滥于民国，成灾于四九，至文革达到最高潮。反孔反儒是文化和道德上彻底去中国化，独尊马术是政治和制度上彻底去中国化。这是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一次去中国化运动，中国人一变为夷狄，再变为禽兽，三变为邪魔恶鬼。

文革之后，道德有所回升，从魔鬼回升为禽兽，与夷狄相比，仍有很大的距离。国人要重新做人，重做中国人，国家要重新中国化，非去马归儒不可。这是救民救国和国人自救必不可少的方式，不可或缺的途径。

有一种观点颇流行，说中国被文化入侵，被美国、西方、韩国、日本诸国文化入侵严重云云。纯属混扯。一定要说文化入侵，是五四时被马列文化入侵，早已鹊巢鸠踞，反客为主，并且恶客欺主。以儒家为主统的中国文化受到的暴虐摧残史无前例，而今历劫归来，实属九死余生。

儒家复兴的关键是人心的苏醒，文化启蒙和灾难启蒙是苏醒人心的两大枢机。人道灾难已经够持久丰盛了，缺乏的是文化启蒙、良知启蒙的配合，是对马列主义和百年蒙启的批判。我辈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就应该将仁本主义的启蒙和批判进行到底，将颠倒的一切将重新颠倒过来！

儒马不两立。習君欲以马为主而捏合儒马，仿佛竹篮打水，无望无望也。弘儒离不开辟马。能言距马列者，圣人之徒也。儒马之争发端于蒋庆先生，东海继承并深化之，大破大立，立足于仁本主义五观，大破马学毛思。详见东海《仁本主义》、《中华历史精神》、《儒钟响起----我的中国梦》、《台湾的出路》诸书。拜習君所赐，弘儒已无大碍，希望广大儒生多多努力；辟马不无风险，希望有名家大士站出来，与我共肩其任而共任其难！2021-6-7余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