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抗意識形態的奧威爾到弄潮的昆德拉——蓬矢桑弧射四方
仲維光—
1.
正在閱讀并寫作在2018年第一次重新出版的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的書評。這本書2020年在德國出版了德文譯本并且立即產生很大影響。
民族主義在奧威爾那裡,談的是其來路問題,更深處或者說更為廣泛普遍化的思想意義問題。這本書在今天甚至可以直接告訴我們——如何認識那些在性平及metoo問題上,如魏京生滕彪男女問題上的那些分裂性地炒作者,以及台獨與港獨“分子”們的思想來路。
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的文字最早發表在1945年10月,73年後2018年才第一次整理單獨成書出版,幾乎沒有間隙,一年多後,2020年就被出版德文譯本。奧威爾在寫作它之前,1945年8月出版了《動物莊園》,《一九八四》則在四年後1949年6月出版。
這三本書讓我明白了《一九八四》和《動物莊園》的區別及奧威爾思想的發展——由政治及社會問題的描述《動物莊園》,轉向對於更為根本性的政治及其制度的文化思想基礎和特點問題。
2.
這本《評註民族主義》是奧威爾在《動物莊園》發表後,轉入文化思想問題——“新話、新思維以及及雙重思想及雙重標準”研究的開始。它是作為文學家的奧威爾,集中在對於“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化”思想的理解及揭示,指向性的著述,它直接催生了《一九八四》。
這個理解讓我看到,《一九八四》的核心問題是“極權主義共產黨社會的文化思想問題”!如果不理解“新話、新思維及雙重思想”,就不可能讀懂《一九八四》!而所謂“新話、新思維”用學術語言說,就是“意識形態式的語言方式”,及“意識形態化的思維”。
《評註民族主義》讓人們看到,所有那些當代最好的關於極權主義及其文化的研究者、思想家、文學家,竟然在不同方向、方式上異曲同工,都十分清晰準確、淋漓盡致地把它的特點、特征揭示出來。所以,今天的人如果視而不見,或者自己陷入,或者放縱無視那些“意識形態分子”的肆意活動及言論,那不只是弱智,而且不可原諒的!
3.
關於奧威爾的書評昨天構思好後,開始一邊動筆,一邊繼續閱讀琢磨。由此忽然想到,應該去中文網頁查查,結果發現還真的有中文譯本及評述。除了評述不入我眼,覺得沒有看到概述的關鍵思路外,由於我已經看了英文,中文譯文竟然讓我感到好像是另外一篇文字。為此又搜了一次,結果發現有三個譯本,總算其中有一個還可以說能讓人看懂。如此一個文學作品,並不很抽象及深奧的文字的翻譯結果,再次讓我感到:讓人們能夠通過譯文讀懂原作者的意思的譯文,並不多。翻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它不僅需要外語,更需要專業以及感覺,還有中文語言能力。自己就不理解作品原意的人,如何能讓閱讀者從自己改寫出來的文字讀出原文的意思。以其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一個學外語的人,一般都無法勝任這些或者帶有專業性,或者寓意深刻且廣泛的文字的翻譯工作。這尤其是對於大陸——大洋國生活的人,以及在另外一種文化及語言中生活的人。
與此同時,從德文書評中了解到Lutz Büthe的《追尋奥威尔的思想踪迹》,由於感到這本書對於理解奧威爾一定有幫助,因此立即上網訂購了它。這本書認為:
奥威尔的所有文章都源于他对脫胎於基督教的世俗化宗教性思想、教條思想的审视及抵制!由此形成奧威爾傳記也不再是只是個人性的,而更是對西方社会的探究。
而我在閱讀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時已經發現,該書開章及结语表明的都是這個觀點,而這就讓我感到——對抗基督教世俗化堪稱是理解奧威爾著述的鑰匙!
4.
一邊收集資料,一邊繼續琢磨奧威爾的《評註民族主義》。
它這篇奧威爾的著述竟然讓我感到——刀刀直接砍向的是台灣的民進黨。它直接且具體地解析了其反中不反共,踐踏憲政,撕裂族群,以意識形態鬥爭來騙選票,為獨而消滅歷史,毀滅自己文化,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思想,什麼傾向的行為。可以肯定地說,民進黨是既是positive nationalism,肯定行的、貨真價實的民族主義,又是transferred nationalism,德文把這個術語翻譯為Übertragener Nationalismus,移意轉體的民族主義,也就是意識形態化的政黨。
套用臺灣副總統,民進黨主席賴清德的話語方式——民進黨的DNA有嚴重缺陷。
它同時讓我想到今天臺灣的文化氣圍及造成它的因素。
奧威爾的1984在德國是中學生必讀書,故中學生都熟稔共產黨東德及納粹德國的政治社會及文化。此傳統保持到今天。相比,臺灣的大學生乃至其老師認真讀過讀懂1984意義的有幾人。若港臺如戰後德國學校那樣對待此書,其人文教育,對歷史及文化,對對岸及國民黨和民進黨的認識都不會如今天這樣慘不忍睹!
在我看,臺大政大都應該圍繞奧威爾的《1984》及其前的《動物莊園》和《評註民族主義》,開設一學期到一年的課,其內容無論就文學、思想史,社會學政治學來說——涉及的問題都具經典教科書的意義。
但就我對臺灣了解,有能力教授輔導這門課的老師不多。因它需要對思想史及近代學術性質根本性的理解!
為此,對於一位網友留言;希望我能有长文论述。我一定會努力。因為本來我覺得讀者可以看原文,且時下也有了中譯本,只想寫篇短文推介。但鑒於港臺的情況,尤其是看到看到中文界對奧威爾這篇文字的介紹以及三個中文譯本後——感到問題很大。竟然言不及義!
對比德文界反應,這篇可謂句句打在港臺及中文知識界現狀臉上的文字,重新出版五年來居然沒讓其感到汗顏,感到人家關注的問題及敘述方法和自己的不同——這麻木有點過分,深感沒有導讀,恐怕讀者很難讀到奧威爾的真意。
5.
正在讀和思索奧威爾有關民族主義的文字的時候,傳來昆德拉去世的消息。
昆德拉走了……繼奧威爾一代後,又一代知識及精神海洋中的人在逐漸地消失。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會留下自己這代人時代社會特色及人所有的對於生活及人固有的精神思想的追求特色!
每個人、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獨特的特點,昆德拉和奧威爾一樣都遊走在民族主義類問題——意識形態問題的沼澤中,而倆人的態度、思想,遊走的方式、方向不同。奧威爾是明確地辨析它,對抗它,昆德拉卻是運用它、調侃它,很多時候甚至沉醉於這些觀念中的遊戲,自得其樂。所以:
於我來說,昆德拉一代留下的更多的是教訓!
在我看來,中文世界鼓吹昆德拉是偉大的作家——這喇叭吹成村裡嗩吶了!
昆德拉的作品若不是拍成電影,在西方影響不大。他的存在不是因為文學水平,而是因寫的是捷克、東歐及政治因素。這在西方沒幾個人寫,更惶談寫好。他在大陸走紅後,我曾很用心地在德文報刊上追蹤了評價報道,并介紹給中文界。批評家認為,包括高行健其離諾貝爾獎起跑線還有相當距離!
(截圖是我那篇文章的部分文字)
6.
有網友對於我對昆德拉的評價,留言說這是“文人相輕”。對此,對此我回答說:
如果此說指的是我和大洋國及出來的到海外的那些人對奧威爾和昆德拉的不同評價,那我要說:
就大洋國文化及語言來說,能夠到達文人領域及相輕,不僅不容易,而且就我而言,我的終生努力目的——返回傳統,返回基本問題及訓練,也就達到了。這也就是回到文人精神思想及領域,目的也就達到了。在我,真理部的子弟,意識形態分子和文人有本質的區別。
於我,和大洋國的知識人的不同語言及思維方式,以及對奧威爾的評述,此處應該只可用趙翼論詩抒發心曲:
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
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説短長。
少時學語苦難圓,只道工夫半未全;
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對此,我要再三再四地強調:
文人的事有文人領域的規範及語言,不然就是雞同鴨講,就沒有相輕問題。要進入場地,即如參加奧運會,要有資格。
進入後則還有項目問題——西學是知識分子領域,是literature。這一領域不是“文人”領域,中文意義的文學領域……;知識分子不是文人,文人亦不能和知識分子同日而語。此外,意識形態化的作品是宣傳佈道,不是藝術等等……。
頭腦清楚,語言乾淨,這是最低要求!
如果說“文人相輕”指的是昆德拉對奧威爾及我對奧威爾的評價不同,那麼我要說:
奧威爾是意識形態問題的對抗者、批判者;昆德拉卻是意識形態浪潮中的弄潮兒!
7.
網友提到,米蘭·昆德拉有一句名言:“受到烏托邦聲音的迷惑,他們拼命擠進天堂的大門,但當大門在身後砰然關上時,他們都發現自己是在地獄裡。這樣的時刻使我感到,歷史總是喜歡開懷大笑的。”
這段話讓我很有感。
對於昆德拉所提到的“這樣的時刻”,我在一九六九年經歷過。和昆德拉不同,文化大革命的經歷以及回首此前受到的教育讓我痛感:如此明顯的問題,我為什麼沒看出來,究竟什麼出了問題讓我對如此簡單的事實看不到,看不清?我看不到的究竟還有多少?正是這個追問引我步入人生。
不是歷史,而是你自己欺騙了自己!
消除導致自己判断跌入陷阱的唯一方法就是如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一書的結尾所強調的:
永遠意识到你可能會有偏見,不斷質問自己,你對此的反思是否已足夠!
這也就是要永遠不斷地反省檢視你認知的基礎及方法,即認識論方法論問題永遠是一個西式學者的首要問題。
8.
對於有網友在網上推出昆德拉對奧威爾《一九八四》的評述——認為奧威爾把一切歸於政治,過於政治化。生活和思想不是如此。問我如何看。
我沒有讀過昆德拉的這個論述,但是於我,由於自己經歷過對奧威爾的評價的變化,所以知道這看法卻也正是出自共產黨社會的昆德拉和奧威爾的不同。
我在大約七十年代末期第一次讀到《一九八四》時,與昆德拉的看法類似,認為這是一本政治讀物。但是三十年後——二〇一〇年再次讀時,卻突然發現奧威爾的深刻,反復閱讀及不斷思索,使我逐漸理解新話、新思維在奧威爾整個思想及小說中的作用,它和意識形態化問題的關係。為此,我甚至買了英德文本,並且對照中文本反復讀,才逐漸領悟到,為何奧威爾在《一九八四》的正文外,為什麼甚至反常地加了個附件。及至最近讀了《評註民族主義》,我才更為徹底領悟《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的聯繫。這也就讓我更加理解奧威爾的著述——奧威爾的政治不只是政治,即如他談的民族主義,不是圍繞“民族”的民族主義,而是圍繞心態,精神狀態,思想及語言方式更深一層的問題。奧威爾談的甚至絕對不只是極權主義社會,而是整個西方文化在根本上面臨的問題!奧威爾的政治小說,更不是一般意義的政治讀物,而是文學-純正的Literature作品。就此,奧威爾是一個文學家!有文學感覺的人讀奧威爾的“我為何寫作”,都會看到那種典型的植根於文藝復興後的西方近代知識分子中的文學家的靈魂,如此前的卡夫卡,此後的加繆……。
人們在今天會發現,奧威爾筆下的問題——不僅是共產黨社會且是西方今天及未來的問題。但是與之相對,昆德拉作品卻從沒深入到如此普遍性問題。他只會在泛起的觀念中,炒作噱頭,攪動出泡沫!這就是不同層次的文學家的不同,曾經被意識形態化的藝術家和不曾沾染意識形態的藝術家的不同。
9.
關於奧威爾的著述,昆德拉的小說,以及大陸知識青年們所能夠看到的翻譯出來的西方人的著述。由於我親身經歷過那種囫圇吞棗式的閱讀,所以三十年來大陸文青對於昆德拉的推崇,還讓我想到我這一生的讀書教訓。
例如,對於奧威爾在《評註民族主義》中所明確地,且反復提到的托洛茨基主義——托洛茨基、托派及其思想,奧威爾說:
有人認為托洛茨基主義在智力和道德上比共產主義更優越。但二者是否有大差別是有疑問的。最典型的托派分子原來都是共產黨員,其經歷了左翼運動而信奉托洛茨基主義。除了入黨多年已成習慣的共產黨員外,其他黨員都隨時可能投身托洛茨基主義懷抱。相反的情況沒有那麼頻繁發生,為什麼就不清楚了。
對奧威爾來說: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共產黨人,和那些恪守馬列教條的人毫無區別。然而,托洛茨基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在我那一代人,居然以為我們已經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時——七十年代初期時,竟然有著很大的影響,以為自己是在對抗馬列及毛澤東思想。正是這個原因,使我這次閱讀奧威爾寫於一九四五年的《評註民族主義》時,除了思想外讓我深感的則是:如果五十年前,七十年代初期,我及我那一代人能同時讀到奧威爾的辨析,那麼我們那代人,至少我自己會少走多少彎路,節約多少時間及經歷,如此就可以閱讀到多少更有益書籍!
對此,由於有年輕時的這個經歷,我當然理解在大洋國的語境中,一個稍微有些敏感的人對未知世界的感受。可也正是由此,由我自己的覺悟及經歷感到:儘管在青年時期,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都曾經被我們那代人捧為經典,可人只要保持自己的好奇及追問,伴隨精神的不斷質問,知識的探究,就一定可以發現——托洛斯基不過是變體的馬列主義,愛倫堡不過也是個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氣的弄潮兒——我再也不會讀他們的文字了。
也正是這個原因,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在中文界聲名鵲起的昆德拉,從來對我影響不大。我希望通過我今天的文字,半生的經驗教訓告訴同時代的人,共產黨社會的人,我們帶著的是什麼樣的眼鏡,我們的精神被扭曲到了何方。
10.
為此,關於閱讀及思想與學術追求,我進一步有感:
有的書不值一讀,如一九四九年後大陸知識人的著述,因其方法及知識結構出了根本問題。
有的書禁不得讀,如六十年代後海外華人學者余英時先生和林毓生先生的書……,因其在根本的治學方法及學術上沒有深入下去,淺嘗輒止;因為學問及精神思想的事,來不得半點僥倖取巧。
有的書卻越讀越厚,活色生香、餘音嫋嫋,如陳寅恪、奧威爾的書…文學思想及知識深根固柢!
為此,有網友對於我對余英時的看法抨擊說,余英時先生是大思想家,認為我的看法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於此,我回答說:
胡平是聰明人,但他竟不如我更疼惜他的智力。我深感,他的性格及所置身環境導致此生未能很好展開自己智力。然而他評遇羅克話擲地有聲:
不是因為他高大,而是因為這個時代太矮小!
這用在余英時先生學術評價上更恰當!
余先生的史學根底,尤其方法是唬外行,及三十年代後出生的人的。因為自三十年代以降,五四後的新文化運動讓後代對於中文傳統文化及知識訓練、修養,後代人的精神生活環境江河日下。他們讓其後的我們幾代人感到熟悉,卻和前輩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這其實正是問題所在。
至此,由奧威爾引起的一組隨感開始轉入另一個題目,這組“蓬矢桑弧射四方”也應就此打住,其後我隨之發出的對歷史問題及余英時先生的評價的討論,容再開新篇。
2023.7.15
註:蓬矢桑弧射四方是我在網上散論的集論,所標日期指在那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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