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仁本主义宣言/余东海

魂兮归来，魂已归来。一个伟大的灵魂，仁本主义的灵魂，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灵魂，已经从百年浩劫中悄然复苏悄悄归来。

仁本主义是相对于人本主义而称。相对于人道主义，可称为仁道主义；相对于人文主义，可称为仁文主义；相对于唯物主义，可称为唯仁主义；相对于上帝主义，可称为天理主义、良知主义。

儒家文化以仁为本，即仁本主义文化。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主统和最高代表，中华文明的主要缔造者和建设者；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基本原则，中华特色的五大普世价值。儒家和中华一体两面：中华是儒家的生命寄托，儒家是中华的精神本质。

集儒家大成的儒家大宗师孔子，乃是圣中之圣，言行最中正，德智最圆满。信仰孔子即信仰真理，崇拜孔子即崇拜良知，尊重孔子即尊重自心。孔子、儒家和中华，三位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儒家文化是最根本的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与世界其它民族和文明的根本性区别。儒家之兴亡，直接关乎文明之兴亡，道德之兴亡，中华之兴亡，天下之兴亡。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中华民族之魂，在文化是儒经，在道德是五常，在人是孔子。孔子不会在乎世人的嘲笑、批判、诋毁和攻击，但嘲笑孔子者必浅薄，批判孔子者必颠倒，诋毁孔子者必无知无畏，攻击孔子者必丧根失本。

孔子是打不倒的。但是，打的人多了，孔子和儒家就会退出政治中心，退向社会边缘，共同退离民族生命，以致政治野蛮化，社会黑暗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又是可以被打倒的。从五四到文革，就是孔子一步步倒下、马氏一步步上升的过程，就是率兽食人、人相食而亡天下的过程。

百余年来反孔反儒恶潮泛滥，无异于道德灭师，文化弑父，以致中国丧魂失魄，灾难深重。而今儒家一阳来复，昭示着民族复兴、中华重建的希望曙光初照。中华重建就是仁本主义道路的重启。

吴元士认为：“中国会率先进入仁本主义，并引导世界进入仁本主义，为人类文明开启最辉煌的时代。”这个判断深同我意。

明清以来，西方对中国先赶后超，从清末开始全面超越中国。但这个超越不会持续太久，不会超过两百年。我相信一个仁本主义中国，百年内可以赶超西方。

就像非儒家之文化人都有所知障一样，西方文明也有所知障。人本主义相对于神本、物本和其它主义，文化、政治优势是显然的。相比仁本主义，人本主义的不足和劣势也是绝对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反而会成为西方文明升级的一种障碍。

当然，要在百年内赶超西方，前提是反经，即返回儒经，反本开新，在新的历史平台上建设新一轮的仁本主义文明。

这就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理解仁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清朝的落后不仅与儒家无关，而且恰恰是清朝严重偏离王道原则所致，是清朝双重积弊所致。所谓双重积弊，首先是历史的积弊，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与理论的偏差越来越大；其次是清朝本身的积弊，政治上难以完全摆脱满族主义倾向。

故清朝虽属古典仁本主义，但在双重积弊之下，不堪重负，严重出偏，无法成功转型为现代仁本主义。现代仁本主义有待于重起炉灶另开张，开出与时偕宜的王道学术和礼制模式来。这是当代儒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天赋使命。

走仁本主义道路，就是新时代的独尊儒术。很多事过犹不及，唯独尊儒，只有不及没有过，不会过。因为儒家原则是中道，是诚正，是仁义。于个体，追求从心所欲的圣德；于政治，倡导敬天保民的仁政，都只有不及之忧，绝无过度之虞。

走仁本主义道路，就是以儒立国和治国，以中道为意识形态，以五常道为普世价值，将仁义道德上升为国家精神，落实于中华宪政，建设兼备西方民主制、上古禅让制精华的新礼制。

仁本主义是儒家现代版。在依据和继承四书五经的道德、政治原则的基础上，我提出仁本主义五观，是对儒家原则集中而全面的阐述。儒家倡导、追求、坚持三正确：思想正确，行为正确，政治正确。衡量、判断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就是仁本主义五观。依此而观，一切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圣贼之辨，无不一目了然，若示诸掌，一切妖魔鬼怪皆无所遁形。

五观是新儒家五个原则观点，也是仁本主义灵魂的五个支柱。儒家一切立场、观点和方法，无不源于仁本主义五观，即：乾元为首的世界观、本性至善的人性观、五常统帅的价值观。体现于外王，则是以民为本的政治观，用之于历史，为仁本主义历史观，简称唯仁史观。

仁本主义世界观的要义是，太极是世界的本源，物质和意识都是派生的。太极是本体即本质，生生不息地变易出宇宙万物。物质和意识都是现象，本质所现之象，宇宙万物包括肉体身、意识心都属于现象。本质决定现象。太极第一性，物质和意识第二性。在产生的顺序上，物质先来，意识后到。在坚持太极第一性的前提下，承认肉体和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承认意识对物质有依赖性。太极统摄乾元坤元，乾元在太极中占据主导地位。故太极第一性可说为乾元第一性。

仁本主义人性观的要义是，本性至善，习性易恶。人之本性即天性，是万德之本，众善之长，价值之源，是一种绝对价值、绝对的道德和绝对的善，故可以称之为至善，也可以称为超善，超越善恶概念，超乎一切相对的价值和道德元素，不能用世间善恶概念和标准去衡量。其次，人类习性有善恶之别，善习具有根本性，是本性的直接作用。恶习无论怎样根深蒂固，相对善习，都是后起和派生的。

仁本主义价值观的要义是，以仁义礼智信五常道为五大普世价值，普适于一切社会一切国家一切时代一切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古而无疑，是辨别王与霸、义与利、华与夷、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等等的五个原则和标准，其中仁义又是核心原则和最高标准。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于成仁取义，外而成就人类文明，内而成就良知光明。人生的价值取决于良知的光明度。

价值观具有根本性的导向作用。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价值的总看法和根本观点，价值观对社会存在具有根本性作用，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驱动、制约和引导作用。价值观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导向作用，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导向作用。不同的价值观具有不同的导向作用，正确的价值观有促进作用，错误的价值观有阻碍作用。

仁本主义政治观的要义是，以民为本，三权分立：主权在民，治权在君，教权在儒。太极是天道，于人类称人极，于政治称皇极。太极是宇宙中道，人极是人类中道，皇极是政治中道，三者完全一致，因角度不同，侧重不同，故称谓不同。

天道称太极，圣人立人极，大人立皇极。关于仁本主义世界观、人性观、价值观、政治观，在《仁本主义》一书中皆有详述，兹不详论。

其一、社会存在与文化意识关系：文化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文化意识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正确的文化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错误的文化意识对社会发展有阻碍作用。儒家社会发展较快，儒家文化影响度与政治社会文明度成正比，原因就在于此。同时，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各有相对的独立性，对文化意识有反作用。

其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其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决定性影响。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可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完善；当它不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则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革。同时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对具有反作用。

其四、社会发展总趋势：社会历史发展是螺旋式的，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善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圣贤豪杰是历史的引领和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仁本主义五观是儒家五大文化支柱和道德根本，来不得丝毫模糊、混淆和动摇。是否儒学，学之纯杂正偏，皆由此而决。五观堪称儒家五界碑。进入五碑之界内，就是儒家；有一违离，就非儒家，或为杂儒或儒门外道。如荀子，有违性善论，便为儒门外道。外道之正邪，以与此五碑关系为准。全部背反为邪，有所接近便正。

明乎仁本主义五观，一切如示诸掌。也就是说，立稳了五大界碑，就抓住了大象，就可以此解释中国，以此观照和解释西方，以此反本开新，返回仁本主义之道德和政治原则，在学术上与时偕宜、因地制宜地开出新的思路和观点，在政治上，建设新的王道仁政和礼乐制度，开辟中华文明新境界，对古今中西各门各派之高低优劣正邪善恶，亦可洞若观火。

古今中外文化体系甚多，概乎言之有六：仁本主义，人本主义，道本主义，神本主义，君本主义，物本主义。

儒学为仁本主义，自由主义为人本主义，佛道统称道本主义，耶教伊教为神本主义，马学为物本主义。可称为文化六大门派，分别为仁本派，人本派，道本派，君本派，神本派，物本派。论文化品格，仁本主义最高，其次人本主义，其次道本主义，其次君本主义，其次神本主义，其次物本主义。

儒佛道都可以称为道本主义，都有得乎道。唯儒家能得乎道之全，彻证圆证“性与天道”，彻上彻下，彻内彻外，古今中外，独此一家。故特名之为仁本主义。佛道两家，于道有得，然得之不全。道家有得乎天道而未能彻下，佛教有得乎本性而未能彻外。

道家喜欢黄老并称，称道家文化为黄老之道，其实不对。老子是道家，黄帝却不是。黄帝败炎帝，杀蚩尤，一华夏，在位期间，播种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等，是个大有为的天下共主，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武功文治，卓然无匹。黄帝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显然与老子和道家大不同。将黄帝划为道家，显然不符。

五帝政治及其思想必有其连贯性，同为中道无疑。黄帝作为五帝之首，必能“允执厥中”。《易经》将黄帝尧舜并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系辞下》）

可见黄帝与尧舜一样，乾坤双取，阴阳并重，其无为政治是儒式无为，是建立在大有为、无不为基础上的无为。《韩诗外传》明言：“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黄帝大道大仁，大异于老子“绝仁弃义”的主张和“大道废有仁义”的认识。《白虎通》明确指出黄帝所得所行就是中和之道：“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长存，故称黄帝也。”

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世界观。仁本主义以乾元为第一性，世界统一于乾元，物质和意识都是现象，乾元所现之象。道本主义以道或佛性为第一性，世界统一于道或佛性。物本主义以物质为第一性，世界统一于物质。神本主义以神为创世造人的主体。

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人性观。仁本主义是性善论，人本主义是准性善论，西方自由主义大家，对人性中的善质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道本主义主流是性善论，神本主义是原罪论，可称为准性恶论。法家君本主义持性恶论，物本主义持“阶级性论”和“社会关系的总和论”，近性恶论。

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仁本主义是仁义礼智信，人本主义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我称之为自由主义五常道。道本主义中，佛教核心道德是慈悲和空寂，道家核心道德是虚静和逍遥。君本主义核心价值是效忠于君，君贵民轻。神本主义核心价值是效忠于神，神贵人轻。物本主义在哲学上以物为本，政治上以党为本，以之为两大价值标准。

不同的文化体系还有不同的人生观、政治观，开出来的文明和制度模式也因之而异。人本主义开出民主制和私有制，神本主义开出政教合一的教主制，物本主义开出党主制和公有制，君本主义开出君本位的君主制，君主独裁主义，与儒家民本位的君主制性质和模式皆大不同。道本主义为出世法，开不出制度来。

注意，耶教和伊教都属于神本主义，然有优劣之别。伊教本质是宗教极端主义，劣于耶教，与物本主义差堪仿佛。在政治上，耶伊两教导出来的都是教主制，但耶教相对温和，伊教特别严酷，很容易进一步导出暴力恐怖主义，与物本主义异质同劣，共同构成两大人道灾难源。

仁本主义文化开出来的文明，是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其中政治制度为君主制，包括公天下君主制和家天下君主制；经济制度为民有制，包括不能买卖继承的井田制和可以买卖继承的私有制。其学制为科举制。科举制是古代多种取士之法中最科学者，可以改革，不可废除。东海《仁本主义》一书和《中华宪政纲要》、《儒家特区构想》诸文，可以作为新一轮仁本主义文明的纲领性文件。

论政治文明度、社会和谐度和人民幸福度，仁本主义国家最高，人本主义国家次之，其它以此类推。故选择、信奉什么样的文化，关乎个人之吉凶忧乐，也关乎民族之强弱荣辱，国家之兴衰存亡。

东海察遍古今中外，可用以立国即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体系只有两种：儒学和自由主义，即仁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其它任何思想文化体系，包括佛本主义、神本主义、物本主义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各种集体主义统统不行。也就是说，所有政治学中，儒家外王学品质最高，其次是自由主义。其它学说都不良。

至于三民主义，虽非邪说，品格低下，立不起国，可谓不好不坏。国党政治凝聚力、社会控制力低下，就源于三民主义的不坏不好。不坏，对于刁民暴徒盗贼黑社会恶势力都没有吸引力；不好，没有形上信仰和道德根基，团结不起更培养不出君子。国民党对于民众，无德以导之，无礼以齐之，对人民不负责任，负不起政治领导、文化启蒙、道德教化的责任，根本原因在此。

文化体系作为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又称为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和影响。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意识形态就是最大最根本的名。

一个国家，民德不良好说，有官员在，可以道德教化；官德不良好说，有制度在，可以制约和惩罚；制度不良也好说，有文化人和文化在，可以依据文化原则进行改良。但是，如果作为文化主体、指导思想和立国精神的意识形态本身邪恶，那就一恶俱恶，伊何底止，无可救药。

物本主义必然导致人性的物化恶化，导致政治的极权化和民粹化，导出党主制和公有制。任何好东西，一旦落入物本主义文化和政治体系，或被虚置架空，或者异化恶化。例如，民主变成民主主义，平等变成平等主义，科学变成科学主义，市场经济变成权力市场经济。这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唯物主义是典型的伪信仰，等同于无信仰。第一性就是本体、本位、本质、主体、主义、信仰诸义。物质第一性，意味着把物质放在信仰的位置，当然就无法建立任何信仰了，必然什么都不信了。物质第一性的世界观，必然流于肉体第一位的生命观和物质第一位的价值观。

换言之，以物为本必然身为物役，唯物拜物必然物化、奴化和恶化。儒家天道信仰固然绝缘，佛道耶伊等宗教信仰同样无法建立。所有无信仰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好起来很有限，道德无根；坏起来无止境，堕落无底。邪教徒的坏可以预测预防，无信仰的坏变化莫测无法预防。

第一性的愚昧是最根本的愚昧，世界观的错误是最根本的错误。这里一错，全盘皆误，一切不可收拾。唯物主义与极权主义最为配套。一般人四端之心没有彻底泯灭，作大恶事的时候，多少有些不忍或不敢。唯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什么史无前例的人间恶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建立在物本主义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错误的，都具有反正义、反文明、反科学等特征。

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顾名思义，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作为核心价值，资本主义就是把资本作为核心价值。”

殊不知，把社会作为核心价值，属于集体主义范畴，必然导致对个体和人权的轻蔑。至于资本主义，其实是对自由主义的汚名化。自由政治建基于个人主义哲学，虽然远逊于建基于仁本主义的王道政治，却非社会主义所能望尘。关于马家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有批判，兹不详论。

五四开始，中国教育、政治就出了大问题。开始是歧路，废止读经，去中国化；后来是邪路，马首是瞻，极权化。以马立国则国不国，以马教学则人非人，必然导致人的异化、物化、恶化。这是政治无道、社会缺德的第一原因。

王藏《无望之望》诗中有一句曰“他在故土流亡”云。这个他可以是每一个马邦人。公有制导致每一个生活在马时代的人都成了故土流亡者，民无土地，人无恒产，暂居客寄，飘蓬断梗；唯物论导致每一个信奉马主义的人都成了精神流亡者，丧魂失魄，心灵流离，役于物欲，亡于物化。

《公羊传》云:“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王道政治原则。东海曰,内儒学而外西学，内西学而外马学。这里的西学特指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学说。这应是现代儒家的文化原则。体现于政治就是：内中华而外美国，内美国而外马帮。

当然，马帮若能真正尊儒，把儒家尊到意识形态地位，那就意味着革命性、质变性的改革，从马帮质变为中华了。那么，儒家的态度礼所当然会有所调整。

儒经有两处提及大同，一是《礼记-礼运》中众所周知的那段名言，一是《尚书-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两者涵义不同而相通，天心民意上下各方认知高度一致，正是大同社会的特征。

未来的大同社会同此原则，未来新礼制即中华宪政，可以充分汲取古代禅让制和西方民主制的优点和精华。

马克思认为人类终结于共产主义，福山认为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的真正终结，邪正有别，都是昧于德性的思想狂妄。人类文明进步永无止境，文化的发展、道德的上升和制度的完善永无止境。就是大同理想实现，也非历史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人类新一轮高级文明的开幕。

儒家的眼光和理想是世界性的。在仁本主义思想指导下，重建中华，继而重建大中华文明圈、东亚共荣圈，继而追求“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大同理想。当然，前提是驱马兴儒，这是所有君子和华人的责任。

天道无限，宇宙无限，良知无限，智慧无限，人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科技文明的发展不可限量，宇宙和生命都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文明进程只要不被极权主义恶意摧毁和中断，人类未来的美好不可思议。全球儒化、天下大同之后，人类探索的触角将向宇宙深处挺进。

那时，人类消除了战争和一切恶性竞争，人类道德和智慧大幅度提高，发展科学技术、开发利用物质、获取各种资源的能力也将加速度提升，开发宇宙、探索外星将成为很多人的主要兴趣和人类的第一要务，其成果将难以想象，长生永生等科幻小说所想，完全可能梦想成真。

全球儒化是大同理想实现的前提。全球儒化，进而全世界统一于仁本主义大旗之下，自由而有序，就像宇宙万物自由而有序地统一于乾纲之下一样。儒化全球，首先从儒化中国、重建中华开始，首先要将中国建设成为王道乐土，成为仁本主义文明始发站和大同理想的根据地。

王道消亡，霸道称王。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政治有一定的道义性，但又不中正，相当于霸道，比蛮夷大有余，比极权大有余，比王道政治大不足。王道只能筑基于礼制，由仁本主义导出来。仁本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和道德血脉，具有至高无上的普世性。当仁本主义成为世界第一学科的时候，大同理想水到渠成。

总有人将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相提并论，肯定共产主义的伟大，殊不知两者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选择的道路和方向，追求的方式和手段，无不截然相反，性质天地悬殊。大同是正善的理想，共产主义纯属空想。

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所展示的境界大不同。大同重在道德之大、文化之同，大则群龙无首，同则天下归仁。人类大同，是统一于道统即仁本主义文化之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共产主义理想重在物产的取之不尽和共有共享，土豪式的愿景。“共产”这个概念就暴露了其“理想”的低劣。

马家千经万论搞来搞去，无非围绕着“物”和“产”两个字转悠，连最高理想都要以“共产”为中心。说是农民的空想都是对农民的侮辱，只能称为三民（愚民刁民暴民）主义的梦想。

不识道体和本性，是唯物主义与生俱来的宿疾和死穴，所以只知意识的能动性，不知良知的主动性，所以唯物、唯产，将物质、物产、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作用放在决定性的地位，社会主义道路和公有制，无非拿“产”做文章，以无产有产区分阶级和好坏，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着眼点都在于“产”字。

其实，即使是这种土豪式的愿景，也不可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这条道路只能通往共同贫穷、穷折腾和尸山血海。所谓的共产主义只能是彻头彻尾的空中楼阁。大同则是实实在在的理想，那是人类道德智慧高度发达，政治制度精神物质高度文明的水到渠成。

有教授说：“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体制中和古代思想家、例如儒家的体系中，早就有了某种程度的表现…马克思提出的某些理想，很多暗合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东西”云，无知妄言也。重视社会与社会本位，文化道德之大同憧憬与物质经济上的共产追求，截然不同。

或说毛氏是大同理想追求者。更是大谬。大同理想的追求过程，必须坚持道德仁本、政治民本和世界人本三大原则，以人为目的。孟子和荀子都强调：“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以人为工具和手段，通过牺牲无辜和邪恶手段去追求的所谓理想，只能是空想和灾难。

撇开儒家，没有大同可言。这一最高社会理想，只有建立在仁本和民本基础上的王道才能通往。各种民粹主义、极权主义、集体主义与之背道而驰，自由主义非中道，道德精神不足，其政治非王道，法度缺陷弊端多多，足以“与能”不足以“选贤”，也不能通往大同。

佛学很高明，但作为出世法，不关心政治文明建设。佛智有内无外，唯上达无下学，缺乏格物致知、开物利用的科学智慧，缺乏修齐治平、制礼作乐及改良革命的政治智慧，不足以导向大同。

唯儒家将世出世间、形上形下、内圣外王打成一片，作用四通八达。要成就个体圣德政治王道，要建设人间乐园实现大同理想，皆非儒智莫属。

儒学对宇宙生命本质认证最中正，三观最正确。她的好体现于三方面：一可以培养最好的人，是最好的道德学和人格主义学说；二可以建设最好的政治和社会，是最好的政治学。只有接受儒学指导，个体才有望抵达“不逾矩”的圣境，社会才有望实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理想。

儒学无漏，一是理论圆满：彻上彻下，全体大用，彻里彻外，内圣外王；二是理想圆满：人格理想为圣人，从心所欲不逾矩，社会理想为大同，群龙无首，万物咸宁，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儒家个体和政治之理想，可以通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实践逐步抵达。

嬴政焚书坑儒之后，迎来了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辉煌；毛氏反孔灭儒之后，迎来的仁本主义文明辉煌，可不止两千年五千年，而是永远。由中华民族主导的大同理想实现后，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良知光明，政治文明建设将让位于科技文明追求，启动的将是开发星河的宇宙文明工程。

对于自由主义，国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或喜爱赞赏，或排斥反对。这都正常，唯希望反对者“恶而知其美”，了解其优点所在，不至于敌视之；喜爱者“好而知其恶”，了解其不足之处，可以增强文化自信并更好地取其精华。

托尔斯泰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东海学舌曰，良性的学说都有相似性。儒家和自由主义，各有各的立场观点方法，差异很大，相似性相通处也很多。求通辨异、明辨两者的同异，正是当代君子的责任。

自由主义五常道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这是价值观和政治观而非道德观。自由主义也有一定的道德关怀，也能坚持某种底线道德，其五常道与王道原则也有相通处。但是，自由主义并无统一的道德观。自由主义学者对道德的认知具有狭隘性、肤浅性和多样性，因人而异。对于道德，或重视，或轻视，或反对，或中立，或道德虚无主义。即使重视道德者，对道德的认知也是有限的。

自由主义的哲学背景是人本主义，立足人道而不明天道。与王道政治的民本原则有所近似，故有一定的正义性文明性。其优点在此，远远优于各种集体主义；其不足亦在此，远远逊于仁本主义。不明性与天道，必然缺乏明辨功夫。百年来无数自由派堕落为民粹分子和反儒分子，根本原因在此。

文化教育和制度建设双优，人格培养和人权维护并重，这是仁本主义文化一大特征，故东海一向强调，追求王道，内立尊严，外求自由；内建人格，外保人权。徐复观先生人权人格并立之说，深得吾心之所同然。他说：

“所以人格的完善，同时必须人权的树立。人格与人权，真正是相依为命而不可分离。从教化上立人格的命，同时从政治上立人权的命，这才是立命之全，得生命之正，使前者有一真确的基础，使后者有一真实的内容，于是生民的命才算真正站立起来了。”（徐复观《为生民立命》）

自由主义的自由是政治性的，可作为比五常道次一等的价值，在新礼制下获得相应安顿，盖儒家也是很重视自由的。在政治上，礼乐制度提供的是秩序和自由的双重保障：既保障良好的秩序，又保障官民享有各自的自由。官员的自由以礼为边界，民众的自由以法为边界。

天人不二。不能上达天道，缺乏内圣功夫，人道实践、人格建设必然大受局限。故自由主义可以培养善人，培养不出圣贤君子；可以建设民主，建设不起王道政治。自由主义导出来的现代西方文明属于人本主义文明，优点多多，缺点和弊端也很多。故我们学习之、借鉴之是必须的，未来超越之也是必然的。

但必须强调，民主法治、自由政治固然不如德治礼制王道政治，却非极权主义人治所能望尘。自由政治把权力关进笼子，极权政治把人民关进笼子。自由社会人民享有四大自由，极权社会权力享有四大自由：不受有效监督的自由，不受法律制约的自由，剥夺人民自由的自由，按权分配、依制腐败的自由。所谓依制腐败，指制度赋予的各种特供、特服、特殊待遇。

对于人民，儒家主张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自由政治可以作之友，作之兄，作之弟；民粹主义主张作之生，作之子，作之奴；极权主义必然作之盗，作之贼，作之敌！论道德水平，自由社会的黑社会，都高于极权主义官场。例如，日本和西方某些黑社会的德性，包括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和社会责任感，都是马官群体望尘莫及的。

儒家崇尚天道，然天道不能空谈，必须一层层落实下来。落到世界便是人道，以人为主，万物鬼神皆为客；落到文化便是中道，以仁为体，义礼智信皆为用；落到政治便是王道，以民为本，国家君主皆为末；落到制度便是礼制，礼乐刑政，德主刑辅；落到法律便是祥刑，刑罪相称，世轻世重。礼制和祥刑旨在保障有序自由，保障人民主权、政府治权和儒家教权，追求秩序和自由品质双高。秩序是天秩天序，自由是天赋自由，人民主权、政府治权和儒家教权，无非天赋。

反过来，自由本于礼法，礼法本于仁义，义又本于仁。仁彻里为圣，彻外为王，彻上为天，仁之形而上，即性与天道。所以，儒家之自由与天道一脉相承，一气贯通。王道政治之主权、治权和教权，无不本之于天。

自由是最大的软实力。这里的自由，相对于极权而言，通法治自由与礼制自由而言。法治自由本于西学，礼制自由本于儒学。礼制自由即王道自由。王道本于天道，人权本于天性，自由本于仁义。就文化言，儒学是最大的软实力；就道德言，仁义是最大的软实力；就政治和制度言，自由是最大的软实力。

没有自由就意味着制度不良、国格败坏和人权丧失，意味着国人奴隶化和奴才化。奴隶和奴才，普遍匮乏智力、活力、潜力、感召力、生产能力、创造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等。国家软实力是个人软实力的总和。个人软实力低下，国家软实力必然低弱。软实力低弱，经济科技军事等等硬实力的发展就会严重受限。所有非自由国家，实力都不行，软硬都不行，根本因在此。

不仅此也，自由更是人道的基础设施和人类的共同追求。自由派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东海曰：哪里有儒家，哪里就应该有自由。

没有自由选择的道德是伪道德，没有自由保障的政治是恶政治，没有四大自由的社会是恶社会。没有自由就没有人格尊严，没有自由就没有人权乃至生命安全。

法国罗兰夫人临刑前说出了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以此警惕伪自由，以此反对自由则不大错特错。不能因为有伪君子存在就反对君子，不能因为有罪恶冒充自由，就放弃自由追求甚至反对自由。

没有表达自由，更要自由表达。在没有自由的环境中，自由表达的意义特别重大。没有外在自由，更需要心灵、意志和道德的自由。在不自由的社会做一个自由人，坚持自由表达，是抗争极权、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一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方式。在豺狼当道、鹰犬纵横的社会做一个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多么光荣而值得自豪。

当年曾有筹建“中华诗人园”的计划，但被自己强烈的自由冲动打入了冷宫。“中华诗人园”属于不急之务，可以慢慢来。中国自由化或儒家化了，当首先建立“中华英雄园”，为那些为了自由事业而做出巨大牺牲的英雄树碑立传。

极权势力欲与儒家达成共识，必须全面放弃极权主义，包括其邪说、恶制和特权，坚决拥抱仁本主义，认同王道仁政即儒家宪政。若能拥抱人本主义，也值得欢迎。自由宪政就是政治上的底线共识。

当代正人君子的责任有三：追求自由，批判马家，弘扬儒学。三者相辅相成，构成追求和建设良制良法三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其中弘扬儒学最为根本。唯有儒学在宪，才能建设最好的制度，新礼制；唯有儒学在心，才能为自由追求提供源源不绝的道德内力。所以，弘扬儒学，是更新道德、追求自由、改良社会、改革政治、重建中华最好方式。何以最好？最实在、最正确、最有效故。

儒学弘扬到最高，即取得宪位，在宪法层面确立儒学的道统地位，重新让道统高于政统，这是历史大趋势，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有了乾元的一元化，才有宇宙万物的多元化；有了道统的一元化，自有诸子百家的多元化，自有王道政治的重建、国格族魂的重塑和新一轮中华文明的空前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