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中西文化月旦评（微论）/余东海

制度有优劣，人品有好坏，文化有高低。制度的优劣、人品的好坏皆源于文化的高低。兹根据中道原则和标准，对十一种文化体系进行品评，根据品质高低排列如下：儒家、齐法家（管晏派）、道家、佛教、自由主义、三民主义、基督教、秦法家（商韩派）、马学、伊教、毛思。

儒学是彻内彻外、可圣可王的圆学，正义性、真理性、普适性至高无上，文化品质举世无双，故排在第一位。

只有儒家道德学，才有资格称内圣学；只有儒家政治学，才有资格称外王学。因为，只有儒家道德学，才能通过格致诚正，成就君子人格，导向圣贤境界；只有儒家政治学，才能开出王道仁政，建成礼乐制度，通往大同理想。

法家有善恶两派，齐法家是善良派，学术上重视礼义廉耻，颇多正确理义；政治上强调尊王攘夷，颇有历史功勋。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又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公羊传禧公四年》称：“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在“中国不绝若线”的危难关头“救中国而攘夷狄”，救援邢、卫诸国，并使楚国屈服。有大功于中华，桓公之功，管仲之力也。故将齐法家放在儒家之后，诸家之前。

道家、佛教、自由主义都是良性学说，都可与儒家相通。道家重视道德，老子得到过孔子赞扬，故并列于儒后。自由主义蔽于人而不知天，佛道两家蔽于天而不知人，三家各有优缺点，似难分轩轾。然道佛两家重道重性，有得乎道，可列于自由主义之前。

自由主义是仅次于外王学的政治学，所能开出的文明仅次于王道；佛道是仅次于内圣学的道德学，所能抵达的境界仅次于圣境。佛道过盛，利少弊多，会导致儒家王朝之文明度下降。但对于自由主义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在民主国度，佛道有助于纠自由主义强于自由而弱于道德之大偏。在马家社会，佛道更是越盛越好。

从王道的高度审视，西方政治有法无礼，有法是其优点，无礼是其缺点。盖自由主义一味强调自由人权的维护，却不重视道德人格的建设和秩序品质的提升，自由有余，良序不足；平等有余，差等不足；人权有余，人格不足。其根源在于自由主义蔽于人而不知天，只知政治人本，不知道德仁本。

论品格，三民主义或高于马列主义，但远远低于自由主义，遑论儒学。儒学重视民生民族，但以仁为本；自由主义重视人权民权，但以自由为本。三民主义从儒学中取来民生民族，从自由主义中取来民权，然后将它们主义化，最根本的仁和自由却被抛弃了，就像秦法家从儒家中取来法却背弃礼一样。

三民主义介乎正邪之间。民族民生民权都很重要，仁爱民族、重视民生、维护民权是政治三大要素和重心，然而它们本身不能主义化。三民主义上无形上信仰，内无道德根基，是一种无头的学说，借以捣乱或有余，用来建设却不行。

注意，台湾民主化成功，并非三民主义的功劳，而是传统与西方文化架空三民主义的结果。三民主义不中不西不好不坏。不坏，故可与传统、西方文化兼容并存；又不好，故它占据宪位，导致台湾民主品质低下，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国民党的政治品质就是由三民主义的文化品质决定的。

儒家与耶教都具有超越性，然儒家仁本主义文化中，天人贯通，超越性与现实性打成一片，有限的人可以下学上达，即通过文化学习、道德实践通达无限的“性与天道”；而耶教神本主义宗教中，人与上帝是割裂的，故牟宗三判耶教为离教。根本原因在于，“性与天道”与耶教所谓的上帝有真伪之别。

西方有两套文化系统：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两套系统的价值观和文化政治立场大不同，前者以人为本，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突破神本主义的成果，主导出来的是民主制度和现代文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属于人本主义范畴；后者以神为本，主导出来的是政教合一的中世纪黑暗。耶教的历史表现颇为狭隘，但政教分离之后，被迫宽容起来了。

在现代社会，耶教和人本主义能够相安无事地并存，是因为耶教有一定的正善性和文明性，对人不乏尊重，与人本主义异中有同。耶教十戒之第五、六、七、八、九、十条，作为伦理道德原则，与现代文明相通。耶教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根本原因在此。此非其它一神教所能及也。

对于历代儒家王朝，有外儒内法、阳儒阴法之说。这个法，只能指管晏派法家，即齐法家。齐法家假仁假义（假，假借也）导出来的是霸道，不乏王道精神。外儒内法，即貌似王道，实为霸道。秦法家公开反儒，导出来的是赤裸裸暴政，与儒家格格不入，与王道背道而驰。

秦法家的思想错误很多，概乎言之有三：君本位、法主义和性恶论。君本位，一切以君主为中心，一切围绕着君主转。法术势也好，人民和国家也好，一切都是为君主服务的工具，结果必然极权独裁，强国弱民；法主义必然恶制恶法，草菅人命。而性恶论从根本上摧残了人类的珍贵和尊严，为极权独裁和恶制恶法提供了人性论支持。法家的思想错误和政治邪恶是原则性的，具有不可修正性。

君本位以君为本，似乎非常忠君，实质上恰恰相反，秦法家最容易背叛、最善于危害君主。古人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东海曰，求忠诚于君子之群。不能孝父，焉能忠君？没有人格，何来忠诚？奴才只有奴性，没有忠心；恶人或会帮凶，绝无忠臣。如商鞅、李斯、赵高等秦法家，虽然倡导君本，奴性十足，对于君主只有利用之意，毫无忠诚之心。

《商君书》和《韩非子》是秦法家代表性著作，其思想有两大特征：一似是而非，貌似正确，其实错误；二小是大非，大处错误，但小处、细节、枝叶、局部不乏正确合理性。韩非强调法律的作用说：“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此言何尝无理？然复须知，“定分止争”本是儒家礼制的功能。礼制包括礼乐刑政，韩非的问题是取刑弃礼，主张法制而反对礼制，立法原则错误，其法遂流于不教而诛、草菅人命的恶法。

秦法家著作中也时有先王、圣人、道德、天理等概念并持推崇肯定态度。它们或是泛泛而言，并非真实推崇；或是借用概念，另有含义和解释。如韩非子《二柄》中强调刑与德的作用，所谓德，是“庆赏之谓德”；《大体》说“不逆天理”，所谓天理，实为人欲甚至恶习邪欲。

韩非子说：“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此言与儒家完全一致。对于制度法律的变更，儒家也非常慎重。细枝末节正确是所有邪说的共同点，否则就毫无迷惑性影响力了。

诸子百家，法家政治最恶，思想最邪。法家之邪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有两大源头：老子和荀子。《史记》将老子与申韩合为一传，一言申子本于黄老，再言韩子归于黄老，其意申韩法术渊源于黄老，不无道理。老子的偏激和荀子的偏差共同培养了韩非的阴邪恶毒。我在《儒家法眼》一书有详论。

诸子百家中，秦法家命运最惨、但最不值得同情。商鞅被车裂和灭族，作法自毙，天下称快。其它秦法家全都死于非命，吊诡的是，它们全都死在自己人手里，无一例外。李斯被腰斩，赵高被暗算，都被族灭，韩非子被逼服毒自杀。为暴秦统一中国帮凶的其它文武，大多横死或族灭。

三观决定人品，世界观又决定人生观价值观。唯物主义世界观所产生的，必然是物质主义人生观价值观。换言之，物质第一性必然流于物质第一位。人本主义以人为万物的尺度；仁本主义以仁为人和万物的尺度。唯物主义（即物本主义）倒了过来，以物为人和社会的尺度。

唯物主义信仰非正信也非真信，纯粹是一种伪信仰。物质不足以成为信仰之物，因为没有超越性。让物质窃据第一性地位，就从根本上阻绝了上达“性与天道”的可能，再也无法建立真正的信仰了。因为无信仰，一方面特别猥琐，或为物奴或为权奴，一方面又特别大无畏，什么人间恶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根源一错，全盘皆误。马学的政治经济学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无不错漏百出。马家三大根本：唯物论、党主制和公有制，堪称三大灾难源。

马毛一体。在毛思中，马学是基础和根本，物本主义哲学，党本主义政治，集体主义经济，阶级斗争思想，都是马学的。没有马学就没有毛思。马家有左右之别，毛氏选择的是左道，而且左到极致，极左，同时又结合了秦法家。故可以说，毛氏发展了马学。

毛思集马列和商韩之大成，将唯物论、斗争论、党主制、公有制、君本位完美地贯穿在一起，将极权主义与包括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在内的民粹主义圆满地结合成一体，既强化了极权主义，又强化了民粹主义，特别具有煽动性、欺骗性和毁灭性。

与马家一样，伊教也分为两派：温和与极端两派，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就是极端派。伊教极端派的狭隘邪恶与马家极左派即毛派可以一拼。儒家是“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以伊教为信仰背景的正好相反，为了得天下，一味针对平民、杀害无辜。

对待极端派，“阿勒泰公安在线”的态度最为正确、正义、正气。有网友问：“你们大力宣传去极端化，不担心被质疑破坏民族团结吗？”“阿勒泰公安在线”答复：“质疑去极端化是破坏民族团结，这种论调本身就是极端势力；宗教极端是全国各族人民乃至全世界共同的敌人，我们打击敌人是为了维护民族团结。”

关于伊教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关系，我认同郭晓明的观点。他在《“恐怖”何以成为“主义”？》一文明确指出：伊斯兰国的诉求就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这个制度的理论根据就是沙利亚法，就是可兰经。可以说，极端派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就是可兰经。自古以来伊斯兰社会和穆斯林群体苦难深重，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伊教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原教旨化，即极端化，恐怖主义化；一是中国化，即儒家化，以儒释伊，儒伊会通。前者是极端错误的邪路和绝路，后者则是最为正确的方向，也是伊教自我拯救和文明转型的唯一希望所在。2017-7-28余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