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体制效率高吗？
——中共政治体制简析

韩湘子

    许多专家，特别是洋专家认为：集权体制效率高，民主体制效率低。集权体制的弊病是：人民没有权力，无法制约野心家干坏事。民主体制的优越在，人民当家做主，政治领袖被捆绑了手脚，不能随心所欲做坏事，因而成不了野心家。
    笔者有不同意见。本文试从国家机器的效率问题切入，简单分析一下中共政体的弊因。
    洋专家关于集权体制效率高，民主体制效率低的说法，有片面的道理。
    看美国：控枪问题、移民问题、医改问题，等等许多问题，讨论多少年了，至今未得到人民满意的结果。人们说，美国先父建立的这种制度，就是要使政治领袖们不能轻易决定一个问题或改变一个规定。
    再看中国：今年召开全国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张德江委员长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说：“一年来，常委会制定5部法律，修改37部法律和1个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法律案1件，通过8个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检查6部法律实施情况，------通过2个决议，审议通过专门委员会关于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8个，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6个，决定批准我国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协定以及加入的国际公约11件，决定和批准任免一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常委会各项任务已经完成，常委会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常委会通过和修改的都是国家法律。而本次人民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部国家基本法，名为《慈善法》。
    中国的决策体系很像现代企业里的生产流水线。最完全的要经过如下环节：最高领导人说话——相关领导小组通过——政治局常委通过——政治局通过（部分需要）——国务院通过（有的属行政法规、有的向人大提交法律案）——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家法律）——人大会议通过（基本法）。
    人大是橡皮图章。国家政策、方针都是党制订和决定的。邓小平以后，有的政策要变成国家法律，所以交由人大通过。人大只是履行程序，所以产品又快又多。国务院搞行政法规还要便捷一些。
    大量的政策、方针，中共中央决定了、通过了、下发传达了、贯彻了，程序过程简便、顺畅，时间周期更是缩短了很多。更大量的政策、方针，从最高领导人嘴里吐出来，或笔下写个批示，就是决策的结果，几乎没有什么程序。比如最近习总说“党媒姓党”，几天就贯彻到全国。
    毛时代“效率”更高，文化大革命达到极致。那时流行的说法：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执行最高指示不走样。不夸张地说，毛那样的集权，领导人一句话可以上马一个重大项目（比如原子弹和氢弹，毛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一句话可以挑起一场群众运动，一句话可以发动一场战争，一句话可以造成一场夺去几千万人性命的灾难。
    这么高的效率，为什么中国的进步总是赶不上西方？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管理这么混乱？为什么中国的国家机器这么腐败？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这么多不满？
    这里的问题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进步不由决策多少决定，而由决策正确与否决定；二是决策效率不等于国家机器的效率。产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设计师用嘴说出来的。
    新华词典关于效率的解释是这样的：一、一种机械或装置在工作时输出的有用能量与输入能量的比值；二、人或机器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的大小。
    国家机器就是国家政权体系。集权的政治体制决定集权的国家政权体系。中国的国家政权体系效率怎样？集权体制的效率真的高吗？
    先看输出的有用能量与输入能量的比值：
    中国有所谓维稳经费，据说维稳的经费超过了国防经费。看中国的社会秩序、交通秩序、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笔者对西方了解甚少（当然不能跟国家领导人攀比啦。那些领导人们因其对西方了解甚多，所以把财产藏匿西方，把子女送去西方，嘴上却要说坚决不学西方。），但在美国，走马观花式地去过几个城市。我看见快递人员把居民网购的商品放到居民家门口就走了。在中国这是不可思议的，快递人员必须亲自把商品交到顾客手上，索到顾客的签字。我没看见防盗门，没看见居民窗户上安装铁栅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百分之百的人家都是防盗门。一楼，百分之百的人家窗户上都装铁栅栏。相当多，二、三楼的窗户也挂着铁栅栏。好像中国的盗贼也学西方，都变成了蜘蛛人。防盗锁花样翻新，不断升级，逼着派出所警察带领厂家挨家挨户推销最新防盗锁。美国的居民小区是敞开的，没有围墙，没有保安日夜把守的大门。我们北京有这样的居民区吗？我们的小区不但有保安把守的大门，有高墙，而且高墙上密布着摄像头，高墙内还有老大爷巡逻队戴着红臂章溜圈儿（好像有位领导人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安管理体制）。
    中国的官媒刻意渲染美国的枪击事件，让老百姓觉得美国社会非常混乱、非常恐怖。美国是个普通人可以有枪的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敢让老百姓有枪吗？他靠枪杆子夺取了政权，老百姓再有枪，夺了他的政权怎么办？美国的枪击事件每次发生，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每天发生多少杀人案，老百姓知道吗？设想，如果中国民间普及了枪，那么，每个小镇、每个街道、每个市场、每个学校，是不是要天天死人啊！
    笔者在这里插一段小议论：我们跟美国比较，难看的地方太多了。领导人比我们清楚，所以除了政治体制，什么事都学美国。校车管理学美国，汽车上的儿童座学美国，军改学美国，经济上的“供给侧”学美国（去美国的大商场看看就知道了）。最近领导人提出，居民小区要拆墙开放。且不说这个意见违反《物权法》，因为小区内道路和一切设施为业主所有。贪官横行无阻，盗贼神出鬼没的社会，老百姓放心吗？没有围墙圈着，居民进出自由了，在哪里举过横幅、喊过口号，不知什么时候、从哪个方向跑回家里，领导人们放心吗？这就是古人说的东施效颦吧？何必呢？枝枝节节上学学学、改改改，不动根子，怎么会奏效？顺便提一下，领导人提的“中国梦”，全国人民都跟着喊，其实源于“美国梦”。原来，领导人们了解美国、向往美国，把他们的子女送去美国，导致全国、全社会的知识青年羡慕不已，都做起了美国梦。中国青年做美国梦，大中国要灭亡吗？共产党去哪里作威作福呀？中国是领袖口号主导的国家。我们喊“中国梦”吧。
    笔者认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只有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官僚群。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直到最底层（最底层的村，法律规定是自治，不是政府，实际上没有自治，也可以说是“村政府”），党政两个体系、两套机构、两套人马并存，共管国家，共管地方，共管百姓。党政两个体系应该说有具体的工作上的分工，但没有实质性的分工。党的机构实际上直接管理国家和地方。所以本质上党政是重叠的国家和社会管理机构。党的机关是上“政府”，国家和地方国家机关是下“政府”。西方专家动辄指责的“中国政府”，其实包含党政两个体系。侵犯公民权利的事情，有政府有关部门干的，许多是党委有关部门（纪委、政法委等）直接干的。需要解释的是，我这里说的“政”的体系，指的不是“政府”，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关”，包括人大、政府、检院、法院。政协不是国家机关，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也发挥着国家机关的作用。两个大的体系重叠，功能基本一致，当然浪费纳税人的钱财。
    机构臃肿还体现在人员编制上。美国的国家领导人，总统、副总统、两院议长，只有四人。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国务院（国务委员以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够国级领导的排上队，军委主席站在前边喊一声“报数”，不够一个连，也是一个加强排。
    再比较地方。美国纽约，市长一人，副市长一人，市议会，议长一人，副议长一人（笔者没有准确了解，见谅）。中国上海党政领导班子，书记一人、副书记二人，市委常委十人（属副省级），市长一人、副市长八人，还有若干市长助理。上海市人大和市政协领导班子，又是两大群。笔者了解的（也许不准确，见谅），县级副职二至四人，市级副职四至六人，省级副职六至八人。中国地方各级党政班子职数有规定，但只是原则规定，不存在严格执行。中国有《组织法》，但《组织法》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管干部”。所以实际上可以说，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数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只有“党管干部”的规定。某级、某地、某机关的副职，多一、二个或少一、二个，完全由“党管干部”根据工作需要，或根据人事安排需要，有时是人员照顾需要、关系需要来决定，经由“党管干部”安排“调剂”。《组织法》有任期的规定，这是邓小平定的制度。但“党管干部”并不遵守这个制度和规定。官员任期未满被调走，未到换届派任新官员是正常的，而且“党管干部”认为是必需的。因为换届前新官员上任了，有利于人民代表熟悉新面孔，有利于人民代表按党的指示投票，有利于上级党委派来的人员顺利当选，一句话，有利于履行选举程序，有利于发挥橡皮图章的作用。官员是党任的，任命手续是上级党委常委通过，组织部下文，不必等人大换届，何时方便何时到位。人大开会选举必须换届时进行，所以只能履行选举程序。官员自己重视组织部下文，不重视人大选举，把组织部下文当着任职的开始。
    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所属的职能部门也有庞大臃肿的官僚群，所以中国社会管理成本高，执法成本高。笔者看见过：某城市每个地铁安检入口站立七个安保人员；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灯不起作用，行人和行车都不理睬，交警设了八个，每两人站一个道口；一段马路，非法摊贩占道经营，形成马路市场。城市综合执法拉着队伍巡逻。无照摊贩打游击，被撵走了再回来，回来了再被撵走。
    综上情况，可见中国的国家机器，输出的有用能量与输入能量的比值太低（前者是分子，后者是分母）。
    再看国家机器在单位时间内完成工作量的大小。
    前述，中国的决策体系效率非常高。但决策效率不等于国家机器的效率。国家机器的效率要看最终的“产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决策，这里有决定、否定、立新、废旧、修改等；二是传达贯彻，有上传、下达，传达贯彻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是否达到预定目的地；三是实施执行，执行的速度如何？是否变通走样？四是成果。要在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上按原决策（法律、法规、政令）规定的标准衡量，成果质量如何？有无成果？部分成果还是完全成果？有无变通或走样？一个国家政权体系，上述四个环节都是优良的，即优良正确的决策（含立法），快速顺畅的传达贯彻，准确有效的实施执行，在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上实现了显著的成果，才是真正高效率的。这样的高效率，一定使国家，社会安定有序，经济发展繁荣，人民自由幸福。
    我想中国共产党人，在其建政之前一定也持有这样的理想。但共产党人认为，实现这个理想的手段和途径是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共产。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谁来集权？共产党集权，实行“一党专政”、“共产党领导一切”。国家机器，从决策到执行，再到监督，都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这是党管国家的体制，专家们说是“党国体制”。在这个体制下：
    一、  党领导、管理、监督国家机关：
    党领导国家机关的意思是，党的决定、指示，国家机关必须服从、执行。
    党管理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干部由党员担任，个别非中共人士点缀一下。国家机关的官员，包括非中共人士，由中共党委决定任免，组织部管理。国家机构的人员编制，由组织部领导的编制委员会决定和管理。这是中共“党管干部”的主要内容。中共通过“党管干部”，控制国家机关的人权。国家机关的人员开支和办公经费，当然由政府的财政局管，但党委设有领导财政工作的部，实际上又控制了国家机关的财权。
    党监督国家机关：党的纪委检查监督党委体系的干部，也检查、监督国家机关的干部。政府有监察，但监察局长由纪委一名副书记担任。纪委和监察的分工，不是纪委管党系统的官员，监察管政系统的官员，而是纪委管局级官员，监察管科级官员，按检查对象的职级分工，不按检查对象所属系统分工。
    二、党领导、管理、监督所有所谓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其做法与对国家机关大同小异。比如民主党派的干部按职级由本级中共党委任免，组织部和统战部共同管理，以组织部为主。
    中共在全国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和管理。所有党的体系、国家机关体系、党派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均纳入统一的职级序列。比如，省部级企业、省部级学校，其首长为省部级干部，市级企业、市级学校，其首长为市级干部。干部可以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之间调来调去。
    三、党直接管理社会。在社会的基层，村、居委会、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党的组织直接管理、领导群众，行政组织只有辅助作用。党政有工作上的分工，比如工厂里，书记管干部、人事和政治思想教育，厂长管生产和经营。但社会管理职能是党政两方（两套班子、两套组织）共同的，以党的组织主导的基本职能。所有单位，书记都是一把手，行政领导是二把手。
    四、党直接统治人民。任何基层单位（居委会、村委会、工厂、学校------）开会，关于重大方针政策问题，群众利益问题，都是书记讲话。行政领导或是部署具体工作，或是主持会议，在书记讲话的前后，要求大家认真听，讲话如何重要，大家如何贯彻落实等等。人民群众面对的是党的领导，心目中的权威是党的领导，惧怕的是党的领导，感谢的是党的领导，遇到困难找党的领导，遭受不公要上访找党的领导，往上爬要溜须党的领导。
    共产党统治中国六十余年，人们将其划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笔者不知自量，称前三十年为毛泽东体制，后三十年为邓小平体制。两个体制，上述“一党专政”和“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基本做法，一脉相承，贯彻始终。但后三十年较前三十年还是有些变化。这是两个具不同特点、不同倾向的集权体制。
    应该说前三十年，毛泽东领导的三十年是高效的，而且异常高效。毛的最大成果是使共产党掌控了全国上上下下、四面八方、城市乡村，直至穷乡僻壤、沟沟岔岔，所有的老百姓。四九年前后，通过剿匪消灭一切民间武装，取缔民间持枪。取缔一切非共的媒体、文艺和教育，让人民只想一种事，只听一种声音，只说一种语言。在经济上迅速实现国有和公有，剥夺老百姓手中一切生产资料，让老百姓丧失除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生活的依靠。实行计划经济，生产和分配（票证）都要由共产党安排。老百姓只给一家老板打工，只能端一家老板的饭碗。取缔一切公民权力，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等等都没有了。更甚者，剥夺了老百姓探亲、旅行、迁居，直至逃荒的人身自由。流寇起义当然不可能发生了，农民老老实实躺在炕上饿死吧。毛泽东真的很高明，老百姓不但不能造反，而且也不想造反。全国像一个大铁桶，看不见外边的事情，听不见外边的声音。
    毛时代的问题是社会经济由停滞不前转而不慌不忙地倒退。人家搞现代化、信息化，在高速公路和铁路上飞驰，我们却一步步地靠近刀耕火种的远古时代。
    一方面是严密的控制，另一方面是倒行逆施。生产力倒退，社会经济崩溃。人民越来越艰苦、困难，衣衫褴褛，吃不饱肚子。社会当然不会安定。强迫人民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强迫人民在历史上倒退，需要政治的高压。谁来实施政治的高压？当然是共产党。但毛总结历史的教训，反动派杀人越多，人民的反抗就越强烈。“我”不能做反动派，“我”永远跟人民站在一起，“我”永远是革命派。于是毛发明了非常独特的统治术：“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在人民群众中间划分阶级，让他们互相斗争，互相监督，你打我，我打你。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于是，大家都说共产党好，永远跟共产党走。毛主席是最亲的爹娘，大家都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自以为得计，这样永远地斗争下去，共产党就江山永固，毛泽东就万寿无疆。他认为，任何政党、任何朝代都有兴有衰，而共产党却可以除外。岂不知，任何人都受到自己的手段的报复。他分化敌人，同时受到敌人的分化。他对人民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反作用于他的党。先是基层的斗争（如落改运动），然后是中层的斗争，再后是高层的斗争，直至毛身边的斗争。所以毛的时代，不断的群众运动，不断的阶级斗争。毛自己说七、八年来一次。实际上，群众运动、阶级斗争从未中断，只不过有时高潮，提出新的名目，有时低潮，继续斗争。每次运动和斗争，革命就向前推进一步，社会就向后倒退一步。毛不停地研究和探索治国理政的方术，每次革命都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和建树。每次革命，中国社会都出现一番新创意的“折腾”。毛提出不断革命论，说革命不能停顿。有人受不了啦，提出阶段革命论，不反对革命，只是想有一点间休。这也不行，必须“不断革命”，所以批判了“阶段革命”。毛说：“与人斗，其乐无穷。”他总在整人，总在看着别人痛苦，当然他快乐无穷。
    毛时代的效率是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效率。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周期越来越短。这种效率祸国殃民，把国家推向崩溃，把人民带向死亡。
    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毛统治的最后阶段，达到了毛理想的最高境界。笔者前边已经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效率。且不论文革做的是好事、坏事，这个效率就是人类社会的奇迹，是旷古未有的，独一无二的。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有这么高的效率？这种效率是怎样产生的？关键就在阶级斗争。
    文革的阶级斗争的第一个作用是推动高效率。人和人之间互相斗争、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传达贯彻最高指示，谁敢怠慢？落实执行最高指示，谁敢走样？稍有差失，很快被发现，立即遭受残酷的斗争和打击。在这样的斗争当中，效率能不高吗？
    笔者倒是觉得，毛的“阶级斗争”与民主国家多党政治下的政党斗争相比较，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民主国家，各政党之间同样互相斗争、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使得国会通过的法律案立即在规定的时间点和规定的范围里，有效而严格地贯彻执行。毛独裁下的阶级斗争和民主国家的政党斗争区别在：前者贯彻落实的是独裁者的最高指示，后者贯彻落实的是体现人民意志的国会通过的法律；前者的高效贯穿从决策到落实的全过程，决策效率更高。后者的高效只存在于贯彻落实阶段，落实得更严格准确，而决策过程却是漫长和费周折的；后者的“斗争”监督和制约政治领袖们遵守宪法和法律，没有任何超越法律的权力，强迫他们接受人民、媒体和国会的监督，强迫他们心想人民、只做好事。前者的“斗争”约束毛以下的一切，只是不约束毛自己，而且什么约束（包括生活的）也没有，却推动独裁者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神化，越来越不可动摇，越来越无法终止他的胡作非为，只有等待时间结束他的生命，使他受到应得的报应（不可能没有报应）。后者的斗争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前者的斗争无法律约束，从语言到文字、再到伤害人身、武斗流血、军队参与，不断升级，无限升级，恣意侵犯人权，肆无忌惮冒犯天理（无法律），破坏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学校教学，破坏百姓生活。
    文革的阶级斗争的第二个作用是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因为文革的阶级斗争像海啸，漫灌中国大地，深入渗透到四面八方、上上下下、城市乡村，所有单位、所有角落，直至每个家庭。家庭搞阶级斗争，儿子批判老子。学校搞阶级斗争，学生批判老师。单位搞阶级斗争，群众互相批判，也批判领导。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各级领导都被批判了。毛提倡造反有理，蛊惑煽动人们向所有权威造反，父亲、老师、教授、专家、学者、领导干部等等所有权威都没有了。全国从上到下所有人，只捍卫一个独裁者，只听一个人的话，只尊重这一个权威，只服从一个最高指示。作为一种社会权威，毛建立了自己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直接联系，一切中间环节的权威都被取缔了，似乎毛以下没有政府了。毛真的进入了自己理想的最高境界。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解释最高指示，都有权按自己的理解执行最高指示。独裁者之外的任何权威都没有了，也就没有了仲裁。所以人民中间在解释和执行最高指示问题上争论不休，斗争不已。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破坏不止，内战不停，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走向崩溃。文革是中国人民在大饥荒之后遭受的又一场灭顶之灾。
    毛通过阶级斗争搞起来的高效率，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结局。
    邓小平宣布停止毛的阶级斗争，对毛越来越左的极端做法实行改革。
    笔者曾有短文述“邓小平体制的由来”。“邓小平的体制是在否定毛泽东的文革体制之后建立起来的。文革体制是，党的组织直接操控革命委员会管理社会。邓小平建立起来的体制，承认了国家的存在，恢复了国家机关，接受了“法”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方针。同时保留和坚持了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领导和管理（执政）地位，在党的各级组织中设立相应的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机构，领导与之对应的国家机关，比如：政法委（领导公、检、法、司等）、财贸部、工交部、农工部、文教部、精神文明办、经打办------等等。党的相应机构领导相应的国家机构，在国家机构之上，大于国家机构。这就形成了国家机关（执法机关）之上的，大于执法机关的权力机关，也就形成了国家法律之上的，大于法律的权力。邓小平体制导致，有法却不依，执法却不严，违法却不究。邓小平体制的弊病，一是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效能低下；二是腐败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常态化、愈来愈规则化。”
    这两个问题——效能低下和腐败严重产生的原因，就在邓小平体制否掉了毛的阶级斗争，却未建立民主国家的权力制衡。具体地说：
    一、家长制：各地方、各级，不论哪个部门、哪个系统，所有单位内部都是一长制或说家长制。一把手和其他副职之间是君臣关系，或家长和子女的关系。上级党委安排下级机关的领导班子，经常先定一把手人选，然后征求该一把手意见安排其他成员（当然不是定规）。比如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实行委员会制，决定大事少数服从多数。实际上，决定什么问题都是书记（一把手）说了算。其他副书记、常委、委员，唯一把手马首是瞻。好一点的书记，在会议上提出问题，让大家先发表一下看法，而后书记拍板定一个意见，再问大家同意与否。大家当然赞同，就通过了。专断一点的书记，自己提出问题，接着拿出主导意见，再问大家，让大家提意见。大家中的多数当然一一赞同，个别提出补充意见的也有，但经常提反对意见的人就有问题了。最后肯定通过书记的主导意见。多数情况，一把手在会前找若干副职沟通，渗透自己的想法，以便开会时顺利通过自己的主导意见。在党委领导班子里，无记名投票和按表决器基本没有，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少数服从多数。人大班子、政府班子、政府各部门的领导班子，议事做决定都是这个模式。人大常委开会，搞一下形式上的无记名投票。会前做个动员，告诉大家党委的意见是什么，应该与党委保持一致。政府及政府各部门都是首长负责，一把手的权更大一些。所有单位，党、政、人大、政协、厅、局、企业、学校------领导班子中的副职都有排序。比如第一副书记是政府首长，第二副书记是常务，第三、第四等。人大、政协及其他部门第一副职是常务。排序不同，话语权也有区别。
    二、一元化：地方有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等几大家，几大家有具体的工作分工。几大家都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从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比如政府要贯彻执行党委的决定意见，政府实际上是党委的执行机关。人大名义上监督政府的工作，但人大也要贯彻执行党委的决定意见，所以只能依据党委的意见监督、督促、协助政府工作，经常协助政府检查政府属下各部门的工作。中央或上级有什么重大决策，都是党做出的，都通过党的体系向下传达贯彻。地方党委领回上级的精神，在本地方主持召开党、政、人大、政协、检、法等所有各家，及各家所属部门参加的大会，传达贯彻中央或上级的精神。而后由党委书记组织安排各家（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等）领导，分片下去检查工作或上级精神落实情况。注意，参与检查的人员，按地片划分检查范围，而不是按各人职务分工划分检查范围，检查的内容都是党的中心工作，而不是自己的职务负责的工作。县级由于人民武装部的政委是县委常委，所以武装部也是一大班子，号称六大班子。某书记要求六个轮子一齐转。
    三、没有分权制约：由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协调了机关之间的关系，分权制约就没有了。比如法律规定人大监督政府。政府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执行党委的决策部署。人大监督政府，岂不监督党委吗？人大不但不能监督党委，而且也要在党委领导下工作，也要贯彻执行党委的决策部署。所以大的方向、大的行动上，人大和政府是一致的。所以人大对政府没有大事上的监督，一般强调所谓“监督”中的支持。人大甚至成了政府的配角，更多的工作是协助政府检查所属部门的工作。再比如法律规定人大监督两院。两院在党委政法委的领导下工作，重大问题上执行政法委的决定和指示。人大如何在大事上监督两院？周永康案、薄熙来案，人大监督得了吗？法律规定公安、检察、审判三家之间权力制衡、程序制约。可是三家都在政法委领导下工作。重大问题、重大案件都执行政法委的指示，如果三家之间有分歧，政法委组织协调，形成统一的意见，程序便顺利通过了。
    四、排除和压制一切反对意见和反对力量。由于封建家长制，一家之长、一朝之君不允许反对意见和反对力量正常存在。在一个单位内部，如果某副职经常跟一把手作对。一把手可以找理由批评他、调离他（通过组织渠道）、降他的职，或找他的小脚，使他犯错误。机关之间，比如人大主任或政府首脑在大事上跟书记作对，像在一个单位内部一样，也要受到朝廷的处理，迟早栽倒。笔者亲闻，书记主张修一条道路，要扒掉一个文物保护单位。政府某局长提出按文物法履行一定的手续。书记说：你愿干就干，不愿干就走人。其他所谓民主党派，饭碗是中共党给的，人员是中共党任命的，工作（协商）是中共党安排的，不可能与党的领导作对。如果作对，跟其他臣子的下场一样（毛时代有反右，提意见都不行）。人民群众没有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甚至连不吃饭（绝食）的自由也没有，能反对共产党吗？结社被打成反党集团（毛时代是反革命集团），予以取缔。集会、游行、示威要受到镇压，说你聚众闹事，煽动颠覆等等。
    毛体制，只有毛一个皇帝，阶级斗争无“法”、无限的“制衡”作用，消灭了毛以下一切权力。
    邓体制，什么权力制衡都没有了，中央有核心，各级、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都是小皇帝。
    所谓中央集权的主旨本来是：最高领袖、独裁者，权力高度集中，意旨通达全国，掌控千家万户。但由于没有权力制衡，各级、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是小皇帝一张嘴说了算，便产生了以下两种情况：“政不出公门”和“政出多门”。这两种情况，看似互相矛盾，实则都与中央集权的主旨相悖。这两种情况互相联系，互为因果。
    政不出公门：因每级、每单位都没有分权制约，一把手都是小皇帝，一张嘴说了算。他执行国家法律、上级政令与否，全在他自己的理念。所以，上级政令往下推行的距离不能确定有多远。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说不定到哪级终结，执行力度也不同。大家都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传过程中变通走样是经常的，结合本地方实际是正常的借口。这就是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个说法大概是从中央传下来的，八、九十年代人们就耳熟能详了。
    政出多门：同样的原因，没有制约，不同地方、不同部门都是一个首长说了算。他在决策和安排本地方、本单位工作的时候，不顾忌国家法律的约束，不考虑上级规定是否允许，自以为是领导有权，心血来潮就要发话、下令、做决定、出新政策、立新“法规”。这样就出现如下几种情况：一是各地、各单位违反国家法律、中央或上级规定的问题经常发生；二是结合本地实际，变通国家法律、中央或上级规定的现象几乎正常；三是随意变更前届、前任领导班子的规定和部署；四是一个不定性的首长在本任内多次变更自己的决定和部署。这就是“政出多门”。
    “政不出公门”和“政出多门”，八十年代给老百姓的感觉是政策不稳、政策多变、政策多样。人民群众越来越不信任共产党了。执政党的威信越来越降低。那时的流行话说：“红头文件废纸一样，领导讲话放屁一样。”
    按照邓小平的方针，党要通过国家的形式管理国家，要从依靠政策办事转变到依法办事。大批党的政策变成国家法律。政治体制有了一些改革，由毛体制转变为邓小平体制。邓体制与毛体制在中央集权方面是一脉相承的。邓体制拒绝了西方民主制的司法独立和权力制衡。所以上述问题就产生了。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老百姓的感觉是：法纪不严，“立法如林，执法无人”。国家法律，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有多有少，有宽有严，有轻有重，执法标准随意性大；法纪不统一，法律和政策之间矛盾多（有的领导说，法律和政策有矛盾，服从政策），地方法规和国家法之间时常出现矛盾，各单行法规之间时常出现矛盾；法律和政令落实不到目的范围；法律和政令的执行和实施各取所需。
    一部国家机器，或统一于集权，或统一于法制，两者不可并存。如果两者并存，则两者都废，国家机器就软弱、松散、无能、无威。现在的中国，老百姓不怕领袖，不怕执政党，也不怕国家法律。看美国公民，谁敢做违法的事，谁敢砍一棵树？现在的中国，当官的、特别是权贵人物，不但不怕，还“挖社会主义墙角”，拆轴、拆轮子往家搬。这样的国家机器怎么会有效率？说学美国，我们能有击毙本拉登那样的突击队吗？说美国效率低，印尼大海啸第一位降临救援现场的是谁？而中国，地震大难当头，总理心急如焚，军队不听调遣，我们能忘记吗？为一本书绑架几个书店店员，只配贻笑大方。
    西方专家说什么，中国有强大的政府，能够有效控制中国经济的走向，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还有些政客担心中国军队要与美国一争高下，中国可能威胁世界安全，破坏国际秩序。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太不了解我们中国了。甲午海战之前，日本就是这样看中国的，没想到中国不堪一击。其实我们的开山鼻祖，毛老人家早有论断。我们现在就是那种，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豆腐老虎。郭伯雄、徐才厚们调教的军队，怎样打仗，意料之中。我们的政府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政府，如何有效控制中国经济走向，如何防止经济危机发生？
    国家机器效率低的后果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虽然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了。但经济秩序混乱（生产安全、食品安全、药品质量等等事故频发，环境破坏严重------）；社会管理混乱（市容卫生、交通秩序等等，中国人出国回来都说乱糟糟的）；官场腐败泛滥；执政党和群众矛盾激化；人民不满加剧；社会道德风尚堕落。问题很多，“深层次矛盾”是个遁词，所有难以解决的问题都用它来解释和掩盖；“综合治理”是个推托，凡出现混乱的地方，都需大家各方齐抓共管，本部门执法不力的责任甭追究了。
    伟大祖国的现状，老百姓看在眼里。老百姓认为，根本性问题必须解决。大人物比我们更明白，这个根本性问题千万不能触碰。怎么办？改革，深化改革。何时出问题，何时改革，哪里出问题，哪里改革。不断出问题，不断地改革。根病不治，枝节当然总是出问题，改革总是不完善，总要改革。前三十年是不断革命，天天喊革命。后三十年至今是不停地改革，天天喊改革。什么都要改革，什么都算改革，修补是改革，甚至复辟也是改革。
    新任领导人显然对几十年的国家政治的治理不太满意，了解人民的期待，适时提出了“治国理政”这个重大问题。还出了书，做了宣传。需知，老百姓心里有数，回避根子问题，理念方案内容再丰富，书印得再厚，口号喊得再响，也没有用。等着看效果吧。吹到外面去，让别的国家聆听我们的经验，似乎有点早。
    作者    韩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