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马尔萨斯和马克思

杨支柱

    计划经济理论是错误的，颠倒的计划经济（苏联式计划经济是根据人口计划产能，马寅初理论是根据产能计划人口）理论就更是错误。不过马寅初的具体方案，是“动员避孕，禁止堕胎；二胎要奖，三胎要罚”。虽然结果意味着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一半多要花钱从政府那里赎命，但手段也许不像现实中的计划生育风暴那么恐怖。

    马寅初把人当饭桶，认为不能让新增人口把粮食和其他农作物吃光了，要拿这些东西换机械、换技术以促进工业化。马寅初明确说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的要求，他是根据产量来定人口的，只是这个产量要先根据计划拿出一部分出口创汇，剩余的才用来计划中国的人口。

    马寅初的粗糙不是没考虑“劳动力再生产”，他为什么没主张独生政策？为什么反对堕胎？他考虑了劳动力再生产和直接强制的人道问题，但他没考虑夭折率，没考虑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的变化，也没考虑规模效益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规模效益。

    计划生育由二孩变一孩马寅初最初可能没料到，但强制堕胎则未必。共产党早在取得政权以前就不断地搞运动，哪次运动不摊派指标？而下面为了完成指标不择手段的事司空见惯，聪明如马寅初能不知道？他说反对强迫堕胎，估计主要是怕上史书，未见得这种愿望有多强烈；否则就难以理解，后来强制堕胎问题、“黑孩”问题都出来了，也没见马寅初放一个不满的屁。

    公知们冤枉毛主席没搞计划生育是不对的。1953年6月30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加港澳台人口超过6亿）出来后党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深感人口增加的压力，明确表示人口需要控制，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就是为了拍党首们的马屁。没搞计划生育的“罪魁祸首”其实是蒋介石，他杀人太少，又不搞强制堕胎，导致中国的人口增加到了5亿6千万（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可据1953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倒推），而不是通常谣传的4亿多。如果蒋介石实行计划生育堕掉大陆一亿孩子，在公知们看来是否1959－1961年大饥荒就不会有人饿死了？

    毛泽东何时打倒了马寅初？马寅初到78岁才不再担任北大校长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而且还继续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3年，后改任全国政协常委。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本是迎合毛，倍受毛的赞扬，只是毛认为大跃进期间不可泄气，而马寅初却不肯闭嘴，一再发文宣传自己的主张，才遭到北京大学师生组织的批判，被毛冷落了不到五年时间（1958－1962）。1965年马寅初曾出席周恩来主持的欢迎李宗仁归国茶话会，参加刘少奇任主任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筹委会。“文革”期间马寅初也没受多少冲击。1972年，年已90岁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由周恩来特批直肠癌领域的“反动学术权威”金显宅率医疗小组专程来京为马寅初做手术。1976年马寅初参加了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1977年5月1日马寅初参加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出席的游园活动。马寅初一直就是党国领导人的座上宾，是不倒翁，所谓给马寅初“平反”不过是为加强生育控制造舆论。

    马寅初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相当不同，它是把马尔萨斯的悲观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论杂交的产物，它的初衷是与计划经济配套，它的手段是强制性的。马寅初的人口论跟毛泽东的人口观点没有冲突，因为它本来就是为了论证毛泽东的人口观点并为毛泽东的人口政策提供具体方案的，唯一的不同是毛泽东发了几年高烧，有几年搁置了自己的控制人口主张——毛不愿意在“大跃进”高潮中开始计划生育给群众泄气，因为计划生育的逻辑前提中显然含有悲观论成分。

    中共在1962年就重新开始推动计划生育，1963年开始了计划生育试点，“文革”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计生风暴，上海的堕胎数已经赶上了出生数。莫言《蛙》中描写计划生育运动始于文革前并非虚构，我手头有本《女性计划生育手术讲义》就是1965年8月山东省卫生厅编印的。事实上二战后人口增长迅猛是全球现象，这段时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并没有什么变化，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完全是伪造历史。

    在那么恐怖的连年计生风暴下1980年代中国大陆仍然“超生”了大约1亿孩子，这说明生育行为不是像拧水龙头那样容易改变的。用梁中堂先生的话来说，今年堕了明年怀，明年堕了后年怀。强制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效果不大，制造灾难漫山遍野。如果中国从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开始就实行严格的二胎指标控制，多生罚款，到1980年代再进一步像事实上已经发生的那样收紧人口指标，那么中国的现有人口可能几乎没有变化，估计也就就减少几千万，但是需要花钱从政府那里赎命的人确实大致要增加3个多亿。而这些人加上他们的子女人数，根据易富贤博士的计算，则高达5亿7千多万。所有这些人都被认为是“不该出生的”，换句话说就是“该死的”，其中包括我自己。没有这些人，中国经济早已崩溃，其他人不是活得更好而是活得更糟。

    毛泽东至少和三个女人生了10个孩子，马寅初至少和两个女人生了7个孩子，他们都是那种性欲特别旺盛而且不愿意采取避孕措施的人。也许正是推己及人的心理活动，导致他们认为人类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都很强劲，并且人类个体不能控制自己的生育行为，所以必须由政府来对育龄男女进行控制。

    在计划生育实施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有话语权的强势人群早已丧失毛泽东、马寅初那种对于性行为和生育行为不可控的体验。今天支持计划生育的社会心理基础不再是推己及人对他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的高估，而是没能力生、养者对能生、养者的嫉妒，这种嫉妒被计划生育意识形态大大地加剧了。一方面，计划生育最坚定的支持者已经由毛泽东、马寅初一类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都很强劲的人转变为李银河、叶檀等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另一方面，全社会都在计生委的操纵下不时爆发一阵阵对富人、名人“超生”的仇恨宣泄——即使直觉优秀如莫言也不能免俗，他在答记者问时批评计划生育的标准就不是自由而是公平。

    马寅初不仅第一个系统地提出跟计划经济配套的计划生育理论，也是五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一帮凶。马寅初自称从1939年开始“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要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马寅初首先呼应并在北大做出具体部署。毛泽东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在这次运动接近尾声时北京大学有7人自杀。（李杨：《建国后第一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前后后》，《中国社会导刊》2004年第11期。）马寅初这么一个帮助党国控制国民大脑、言论和生殖器的超级帮凶，竟然被那么多号称自由主义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奉为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