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人格
余东海
古今中西都有极权主义，其政治形态各异，但有两大共同点：一，政治必为恶制；二，背后必有邪说。其学说和制度必然是君本位或党本位，其社会秩序必然完全由政治权力达成，自由被压缩到最低限度。邪说落实为恶制，恶制依赖于邪说，相辅相成，成就各种人道主义灾难，成就人间地狱。
邪说又更根本。其一，恶制建设有赖于邪说作为指导思想和施工方案；其二，各种政治大恶必须有“大义”配合，才能落到实处。有了邪说的理论配合、思想指导、理想引导和信仰支持，暴君暴民在实施各种暴力暴行的时候，才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大义凛然，才能把各种骇人听闻的罪恶粉饰成了惊天动地的功勋伟业。
凡崇拜、追求、坚持、维护、拥护极权者都是极权主义人格。这种人格内容非常丰富。举例如下：仇视圣贤，崇拜盗贼；排斥正人，亲昵小人；喜欢谄媚，敌视异议；重物轻人，草菅人命；求权若渴，唯利是图。还有，诈力并重，多疑善变，欺弱怕强，凶狠怯懦，听不得真话真理，容不得异己异议等等。
这些都属于极权主义人格，但不限于此。所有反常、不良的人格特征都可以纳入极权人格范畴。因为极权主义可以涵盖和包括利己主义、利益主义、物质主义、恐怖主义等等，堪称人世间最大的邪恶。
极权主义就是政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就是一种特殊的、极端的利益主义和极端的利己主义。物质主义也是一种利益主义。因此，极权主义者必然是极端利益主义和利己注意，又最容易变成物质主义者。在它们眼里，权力就是最大的利益，是利益之母。权力也只有兑换为巨大的现实利益乃至物质利益，才有价值和意义。
极权人格最大的特色是：是非、正邪、善恶颠倒。这是由其邪说决定的。邪说之所以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反常和颠倒。所有邪说邪教都善于并热衷于颠倒黑白，用尽美好的词语、伟大的理由、堂皇的理论和光辉的理想，把垃圾包装成珍宝，把邪恶粉饰成正义，把罪行涂抹成功勋，把野蛮美化成文明。
极权主义人格比一般利己主义、利益主义、物质主义人格更坏，也就是说，极权主义者比一般小人更坏，是小人之尤，小人之最坏。
小人只有利益勾结，没有道义团结，仿佛一盘散沙。而极权主义者变本加厉，更加原子化。它们相互之间特别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乃至以怨报德，根本无法形成良好的文化政治共识，只能依赖定于一尊的权力强制和武力威慑形成某种非邪则伪的共识。
极权主义者相互之间最容易发生争斗、斗争乃至战争。故它们最善于勾心斗角，没事找事，制造大大小小的问题。个人如此，集团如此，国家如此。我说过，它们最善于制造问题，最不善于解决问题，既缺乏解决问题的智力能力，更缺乏解决问题的内在动力。哪怕问题已经危及它们自身，终于产生了解决问题的冲动，也难以解决问题，因为已经丧失了解决问题的智能。它们的智能是单方面的，只能用于制造形形色色的问题，制造层出不穷的社会苦难和人道灾难。
它们自称它们的制度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没错，但所办的大事，只能是反人道、反人权、反人类的坏事，当然也是反社会的。苏联就是殷鉴。它办成的大量大事，可有一件正能量的吗？大量史无前例的坏事中，仅仅切尔诺贝利事件，就足以把它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孟子有一句话，用于极权主义最为贴身合体：“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极权主义人物和势力最善于自侮自毁自伐，最善于害人和互害，也最容易遭到外部侵害，又最缺乏反思自省能力。故永远摆脱不了害人被害的循环，不是为寇就是招寇，甚至边为寇边招寇。
注意，在极权社会，强势集团、得意者固然多极权主义分子，弱势群体、失意人同样是极权主义人格。强者固然是强人，弱者同样是强人。因此，一有权就变坏，就成了常态。并非有权才变坏，而是本来就坏，本就充满了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念。好是表象，坏是真实。只不过，有了权势，做坏事的能力、机会大大提升了。
因此，朝野之间、官民之间、强弱之间的争斗、斗争，无非极权主义内斗。而且，外部压力越大，极权主义内部矛盾越容易激化，内斗起来越是凶残。这是古今中西所有极权集团的共同特征。其内斗又无非为了权力和利益。它们之间不会有正常的思想文化争鸣。所有思想观点之争，背后无不涉及权力和利益。
极权主义者都不信因果，不畏天命，没有原则，都善于迎合世俗、谄媚强权、苟同迎合，或迎合权力，或迎合世俗。三国时李康的《运命论》描述了苟同、谄媚、迎合世俗之徒的丑态：
“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故夫达者之筭也，亦各有尽矣。”
大意是说，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喜欢谄谀献媚之人，看贵人脸色俯仰，在势利之间曲折穿行。贵人意见不管对不对，赞美之声像水流淌；贵人言论不管行不行，应对之言如响之应声。以窥看盛衰为精神，以或向或背为变通。权势集于何处，追从就像赶集一样；某人失去权势时，背弃而去就像扔鞋。
他们说：“声名和生命哪一个更亲？获得和丧失哪一个更有利？荣耀和屈辱哪一个更值得珍惜？”所以便鲜洁其衣服穿戴，夸耀其车马侍从，贪求其金玉布帛，沉溺其音乐美色，左顾右盼自以为是得到好处了。只看见龙逢、比干失去生命，而不想想飞廉、恶来被灭掉了家族。只知道伍子胥在吴国被迫用属镂剑自刎，而不警戒费无忌在楚国被诛灭。只讥笑汲黯做主爵都尉直到白头，而不警戒张汤后来遭遇牛车之灾。只笑话萧望之被迫自杀受挫于前，而不害怕石显被免官自缢于后。所以这些通达者的谋虑，各各都非常有限。
文中批判的“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所指并非极权主义者而是道家，因为“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这句话出自《老子》第四十四章，原话是：“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但是，《运命论》中这段话用于极权主义者身上非常合适。极权主义者在希世苟合蘧蒢戚施方面，是道家人物望尘莫及的。201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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