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只有一种死法》

——《我的上帝观》

秦林山

当尼采说出“上帝死了”的时候，正是尼采看到了西方人在上帝与世界和人类的关系上持绝对僵化的“超在论”观念，（所谓“超在论”是说上帝超越于世界之上或之外的理论，与之相对的则是“内在论”，“内在论”则主张上帝内在与世界）。这一绝对僵化的“超在论”必然会导致把上帝和他的话语《圣经》偶像化，从而把上帝与人真正隔开来。在此意义上来说，尼采是正确的，这也是唯一可以让上帝死去的做法。其实上帝早就在《圣经》里告诫：不可以拜偶像，被偶像化的一切必然以僵死而告终。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却也绝对不能把上帝偶像化。一个“泥塑木雕”的、与世界不能互动，创造了世界后就不再管世界，让世界按照规律自行运行下去，甚至与世界再也没有关系的上帝，只是一成不变的、没有生命的偶像，是不会永远活下去护佑人类的上帝，是世界和人类不需要也可以的上帝。

《圣经》是基督教的根本，是指导生命、干预人类历史、也是上帝借以拯救人类的启示。为此可以绝对地说，没有《圣经》就没有基督教，也就没有了上帝。任何一个要把《圣经》绝对化、偶像化上帝的人，其实也都是在杀死上帝。尼采说“上帝死了”，是借疯子的口说出来的。尼采描写了一个疯子大白天打着灯笼在市场上寻找上帝，他对聚集在市场上的人们说：“上帝哪里去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杀死了他，你们和我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可见尼采也看到了正是人类把上帝偶像化的愚蠢行为最后杀死了上帝。

其实无论从《圣经》本身，还是基督教的发展都根本得不出上帝是一成不变的、绝对地“超在”于世界和人类这样的解读的。                  《圣经》分成二个部分“旧约”和“新约”,从“旧约”的内容来看，基本上记录了犹太民族的苦难拯救史，他们怎样依靠唯一神耶和华的帮助，终于摆脱民族的迷思，从多神和偶像崇拜中走出来坚定起对上帝信仰的历史。“新约”则讲述了上帝之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为上帝不仅仅只是拣选犹太民族，而是要拯救全人类，向他们传播福音。耶稣最后被钉上十字架受死，以基督的宝血洗净人类的罪恶，然后三天又复活”的故事。从“旧约”和“新约”的汇辑中，“圣经”的确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部历史故事的特殊宗教典籍。

对《圣经》的创世说，又有不少的人认为是科普读物，所以当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进化的科学理论后，整个世界立刻视之为洪水猛兽，甚至连基督教教士阶层的不少人也怀疑起《圣经》，这一上帝的话语是否真实性的问题。当然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圣经》中运用的文学借喻手法，那是为要阐述明白整个世界都是上帝意志和思想的产物，人只不过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而已，这里不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更不是在阐述科学，而是宗教典籍最常用的神话语境！

上帝创造了宇宙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也囊括了对人类的创造。而不管人类是否进化或什么被造而来，那只是生物考古研究的课题和领域。上帝当然不会排斥真正的科学研究，因为科学也只是上帝创造，借以让人类认识自然的手段而已。所以上帝还会不断给于科学以启示。那些把《圣经》偶像化，或者就是把《圣经》当作科普读本的人，自然就会把它们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立起来，而对达尔文大肆讨伐，这只能说明当时教会的僵化和对《圣经》的误读。

至于地球中心说，也同样被误以为是天文科学。所以当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说的理论时，世界又怀疑起怎么《圣经》也会有错呀！有的则干脆否认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的理论。同样的，由于教会对《圣经》和上帝的偶像化，拒绝科学。而把坚持太阳中心说的布鲁诺送上火刑，这决不是维护了上帝的形象，反而完全走向了反面，破坏了上帝的形象。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否认拒绝科学的发现，而是对《圣经》文本的了解和对它的正确解读，必须改变传统的绝对的“超在论”和传统的上帝观念。

 一切从理性出发，以历史考证甚至考古的、所谓追求历史真实的研究方法来看待《圣经》，就是简单地把历史上是否真正发生过来作为衡量宗教真假之标准，甚至把象征和暗喻看作是神话而抛弃，似乎这样就还原了历史的真相揭开了《圣经》的本来面目，以此来分别鉴定《圣经》到底是不是上帝的话语。还以为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批判态度和精神，殊不知必须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报告文学都不可以这样来查证的，既然是报告文学，就会有报告文学所需要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特征，而不会和历史真实完全一致，更何况对于一部宗教典籍。

《圣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只可能是上帝的话语？因为他为我们人类道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上帝，可以永远护佑着人类，创造一个完全的“新天新地”。《圣经》这一横跨了千年才完成的文本，《旧约》有39篇，分三个部分组成。律法书（摩西五经）、先知书和历史书，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新约》27篇于公元50年到150年间，是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国家基督教的信仰文汇。《圣经》是由几十名作者编纂而成的，其中有多种文学形式，有历史故事、人物传记、神话传说、诗歌咏唱、书信格言、象征暗喻等等。每种文学形式有每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换句话说阅读诗歌就不能像报告文学那样需要可靠的史料，而报告文学的史料和历史书的史料又不同，象征和借喻也决不能只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只有确定了它们的文学形式以后，找到语境，才能从中解读出每篇《圣经》文章的真实话语和它后面的意义。

必须清楚的是，宗教是以神话为基本语言的，离开了神话的渲染和烘托，也就是离开了想象。宗教就丰富不起生命而感动人，而宗教正是以此来改变人类生命本质的，所以宗教有它自己的规范语言和范畴。在这里历史考证是与此风马牛不相及的，不是历史研究考证下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宗教的象征和隐喻能不能激荡起人类情感的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神话不是大话、不是妄语，大话、妄语是没有根据的，可以乱说不用负责。神话不但有根据，更是人类最初的语言形式，也许正是人类最初的语言形式使智者看到了人类的本质是宗教的。人类离不开宗教是因为人类只有在宗教中才能规范自己、走进生命本质中的，仅仅活着不就是生命，生命必须是创造和创新。

反对基督教的一面旗帜费尔巴哈先生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说，“有多少民族就有多少神，毫无例外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神”。或者说都有自己的神，换句话说有人就有神、有民族就会有神。有神就会有神话这很自然。有神那么神就要对人说话；人也要对神说话。凡是人做不到而神都能轻而易举，因此人就要膜拜神、崇拜神。这一系列的概念和行为，上帝、神话、祷告和崇拜就有了宗教。说到底，宗教就是以这些为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范畴的，离开了这些宗教语言和神话很难成为宗教。

费尔巴哈在反对基督教中有一重要的阐述，即有什么样的神话就有什么样的宗教，神话决定了宗教的质量和差别。把神话寄寓于有形事物以及把神话与寄寓于无形的精神是完全不同的想象，当然必然会有不同的结果。因此信奉不同的神与神话就造成不同的人群和民族的差别，神话的基质是超越，使不可能成为可能。这就使得假借神话在宗教上有了最重要的超越本质，通过宗教来超越自然、超越困难、超越自己等等。所以仅认为是神话，就可以否定宗教和宗教的真实性是绝对不可取的，如果把宗教的特质肢解掉，也就没有了宗教。《圣经》中的“童女生子、瞎子复明、耶酥复活”的神话奇迹，就是宗教的独特性所决定的，而不能因为是神话，就是没有根据的谎言而不可信，从而宣判它为死刑。

宗教追求的，用哲学的话语来阐述，宗教追求的就是真正的实在，哲学的对象是存在。人类最初的文化又只是宗教文化，其它文化形式，只是从宗脚文化衍生的，是为宗教服务的。所以这也使基督教可以轻而易举地使哲学成为自己的“婢女”。在这里必须严格区分他们的不同，一个是“主人”；一个只是“婢女”，不能颠倒。不能用哲学理性的逻辑推理来完全解说和替换宗教，哲学探测不到人类意识深层的非理性结构的奥秘，它也许能看到点什么，但是却看不懂、无法把握。近代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就是要犯这种错误。受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影响，不少人认为《新约》描写的耶稣不是真实人物，尽管历史上确有其人。耶稣基督只不过是基督教教会团体的情感和愿望凑合成的理想人物，用来创造生命奇迹的救世主。否定《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和启示，认为《圣经》也只不过是基督教教会团体意志的产物罢了，因此《圣经》也一定会有错。《旧约》和《新约》里的奇迹都是神话不可信的，几千年来受人顶礼膜拜的所谓的上帝是没有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局那就太简单了。

近代基督教会的不断纠错似乎又佐证了什么。如：1992年10月31日，伽利略因为太阳中心说的理论，被罗马教庭认为异端蒙冤360年后，终于获得梵蒂冈教皇的平反。2008年9月15日英国国教发表一份声明。声明中承认教会当年在否决达尔文的理论上“过于自我防卫与过于感情用事”。教会高层主教想要为19世纪60年代，天主教会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与自然选择学说后对其的诽谤做出弥补。声明再一次就17世纪时质疑伽利略的天文学成就，承认错误。“查尔斯·达尔文在将迎来你诞辰200周年之际，英国国教就误解你并之后鼓励他人也误解你，而欠你一个道歉。我们希望能换回信念寻觅理解的旧时美德，并愿此举能对以往做出补偿”。

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承认教会的历史错误时说：人们怎么会对以信仰的名义所做出的各种形式的暴力、宗教战争以及宗教裁判所以其他形式的违反人权的事件保持沉默呢？！只有勇于承认基督徒在某种程度上应负有责任的错误和过失，并找到弥补的确实途径，才有助于教会进入主历第三个千年。《路透社梵蒂冈城1994年6月14日电》

这一切无不说明，正是教会团体也会对《圣经》误解和误读，因此仅靠权威是不能真正解读出《圣经》的意志和奥秘的。他们集体意志的产物也不会字字句句是真理，任何对《圣经》和上帝的偶像化，只会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

尼采“不失时机”地说出“上帝死了”。上帝死了与无神不信仰不是一回事，不存在就不会死。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首先上帝必须是存在的。那么存在过怎样的、现在又要死了的上帝呢？这里就导出了“什么是上帝”这一概念。说到上帝，很多人马上会把上帝和奇迹联系起来，上帝是创造奇迹的！而且这个奇迹能应验在我身上，就是有神、有上帝。而如果应验在他人身上就是再神，自己也不会相信的。在他们那里上帝只是奇迹，离开了奇迹就没有上帝，他们只要求有奇迹的上帝，这是无神论国家的比较下层的无神论众徒的上帝观念。无神论国家中较上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自己来读《圣经》，从中寻找上帝。但是他们又缺少宗教哲学文化传统的熏陶，往往又只相信自己的理性，对《圣经》中的一切违反理性的奇迹一概排斥，正好与底层的民众相反，一个是只相信奇迹；另一个则是奇迹就不信。自然他们二者都很难发觉悟到上帝。知识分子不了解宗教认为是非理性的，它们也不知道理性是有根本局限的，只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超过中国一定的高度人类的理性就只能捉瞎了。人类意识的深层不是理性的探究领域，  这一点西方的近代哲学自康德以后几乎有了共识。他们也不了解我在上面说明的，宗教有它自己特定的语言，它是靠神话为基础的，离开了它的这个基础和宗教特定的语言就成不了宗教。那么什么是上帝呢？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达的话，你的心执著于什么，你依靠什么（可以执著依靠于偶像，它们可以是金钱物质、知识学问、名誉地位；当然也可以完全执著于依靠精神），那么什么就是你的上帝。他是这样一个可以改变你生命，充实你生命，给你生活以真正意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关注着人类的生命进程，积极干预人类的历史，由于对自己造物的了解，上帝非常清楚一个有人格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自由对于人类的意义。为此上帝和他的话语《圣经》就是为这一中心展开的叙事。可以偏激一点说，如果把上帝仅仅看作可以满足我的私欲，求财得财、求子得子、求福得福，把阻碍我达到目的的一切都按自己私人的愿望消灭，。那么我可以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样的神是没有的，也不可能！但是如果把上帝看作是可以改变自己生命，追求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生命意义，那么可以这样说，舍神别无他它途。当你改变生命的时候，他一定“内在”于你，和你“血脉相连，心气相通”。你还没有想到要求什么，他就知道你的需要了，更不要说你要求什么了。他早就为你想到了，他会满足不了你吗！？

上帝是基督教神学中最重要的观念，是信仰的核心。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最高、最神圣的存在。他不仅创造了世界万物，而且拯救“原罪”的人类。他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他无处不在但是却又隐而不见，人不能见他的面。这就使基督教的上帝难以把握，迷离不定，神秘叠起。因此对《圣经》的解读和对上帝以及上帝神秘的阐述，创造了西方一切的文化形式。尽管如此，上帝对于拯救人类的崇高事业还是不会随便交给其它的任何学科（包括科学和哲学），科学研究的只是人类可以经验和观察到的领域，哲学尽管研究一切知识的基础，但是它的理性逻辑推理对非理性领域却一筹莫展。可是科学和哲学却常常反客为主，科学要把它的因果规律也普遍用之于人文、宗教领域，来检验它们的真伪，哲学则用它的理性来衡量一切。它们都不知道宗教是一个更要复杂和神秘的系统，它既讲因果规律，又可以违反因果规律。既讲理性又是非理性的，可以违反理性常识，所以宗教并不是科学和哲学知识等等可以解释穷尽的。

西方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为理性可以努力了解上帝，创造出物质和精神、神圣和世俗、绝对和相对、无限和有限、永恒与暂时、不变与可变、偶然与必然、、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等等二元对立概念。有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危机肇事于这些二元对立，话虽如此，但是可如果没有这些概念的对立碰撞，形象和浅显化的阐述，上帝福音的传播不会像今天那样波澜壮阔。

用西方哲学家的话来说，上帝就是绝对的、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必然的，是起始第一因，是自有永有的，是万物的本原。尽管西方的文化思想界因为对基督教《圣经》、对上帝的阐述，拓展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空间，仅仅神圣和世俗的区分就坚定了人类精神的目标。最大限度地创造出西方灿烂的思想文化。尽管如此还是远远不能穷尽上帝的丰富和奥秘。近代西方主体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又是西方文化思想界努力要把握上帝的观念、对上帝作出新的阐述。随着现代阐述学的诞生，传统以为对上帝奥秘的探求，只要把握住《圣经》、上帝的话就可以了，一切都客观地存在于《圣经》文本内。只要把它发掘出来就行了，但是现代阐述学则不认可，用迦达默尔的话来说，一件艺术品和一个文本从根本上来说还不是一件完整的作品，它还需要一个鉴赏者对它的艺术和意义的发掘来完成它，有时候鉴赏者往往会发掘出连作者都未必知道的内容和意义。

《圣经》虽是上帝的话，但是并不是穷尽了上帝所有的话语和思想意志。所有前时代对《圣经》的阐述也不可能全部把握了上帝的奥秘，解读出完全正确的意志和上帝所有的思想。所以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它们自己的解读，有的时代对上帝观念的阐述不全面，有的甚至是错误的，毫不奇怪应该是基督教正统的却被当作异端，而应该是基督教异端的却被当作正统。有的被一点点地纠正过来，就如我在后面马上要谈到的“超在论”和“内在论”的互位和它们的融合。

人类的理解尽管受传统和“前见”的制掣，但是每一个解读者都可以按一定的“视域”，解读出连作者本身都未知的意思和意义。正是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这么来理解《圣经》这一上帝的话语，也远没有穷尽了上帝的所有思想意志和奥秘。因为只要历史在前进，创造历史以意义的上帝就不会穷尽。因为上帝不仅是超越的，还是内在于世界的灵。解读《圣经》这一上帝的话语，决不能教条，创造生命本身的上帝是活生生的上帝，任何偶像化僵化上帝的思想意志都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则。光靠人类的善良意志，只可能帮倒忙，在无形中杀死上帝。

传统“超在论”和“内在论”的斗争，就是围绕上帝与世界的关系的问题展开的。“超在论”肯定神对世界作用的超然性，“内在论”则强调神对世界作用的内在性。前者较重神秘后者较重理性，但是并不是绝对的往往会反过来。“超在论”属基督教正统，“内在论”属基督教异端。“超在论”在自然神论中达到了顶峰，17、18世纪的自然神论影响了一大批人，英国思想家赫尔伯特，他被誉为自然神论之父。18世纪法国著名的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都反对神秘主义，否定迷信和各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奇迹。他们认为，上帝作为造物主和第一因，在创造了世界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下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自然神论基本上也都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上帝不但创造了世界，而且还积极地干预着人类的一切事务，因为人类是历史的真正主体。耶稣基督的“虚己降生”“道成肉身”本身，就是要内在于人类和世界的，体验上帝的一切创造物的生存和奋斗。从“旧约”上帝要在皇宫权族内找先知来预告犹太民族，到耶稣基督却只能降生在穷人的马槽里，是上帝不但要“内在”于人类历史，还要“内在”于他的一切造物中，不管被造物的高贵和低贱。

自然神论之后，19世纪出现了新的自由派神学。著名的有施莱尔马赫、利奇尔等等。他们比较不拘泥于《圣经》文字的字面解释。相信真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教会和教义史采取批判的态度，追求一种非教条化的基督教，神的启示不仅仅体现为“神的话语”——《圣经》，也体现在自然，历史和人的意识之中。他们认为历史的耶稣和基督教宣传的耶稣不是一回事，而把历史的耶稣作为出发点。他们不仅仅只承认基督教正统的“超在论”，也开始属意和容纳了“内在论”，更多地开始强调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连内在于世界，这是上帝观念的巨大变化。自由派神学对传统神学造成很大的冲击，使神学遭受了很大的危机，为此西方的信仰一落千丈。

巴特的新正统神学则坚决反对自由派神学，以维护正统神学的面目而出现的又一神学流派。巴特认为人与上帝绝对不同，上帝与人类之间有着绝对的鸿沟，上帝之道只可以从神到人，而不能从人到神。若无启示就不可能认识上帝，其实巴特的新正统神学的所谓“上帝之道”，就是强调上帝的“超在性”。反对自由主义神学将上帝人本化和内在化的倾向，新正统神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矫正”神学，它力图让神学摆脱自由主义造成的信仰危机。

尽管这一流派有超强大的能量和影响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正统神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神学流派。但是到后期巴特也不得不自我转向，从他的“上帝之道”的神学转向“上帝之人性”的神学。他把这种转变看作是向自由派神学“内在论”和人本主义的转变。1956年巴特在一次“上帝之人性”的演讲中如此说到，活生生的上帝之人性，仅仅是在他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他与人对话的背景之下，才有意义和力量，确实如此——这是到底了，不能再往后退的那一点《上帝、恩典与福音》37页。巴特虽强调不能往后再退一点，其实单退这一点来说，就已退到底退彻底了，巴特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这样这位在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头号鼓吹“超在论”，以反对自由派神学属意于“内在论”的人物，对自己的理论都不再坚持，那么传统的“超在论”的上帝观，在现代基督教神学思想中就不可能按原样维持下去了。

这一事实变化，不但是《圣经》神学的变化，也是人类思想中上帝观念的真正变化。不但解释了新时代的发展，也证明了上帝的生命力。因此上帝已经和必将全面干预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但是他也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这是怀特海的“过程神学”释放出来的光彩。他认为时间和过程构成了整个实在，整个宇宙世界一直不停地在流变转动，作为宇宙起源的上帝也一定是在成长和改变的，这和正统的基督教观念相去不是以道里计了。他认为，上帝是一种现实实体，在遥远的空虚的空间里的生存过一次最微不足道的微息，是现实实体，然而上帝和其它实体不一样他是永恒的，不会消灭的。一切现实实体都分有永恒客体，永恒客体并不独立存在，只实现于在世界的进程中与现实实体的结合。离开了这一具体的结合，永恒客体只有纯粹的潜在性了，上帝是永恒客体的源泉，这源泉从上帝之中流出，在现实实体中实现。虽然上帝在这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上帝不是独立的、不变的、不可相通的，而应该像别的实体一样，被设想为依赖的、变化的、因此在某些方面是历时的，是处于过程之中的。

怀特海的这一现实实体的学说，特别强调了神的内在性，近代基督教现实主义更是融合了“超在论”和“内在论”的差别，形成了一个“超泛神论”的神学思想，显然怀特海也是一位“超泛神论”者。

哈特索恩认为传统的“超在论”已站不住脚，能够代替有神论的东西，乃是“超泛神论”。他在《人类对上帝的观照》一书中阐述了他这一思想。“没有任何存在物在一切方面都是绝对完善的，但有一种存在物，它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是绝对完善的，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则不是，在某些方面可以被保持开放的自身或他物所超越。因此不能排除这种操作物在它不绝对完善的所有那些方面可以是相对完善的”。这一类型的有神论，只是现在才得到人们的考虑——而且仅仅是为了限制（上帝）全能的观念，以便保留人的自由，免除上帝对罪恶的责任。可是由于一种比这些理由更为基本的理由，应该摒弃关于上帝全能和不能相通的传统观念，那简直是大逆不道了。

根据哈特索恩的“超泛神论”理论，上帝与世界是彼此依存的。世界在上帝之中，然而并不与他重合，因为他在某些方面超出了世界。尽管如此，上帝还是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相关联，因为当世界变化时，上帝也变化了，因此上帝不是不变的。

马丁·布伯认为，人与上帝的关系，不是我与他的关系，而是我与你的关系。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直接相对，面对面地交谈和交流情感和思想，因此必须互尊互爱和互惠。真正的神学不是关于上帝的学说，而是与上帝对话的学说。《圣经》的本质不在于一神论，而在于人与神之间的对话。布伯这种上帝强烈地内在与世界和人类的观念，深刻影响了一代新教神学家。连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之都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正如布伯所说的，人与上帝对话的关系是“我与你”一种共存关系。他说：“对话的哲学家们从哪里学得这一点的呢？首先，他们从《圣经》的经验中学到它。在人的日常领域中人的整个生活是你和我共存的生活，并且也处在我和你的决定性的领域中。《圣经》的传统上是环绕着这个旋转的。这个你首先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然后是耶稣基督和使徒的上帝，我们信仰的上帝”《跨越希望的门槛》36页。

二十世纪后期的新教神学家莫尔特曼创造了生态进化论。是关于上帝的又一新思考，他这一思考的最主要的方式是不再对上帝和世界加以区分。他认为，上帝存在于世界之中；世界存在于上帝之中。他说：“世界依靠上帝创造的力量生存，而上帝又住在世界之中。所以如果创造主上帝与他的创造物对立，那么他也就和自己对立。如果被造物与它的创造主对立，则上帝也再次与自己对立。超越世界的上帝和内在于这个世界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创造中的上帝》25页  “今天的生态论的创造论应当看到并教导人们上帝在世界之中的内在性，这并不意味着离开《圣经》传统，相反这意味着回归到原初的真理。通过宇宙的圣灵、天地的创造者上帝出现在他的每一个创造物之中，也出现在他的的创造物共有的团契中。天主渗透到整个宇宙中，上帝不单单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也是宇宙的灵”《创造论中的上帝》24页。

英国哲学家、新实在论者萨缪尔亚历山大在他的《时间、空间和神性》一书中把上帝纳入他的“突生进化论”中，上帝也出自于时空，这是上帝观念的巨大转变。很多反对者认为他把上帝纳入了自然秩序中，是不折不扣的泛神论，他拒不接受。他认为上帝与时空中的每一样事物相同，既有物质方面，又有精神方面，他的身体就是整个时空，因此他包容了所有的有限存在物，就此而言上帝是内在的。但是就上帝的神性而言他又是超在的。神性是上帝独有的性质，因为神性只为宇宙的一个部分所拥有，这个部分就是时空的区域，它永远位于前方，在进化过程中任何一个实际阶段人类都可以瞻仰向往他。亚历山大也是一个超泛神论者。

超泛神论不仅在新教神学家中和自由派神学家中占有市场，也波及至正统天主教会，当代天主教会的最大代表拉纳尔，他曾专门从现代角度论述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他说，现代人认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沉默、撤退、缺席了，科学教我们把世界看作一台大机器，它靠一些非人格性的客观法则而自行调节。于是我们不再需要去假定神的干预，从世俗化世界应得出无神论的结论。然而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乃是因为我们一直习惯于在错误的地方用错误的方式去寻找上帝，我们总相信上帝处于我们能设想的一切东西之上。可是上帝并非许多客体中的一个，并非一个结论性的假设，并非世界的马嚼子，并非在某些可以看见的时间地点发挥作用的偶然出现的力量，正相反上帝乃是整个世界的前提，世界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才指向上帝的。

基督教存在主义在二十世纪是一个很大的神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有布伯、马塞尔、蒂利希、布尔特曼等等。很显然基督教存在主义也是一种超泛神论。因为存在不是存在物，而是一切存在物的根基，因此是超在的，但是存在又必须通过存在物，在存在物中才能表现自己，所以它又必然内在于一切存在物中。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基督教存在主义即是“超在论”，也是“内在论”者。

美国的激进的现代主义者韦曼，他坚持上帝的绝对优先地位，似乎和巴特的新正统神学很相似，但是他决不像巴特那样回到神学传统、回到《圣经》。在他看来那些古老的传统已经不适用了，他认为人类达到神学认识的唯一途径是经验，即通过观察、实验、检验以及理性推理得到知识，根本不能依靠启示。显然在这个问题上韦曼比其他人走的更远。反映了他对实证主义的迷信和反对启示，拒绝任何把上帝视为独立于历时事件的，可以脱离人类经验和理性的观念。在他看来上帝彻底内在于自然，并不意味上帝就没有了超在性和对于人的至上权威。

在对上帝的观念上，韦曼显示了他与神学传统的决裂，传统把上帝视为一个超越世界的存在者。他的本体论认为，构成终极实在的，并不是不同等级的互不相关的基本力量或存在物，而是事件及其性质的有机过程。既然实在是由事件及其性质组成的，那么上帝必然就是那个过程和事件，他是我们所造的一切善的源泉。必须从功能方面，而不是从实质方面去设想上帝。我们由此得到的对上帝的认识，可能不包括他的实在性，但是却是对上帝的真正认识。

尽管基督教存在主义并不否认上帝的内在性，但是韦曼还是把蒂利希和新正统神学并列起来予以批判。他说：蒂利希和巴特的著作中表现的神学理论是尤其有害的，因为他们都强调一种超越人类理性的有神论。蒂利希把上帝说成超越一切认识性的象征和结构的“存在本身”或“存在力量”。因此上帝并不“存在”（生存着），因为“生存”的前提是某种确定的、有限的结构和形式。为此，韦曼断言，这样谈论上帝的神秘和非“存在”（非生存），会导致种种有害的幻觉，为种种情感的无助的表演打开道路。 同蒂利希相反，我认为上帝不是不可认识的神秘，巴特则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把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置于任何经验的或理性的检验之外《思想自传》韦曼16页——17页。

从自由主义神学发韧以后，神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新正统主义神学、基督教存在主义、过程神学、基督教现实主义、甚至激进神学等等都对上帝观念有新的阐述，上帝观念已与传统神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和变化。上帝既超在于世界，又内在于世界，与世界过程一起变化，这样的上帝，不但僵不死他，反而让他创造了更加灿烂的西方文化。谁能说后现代主义是比现代主义的文化形式是更萎缩了呢！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苟同此一看法吧。

有一种看法认为，是神学的发展拯救了垂死的上帝，其实是一种严重的对《圣经》的误读。神学的这一由传统的“超在论”向“超在论”和“内在论”融合变化的超泛神论，既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又说明了一个活生生的上帝对世界和人类的真正干预的结果。不是神学的发展带来的变化，而是《圣经》和上帝思想意志使神学得到了启示，使得神学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只不过是神学正确地解读出上帝在《圣经》中表达的思想意志罢了。

所以当教皇和教会要凌驾于《圣经》和上帝之上时，就必然会出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因为马丁·路德也正是从《圣经》和上帝的意志中获得启示，极大地喷发出他改革的勇气和力量的，而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获得的启示。所以他有二个响亮的口号“因信称义”和“回到《圣经》”。

宗教改革打掉了教皇和教士阶层凌驾于上帝的权威，使得世俗政权超越了教会的权利，实际上也是为“世俗”化铺平了道路。现代的世俗化不是上帝的“尴尬”，而是上帝主动的行为，因为现代的世俗性根本就是扎根和依赖于《圣经》之中的。《圣经》所要“鼓吹”的，就是人格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靠着这一觉醒，人类可以自由超越一切艰难困苦、超越自然、超越自身，使人类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像上帝那样超越和创造，因为生命的本质就是创造和超越。“祛魅”“神蚀”和“世俗化”是上帝对自己的挑战，是上帝意志的真正表现，也是上帝启示的结果。

所以上帝这一看似“自伤”的行为，好像上帝“沉默了”、“缺席了”、“隐匿了”，缩小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盘了。从《圣经》这一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故事来看，这是上帝“惯用”的手法了。为了让人类的人格主体意识的觉醒，上帝可以“虚己”降生在穷人的马槽里，亲自体验他们的困苦和艰难。为背负人类的原罪，又可以受尽凌辱而被送上“十字架”。可以这么说，上帝为拯救人类，是可以“无所不用其及”地委屈自己。哪怕今天彻底的世俗化，哪怕消灭自己，这就是上帝的真正话语和他真正的意志，这是上帝真正的大爱，也是整部《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思想和奥秘。

今天的上帝将“内在”于世界的一切事物、同它们共生存同命运。彻底应了莫尔特曼的一句话，世界存在于上帝之中，上帝存在于世界之中。这种相互的依赖，是上帝真正的生命力，除非世界已经穷尽了。说到底就是现代阐述学也只不过阐述了到现在为止的上帝，它也不可能穷尽对上帝完全的理解，因为上帝和世界一起发展着还要变化，而可能不是现在这个上帝的样子。上帝的无穷奥秘，还有待于我们的后代的后代继续期待和发掘，只要我们的后代没有完，上帝也不会完。这样的上帝难道还会死吗！？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想让什么死，你就偶像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