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朱学勤先生商榷
李存榮
朱文的基本倾向我是赞成的，不过朱文至少有二点值得商榷。 一，革命，这里指社会的政治的革命，一般指暴力式的动荡。
分析"革命"，朱文未能从人类不同文明阶段来考察其历史的地位和作用。 人类脱离野蛮后，进入农耕文明，也就是人类从胎儿期进入到童年期，大体上是从母系社会过度到父系社会。这时处在人类童年期的社会，只能通行丛林法则，以武力(硬实力)为权威，社会公权以武力为支撑，人类这样的时代，革命、起义往往是常态，社会也只能在改朝换代中慢慢进步。对于农耕社会，起义(革命)，只有起义(革命)，才是合符时代的天理。这个时代，谁也告别不了革命。 唯有人类从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或曰工商社会)，农耕文明让位于工业文明，也就是人类从童年进入到成年，这时社会基本摆脱了幼稚的不成熟的形态，契约法则代替了丛林法则，马克思曾期望的人类的史前时代才真正宣告结束。 处在工业文明的阶段，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结合，社会终于用法治取代人治，法律成为社会通行的最高准则，暴力失去人类童年时代的荣耀，仅仅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应有的维护正义和和平的功能，革命失去了赖以生成的土壤，它的存在，像黑格尔所说，已经不再是"现实的"。革命不得不告别，它是时代的行为，並非只是人类的良善愿望，虽然有哲人喊了先知式的心声。 朱文显然没有从不同的时代背景上去分析革命的性质和功能，仅从一般伦理上去考察，难免有不着实际之短。
二，关于清末革命和改良的赛跑，朱文认为清廷在赛跑中慢了，被革命派超过了，所以大清王朝崩了。这种认知既有一定道理，也有困于流行史观的局限。
清未，尤其在"新政"之際，1908年提出9年召开国会以行宪的时间表，这样的时间安排，对于实行了二千多年的皇权社会来说，其速度是慢了吗？在笔者看来，已经是火箭速度了，说它慢，实在是冤枉了。与其说造反派快，不如说造反派狂！没有孙氏革命党的捣乱，中国的君主立宪也许在一百年前顺利完成，作为宪政国家，自然也会是亚洲名列前茅的工业社会了。
如何解读中國近代史，既不能站在守旧的顽固派立场去反对维新派的改革举措，也不能站在革命派的立埸，去否定改良派的合理主张。中国近代激進主义盛行，对于已經决意立宪的清王朝，革命派的主义和行为，显然失去历史的合理性。当统治阶级愿意自上而下变革以适应世界潮流时，该国的精英和民众应該积極响应，上下合力促使旧制度顺利转变为新社会，即应做"补台派"，不做"拆台派"。应該说，这是符合制度转型力求社会成本最低的原则的。 当然，应然的理想的状态，往往难以合情合理实现，这就取决于该国政治势力怎样博弈了。
不幸的很，上天並没有卷顾近代博弈中的改良派(包括西太后和光绪帝)，相反革命派在帝后双逝，载沣摄政乏力之际，打响了武昌城上的枪声，至此立宪大业顿然受挫，加上袁世凱之投机，使得中国原本和平变革的历史良机从此错过，中國经过脆弱的北洋共和复又陷入近百年党国的专制时代。 可见，近代中国立宪失败，显然不是统治集团的守旧或曰太慢，而是革命派的大力破坏所致。 一一李存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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