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仁爱之心、爱民之道和中国之梦/余东海

人民可以不爱国，官员和政府不能不爱民。无论人民可不可爱，官员和政府都必须爱民。爱民是官员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民不可爱，责任在官员；人民不爱国，责任在政府。人民素质低劣道德败坏，说明官员和政府不行，轻则惩罚和更换官员，重则重新建设政府。

爱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有仁爱之心，心力厚实，内驱强大；二懂仁爱之道，爱之有道，爱得正确。两者缺一不可。

没有仁爱之心，没有真爱，所谓爱人爱民，无非虚情假意；不懂仁爱之道，没有正确方法，爱之不得其道，不能爱人以德，爱民以政，爱之无益，反而有害。

儒学是培养仁心、教导仁术之最佳学说。内圣学是最正确的道德学，可以最优效地培养仁爱之心，让人成为仁者；外王学是最正确的政治学，可以最优质地教导爱民之术，为民建设仁政。所以，要培养既能真正爱民、又能正确地爱民的领导集团和官员队伍，非儒学莫属。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爱一个人同样就要给他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样道理，爱民，也必须维护人民的有序自由。这是爱民的基本要求，是王道政治题中应有之义。

由于历史的局限，传统小康王道对自由的重视有所不足。但是，除了明清两朝，人民享有的自由与现代西方差不了太多，人民的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结社、迁徙、生育等等都是相当自由的。

关于生育自由，山海厅友说：“自古以来，中国生育自由，一个家庭都多少产，有多大能力生几个孩子，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能力自由选择的，外界从不干预，虽说中国人重视生育，有多子多孙的观念，但每家有多少田产，能养几个孩子，每家还是清楚的。所以人口解构自古大体稳定。”

有了生育自由，人口基本不成问题，即使多些少些，也是很有限的，少则稍加生育鼓励，多则略微政策引导，就可以解决。人口问题往往是政府乱作为造成的。

传统社会正常时期，也有法律和社会保障制度，为 “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提供基本保障。明清两朝是古代儒家王朝中最差的，但除了言论收得过紧，民众也不缺乏其它方面的自由。这些传统自由在民国也有残留，进入毛时代才全面丧失。

毛氏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东海曰，不让人说话，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正人君子没有话语权，天就塌掉了。反孔反儒就是反天翻天，但民国的时候，儒家和人民还有言论自由，天虽然晦暗，还没有塌掉。后来自由没有了，就无法无天、暗无天日了。东海拼命说话并索求话语权，就是要把塌下来的天重新顶上去！

非自由即非人道，反自由即反人民。反对不允许反对的政治，批判不允许批判的学说，是君子当仁不让的责任。不允许反对的政治，必是极权暴政；不允许批判的学说，必是邪说邪教。依道据德反对极权，就是最好的卫道弘道、爱民爱国方式；依仁据理批判邪说，就是最好的文化启蒙、道德教化手段。

同时，非自由环境恰是对人品最好的磨练和考验。在自由社会说真话做正事，很容易，一般正常人都做得到；在极权社会说真话做正事，很不容易，非正人君子和豪杰不可。真话，包括真理和真相。正事，包括正确和正义之事。

自由一定会到来，但一时不来，或许是上天另有更好的安排。没有自由，可以让有志之士受到更多锻炼，“天选”出更多优秀人物，让将到来的自由具有更高的品质。故东海一方面尽心尽力追求自由，一方面又从容不迫听天由命。

东海之志，在非自由社会中做一个自由人，在非自由政治下让道德自由起来。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思想道德、我的言论行为、我的人生道路都属于我的地盘，都具有神圣性。我的梦是中国梦，我的魂是中国魂，我的心是中国心，不容任何外力侵犯，不容任何外人做主。

我在中国在，这是我的一句诗。诗句不妨夸张，可以随便写；话语不能夸张，不能随便说。如果要说这句话，我的立场观点方法，我的思想、言论、行为、德智、信仰、愿想、追求等等一切，都必须彻底仁义化中国化。然后说我在中国在，就非虚话。现在，我应该是全中国有资格说这句话的极少数、一小撮人之一。

仁本主义体系就是我的中国梦、中国魂和中国心的集中表达。医生既要有仁心又要有仁术，大医必然仁心仁术俱全，政治家和文化人同样要仁心仁术兼备。仁本主义体系就是一份仁民爱国、道援天下的道术。

《仁本主义宣言》开宗明义：“魂兮归来，魂已归来。一个伟大的灵魂，仁本主义的灵魂，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灵魂，已经从百年浩劫中悄然复苏悄悄归来。”这句话受到《马恩宣言》的启发。然两个宣言的文化性质、历史意义和政治功用皆截然不同。

中华文明可分为古典式和未来式。《仁本主义宣言》代表未来，开启的将是新一轮永不退色的王道美好和文明辉煌！论秩序和自由的品质，未来王道必将远远超越古典王道。礼法秩序和人权自由，品质双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