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石头凸显了博爱与残忍

关每文

信仰文化是社会之树的基因密码，是其根本。民主法治是社会之树的枝叶花果；经济科技是社会之树的主干。如果一个社会的信仰不好，民主就会衰败，如古希腊。

一，好的文化降低人的残忍性

《自然》杂志有一篇关于《人类残暴性的起源和进化》的文章，说人之残暴比所有动物的均数要高六倍之多。也就是说，抛开社会文化背景，单从动物系统看，人是最残忍的动物之一。


人的残暴性源自灵长类祖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进入石器时代，采集与狩猎生活模式大大加剧了杀戮，宗族间对部族首长的争夺成了暴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后社会逐步发展出了严苛的法律和监禁系统，较大限度地限制了人类的暴力行为。


人类现在的致死率不足0.01%，比哺乳动物系统进化的模型预测要低200多倍。显然，文化的发展能够塑造人心，对人类的残忍性起到限制作用。否则，人类应该比现在要凶残得多。

二，基督教文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的残忍性


圣经记载：起初，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撒旦诱惑夏娃，夏娃又劝诱亚当一同吃了禁果。这是人类的始祖犯下的原罪，其子孙难以摆脱。圣经对原罪说得清清楚楚：“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创8:21）。“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17:9）？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呢？除了上帝没有人是善良的”。被公认是耶稣的大门徒的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路5:18)！使徒保罗告诉罗马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平等地作为堕落、有罪的受造物，而且当有罪的个体信靠于上帝的儿子时，他们就获得了灵性上的平等。


《圣经》中“原罪”的描述，确定了“人世间不可能有圣贤”、“上帝面前人人是罪人”的假设，这是一种平等主义的人性假设。“人性恶”假设自然会合逻辑地推导出对掌权者的防范。基督教是最彻底的“人性恶”，包括所有的人——死去的人与活着的人都性恶；中国人“人性恶”是不彻底的，他们认为君子尤其是圣人是善的，小人是性恶的，这就造成了等级专制思想。


既然人人都有罪性，那么就不可能有一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更为良善，也不可能有一个阶级比另一个阶级先进，所以，某类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就纯粹是胡扯了。事实上，当你把越多的权力交给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时，这群体就会越腐败越残忍。


既然每个人都有罪，那人人都得忏悔与悔改。悔改应从自己开始。英王储查尔斯与卡米拉在婚礼上认罪忏悔文如下：“万能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之父，万物创造者，全人类的审判者，我们坦承与悲泣我们的多种的罪与恶，这些我们不时透过思想、语言与行为对您的神的威严严重犯下的罪与恶，足以令您对我们做出谴责与愤怒。我们非常懊悔，也诚心对我们的错误感到抱歉……”。



三，一块石头凸显了东西方的博爱与残忍


《圣经》里有个故事：有妇人犯通奸罪，依摩西的法律当乱石砸死。法利赛人把这案子交给耶稣。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砸她。人们听了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去了。结果，没有一个人敢把手中的石头砸向这妇人，耶稣放了她。这块石头在西方凸显了博爱！


这块石头在东方凸显了残忍：


伊斯兰教到今天依然用乱石砸死通奸者，即使国王的女儿通奸了，也会被砸死。1977年，一名19岁的沙特公主因在黎巴嫩留学的时候与情人同居被处以石刑砸死，这名公主是已逝哈立德国王的侄孙女。据称她的死刑是其祖父、哈立德国王的兄长下令判处的。


假如那人群中掺杂着一个中国人，这妇人就糟了，准有一块石头击中她的命门，叫她一命呜呼。清末民初时期，汉族地区的通奸者往往被沉塘，这块石头就成了压住通奸者的沉塘石。


四，中国人不承认人人有罪，只承认“个别人是没罪的”


中国人为证明自己没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诬陷他人。仇恨、争斗就难以避免。愈窝里斗，愈发罪孽深重。最终有一人会让天下人知道他是最清白、最高尚的，此人就是皇帝。自古皇帝加尊号，可以用十几个最好的词藻，九五之尊以造假自我神化为乐。此等教化下，普通百姓也无自我反省之心。


一块石头，在《圣经》里是检验人皆有罪的试金石，在中国却进入了一个很不光彩的成语：“落井下石”。诚如马丁.路德所说：“罪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就是罪的最终形式。”


本世纪初，河南发生一起杀人案件，死者是一个身无分文的老乞丐，警方逮捕到6个涉案的青少年。凶手们不承认犯罪，他们辩称，乞丐在村里影响了村子的形象，打死他是在淘汰落后，使村里更健康！村民还为6名杀人嫌犯抱屈，说他们无罪。县公安局副局长符新忠：“当时村干部找到公安机关说，给你们赞助10万块钱，看能不能罪轻点，或者不要再调查了。”村民说：“这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啊！”原来北霍村是有名的精神文明村，每位村民都受过档的基本教育，他们自认高人一等，强者有生存发展权，弱者被打理所当然（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忘了人生而平等。


商鞅变法，提敌人的人头来，就可以升官一级，杀人者不仅无罪，而且有功。这种杀人有理的文化就沉淀在商鞅的分封地——商县附近的陕西。


1985年9月，连杀48人的商县人龙治民对所犯罪行毫无悔意。在法庭上得知被判处死刑，龙治民说：“我想不通。”法官问他为什么想不通？他说：“人家黄巢杀人八百万，都没判死刑，为何给我判死刑呢？”


2003年5月6日晚在陕西汉中城固县，3位未满18岁的少年对女乞丐李文兰采用野蛮手段凌辱2个多小时，其后是医生、警察、干部等都表现出麻木，以至李文兰出事三天得不到有效的救助而死亡。行凶者说：“因为她是‘叫花子’，她的命不值钱。”凶手们不承认犯罪。一女士说：“前不久汉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河边散步时被劫杀，警方接到报案不仅出动了数百名干警，有关部门还拨专款要求尽快破案。而这次一个女乞丐遭毒打凌辱，死前派出所及村干部却如此冷漠、麻木，人和人怎么就这么不平等？”这说明，打死一个乞丐，公安机关觉得没有什么罪行和危害！


2006年7月14日晚，邱兴华因为与他人发生争执，在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平梁镇凤凰山山顶上的铁瓦殿用刀斧砍杀10人，作案手段极端残忍，道观住持的熊万成双眼被割，心、肺被掏出，且被下锅炒熟，切成片放在盘中，这说明了邱兴华是个吃人魔，拿走道观的722.2元，然后烧殿潜逃。潜逃途中，杀人抢劫现金1302元，造成1死2重伤。8月19日晚邱兴华被抓获归案。邱兴华不认为自己犯罪，是在替天行道，为社会除害。

今年大年三十连杀三人的张扣扣也认为自己无罪，不少人把他树立为英雄！


五，“人皆罪人”导致民主文明


基督教认为：人人皆有原罪。基督徒和普通世人的唯一区别是认识到自己的罪性，并且决意认罪悔改、顺应上帝的旨意。对罪性的承认，意味着人知道自己的有限性，知道不可垄断真理，不可自诩比别人高尚，不可随意剥夺他人的权利，不可假扮天使欺哄他人。原罪说大声宣布恶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象长鸣警钟时刻告诫着世人。既然每个人都是生而有罪的，都是有私欲的，既然每个人都不可能是至善的，那么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都有侵犯他人权利的可能，同时每个人也有防范他人侵犯自己权利的必要。人人皆有罪性暗示人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很容易“泛滥成灾”；这就意味着必须用制度来制衡权力、防止滥用权力，这就是西方近代国家权力分立、普选制、弹劾的思想根源；也意味着人不可能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


政治学里有个“无赖假定”。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掌权者是恶的立方”。天子一怒，伏尸百万；匹夫一怒，伏尸二人。可见掌权者的恶是普通人的50万倍。休谟认为，“政治家们已确定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它目的”。17世纪的英国大诗人、清教徒约翰.弥尔顿说过：“国王和行政长官，他们既然是人，就可能犯罪，因此他们必须被置于人民所制定的法律和管制之下。”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天主教徒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认为：地位越高的人，罪恶性也越大；1887年4月5日他给蒙代O�克里埃顿主教（Bishop Mendell Creighton）的一封信里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 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Power tends to corrup，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s absolutely.Great ma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an）当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时候是如此，而当他们掌握了权力行使权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实践证明，正是因为对国家权力必然败坏的认识，才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宪政法治以及民主自由。


六，坏的文化将瓦解民主


相反，如果以为国家超凡至圣、全知全能、大公无私，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而用不着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结果高度集权、独断专行、贪污腐化，国家真的成了“利维坦”，权力走向异化，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这是好的出发点导致坏的结果，历史反复证明，通向地狱的道路常常是善良愿望铺成。

伊斯兰教最初其实在中东也只是很小一块地方信奉，但是由于他们有强烈的排他性和传播意识，结果慢慢占据了几乎整个中东，吞噬了古巴比伦文化；然后扩展到北非、欧洲、亚洲等地方。对于社会的进步，贡献很少。相反，他们的繁殖速度相当惊人。在欧洲这种高福利的地方，孩子多就意味着你可以从政府领导更多的抚养费，于是他们拿着别人的税钱，心安理得的偷窃抢劫，甚至杀人。


2012年在荷兰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件，使欧洲人惊醒。欧洲著名画家的孙子西奥•梵高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出生在书香门第，因为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电影《屈服》，借用电影中的角色谩骂伊斯兰文化是“垃圾”，而且在一个裸体妇女的肉体上显现《古兰经》的经文，这个举动对于其它宗教可以容忍，但对于穆斯林绝对不可能宽容。电影播放后，激起了穆斯林的愤怒。2012年11月2日，两名杀手在商场附近打死了梵高。更可悲的是：杀害梵高的凶手对两位议员发出死亡威胁，令当局惊恐万状。当局自认为无力保护他们，只好把其中一位女议员送到美国待了6个月，把另一个议员送进牢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在荷兰的土地上，梵高的孙子被白杀，自己的议员都要去坐牢，就是因为穆斯林觉得他们的主受到了侮辱。

在梵高遇害周年日前几天，他的好友叹息道：“恐怖分子赢了。他们杀害言论自由的领袖人物梵高，比引爆几列火车还要有效。如今没有一个幽默家再敢对古兰经开一句玩笑。然而，放弃一点点言论自由，就等于放弃了整个民主。

根据英国一项全国性调查：26%的穆斯林表示，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忠于英国；40%支持用伊斯兰宗教法代替英国的法律；13%支持恐怖活动。极端分子甚至放话说早晚要用民主手段在唐宁街10号悬挂伊斯兰旗帜。其实现在英国已经不知道该挂什么旗了。2005年英国监狱已经禁止悬挂英国国旗，国旗可能会令穆斯林联想到十字军。驾照与车辆注册局以及Heathrow机场，也都禁止悬挂国旗。恐怖分子如果只是爆炸建筑物和交通设施的话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让你一点一点感觉不舒服，然后慢慢妥协。

1960年代的法国是安全的，但随着穆斯林移民的涌入，犯罪率直线上升。据“国家统计研究所”（INS）的数字，1960年法国犯罪率是12%，到2000年时增长70%；警方说，法国境内的60%罪犯，90%以上的犯罪活动主谋，都是（穆斯林）移民。半个世纪来，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增加了50倍，如今超过600万。令法国人感到意外的是：凡是与穆斯林结婚的法国女子或男孩都变成了新穆斯林。专家警告说：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势，因为这样下去，再过25年﹐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将超过半数，法国文明将无法维持，到那时，按照大多数人口的选举民主，他们可能宣布，法国是一个伊斯兰国家。

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在大部份西欧国家是普遍现象。前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董事萨拉辛在一本名为《德国的自我毁灭》的书中称，400万穆斯林涌入德国，德国整体识字率和数学能力都“大幅下降”，德国正逐渐变成一个“笨蛋国家”。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控制穆斯林的组织和社会团体，但伊斯兰的教义有充份抵制外来文化改造的固有潜力，使大多数设想和规划都化为泡影。

法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穆斯林，普遍的思想是，他们是“生活在异教徒国家的穆斯林”，不但不接受社会融入，而且决心用伊斯兰改造西方社会。当前这些前法国殖民地的穆斯林移民们，他们进入法国是为了就业、安家、定居，在法国生儿育女，建立稳固的穆斯林社会，绝不会放弃伊斯兰信仰和文化。战后有两千万穆斯林迁移到西欧国家，他们来寻求美好的生活，也承担着传播伊斯兰的神圣使命，因此，希望用西方的生活方式改造穆斯林，纯属痴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