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先把人民当人看（外四篇）/余东海

立国立党立君无非为民，国家、政党、领导人和官员群体都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本就必须维护民权，包括生命权、人格权、财产权、福利权、言论权、公正权等等。爱国先爱民，卫国先卫民，救国先救民。救民的第一步是维护民权，维护国民本应享有的各项自然权利和政治权利。先把人民当人看，然后进一步爱民亲民保民，庶之富之教之。这也是强化政府威权的根本目的。

言论权是民权的核心。召虎反对厉王弭谤，强调：“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子产不毁乡校，对于乡民之言：“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都得到儒家高度肯定。把人民当人看，首先必须尊重、维护民众的言论权，是王道仁政的一大基础。对于民众，不仅不能防口封言，以言入罪，并且应该主动宣之使言，择善而从。

只有在自由环境中，民意调查、民众表达和共识形成才具有真实性。非自由社会的民意有两大特色：一是恶劣，被洗脑愚弄者众，或“诚于伪”（王夫之语），或诚于邪；二是虚伪，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者众。热烈赞美拥护萨达姆的人往往也是为萨达姆败亡而欢呼的人。在说真话有风险的情况下，大多数民众会选择说假话。故这种社会的民意表达和政治认同都靠不住。

极权社会有三多，邪恶分子多，虚假分子多，空心人多。三种人都是物化之人，其中空心人似恶非恶，不乏善意；似假非假，不乏诚意。当年工农兵学商各界不少人，既支持四人帮又支持打倒四人帮，两种支持都是由衷的。还有一种人，拥戴毛氏和控诉毛时代的苦难罪恶，并行不悖，都很由衷。这都是空心的表现。这种人就像墙上芦苇原上草，东西南北随风倒，倒向那里都不假。

人民不被当人看，加上物本主义的文化熏陶和政治洗礼，很容易非人化，不把自己当人看。当然也不把他人当人看，更不把官员当人看，虚情假意、谎言假话、坑蒙拐骗就成为常态。2020-8-3

一个人是否正常，有一定的医学标准。同样，一个国家是否正常，一种政治是否正义，也有一定的价值标准。中华的标准是儒家五常道，最为正确，顺我者最正常，逆我者必反常。

西方的标准是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亦合乎人道，相对正确，顺之者正常，反之者反常。中西标准虽然有别，但又有接近、交集和重叠处，有相通处，仁本和人本、王道和霸道、礼制和民主、德治和法治精神相通故。

无论依据中华西方标准，马家都是反常的。马学既反仁学亦反人学，马政既反王道亦反自由，马制既反礼乐又反民主。马家堪称集文化反常、道德反常、思想反常、政治反常、制度反常之大成。

无论怎么辩论，只能强词夺理，无非自欺欺人。无论怎么辩论，不可能把反常辩成正常，把正常论成反常。除非天道消亡泯灭，天下人心全死。如果那样，宇宙生命一切毁灭，马家又焉能独存！

反常必恶亦必愚。欲马家不愚民是不可能的。唯物主义、虵蜖主义教育就是根本性的愚民。唯物主义昧于性与天道，只能培养物本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导致人的精神异化、心灵物化和道德恶化；虵蜖主义昧于人道和政治正道，只能导出党主制和公有制，导致政治反人权和经济反市场。

当然，马家教育是自愚愚人，既愚弄别人，也愚弄自己。它们有句名言：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确然，唯物主义立场信仰越坚定就越无畏，什么人间恶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不仅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而已。2020-8-4

自由不是万能的，没有自由是万万不能的。无论从人道、人性、人格、人权、人民尊严、国家利益哪个角度和层面考虑，自由化都是必须的，是中国现代化、文明化的必经之路。

自由的内容，可以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概括。没有这些自由，人非人，人民没有人权保障和人格尊严；国非国，国家既没有文明也不可能强大起来。没有自由，社会缺乏和谐生机活力，人民缺德缺智缺乏创造创新能力，国家焉能强大！

自由化即宪政化。宪政有两种：一种是自由主义宪政，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配套；一种是仁本主义宪政，即王道仁政德治礼制的现代化。儒家当然应该追求仁本宪政，但不应该反对自由宪政。

两种宪政性质有区别，品质有高低，但异中有同，同归于仁，都堪称现代仁政，都能维护四大自由。只不过，仁本宪政之下，精英和庶民的自由边界有别，精英的边界是礼，庶民的边界是法，礼高于法。换言之，权力地位越高，责任越重，要求越严。自由度越低。

或说，追求民主自由与信奉马主义不矛盾，马主义也讲民主自由。殊不知，马家的民主平等自由具有民粹主义特色，既没有五常道和王道规范之，又没有宪政法治人权与之配套，其民主平等必然扩大化和主义化，其自由必然虚伪化或丛林化。唯自由主义才能导出真正的民主自由，唯仁本主义才能导出最高品质的自由：王道自由。

对于马学，误解多多，有两个学术误解颇为持久广泛，其一就是以为马学的最高追求是自由，不知马学在政治上是虵蜖主义，属于集体主义范畴，只能开出党主制和公有制，其政治经济制度皆与个体自由背道而驰。欲从马路觅自由，南辕北辙。

对于马学的第二大误会，是以为马学是一神教的现代变种。其实马家哲学是物本主义，与人本主义固然格格不入，与神本主义同样针锋相对，鼎足而三。说物本为神本之逆种则可，说为变种则不可也。相同的是，物本为神本两种文化体系都有反人道反自由的特征。2020-8-4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民本思想，王道核心原则，也是人权高于主权君权的古典宣示。人民和国家、人权和主权都重要，但人民是根本，人权更重要。相对于人民和人权，国家主权只有工具价值，是人民解决问题、消除灾祸、追求幸福、抵抗外侮的工具。其重要性，体现于对人民的爱护和对人权的保护。

故君本主义固然反动，国本主义同样反常，只有民本主义或人本主义才是正常和文明的政治。政治重要者三：人权主权君权。三者俱全，当然最好。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先去君权；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先去主权。民无主权，或可做人；民无君主，或可做人；民无人权，做不成人。

没有人权的人无非奴隶，没有人权的国家无非奴隶国，不能维护人权的主权无价值，剥夺人权的主权负价值。

人权主权都健全，固然最好。迫不得已二选一，民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会选择人权。

例如，日本战后被驻军，主权残缺，但人权健全，相比于有独立主权但没有人权的伊朗和小金朝，好得多。伊朗和小金朝主权越健全，人民苦难越深重，越难以翻身得自由，其主权就是负价值的。2020-8-4

诚与伪本来矛盾对立难以兼容。但王夫之将两者连接在一起，指出了小人的一种特色：“诚于伪”，真诚于虚伪。某些时候，这种特色还具有普遍性。王夫之指出：“天下相师于伪，不但伪以迹也，并其心亦移而诚于伪，故小人之诚，不如其无诚也。”（《读通鉴论卷五汉平帝》）

天下人争相学习效仿诈伪，不仅言行表现虚伪化，连他们的内心也潜移默化而真诚于虚伪之中。王夫之举了严诩为例。

陵阳人严诩，以孝行被推荐为官。为颍川太守时，把掾、史等属官当作老师或朋友，对他们的罪过不予指责惩罚，唯闭门自责，以致郡中大乱。王莽派使节征召严诩为美俗使者，郡府官吏数百人设宴给严诩饯行，严诩以手按地大哭。

官吏们问：“朝廷征召明府君，是一件喜事，何以这么悲伤。”严诩说：“我为颍川人悲伤，岂是为我自己忧愁？我因为柔弱的原因被调走，必选强硬猛烈的人代替我。代替我的人到了，必然有人身死，所以我才悲伤。”果然，接任颍川太守的何并一到任，就大开杀戒，全郡恐惧。

王夫之认为，严诩在被调离颍川时据地大哭，其悲伤并非假装。严诩开始时，或是为了讨人欢心而与人亲昵，天长日久习以为常，结果流于软媚，浸淫已深而不自知。严诩习惯了王莽的伪俗，日蒸月变，其羞耻是非之心就迷失了。他的眼泪究竟何从而落？说他虚伪，他肯定不服；说他真诚，严诩岂能自信？王夫之接着指出“伪以诚”和“诚于伪”的可怕：

“呜呼！伪以迹，而公论自伸于迹露之日；伪以诚，而举天下以如狂，莫有能自信其哀乐喜怒者，于是而天理、民彝澌灭尽矣。故天下数万蚩蚩之众，奔走以讼莽称莽而翕然不异，夫岂尽无其情而俱为利诱威胁哉？伪中于心肾肺肠，则且有前刀锯、后鼎镬而不恤者。蔡邕之叹董卓，姚崇之泣武瞾，发于中而不能自已。甚哉，诚于伪之害人心，膏肓之病，非药石之所能攻也。”

西汉末年，“天下数万蚩蚩之众奔走以讼莽称莽”，当时有四十多万儒生上书要求王莽上位。这些人中，纵有受到威逼利诱者，也是极少数。他们也并非虚情假意，但若说真诚，则未免亵渎诚字。真能“诚之者”，不至于认贼作父，颂伪为圣。只有“诚于伪”三个字，是这种现象最好的注脚。

比“诚于伪”更可怕的是“诚于邪”，真诚地信仰邪教、行走邪路、崇拜邪恶。想想毛时代，看看小金朝，广大官民的表现吧。

让天下相师于真和正，是为政者的责任。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风行草偃，草偃因风。民德民智低下，民众普遍“诚于伪”或“诚于邪”，一定是政治出了大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文化问题，或者说文化本身不行，歪理邪说；或者是领导集团没有文化，不学无术。

张南皮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东海学舌曰：道德之高低，制度之优劣，其表在政治，其里在文化。

最近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一项长达十多年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当中所享有的支持率和满意度超过了93%。”这93%中，既有言不由衷伪装满意者，也有发自内心真诚支持者，包括“诚于伪”和“诚于邪”者。问题根源就在于文化。

好在，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仍有将近7%的人表示不支持不满意。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202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