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融入文明世界的启示

叶明星

现代医学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在欧美发展起来的科学产物，所以又称为西方医学，也是人类唯一共有的医学。在现代医学推广之前，世界各国都有与其文化密切关联的传统医术，近代以降逐步为西方医学所取代。日本的新旧医学变迁是一个典型。

公元414年日本允恭天皇患病，召韩国医生治病，从此日本乃有韩医方。513年引入中医，“以后关于医药的教养，悉依唐制。”16世纪开始，由欧洲传教士传入西洋方医，但影响很小。

当丰成秀吉于1592、1597年两次入侵朝鲜，连陷釜山、汉城、平壤等要地；后由于朝鲜军民的抵抗和中国明朝派军应援，遭败绩。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实行严厉的锁国政策，只许荷兰人在长崎的出岛通商，此地遂成为“兰学”传播的基地。

1685年、幕府突发善心解禁了西洋书籍、兰学领域的出版物数量也达到了数千部、为日本人在当时就达到了平均80%左右的识字率作出了部分贡献。对于日本医学的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日本人可以合法地买到西方医学书籍了。日本人将其中主要的、来自于荷兰的西方医学称为兰医。其中作为西方医学基础之一的解剖学知识自然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渴求西方科学知识、充满好奇的日本人眼中。

日本人惊呆了。他们眼前的兰医解剖学所表达的理念、竟然和他们已经笃信了千年、早已烂熟于胸的汉方医即中国传统医学对于人体内部结构的理解大相径庭。但无论怎样、人体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内部结构。如果同时存在两种解释、那么必然只有一方是正确的、或者至少、只有一方是更加精确的。但日本人并未采取批判行动。

18世纪兰学大盛，许多日本中心主义的国学家同时也是兰学家，对西方充满敬意。他们对被禁的基督教充满了热情，偷偷地弄到中译的传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玛窦关于基督教优于儒教的理论，来论证其神道优于儒教的学说，并公开主张日本要向各种文化广泛学习。

1759年，著名汉方医学者、古方派代表人物山胁东洋（YAMAWAKI TOUYOU）呕心沥血5年出版了一本在日本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藏志》（“蔵”即“内脏”）。因为对汉方医的阴阳五行说产生了怀疑，从1754年开始、他想方设法得到了京都所司代的许可，在参考学习西洋解剖书籍的基础上观察死刑犯的尸体并加以解剖，现场记录人体器官的真相并描绘插图，还与古代传统医学书籍进行对比。这本书开启了日本医学界以实证方式从事医学研究的新风气。

什么叫做实证？被山胁东洋的人体解剖观察所实证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日本人的人体内部构造与西洋人没有区别。今天的人们或许会发笑。然而请扪心自问：在没有亲眼见过人体内脏，也没有发达如今日的仪器设备的那个时代；你如何证明黄皮肤黑发黑瞳孔的东方人和白皮肤金发碧眼的西洋人的内脏没有区别？山胁东洋将其亲眼实证的内容绘制成了九藏图，并且指出了汉方医的五脏六腑观的诸多谬误。山胁东洋以日本国内的首次人体解剖、一举证明了兰医解剖学的正确性。

山胁东洋的成就轰动了日本医界、其冲击波令当时二十来岁的年轻医生杉田玄白（1733-1817）的思想发生剧烈震荡。他也对阴阳五行和五脏六腑等传统汉方学说产生了怀疑。

1771年3月4日杉田玄白等三人带着《解体新书》和汉籍医书前往刑场，亲自解剖死刑犯的尸体，并据此证明了荷兰版医书的正确性。比如肺部，汉方医书写着“肺六叶两耳，肝左三叶，右三叶”，而实际情形是“人体肺右三叶左二叶；肝右大左小”。兰医图绘分毫不差。震撼之余，三人决计一同合作将这本医书名著译出。经4年的努力，1774年日语版《解体新书》终于出版，纠正了中医传统理论的错误，推动日本医学水平往前跨出了一大步。而且出现在《解体新书》中的一些词汇直到今日依然具备活力、甚至被反向出口到中国。譬如医学用词中常见的“神经”、“动脉”和“筋肉”（肌肉）等等。

日文版的《解体新书》出版，立即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打破了对中国的传统崇拜观，确立了西洋文明崇拜观；致力于兰学学习的人群队伍越来越壮大，甚至农民和村民等下层民众都拥有了学习场所——寺子屋（TERAKOYA）。寺子屋的教学由武士或医生们担任，这种形态在日本全国扩散了开来。

杉田玄白在翻译《解体新书》的1773年写了一部《狂医之言》，用问答的形式对汉方医提出了批判。他在书中写道：“若连人体构造都不了解，又如何医人？”他指出：荷兰的解剖学书籍的内容与他在观看解剖死囚尸体的过程中所见到的人体状况完全一致、没有丝毫差别。杉田玄白推崇兰医明确、科学、可重复、可验证的优越性，同时对所谓的中医药源远流长的历史进行驳斥。他认为中医药学问虽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但却缺乏切实可操作的理论来进行指导，往往会出现因人而异：十人十见、莫衷一是的含糊景象；相比之下兰医严谨精确，百人同症，疗法如一，对症而治，百人皆愈。杉田否定了“中国中心论”，形成了“西洋中心观”。他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

18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实现了由传统世界秩序观到现代世界观的“无形”之变，开始了以摄取西方文明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而同时期的中国，则仍陶醉于“天朝意象”之中，难以自拔，这使得两国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已经存在一个不小的“时间差”，直接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命运。在差不多250年后的21世纪初叶，在中国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上，围绕现代医学和中医的争论还在如火如地进行中，好像中国人还生活在原始丛林中，必须吃草不可。

1867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把大政奉还天皇，但不愿归顺的东北诸藩掀起了对抗新政府的“戊辰战争”。战事非常惨烈，与传统冷兵器时代的打打杀杀不同，彼时作战双方已普遍使用枪、炮等现代兵器，造成的伤亡很大，特别是由于枪创伤导致大量出血、感染破伤风的死亡率极高。对此，随军的汉方医生却束手无策。政府军首脑西乡隆盛从英国使馆招聘西医随军出征，挽救了大量伤员，不但大大降低了伤亡率，轻伤者还能很快复原重新成为战力。西医在外科手术与临床诊疗的神奇功效，使新政府军政高层深受震动，内战结束后，引进学习西方军医制度和改革传统医疗体制成了明治政府一大急务。

1868年12月，根据天皇的旨意，全盘实行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医疗卫生体制，出台《太政官布告》，规定今后在日本行医，必须通过国家医学考核才能获得执照。1874年颁布《医制》，规定中医不得授徒或开学校，只有学西洋医学的人才可能拿到医师执照。开业医师资格考试科目全是西医内容；汉方药馆被废止，禁止汉方自由买卖，严格控制“处方权”，有西医执照业者才能开中药。针对当时汉方医生占绝多数，西医人才稀缺的情况，明治政府采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积极培养本土西医人才。到十九世纪末，日本本土西医人才大量涌现，医学技术迅速赶上欧美水平，反过来成了中国的学习对象。

于是，中医成了落后、保守、愚昧的代名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伪科学”遭到无情抛弃，而西医则代表着先进、文明，成为近代日本知识界的普遍共识。1945年以前，日本人看到朝鲜人还在用中医药，骂朝鲜人是野蛮人。二战后，韩国官方废除了中医药，但民间盛行中医药。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否定了中医，1949年后的台湾不承认中医是医学，台湾把中医药叫做“民俗技艺”。毛泽东却使中医窃取了国位，要全民吃草，以致气功特异功能横行，出了各种气功修炼派，使中国融入文明世界困难重重。今天中医只可以在日本民间流传，没有任何一个“汉医”可以取得政府的行医执照。所以鲁迅说，“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知识”（《呐喊》自序，1922）。日本人摆脱愚昧后，自然地过上了文明的生活，成了世界最干净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