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儒与术势儒的不同思想进路
陆声俊
应临沂市兰陵政府的研荀学术会之邀，这是一篇不好写的文章，但是再难也要写好，也要把道理说清楚，把我所认知的荀子学术及其历史的功过是非讲明白，不为别的，就为子孙，就为自己的良知。什么是道德儒？把帮助人当成自己的责任义务，其心性在想事上，总是以利人考虑在先从而达到利已，这就是道德儒。反之，其心性想事，总是以利已为出发点，从而去创造财富，认为也可达到帮人之效，这就是术势儒。前者想问题地思想进路是道德理性；后者想问题地思想进路是工具理性。
道德理性是人们“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工具理性则是“形而下”的思维方式。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上》）说的就是这一道理，也是两种思维理路完全不同的天然分歧。应该说这两种思维理路的分歧，凡人的头脑都同时具备，它由人的左脑和右脑不同分工，分别管控（左管听，右管视；左管具体，右管抽象。）正确的使用为“允执其中，”（《大禹谟》）公允平衡地使用双脑。这个双脑用今天的话说，一管智商；一管情商。一曰具体思维的头脑；一曰抽象思维的头脑。一曰物欲心理；一曰道德心理。于人地思维开化来说，一曰理科教育；一曰文科教育。这些都是人生天然的心性道理。
今天，我们把天然的道理称之谓定义。在这里，孔子对“道”的定义指地就是我们认知我们生命由来的情感。也就是我们体会父慈母爱，生道从无到有给予我们生命，吾感天良至善的根本原因，认知理路。今天的哲学称之谓“精神。”精神是无形的，因此是“形而上”的道理。器是器皿。器皿是有形之物，是工具。因此，现代哲学统称为“物质。”于是，这两个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就非常明确了。
那么，什么又是儒呢？这就要拆字来解释了。因为我们的远古祖宗造字时，就把字义喻于字的组成结构中。而一个儒字是由“人需”二字而组成，说明只有深知人需要什么的人，即能够明心见性的人，能够推己及人的人，才可以称之谓儒，才可以称之谓儒士。这是一种被“文，”文同纹，即纹理（纹理就是伦理）所开“化”教育过的士人（文化人）。今天将士人改称“知识份子。”因而缺少了士人该有的道德承诺，也就是使人没有了思维中必有的道德意识。这就是儒和儒士，并非现代知识份子可以指代的原因。所以，这也就是孔子教化士人，想要求他们达到的儒士目标。也就是说，作为士人必须人人心存“人需”之道，即以利生为心，仁爱为心，而绝不敢去做毁生之事的道理所在。
而谁读《论语》或者有关孔子的其他经典言论，如果你读不出他的每句话，都是围绕这层期盼而开言，那您的书算是白读了！这就是儒学的人文本义（意。）至于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他对“儒”字的释义解释是不是这样讲的，这并不重要，因为它不是经典。而读经则要看孔子怎么讲儒学，要看他教化我们该知道的人性本身是不是这样？这才至关重要。况且，据西汉杨雄仿“论语”所著《法言·君子》解说：“通天地之人，曰儒。”而《周礼·太宰》也解说“四曰儒，以道得（德）民。”
好了，我们再来谈什么是国学？什么是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华文明？这是我们认知儒理的基本前提。今天我们的国学专家大师如云，可是能不忽悠国人的学者，即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的专家，恐怕没有几个。而我们今天讲的所谓国学，其实就是中国人所固有的道德文化。而所谓传统文化，其实是“传承道统文化”六个字的意思缩写。不然，你“传”个什么“统”呢？没有任何承诺。可见当年的缩词者，它根本不明词义。这叫有动无宾（有动词无宾语，）即有心理活动，而无表达对象。也叫语无伦次，胡说八道。故贻害至今。今人都讲要弘扬传统文化，可传个什么统却各说各话。因为“传统”二字本身没有指代对象和道德承诺，当然可以每个人以自己的自利为目的而胡说一套，就看谁的拳头大，掌控得住话语权。
再就是所谓的中华文明，更用四个字便可概括，那就是：道统文明。这样回答问题就既简单，又明了了。而且把浩如烟海的四库全书，渊远流长的万古文明言清语白的概括清楚。可是，因西学东渐，几代人学丛林文化，斗争哲学，事到如今，早把我们的道统文明，道德文化丢失的一干二净，使得原本属于天下文明中心之国的“中国，”被世人景仰的“礼义之邦”已文明不再，面目全非。而且墯落成为被世界所取笑的──最无礼义的对象，最不懂礼貌，最不讲卫生，最不讲文明，最不讲人格、最不讲人权、最不讲思想自由和尊严的低等族群。
这是祖宗文明的悲哀，抑或还是子孙的不肖和不幸呢？想必答案是不解自明。显然是文化出了问题，教育出了问题。
再说什么是文化的道统？道是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世界的来路即本体。我们的祖先把它分为天道，地道与人道，又叫三才大道。三才大道合起来就叫王道。王字三横一竖（横也叫爻画，）上横表天，下横表地，中横表人（横也是数字的一，它是从零中，亦即从无中而产生。故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者，实乃生生之道也。）中间一竖是上天垂象，把天地人连在一起的意思。即人由天生地养，处天地之间（而三爻画叫《乾卦》就是这样指代的。）因此，也叫天人合一。
这是事实本身，并非人为地杜撰，更无你能标新立异的认知空间。因而，人人都只有老实理解的份。故圣人孔子，也只敢称自己一生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所以，也没有任何现代科技能超越我祖传的《易》理所在。相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开发，都只能反复证明它所喻含的天理无所不在。故曰我道统文明及其文化博大精深。
那么，再说这三道的具体分工是什么呢？这就要通过观察作回答了。显然，我们的生命和世间的万事万物和万理一样，都是从无到有而来的。这个无中生有的道理便是天道。所以，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故天道就是万物生生的不二法门。也叫生生之道。然而，有生便有养，有养便有形，这便是地道的作用了。故子曰“地势坤，厚德以载物。”（《易传》）
而人道又是什么呢？人道当然是：喜健长而厌死亡，喜真善美而厌假恶丑，喜幸福生活而厌痛苦人生……。所以，人道就是人性，人性就是天性。也叫“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故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而这种天人合一的王道关系，也正是通过孔子所著《易传》告诉我们的。而在他以前远古祖先太昊伏羲的八卦符号中，最早是用八卦爻画作表述。爻画分三爻，上爻表天，下爻表地，中爻表人。一长横表阳光和阳气，两短横表月光大地和阴气。然后以此记录天象，观察和模拟大自然的四季轮转，日月地交替循环，生命的旺衰流程。
所以，我们的“天之历数，”今天把这叫历法，事实上在万古以前就能计算的分秒不差，非常准确。乃至今人依然把历称黄历，称夏历。当然，这是概数。事实上到黄帝禹夏时期，我们的《易》理历数，已然不知传承了多少万年。而每一帝王禅位的第一件事，就是交待“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否则，就会贻误农事，颗粒无收，“天禄永终。”远古把历叫“地天通。”用此表述生命地生化流程。在我们的《书经》记载中，黄帝对远离人道的苗夷惩罚，就是命令史官对其不给历数资料。这叫“绝地天通。”是一种导正人心与人性，而最严厉的惩罚措施。
可见，由此举证，说明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文明，不知比古巴比伦的西方文明还要早多少年，其数理逻辑，工具理性，科研技术也从来不曾比人矮半截。因此，我们的文化并非是孔子杜撰出来的，而只是他以“苇编三绝”的精神，做了大量对祖宗文化的整理抢救工作，免使它完全湮灭在人欲膨胀的战火之中。而他也更没有标新立异过，只是用他那个时代的语言环境，“与时偕行”（《易·损》）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地给后裔子孙做传承。
而这个文化之根，我们的祖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王道认知思路，与世界即与时空同步的观察体系。今天的哲学把这称为世界观。而且，王道的王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造的，他也是以八卦的图象作表意来造这个字的。这就是我文明思维的王道认知证据。
再说，这个整体中国文化的道统文明体系又是怎么形成和建立起来的。这得要从我们的“社会”二字的本义（意）说起，但这得慢慢道来。首先说人，单个的人，人生下来就是一个散居于大地上的自然本体。而天地给我们生命时，它把我们是同万物一样对待的，没有贵贱之分。故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刍狗不是最低贱的自然生物，所以，庄子更进一步的形容：“道在屎溺中。”（《庄子·知北游》）屎溺才是最低贱的东西，可天地照样施予它同人一样的阳光和雨露。这跟孔子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又有什么两样？讲地是同一个道理的文化传承，只是用词各异而已。
但是老庄的表述显然太玄，世人不易理解。如果我不这样意译的话，好象没几个人能真正地读懂过，包括今天很多历史教科书上的胡说八道。但这也难怪，很多人硬要说老道与孔道不同，非分个道家与儒家不可。经上述地举证，可见并非如此，倒是孔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才真正能把祖宗文化的道统原理，比老子向世人讲的更清楚明白，更能举一反三，而一听就懂。
为什么要取个道路的“道”字为形而上的生生之道呢？因为人的情感和思路也是路。它是理路，是生命体想问题的思想进路。为什么老子作为周王室的藏史官，在礼崩乐坏没救之时要留五千言《道德经》后弃世而去呢？这也是一个道统文化传承的责任心使其然，没有别的。而有关道的形上思维，也并非起于老子，而在《书经·大禹谟》中就有记载，原话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这里的道心惟微，微是微妙的意思，指的就是天地生生非常微妙。孔子用天地生生来告诉我们“道心”是怎么回事，世人一听就懂。这不就是孔子“为天地立心”的证据吗？这不也是孔子对祖宗道心文化的传承吗？这跟老子对文化道统的传承之心又有什么不同？
而这个认知之道的道统体系是怎么建立的？首先，天地虽不知什么叫仁，把人当刍狗等同对待。但是，人不可以没有感天之心。所以，我们的文化起源于我们对自己生命由来的感恩追问。孔子把这叫“反省。”孟子把这叫“反身。”而且“省”也好，“身”也罢，无不都是个“心”字，即心理活动，也叫头脑思考的同义之指代。这就叫把书读活，举一而反三。那么，第一个反身追问只能是从我开始。
我是谁？答案：我是我父母的孩子。那么，父母又是谁的孩子？答案：父母是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孩子。而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又有他们各自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这样乃至无穷地追问，方知天地才是人的始祖。方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方知“反者，道之动。”（《道德经·第四十章》）反观生命之来路，就是道的流动过程。这都是老子的悟道原话。所以，我们的万古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反省文化，反身文化，找心理要答案的文化。起源于人的敬心，起源于祖宗的敬天法祖，亲亲爱人，孝悌仁恻，会社盟誓，天下大同。
因此，我们的文化是一个会感恩父母，感恩天地的道德文化，道统文明体系。这样的感恩之心与生俱来。所以，崇拜祖宗，祭祀天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便是今天的所谓“社会”形成的直接原因。什么是社会？（社会一词也是个组词无德，而有问题的词汇）敬天祭祖的祭坛叫社，后来才叫庙堂。人们从四面八方到祭坛祭天敬祖相会便叫会。所以“社会”一词的正确表达，应该叫“会社”才合事理与词义。
会是动词，社即祭坛是名词，乃动宾词组。即相会的主体意志明确，目的清晰。社是祭坛，相会的目的是敬天祭祖。这是相会时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承诺。因此会社——就是一种会盟或立契立约的立誓行为。所以，在文言中我们能经常读到。这从日本企业今天仍叫株式会社来看，说明在世界儒学圈内，别人对我“会社”一词，今天叫“社会现象”的正确词义使用，其引伸之意依然没变。
可是，“社会”一词，因组词缺德，而本末倒置。所以，全社会普遍缺德，是其指导人地思维之必然。因为“社”是名词，即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语法叫“宾语。”而“会”是动词，它是主体活动的行为本身，语法叫“谓语。”可天理的本然是：只有行为之人，才有思想上的目的，哪有死物支配活物，它也有思想上的目的所在呢？所以“社会”一词，似是而非，本身狗屁不通。但在本文表达中，我们只能将错就错，还是采取沿用已然成俗的社会一词来论事。因而，一切历史过程中地组词错误，都会出问题，并且有些问题很大，这里只稍作提示，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所以，社会即会社的起源，乃是我们祖先的文化活动结果，而不是人需要联手去对抗自然的劳动产物。尽管社会的作用能起到人对自然的生态产生联手劳动的效率。但是认知社会产生的原因，就是历史地会社本身，我们却不可闭着眼睛说瞎话，不重事实，而本末倒置。正如没有物质可以决定精神是一样，只有精神才可以支配物质。也同存在不能决定意识一样，只有意识可以反映存在，支配存在。这是天理不变的逻辑。请注意，这也是生命与自然之间天然道理的还原与思辨，更是中西文明对时空本体认知的不同思维方式，思想进路。亦是后文要阐明清楚的主体内容。
但是，我们还是先从远古社会活动的内容说起。每一次会社的祭祀活动开始之前，人们先选一位身体健康，必须能感天地生养之恩，能“亲其亲”而又能“爱人”的仁人志士出来，首先通过规定时间的沐浴斋戒，然后请坐于祭坛之上，以代表已故的祖先和生育我们的天地神位之延伸，象征天之子（这也是后世指称国王为天子的由来，）从而接受四面八方来人的祭拜。这个被请出来代表神灵的人就叫“尸位。”请记住：尸位是代表天之子，并非本身是天子。代表不等于本身。所以说，国人都是天之子。而领先组织社会活动，即会社祭祀的人就叫“史巫。”
然后，人们给祭坛贡奉上从四面八方带来的果蔬，这叫“贡献。”从而让“尸”品尝，这就叫“尸位素餐。”目的是以求祖宗神灵，保佑人们风调雨顺。今天的人们对当官者，常称“尸居庙堂，”以及骂当官的只拿俸禄不作为是“尸位素餐，”其实都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可词大家会引用，但意思却不明了，而且有胡滥使用之意（尸位素餐并无贬义，）因此，把祖宗文化根脉早已搞断，已成绝学。还说那都是封建社会的拉圾，真是悲哀！
以上，我们把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是个什么样的道德体系，道统体系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后，再开始走入正题谈道德儒与工具儒的不同思想进路，这样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理解孔子去世之后，所谓“儒分为八”出现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及其后果是什么？其实儒分为八是韩非子的说法，这并不可信，倒是他韩公子非和李斯，蒙恬这些赫赫有名之人，都是在稷下学宫师从荀子的入室弟子，后来成为播乱天下，术势法家的鼻祖之一，却是事实本身。
他们把老师的术势教育吃得很透，并且用法制礼，规定人性（请记住，“规定人性”就是改变人的天性，即用人定下的规矩，战胜天然的人性。这叫做“人定胜天，”“化性起伪。”）从而把它固定下来，用以指导秦王的专制统治。进而使其杀人如麻，一统天下。因而成就了其王霸的事业。但这绝不是人生的天然目的。所以，虽使其王霸的事功有成，却再也不能返圣了（王圣二字，原本就是同一人性地修为指代，即同义词。）因此，秦王根本不再可能成其为有道之君，即内圣外王的典范了。而王者的天地人道内涵，因而也从此丢失。
这样，就迫使后来的史巫，它们把王字的本义，加上一种完全相反的新义组词而解释，改称秦始皇为魔王。于是，就抹杀或淡化了人所该有的王心所在，使今人完全不知王字的本义是什么意思了。因而，把它完全等同于专制和独裁。由此看来，老师荀子的“性恶论，”“人定胜天，”“化性起伪”的礼法教育，王霸思想，术势精论，是其动机与效果的彻底分裂。两者完全背道而驰了。使得后来的王者，也的确成了损人利己，专事害人的代名词。
再说什么是术势？术是人类利用物化的手段，势是自然的物化趋势和人性的社会伦理化趋势。荀子是极善于用这两种术势讲述王道霸业的鼻祖。他的术势精论可用四字概括，那就是起心动念要“善假于物。”（《劝学·第一》）所谓“善假，”假是借的意思（借人的技艺与心智手段，）善是善于利用的意思。而“物”是指的物化物理及其势能。所以我把它用术势二字概括。
但是，荀子也是一个非常有公义心，有社会责任感的术势儒。读他的书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他是一个极善用工具方法教育人，并用以对治人性物欲恶念的高手。一方面他把人的天然物欲之心看成“性恶”之本；另一方面他又号召学生要热爱学习，热爱生活，去最大限度地积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生活经验（这是自相矛盾的，佛讲清心寡欲，六根清静，）从而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培养人的动手能力，用以对治人的“性恶”欲念。这同孔孟之道的正心诚意又完全相反。倘用西方人的哲学概念讲，叫做“二律背反。”即前提与结论之间前后抵触，自相矛盾。
有意思的是，他讲《诗》《书》《礼》《乐》的祖传教化，也绝不亚于孟子。在《劝学》中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这段文字里面的知识含量，非常丰富。对五经的讲解，对做人的要求，也说的言清语白。读者无不受益。
再请看荀子主张对治“性恶”的术势进路。在《性恶》篇中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从以上观点来看，荀子把人的各种欲望天性说成是恶，必须用圣人制定的礼义法度加以改造才是正道，才是社会能够安定文明的正理，才是君子和圣人该有的修为。起心非常好。但是，他这是工具理性的思维方法，不是道德理性的认知进路，是把社会存在的问题，完全当成了人的天性本然。因此得出结论：性本恶。并想用人定的规矩，去改变人的如此天性。这叫用术势去治人，即借用人造的规矩，而以环境之势相逼迫，去改变人的自然意识。
他接着说“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
在这段文字中提出的“性伪之分，”其实就是天人之分。也是把人性和天性割裂开来，把人的精神跟人的形体割裂开来。是想用存在来决定意识，不是想用意识来反映存在，支配存在。是想用物质来决定精神，不是想用精神来支配物质。是对孟子道德儒的天人合一，清心固本，唯心是修，修己以安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秉其性善，德命兼顾的思想反动。这是术势儒与道德儒，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进路。
在道德儒看来，目欲色，耳欲声，口欲味，鼻欲香，身欲逸这都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是不学人就可自证的天赋善根，精神本能。而精神本能又怎么会是恶呢？只有把这种本能用过，抢占和破坏了他人的这种本能，极端自利，没有仁爱之心才是恶。所谓人生最大美事，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难道这是恶吗？故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所以说，“人之所欲”的天性并不是恶，只有天性用过，用者“违仁”才是恶。这就是道德儒的认知进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要符合仁义道德即可。
荀子判断“性不能自美。”这是从社会存在的问题出发，以功利得失去论性，不是从生生之道的情感出发去论性，去发现人有天良，去观察人都喜善厌恶，喜生厌死，皆有五常之性，亲爱之情，恻隐之心去认性。所以，在他看来性的逐欲就是恶，人的善恶好坏，是以后天的修为为结果。在《儒效》中他说“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
在他看来，只有伪（人为，包括规定规矩）才是建立仁义、消化性恶的关键所在。这跟孟子讲的修心固本，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从精神修养出发去悟道，用孔子讲的“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去做人，完全是认知相反，分道扬镳。也算是他为后世的专制帝党，从术势理论上，铺好了一条惩人以安己的不归之路。
而一篇《劝学》讲的全是借势发力，最大限度的利用物化，利用自然，利用人性的弱点，按照人的需要，从而去驾御它，包括驾御天地人道，强调“人定胜天”的术势。
什么是人定胜天？也就是用人定的规矩制方圆（于社会来说叫等级森严的礼法和贫富有等差的严厉制度，）可以改变人的天性、物的天性。这就是“化性起伪。”性是天然的意思，伪是人为的意思。在《荀子·性恶篇》中说“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在他看来，人性恶是天然的，只是小人循性不知为，而君子则明天人之分，能化性起伪，不舍居于性，而求有为。这与道德儒的天人合一，尽心固本，修身养性的认知进路正好相反。一个是格致诚正，唯心是修；一个是唯物是争，唯利是图。从而使儒“形上”“形下，”不执事中，分道扬镳，从此殊途，至今没法同归。
在《荀子·劝学篇》中他反复举例说，用术势可以改变人和物的天性：“木直中绳，輮以为轮，”“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显然，以上这些道理，讲的全是方术与势能之间的关系，即物理利用的工具方法，科学道理。也就是利用物势作用的方法和手段。这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认知进路，器道文明的生存理想。于人的欲望天性而言，本身并没有错。但怕走偏，错在对“君子”的判断应该是有性德，而不是“善假于物也。”更不能用“善假于物”这种头脑去奠定人的世界观。因为这偏离了中庸之道。强调的是唯物是争，唯利是图，即《大禹谟》讲的“人心惟危”的物欲进路。也就是“形而下”的认知理路。
鉴于荀子确实是想以人需之道，研究“形而下”的“器”道文明，以之修复王道，并以礼法对治人性之恶，所以，我把荀子称之谓“术势儒，”而不是称之谓法家术势家。承认他是孔门儒学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但思维只偏工具理性，并以此定制人的天性，即以“人定胜天”的思想处事是会出问题的，而且是会出巨大问题，即会出社会灾难与人性灾难的大问题。对这一毛病的引发，历史没人看穿，所以我必须把它捅破。陈胜吴广就是例子。造反不是他俩的本心，活命才是人的天性。他们就是被荀子的门生，著名的法家人物们，利用人定的规矩扭曲人的天性，即他们制定的严刑峻法，最终逼入绝境而造反的。致使生灵涂炭，数以百万计。而后世的历史，也不断如此循环。
且今天的康师傅，徐太尉等贪官，也是极善用人定的制度术势去敛财，他们异于常人的本领就是会纵势，就是会“善假于物也。”但最终你只会发现他们是小人，绝不会是君子。这说明用善假于物定君子，它与事实不符。可我们读荀子的书，三十二篇都离不开术势思考，而且写的都非常煽情和启智，如果只以工具理性认知，很易产生共鸣之效，且阅读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知识享受。但这绝不是文化熏陶。这一点我们必须想清楚。
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知识就是工具理性，科学技术。而任何科学技术的东西都是双刃剑，能救人也能害人。因为逐物逐利是科学发展的前提。只有用道德理性的思维，拿出有贡献于人类的光明道理而安顿人心，从而幸福人生才是文化，才不是双刃剑，它才只有救人助人一个用途。这就是文（纹理、伦理）化（化育、教化）跟知识的不同。
要把文化跟知识的不同这个相关道理想透搞懂，是有一点复杂，我们不如用现实的问题说事来的明白。在胡锦涛先生提出“科学发展观”后，我曾忧心忡忡致函提示胡先生，用这种提法去奠定人的思想观念，就是荀子劝人“善假于物”的今版重现，十分欠妥。因为这是一个工具理性的提法，是以物欲为前提的思想进路，缺乏道德文化的思维支撑。假如要用这个提法去指导治国，不管你动机多美，肯定效果不佳，必定会出问题。因为以物欲发展为思想的进路，你根本就不能证明在人定胜天（人定的制度可以改变人的天性）的权力制度下，扭曲正常人性的权钱交易，例如：招诂案，金融海啸始作俑者，乃至非纵权势的地沟油，三聚氰胺毒奶等各种犯罪不科学。事实上它都非常科学。你怎么否定它不是科学发展观呢？你只能用人的心性来证明它无道。证明它没有守住做人的天良。证明其良心被物欲障蔽，没有格物致知（格斗物欲，通透良知，道德儒的思想进路）的人性修养。并以此来证明它有罪。而不是用科学发展观能证明它有罪的。
相反，它能用它是坚持了科学发展观的事实，来证明它无罪。所以今天全社会的贪腐，是我们丢失了道统文化修为的必然后果，都由人的心性只会逐物逐欲，缺乏道德观念所造成。所以，工具理性的思维前提是逐利，只能以道统管束它，才可正常解决人的欲望问题，而不能用它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心理规范，思维定式。所以，没有生生之道的道统观念，不能教人唯心是修的格致诚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你根本就根治不了各种偏执的物欲犯罪。
于是，这就回到了原点，回到了人需的生生之道，回到了孔子儒学，回到了祖宗文化的道统，即回到了人性喜欢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喜欢生，而厌恶死……这一人心本然，即天性本然上来了。这就是人性本善的天理依据。而不是说人有各种天然的物欲本能就是恶。如果这样想、这样说，那就是用存在来匡定人的意识，推缷人的良知，即推缷人的正心责任了。
存在是什么？存在就是心性这个认知本体以外的物和事。如果没有心性这个生命活动的精神本体，那么，这个心性以外的物和事，我们又拿什么去认知它？既然如此，你说存在又怎么能决定人的意识呢？所以我说世界上“只有意识能够反映存在，支配存在。”
可这个“存在决定意识”的错误思想，竟然一直被我们当歌唱，作真理。你说这是不是误导人性不反省，不修身，不讲良心，而颠覆中华文化呢？今天那些被拍打的“苍蝇”和“老虎，”一个都不知道它破坏了生生之道，损害了他人的利益，缺少仁爱，没有良心和良知，这就是作恶，这就是犯罪。相反，他们打心里都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是存在决定意识，它是被环境所迫，不贪无以立足官场，只是跟人和选边站队搞错。你看这都是什么逻辑？似是而非，哪里跟哪里？用这个逻辑去支撑我们子孙后代的心理，久而久之，你说，这个民族还有救吗？
而道德儒讲的恶，正是指人不能明白己的心。而自己的心就是天心。人只要从而把这一天心扩展开来，它就是人的通性。如果人不懂这个道理，他就不能明心见性，推己及人。于是就不会有仁爱之心，只会损人利己。这才是恶。而仁爱之心又是从明心见性开始，从而形成人的“天良。”所以仓颉造一个仁字就是个会意字，由二人组成，一看字就明白，做人要心里装着我以外的他人。因此，孔子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仁的修为。孟子讲“修身”“尽心；”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由此可见，什么才是我道统文化之根。我们该弘扬的优秀文化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正是四个字：“心性修为”吗？解决好这个问题，哪里还会有那么多“苍蝇”拍不完，那么多“老虎”打不了？因为，只有心性修为，才能解决人的良知问题。而良知才是人的灵魂，才是人的道德屏障，才是生命的本体。人靠这个本体去反映世界，认知世界，利用世界。才不会善恶不辨。
心性就是人的意识，心性就是人的精神，心性就是活人的生命本体。所以我把这定义为“意识反映存在。”而绝不能相反，用存在来改变人的心性，决定人的意识，推卸做人的良心，推卸为人的道义。所以说，把存在决定意识误当真理，必然会使人心的天良本能不复存在，社会没有人性。这就是道德儒的天理认知，思想进路。也是万古中华文明的本根。
讲到这里，我不知把道德儒和术势儒的不同思想进路是否说清楚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各自求仁的方法不同在哪里？子墨子的君民平等兼相爱（兼具形上形下两种思想进路）除外，其他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能说清楚的无非是道德儒和术势儒的思想进路不同，求仁的分歧很大。一个坚守修心固本的道统美德，君轻民贵的政治思想，要以人的天良自约，用仁义的修为去对治人欲膨胀的险恶，劝君为表率。一个则主张建立等级森严的礼法制度，用人定胜天，去恐惧人心，节制人的欲望，回到圣人治国的“王道”社会（荀子的《礼论》《国富》《君道》《臣道》基本都是这样的术势内容。）前者以孟子为代表，后者以荀子为代表。从而使儒分为二，导致法家崛起，叛儒称家。这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致使秦后的历史至今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儒表法里，王霸专制，时不时改朝换代，从没有真正回到过三代以前民本思想的王道社会中来。
而今天的时代，我们的文明遇到了问题，我们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追根溯源，认真反省，找出病根所在，然后对症下药医治，这才是我们该有的良知，做人的道理。我们知道人的行为是受人的思想支配的，人的思想是受人的观念支配的，人的观念又是人的文化教育形成的。所以，今天全社会面临的人性贪腐，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唯物是争，唯利是夺，都只懂斗争哲学和自利的最大化，这说明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文化出了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因此，病根只能这样去找，一找就非常明白了。
由此可见，社会的问题出在人的精神道德上，说明我们的教育失衡的不是人的知识丢失，而是我们的文化丢失，即道德丢失和道统文明地丢失。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文化的继承，丢失的是道德儒的思维方式，思想进路，但从来就没丢失过术势儒的思维方式，思想进路。尽管这两种思想进路，思维方式都是我万古中华文明的整体，即“道心”与“人心，”我们要执两用中。而至高无上的中庸之道，就是看到这个整体不可偏废，这样得出来的，我们都得学好和继承。可是，现在我们把这个文明的整体，恰巧是没有完整的继承，而是让我们的物欲知识，工具理性一枝独大，这才使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明尴尬如此。乃至远不如国际儒学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
到过日本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国人与国人之间相处，从大人到小孩不仅都非常有礼貌，而且都非常友善，讲卫生，讲文明，公共场所相互礼让，钱物离身从不需人照看，全社会道不失遗，夜不闭户，环境优美，城市安静。这都是需要文化素养来凸显的。对比才知有问题，难道就因为他们是我化外的夷邦，就该天生地超老师吗？
我曾经也不相信孔子儒学的文明力量会有如此巨大，可一个名叫徐业鸿，法号释净空的老和尚，在2007到2009年从国外回到安徽的汤池老家，办了一个传统文化培训中心，专讲孔子儒学，践行《弟子规，》带着自己的弟子以身示范，想不到三年时间，就把整个汤池镇的老百姓培训的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流氓地痞改邪归正，全社会父慈子孝，尊老爱幼，人与人之间见面就行礼，相互帮助，非常亲善。比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有过之无不及。由此看来，根本不存在孔孟之道不能教化现代人的胡说八道。也不存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骗人胡扯，就看我们的教育愿不愿修复我们的道德文化，还原我们的道统文明。志在最高当权人。
这就是我写本文的期盼和结论。中华文明的远古王法是生生之法，只有保护天下苍生一个用途。最早的王法国人只要记住杀人抵命，欠债还钱，损人赔偿三天理，心存三纲五常之伦即可，没有人愿犯王法（今天，美国人的人权法律也都立的简明扼要。）后来的王法都是后世帝党的利益保护，既得利益人群为保护自己利益立下的法规。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是一样，各种利益部门的立法越来越多，社会的邪恶事件也越来越多，穷人打官司，律师都请不起，祸从口出，原告搞成被告是经常的事，社会怎么和谐？我们又该怎么去依法治国呢？正所谓“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这也是《荀子·国富》篇中的结论，二律背反的原话。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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