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我们为何缺乏公共理性 /关每文

一，何谓公共理性？

康德在1784年《什么是启蒙运动》中率先提出“公共理性”的概念，即在一切事情上人们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样，公共理性就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人人都会用逻辑思维规则，二是思想表达自由,三是个人的理性要获得社会的认同成为公约数即公共理性。康德认为，唯有公共理性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它依赖于公民个人的理性能力，这主要包括正义感和善观念的能力。公共理性作为民主制下参与协商的公民所具有的一种理性能力，也具有理性的一般特征即逻辑思维能力。

公共理性还是公民的一种道德能力。公民不能像处理私人事务那样，只着眼于自己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提出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案，如果有别人对此提出质疑，方案的提出者有义务解释其理由与根据。通过这样的辩谈，每个参与者都表达了自己对此公共问题所涉及到的公共利益的真诚见解，并希望获得其他人的支持和赞同。

这种依据公共利益提出自己的诚见，并准备倾听和接受他人的意见，与他人进行公平合作的能力就是公共理性作为一种道德能力的体现，这种美德有助于使有关公共问题的理性讨论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指出：“公共理性的价值不仅包含基本的判断、推论和证据之概念的恰当运用，而且也包含着合乎理性、心态公平的美德。”

一般说来，一个人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并非难事，但一个社会群体要将众多“理性人”的选择整合为一种公共意志，则决非易事。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必须具备若干要素：社会高度开放，公众意志能自由表达，信息传播没有阻碍，公众选择权不受任何限制……说白了，成熟的民主制度、成熟的公民是公共理性生成的基础。

二，中国人缺乏公共理性

逻辑要求，事实（实然）和价值（应然）要分开，黑格尔却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为一谈。黑格尔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存在的。明显地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等同起来，这是辩证法的死穴。存在与否属于事实（实然），合理与否属于价值（应然），两者不能混同。存在只是一种现象，它本身与合理无关。若以正义的价值观来区分，有的存在是合理的；有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存在就是合理”就是强盗逻辑。整天把“存在就是合理”挂嘴边者，要么是不懂何为正义的脑残，要么就是为一切恶行而辩护的混混。

有人说：“存在都是合理的”是指“存在都是合乎理性的”，即“所有的存在都有某种理性因子。”譬如：吃人者经过理性计算在1960年吃掉自己快饿死的孩子，以延续自己的生命。这种理性属于弱肉强食的强盗理性，只具有个别性，不具有普遍性。强盗盗窃、抢劫、强奸、杀人都是个别性的理性，不可能为对手承认和同意，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不是社会的公共理性。人的行为只有合乎公共理性即为对手承认才是正义合理的，如市场上的交换活动。可见，“存在都是合理的是绝对错误的。

许多官员缺乏公共理性。房管部门无视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的现实，一味地抬高地价，一再制造所谓的“标王”，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

老百姓也缺乏公共理性。一方面，老百姓对官员利用权力寻租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在遇到关乎自身利益时，总是想方设法地找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时候，他们绝不会考虑这样做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商人的行为更缺乏公共理性，甚至缺德。像三鹿奶粉、地沟油、毒大米、假疫苗等这样丧尽天良的案例，怎么会被受害人认同和承认？

三，公共理性通过民主机制生长成熟

民主意味着“同意的权力”，而财产权与同意联系在一起。仅仅因为财产私有，征税才需要财产所有人的同意。哈耶克认为：世界上不可能制定完善的制度来保护个人权利，但唯有私有制才能给予每个人个性发展的最佳机会。私有财产权意味着个人拥有的选择自由，而选择自由正是个人理性生长成熟的最佳土壤。财产权是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是他的自由的外在领域；只有体现在财产权中的意志才不会成为主观的任性，而能够与理性相一致。任何人在财产的占有、使用和处分关系中，都会理性地进行核算，而不会滥用他的自由以招破产。财产是一种客观约束标准，这就使得人们智慧有了真正的理性；由这些理性人平等协商出来的法制，才成了社会的公共理性，才能促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财产权受到蔑视的社会总是排斥人权和理性，个人就将不可能有理性、道德的行为；个人的意志自由也必然趋于任性，法律秩序必受到严重破坏，以保障人权为目标的现代法制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不允许个人拥有财产的社会，就会造成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无产者心中充满仇恨，极富者充满恐惧，这样的社会没有安定和秩序可言的，也不可能有理性和法治，只能是专断、人治与黑暗。统治者把财富和资源的分配搞得变化不定，并且使其经常地屈从于政治过程的再评估，从而剥削大众，使大众处于赤贫状态，结果陷入了恶性循环。

英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成熟的制度、成熟的民众，什么是公共理性。丘吉尔在英国危难之时，苦撑5年，终于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可打赢了一场战争的巨人丘吉尔在国内大选中却轰然“倒下”，工党的艾德礼成了二战后的第一任首相。过了几年后，丘吉尔“重出江湖”，再一次担任首相。世人终于弄明白，英国人并非忘恩负义，而是担心：让丘吉尔一直干下去，英国可能会走上个人专制之路。所以1945年英国的选民的行为是一次可贵的理性选择。丘吉尔当年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英国选民的成熟。

四．我们未发育出正常理性

“信”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人类既是物理（生理）存在，又是心理存在，而人类心理存在的基石，就是这个“信”字。即我们“相信”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会“是”什么样子。这是现代心理学的一条定律，既我们并非生存在“真实”的世界之中（所谓“真实”也只是人类的一种心理判断而已），而是生存在我们“认为”的世界之中。所以，“信”是人类社会的基石。

问题在于“信”的真和假。“真信仰”的关键，在于尊重自己真实的感觉。只要我们尊重自己的感受，信仰就产生了，也就起作用了。但不幸的是，我们的历史在塑造我们时，走的恰恰是相反的路线，即，我们无权尊重自己的感受，只有义务尊重帝王的感受。

因此我们就没有“真信仰”，也不可能有。就拿“孝道”来说吧。孝道的根本意思，并非供养父母，别让他们饿死，而是说我们所有的思想、感情和感觉，都要按照父母和祖先定好的模式来。于是孔融那么小的孩子要“让梨”，其实，以现代心理学的观点，孩子发育到某个年龄段时，“自私自利”正是发育正常的表现，而中国的“文化”却以道德的名义“规范”着孩子，其实质就是让孩子无视、不尊重自己的感觉，而是跟父母和社会的感觉认同。千万不要尊重自己的感觉，那是万恶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本质。于是，中华民族培养起来的，都是这种“无我”之人。但人性的力量一直是存在的，我们都可以做到人前冠冕堂皇，但能在人后却无法真正做到“慎独”。传说中的那些“慎独”的贤者，只是比大家更变态而已。

以这种方法养育、教育出来的人，怎么可能会有“真信仰”呢？那是绝对不会有的。也正因为这样的养育和教育方式，我们民族的理性发育也停滞了，因为童年正常需要未获满足的孩子，是很难发育出正常理性的。

人的理性是人用头脑生活，而不是用本能和习惯生活。然而在中国人的生活里有没有使用头脑的机会。对孩子来说，父母咋说，你咋办。对学生来说，老师咋说，你咋办。对人民来说，领导咋说，你咋办。你还要理性干什么？理性的作用是人面临着自由独立的选择，而我们却没有独立的自由选择机会，孩子的一切都是父母安排好了，学生的一切都是老师安排好了，人民的一切都是官吏安排好了。人的理性无法发挥作用。一位网友说：“凡是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小儿在一岁半左右就有了强烈的自主意识，他的生命本能非常渴望自由探索，一旦监护人这也不让动，那也不让玩，他就会发脾气，闹得无法无天。但是中国父母的做法却是：用人将他看得死死的，一举一动都有眼睛盯着；或者把所有有趣的东西束之高阁，叫他够不着。假如他无意中够着了破坏了，家长就狠狠地训他、惩罚他。到他上学时，想像力和好奇心大约还有一半吧，可是老师们用意识形态那一套来束缚他，用标准答案来限制他。久而久之，他便从骨子里认为：这个社会是铁板一块，每个人都是砖头或螺丝钉，讲理性处处吃亏，于是只有两条路：要么当官做狮子，要么为民做蚂蚁。蚂蚁永远是多数，还互害吐口水……”所以，我们的理性未发育就被扼杀了。

五，中国人沉醉在欲望的陷阱里，难以理性成熟

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赵恒（968年-1022年），他《劝学诗》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

皇帝的目的在于鼓励读书人用儒家的六经洗脑，科举参政治国，使宋长治久安。他是用唯物主义的富贵荣华来引导莘莘学子，学子们在物质的欲海中永远幼稚，难以成熟。

余世存先生发现，中国的男人，心理成熟的特别缓慢。比如说近人皆知的圣人曾国藩，此人40多岁时，最喜欢的事儿就到处显摆，给人家讲黄段子，寻找存在感。和曾国藩同时代的左宗棠，也是这样，他40多岁了，天天满大街踅摸，想找到漂亮女生上床，国家大事根本懒得去想……还有蒋介石，这厮34岁那年的日记，写的全是今天又去了哪家推倒了几个妹子，诸如此类。余世存先生哭曰：中国的男人，是有问题的。余世存列举了《人类简史》这部书是以色列的一个孩子写的，这孩子叫尤瓦尔•赫拉利，写这部书时他刚刚30岁。比较一下吧，中国历史上那些顶级优秀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者流，30岁时还没学会玩女人，这事他们要学10年才能入门，而人家以色列的孩子，已经成为整个地球景仰的大学者了。余世存叹曰：咱们家的书店里，摆放着许多国海外年轻孩子写的书，本本思想深遂，发人深省。但咱们这边的书，只有孔子老子的书，翻译过去人家看，新书拿给人家，人家认为这些书特蠢，特幼稚。其实，德国思想家黑格尔指出：孔子、老子的说教不过是生活常识，思想幼稚，其他民族思想家都比他们强。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也坦承，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心智上比国外的同龄孩子，幼稚了三到四岁。

六，祖宗崇拜的帮派立场文化扼杀了公共理性

中国文化是强调“孝亲”的立场文化，看任何事情都是从自我（家）利益的立场看问题。几千年的“以孝治天下”强化了小圈子的功利主义特色，以至于今天的国人句句不离利益。正因为只讲立场和利益，就没有了逻辑和正义，丧失了公共理性。

所以，为了利益就不择手段，夸大其词地把自己派别的理性说得神乎其神，恬不知耻地摘桃子。中医偷摘最大的一个桃子是“中国人繁衍至今是中医的功劳”，甚至吹嘘：“如果无中医，中国早灭种了”。这就是模仿唐朝韩愈的胡话——“古之无圣人，人之类早灭绝了”。

由于只讲利益，必然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认人唯情，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否定正义标准从而陷入思维混乱、胡搅蛮缠、一团乱麻、莫衷一是的乱糟糟的局面，谁也不服谁。其根本原因是华人不懂得用逻辑规则剔除思维混乱并消除意见分歧；因此，华人唯有祈求靠权威——靠祖宗、靠帝王、靠圣人崇拜来统一思想，来定纷止乱；西方人靠逻辑和上帝博爱来来定纷止乱。

中国文化的要害就是祖先崇拜，它导致了崇古尚古的社会风气。在诸子百家眼里；今不如昔。他们言必称“上古”称三皇五帝。似乎离开了祖先权威，就做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用，就捏造出来一个“古之圣人”，庄子又虚构了一个“仲尼”。这庄子一会儿把“仲尼”当成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这“仲尼”当成批判奚落的对象，简直莫名奇妙得厉害。孔子更是绝对离不开周公周文王的，须臾不能离开，要是离开了，马上就患上了失语症，连话都不会说了。中医必须靠黄帝来推广自己的医术。到了后世，中国读书人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古圣立言”，全中国人两千多年如一日，日日夜夜靠三五个死人的智慧和话语讨生活，实在是可悲之极！

祖宗崇拜是感性经验的产物，是狭隘的帮派立场和先入为主造成的。由于经验知识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就会形成对所有知识的不确定性看法，“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国如烹鱼一样随意，没有客观的确定性标准；道粉解释为不翻鱼，乱翻鱼就乱了。其实煎鱼的时候就是要及时的翻动，否则就烧焦了。为了好翻必须使鱼不粘锅，这就要多放油，结果导致华人血脂高、高血压）。

《道德经》宣传就是“不确定性原理”（简称变即朴素辩证法）。“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任何表达出来的概念，都是不确定的。道家的最高境界是“道法自然”、“难得糊涂”、“浑水好摸鱼”；它极力混淆祸福、混淆强弱、混淆是非，混淆善恶；最终丧失明确的道德标准、明确的法律，其后果是整个帝国丧失了共同信仰和公共理性。

张岱年发现：中国圣贤根本不屑于推理论证，直接把结论塞给读者。例如老子、孔子的书就只有结论，没有论证过程。诸子百家只讲礼的等级和压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说服人的逻辑。

有逻辑意味着推崇人的理性分析能力，必然是崇拜真理反对个人崇拜！“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样的话，只有理性发育成熟希腊人亚里士多德才能说出来，因为他们能够把“师”和“真理”区分开来，而汉人不能。中国历史上，除了“党争”，就没见过还有为真理而争的，至今依然。为什么？因为我们还不具有为真理而争的理性能力，“真理”在我们心里，其实只是暴力、暴利、暴戾、保利的合法外衣，换句话说，是发泄幼稚情绪的合法外衣（即“礼”），跟理性之“理”没有一点关系。

汉人拜圣思维的结果是：没有言论自由，只有“惟上是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王的话是最后的标准。“义者，宜也”《中庸》。宜什么？有哪些宜？都不清楚。其实，这绝非“圣人”们的粗心大意，它来自经验崇拜的“不确定原则”，对“义”的内涵和外延不作限定，就可以任意取舍。只要自己认为适宜就做，就无所畏惧、就为所欲为。这对掌握了话语权的人，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没有掌握话语权的人，只能任由别人宰割。古中国没有确定的准则，君王的意愿就成了唯一准则：君王说好就是好，君王说对就是对，君王想咋干就咋干，君王语言就是圣旨。悲哀的是，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法则，甚至同一个君王也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法则：他今天指鹿为马，明天指鹿为鹿；他今天一分为二，明天合二为一；他今天量小非君子，明天无毒不丈夫；他今天说梨子是甜的，明天说梨子是酸的。对臣民来说，如何适应帝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辩证法”，成了最要命的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