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邦人的特征（东海微言）
余东海
【马邦人】马邦人有四最特征：最不会爱，最不可爱，最不被爱，最爱内斗。没有仁爱之心和爱人的道德能力，故不会爱。邪知邪见，邪言恶行，道德败坏，人格卑劣，故不可爱。不可爱则不被人爱。注意，马邦人不被人爱，在全世界不受待见，但最不爱马邦人、最不把马邦人当人看的是马邦人自己，特别是特权阶级。这是绝大多数马邦人至死也不明白的残酷真相。东海早早明白，实属缴天之幸。四最特征最后一个是爱内斗。这是古今中西所有邪恶势力黑社会不约而同的共性，而马邦人内斗起来特别凶残。不仅特权阶级和知识群体，弱势群体内斗起来也特别凶残。
【马邦人】马邦人的思想特征是反儒信马。无论贫富贵贱，无论体制内外国内外，只要具备这两种思想特征，就是马邦人。由此而产生的道德特征是，恶性奴性并重。反儒则反仁义化，信马则物化党化非人化，恶性奴性越来越深重就是逻辑的必然。所以马邦人特别适合极权主义，要么奴役人、要么被奴役就是他们难以摆脱的宿命。他们也常常充满怨恨，但他们怨恨的内在原因，并非没有人权自由和人格尊严，而是自己没有奴役他人的权力和贪污腐败的机会。马邦人得势得位，都会把为人民的口号叫得山响，又都不会真正关心人民，不会真正在乎弱势群体的死活。要因有二，首先是他们思想马化、心灵物化，丧失了仁爱的能力；其次，他们自己就是马邦人，最了解马邦人的德性，不可能对那些恶性奴性并重、善恶恩仇颠倒的人们产生真爱之情。
【即使饥寒交迫，照样肆意浪费】节俭是美德，但马邦人的节俭非美德，往往沦为恶德。马邦人的节俭往往有违人性和仁义，并且俭于物质而勇于破坏。马邦人有一个非常特别、世所罕见的特征：即使在极端贫困而饥寒交迫的时候，照样会挥霍浪费而暴殄天物。想想文革，多少珍贵文化遗产被破坏，多少名胜古迹被毁坏，多少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乃至无价之宝被销毁。改开之后，对文化遗产、名胜古迹和艺术珍品略知珍惜，但对人才人命的浪费依然如故，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和各种资源的破坏更是触目惊心。
【反常社会】以下是反常社会的一些特征：知识分子往往特别无知，先进分子往往特别反动，道德模范往往特别缺德，上流社会往往特别下流。在这种社会，坏人欺负好人和坏人相互欺负，乃是常态。坏人相互欺负，包括小坏人欺负小坏人，大坏人欺负小坏人，大坏人欺负大坏人，小坏人联合起来欺负大坏人等等。
【警世钟】马家在宪，一切无望，无论怎么改革，改变不了政治的极权主义性质。马家三本原则注定了有宪法无宪政，有法律无法治，有民主集中制无民主制，有权力市场经济无市场经济。马家三本原则即哲学物本位，政治党本位，经济社会本位。三本原则注定了马家政治既与王道绝缘，也与民主无缘。经历了多次尸山血海的人祸之后，至今依然崇马，依然相信马路上可以建设民主宪政法治，这种愚昧已非语言所能形容。想起当年老战友芦笛形容愚昧一句话：愚昧得惊天动地泣鬼神。愚昧不是恶，愚昧到这种程度，完全可以与邪恶画等号。2025/9/12
【反儒派的出路】反儒派为父必不父，为子必不子，为君必不君，为臣必不臣，为父为子为君为臣都不行。盖仁义之道是人之常道和人道之常，反对仁义之道就是根本性反人伦反人道，必然反常化甚至非人化。荷蓧丈人废了君臣之义，就受到孔子“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的严厉批评。反儒派更是废了人道大义，乱了所有人伦，比起荷蓧丈人，危害何止万倍。反儒派不仅不适合为政为师，甚至不适合为人。最好的出路是出家出世、修佛修道去。至少远离社会做隐士去。
【东海律】有两种弱势群体，一种是弱于权和利，如马邦民众；一种是弱于德和智，如马帮官员。弱于德必然弱于智，有智也是邪智，邪智非智。邪智最大的特征是只能干坏事，不能干好事；只能作恶造孽，不能为善造福。吾尝言绝大多数马帮官员没有正智，都是弱智。在马邦，特权阶级、富贵人家和弱势群体一样弱不禁风，甚至更加弱不禁风，一不小心就大祸临头，轻则妻离子散，重则家破人亡乃至断子绝孙。
【历史眼】清朝的政治品格是所有传统儒家王朝中最差，却又优于后来的民国。洪杨帮和马家帮同样反孔反儒。洪杨帮崛起，文化群体同仇敌忾。重读曾文正公的《讨粤匪檄》，不由得涕泗交流。曾文正公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民国马家帮崛起，文化群体趋之若鹜。仅此一点，足以证明清朝优民国。何况，论意识形态，中道优于三民主义；论制度形态，儒式君主制优于国民党的党主制。当然，国民党是开明党主制，远优于后来的极权党主制。开明党主制不难改良，极权党主制极难变革。论政治品格，如果清朝可以打六十分，国民党只能打四十分。至于马帮，完全负数。
【自讨苦吃】论理，是人都会追求幸福，没有人会自讨苦吃。但是，自古以来，自讨苦吃的人不少，五四之后特别多。百年浩劫就是因为自讨苦吃的人太多了，成了主流、形成潮流。他们信奉邪说而批判真理，诬蔑圣贤而歌颂盗贼，认贼作父而认父作贼，恩将仇报而仇将恩报，不断背天逆理自绝于良知天理，还自以为在追求幸福。对于愚昧颠倒到如此地步者，如果没有人祸天灾，那就没有天理了。可以说，他们的苦难灾祸，就是他们自己追来求来的。自作自受自作孽，此之谓也。
【学术之祸何时已】学术对政治社会、世道人心的影响既深且广，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明末清初大儒李二曲在《匡时要务》中说：“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明晦；學術之明晦，由當事之好尚。所好在正學，則正學明，正學明則人心正，人心正則治化淳；所好在詞章，則正學晦，正學晦則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剛冶化不興。蓋上之所好，下即成俗，感應之機，捷於影響。”东海曰：这段话值得深长思。这里的正学即儒学。儒学晦暗不明，后果尚且如此。儒学被反，邪说泛滥，恶果之严重不卜可知。百年浩劫，是最典型的学术之祸。若不拨乱反正，去邪归儒，祸难未已也。
【论胡鲁】吾年少无知的时候，也曾盲目尊崇鲁迅。后来购读鲁迅全集，越读越瞧不起。对于章太炎和胡适也是如此，因不了解而尊崇，因为了解而轻蔑。当然，轻蔑程度因人而异，对鲁迅是极端轻蔑，对章太炎是相当轻蔑，对胡适则在轻蔑中不乏肯定。胡适思想学术轻浮飘荡，不中不西，中西双昧，分不清楚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但本质毕竟不坏，毕竟倡导自由。故吾尝言，胡是愚氓犹可训，鲁为鬼蜮必成灾。
【大恶无后论】大恶无后，或无后福，晚景凄凉；或无后嗣，断子绝孙；或无好下场，死于非命。古来暴君奸相屠夫恶棍，最容易死于非命。但不少人临死之时，也能有所反思和忏悔。白起临死前始而长叹：“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继而悔悟：“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蒙恬被赵高矫诏赐死之前说:“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其实，蒙恬之罪并非绝地脉，而在伤民。司马迁在《史记》中评论说：“（蒙恬）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 李斯被赵高诬陷谋反而夷三族。临刑前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此言不悟，却也有悔，对自己一生的彻底否定。暴秦大多数名将权臣无后，最后嬴政一族被项羽诛灭无遗，为大恶无后作出了最好的证明。可悲百年来死于非命者亦很多，却无人能反思，比白起蒙恬李斯们差远了。很多人甚至负反思，不见棺材不落泪，见了棺材恨自己邪恶得不彻底。
【历史眼】蟊时代的知识分子无非蠢材贱类。反孔反儒则奇蠢无比，崇蚂崇蟊则至贱无敌。鲁郭茅巴老曹这类蠢贱东西成为知识界的代表和文化界的主流，知识界必然沦为无知无畏无耻的群体，文化界必然成为反文化反文明的根据地。故吾尝言，蟊时代是有史以来思想最反常、道德最败坏的时代，所有群体中又以知识群体为最。知识群体遭遇和命运特别悲惨，良有以也，岂徒然哉，奇蠢奇邪奇恶必有奇祸。在蟊时代一定要找一个不太蠢贱者，唯梁漱溟耳。不仅蟊时代，五四至今，知识群体中愚昧邪恶始终是主流。在思想、道德和政治上，正确者罕见罕闻。百年来知识群体中，唯儒家小群体表现过得去，虽然也有邪见和贱类，相对而言好多了，理所当然命运也相对好一点。
【为什么越启越蒙？】百年来启蒙派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前仆后继，络绎不绝。但是，国人却越来越蒙昧反常。根本原因在于，启蒙派本身就是极端蒙昧反常的群体。所谓民主派，实乃民粹派；所谓自由派，实乃丛林派；所谓启蒙派，实乃蒙启派。他们用来启蒙的反儒主义、民粹主义、集体主义思想，都是反常反华反人道的，背自由主义之道而驰，与苏俄极权主义殊途同归。论德智见识，精英高于民众是正常态，反过来就非正常。五四开始，精英群体的德智见识普遍低于普罗大众，这种现象非常罕见，可谓史无前例。蒙启派越启，国人越蒙昧，上上下下蠢成一团，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遂不可免，并且空前。
【击蒙】五四之后曾经持久流行的很多东西，例如反儒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虵秽主义、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等，都是极其错误邪恶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当成好东西，无论动机目的如何，都是极其愚昧的，乃是非之心彻底泯灭的一种特征，是思想性政治性的认贼作父。普罗大众倒也罢了，知识群体愚昧至此，愚不可及，罪无可恕。当年通过一些从文革挺过来的老人，对蟊时代的悲惨剧荒诞剧有所了解，深感蟊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既可悲可怜又可耻可恶，值得敬重的一个也没有。或许唯半个人值得略予敬重，即梁漱溟先生。有人至今还认为，不能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共同致富，是因为反孔反儒不彻底，或者消灭地主资本家不彻底，或者虵秽主义道路不真正，实属丧心病狂，完全不可救药。
【反思能力】反孔反儒反因果律，不仅会反掉基本德智，还会反掉必要的反思能力，反掉从苦难和失败中吸收经验教训的能力。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丧失反思能力者，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少罪，他们也长不了智，只会怨天尤人。故吾尝言，百年浩劫被反儒派蒙启派浪费掉了。他们不知道，很多苦难人祸，都有自身原因，是自作而自受。个体如此，国家亦然。孔子说：“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荀子说：“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又说：“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这里讲的就是灾难之因，因果之理。所谓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前提就是能够反思殷忧和多难的原因，过而改之，弃旧图新。如果不会反思，必然不思悔改，就会择恶固执，在错误和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把路走绝。
（儒眼）五四至今很多知识分子，无知无畏反儒反常，不配为政为师为父母。他们为政则祸国殃民，为师则误人子弟，为父母则误导和贻害子女。百年来坑爹的子女特别多，根本原因是坑害子女的父母特别多。子女不孝，父母自己往往也是忤子逆女；把儿女培养成中山狼，父母往往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也体现了一种因果的公道和天道的公正。
【不受时代局限，方为中道君子】时代局限性最难超越，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的。例如，五四至今，多数儒家学者都会推崇三民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女权主义、科学主义、虵秽主义、爱国主义及太平天国之类东西，至于其它知识群体，更是深陷于反孔反儒恶潮中难以自拔。这就是时代局限性。要认识到上述思想的错误，就必须摆脱时代局限而超越之。唯有中道君子，才能真正独立思考，惟道是从，从而不受时代浪潮风气的影响。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思想和道德上返本开新，为政治上拨乱反正并开辟新一轮中华文明提供理论支持和文化导航。
【梁漱溟】梁漱溟曾为了农民的权益当面公开顶撞蟊氏，不错。但他相当认同马学毛思，晚年仍然赞美蟊氏了不起。誉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梁漱溟对儒学不无研究，勉强算半个儒生，但毕竟是杂家，而且是佛门杂家。他视佛学为人类文明的必然方向和发展的终极高度，认为佛教是人类文化的最终归宿。佛学构成了梁漱溟思想推进的主轴，其人生哲学尤其在解决生命终极问题上具有显著的佛教底蕴。晚年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佛教徒，甚至提到自己前生是一个禅宗和尚。可见梁漱溟的文化道德立足点是佛教。2025/9/13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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