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的伟人福泽谕吉

梵天

1754年日本医生山胁东洋首次负责解剖被处死的罪人的身体，日本首次证实了兰书的正确性，在日本医学界引起轰动，导致兰学大盛。许多日本中心主义的国学家同时也是兰学家，对西方充满敬意。他们对被禁的基督教充满了热情，偷偷地弄到中译的传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玛窦关于基督教优于儒教的理论，来论证其神道优于儒教的学说，并公开主张日本要向各种文化广泛学习。

1774年杉田玄白翻译的《解体新书》的出版，纠正了汉医的错误，推动日本医学彻底摆脱了汉医学的纠缠，日本医学水平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在社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打破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崇拜观，确立了西洋文明崇拜观；致力于兰学学习的人群队伍越来越壮大，甚至农民和村民等下层民众都拥有了学习场所——寺子屋（TERAKOYA）。寺子屋的教学由醉心于西学的武士或医生们担任，这种形态在日本全国扩散了开来。

18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实现了由传统世界秩序观到现代世界观的“无形”之变，开始了以摄取西方文明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而同时期的中国，则仍陶醉于“天朝意象”之中，难以自拔，这使得两国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已经存在一个不小的“时间差”，直接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命运。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正式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新政。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又涌现了福泽谕吉（1834-1901）等思想家。福泽谕吉没有赫赫之战功，只是一介书生，其肖像印在目前流通的一万日元的钞票上，成了日本伟人和大英雄。

福泽谕吉1834年出生在一个下层武士家庭，其父对汉学有很深的造诣，谕吉本人早年通读《左传》11遍。福泽从小就善于动手制作和改善器物，使用工具，他从不耻于做学士文人通常认为低贱的杂事和体力活，这和四体不勤的中国儒生完全不同。1854年，19岁的福泽离开故乡赴长崎学习炮术，之后又转到大阪钻研物理和医学。在这里，福泽学习了近代科技知识，开始疏远、鄙视封建的儒家文化。24岁改学英学。1860年25岁的福泽随幕府官员乘船访问美国，到美国惊奇地发现美国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现象；美国总统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一样生活。美国社会文化给了他巨大震撼。

1862年27岁的福泽又随幕府使节赴欧，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数十个铁丝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这时不管多么讨厌西洋人，心理也不会有‘攘夷’之念了”。福泽不禁慨叹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考察医院、银行、邮政、兵制、议会等，他深刻领略了西方的发达，深感日本的制度非变不可，同时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他讽刺中国是“不擅变革之国，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1865年32岁又随幕府使节赴美，这三次出国使他亲自体验欧美文明。

福泽谕吉秉持着知识分子纯粹的非功利的欲望。他拒绝任何官方职务，一直以报人和教育家的身份出现。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日本新旧政权转换时期，他既不尊崇德川幕府，又不特别亲近新的维新政权。福泽谕吉坚持自己的平民身份，拒绝成为政府官员：当时的明治维新政府“三顾茅庐”招请他入阁，但是他坚持拒绝进入仕途，坚持自己的”平民身份”，捍卫他的学术独立和自由精神，避免他的教育立场受到官场和政府的牵制。他说，如果因为理想而变得贫困，那就在贫穷中生活，如果因此而变得富有，那就把钱随心所欲地花掉。他还宣称他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其余则笑骂由人，自己不喜不悲。福泽谕吉如果当时生在大清国，恐怕人早就“推到菜市口问斩”了。

1858年福泽谕吉创办了庆应义塾，这所学校不再传授汉学经典，主要教授英语和商科，培养实用人才，许多毕业生被三菱公司聘用，为日本现代化起了极大作用。直到1890年才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认，成了“庆应义塾大学”，这个时期长达32年，很难相信有人会这样不被官方承认，却长期地坚持办学。这是日本第一所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大学。今天，她与早稻田大学一起，称为日本的”私学双雄”，影响力仅次于国立的东京大学，培养出了日本大量的人才，包括多名日本首相如小泉等政要在内，更多的是日本的企业界领袖人才。

福泽谕吉开创了日本的“文明启蒙教育”，让日本从中华儒教的愚昧文化酱缸中爬了出来，走上了尊重事实、人格平等、追求真理和智慧的现代文明之路。

福氏于1866至1870年间，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绍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轰动。

福泽谕吉在其所著的《文明论概略》里说：“追求欧洲文明，要先难后易，首先改革人心，接下来改变政令，最终达成有形的物质层面的改变。”

也就是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看是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中国从1840年以来就走捷径，不搞文化、政治改革，只搞花架子的经济改革，结果是全民腐败，陷入了绝境。

福泽谕吉在“汉化”还是“欧化”的岔路口，选择了“欧化”。他认为，“欧化”就是“文明开化”，就是“人的解放”。福泽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不在于获取先进的技术，而在于改变政治形态，使全体人民获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要意味着两点：

一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进步。这“智德”的进步，实际上便是文明开化。他在《自传》中写道：“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一下来看，东洋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智”就是指“数理学”，“德”则是指“独立心”，这两点构成西方文明的本质——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这两点，恰恰就是西方文明的特征。

二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扩张为文明发展的动力。他说：“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动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这种人欲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断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冲动。而“人欲的解放”，则要靠“殖产兴业”。

“欧化”因势利导，这样扩张开来，就从“一身独立”，发展为“一国独立”。大学教育应培养人的独立精神，独立精神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关系上，他强调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础”，这就把国家主义的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福泽谕吉1872至1876年间出版17卷的《劝学篇》，造成了全国轰动，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在印刷出版不发达的情况下，彼时的日本人竟然差不多人手一本《劝学篇》。1872年福泽谕吉发表了《劝学篇》里的第一篇单行本《学问的旨趣》，全文开宗明义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言，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和儒教汉学，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天下独立”。

但在之后的第二、三篇《论人与人平等》和《论国与国平等》里，福泽谕吉平等的意思才开始和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合流，比如“人权平等”被定义为“人的基本权利是完全平等，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针对彼时日本人个人权利意识薄弱，在政府与个人的关系认知上存在的弊端，福泽苦口婆心地说道“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这话现如今听起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长期奴性，听到政府就腿脚发软的日本人听起来，无异于在教唆民众去犯“颠覆国家政权罪”。

福泽谕吉等学者于1873年6月，组织了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要“以卓识高论，唤醒愚氓”。明六社因建社的1873年是明治6年而得名。明六社从1874年3月起发行《明六杂志》，共发表论文百余篇，思想新颖，颇受社会欢迎。社员还译着了20余部著作，介绍民主科学思想。明六社还每月在筑地“精养轩”举行讲演会两次，听众很多。其中的一位青年植木枝盛(1857—1892)后来就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家。1874年起，自由民权运动激烈，明治政府进行镇压。1875《明六杂志》停刊，明六社也被迫解散。

1875年福泽又发表了《文明论概略》，认为日本落后于西方国家，“全在汉学教育之罪”。福泽提出要全面学习西洋文明（“全盘西化”），包括医学、金融、邮政、军事、选举、议会等。

他从受儒学影响的中、朝、日三国，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已远远落后西方这一事实出发，得出儒学文明已经玩蛋的结论。他认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三纲五常”只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儒家的体制是个宗法家族体制，只会造成裙带政治，没有制衡体系，结果就是专制。孔子完全为他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孔子没有讲解人类的本分，没有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大半掺杂了政论，因而贬低了哲学价值，而尊孔者，亟亟于求官从政，求之不得，就惶惶然如丧家犬。对此，福泽叹曰：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从权力制衡上，福泽认为在汉儒理论影响下，“把至尊地位和最高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左右着人心的方向。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

（编者提醒：儒家强调忠于帝王的文化是帮派主义的立场文化。当你效忠于某人或组织，也就形成了明确立场，有明确立场通常意味着无条件站在此立场，俗称“站队”，意味着当真相与立扬不符的时候就要通过“父子相隐”的无数造假来掩盖真相，真相、正义将不复存在，于是就形成了阴谋与不择手段，为了打倒对手，于是就有义和团或红卫兵。）

福泽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全盘学习西方文明。

福泽不赞成中国人的“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你中国人学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国的学，何必计较是谁的学呢。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那么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是一场空话。福泽于1899年初版的《自传》中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必须推翻清政府，否则，再来100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这预言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在中国的环境下的合理性。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一文，全面地阐述了“脱亚入欧”的主张。他认为：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是未开化的野蛮国家，日本人和这些野蛮人在一起就会“近墨者黑”，就难免染上东亚人的坏毛病。日本要专心和欧洲的“好朋友”交往，把日本人改造成像黄皮白心的香蕉那样、具有白种人灵魂的黄种人。“脱亚入欧”口号一经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为圭臬，成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列岛上下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他的思想使促使了日本举国上下同心学习西洋文明，让日本人放弃了“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错误观点，使日本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

福泽谕吉的维新启蒙教育开展30多年后，1894年，日本就轻易击败了傲慢自大的大清国，大清无敌舰队一触即溃。日本的强大，其实就是教育的成功，是日本人素质提升的结果，这些东西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东西。日本政府通过这次决定性的战争，深深地感受到了“新教育”的好处，更坚定了“脱亚入欧”之路；甲午海战后大清国的赔款，日本全部用于日本公立中小学的建设，而不是用于“三公消费”。甲午战后10年，它又击败了“西方列强”俄国。第一次作为东方民族，居然击败了西方民族，这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结果。此战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震动，让西方人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

1893年日本对日本人传统上的排外、无知、自我陶醉、偏执等“岛国根性”进行了尖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1945年日本败战后，再次认真向美国学习，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将军国主义的日本改造成为民主主义的经济大国。

在福泽谕吉身后百年，又一位日裔思想家福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92年写下《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在书里他也认为，由于人类追求平等的内心动力，最终都会把不同文化的社会，推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以人类最后的历史，一定是自由民主的历史，而当人类都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终结了。不知福泽泉下有知，会否欣慰于学说后继有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