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最大希望在儒家（东海微论）/余东海

【元首论】一个元首，其管辖和势力范围内人人都赞美，那是比人人都咒骂更可怕的。即使圣王，也不可能人人赞美。人人都赞美的元首，恰恰说明没有人敢批评异议。那样的元首必然极端不仁不义不自由，那样的社会必然恶秩恶序恶法，缺乏生机活力。孔子说：“乡人皆好之，未可也；乡人皆恶之，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把乡人改为国人，这句话也适用于元首，乡人之善者赞美之，其不善者反对之。如果国人之善者、善良的百姓也不知道赞美，那就更好了，就是圣王了。《击壤歌》唱道：“帝力于我何有哉？”这就是王者之民，王道之民，颢颢如也，根本感觉不到帝力即政治力量的存在，身在福中不知福从何来。仿佛鱼游于水自由自在，根本不知道水的美好必要，根本感觉不到水的存在。

【儒宪】宪法有真伪之别。区别宪法真伪的关键有三：一能否限制政权，二能否保护民权，三能否将主权在民原则落实到选举制度中去。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缺一则为伪宪，有宪法无宪政。三若缺一，其它二者也不能成立。在此三个方面，儒宪和西宪完全一致，都是真宪。儒宪与西宪最大的不同点是政治和教育制度。西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儒宪是德治礼制，徳主刑辅，礼法并重，礼以约官，法以约民。官民要求不同，官员规范更严。不过，差等之中自有平等，儒宪保护国人的机会平等和礼法平等。官员违礼，民众违法，都要受到相应的礼法惩罚。

【妄人】妄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无信仰之妄人，一种是有信仰之妄人。神本主义者和人格天论者，都相信一个创世造人的人格神或有喜怒哀乐之情的人格天存在，都属于有信仰之妄人。这种人往往都有意必固我之病。意是主观臆断，必是绝对肯定，固是顽固不化，我是固执己见，不明大道而不能从道。有信仰之妄人又有正邪之别，信仰正教为正，信仰邪教为邪。

【因果论】上帝与因果，即道体与规律，是体用关系。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象之用，简称器用。宇宙生命万象包括一切物质意识现象，都属于器用。一种是规律之用，简称律用。宇宙生命一切规律包括因果律，都属于律用。器用律用都是道体的妙用。两者同时而作，有器象必有其相应的规律故。而因果律最为普适恒久，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地存在和普适于一切现象。注意两点。一、因果律虽然神妙，依然是用而非体；二、人格天和因果律逻辑冲突，不能两立。换言之，上帝要么有人格，有喜怒哀乐之情；要么有因果，有善恶报应之能。两者不能同时存在。此意甚深，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也。

【替天行道】天道通过因果律赏善罚恶。但因果报应有其不为人知的潜在性和不能及时的滞后性，无法完全体现天道的公正，故需要正人君子和正义力量替天行道，将因果律落实到人道中去，落实到政治、制度和法律中去，及时赏善罚恶，对重大罪恶行为及时进行义刑义战。故吾尝言，推行王道就是替天行道最好的方式。

【因果论】于野厅友言：“信仰上帝的奇迹，不如相信因果之铁律。不信上帝不畏因果，则既愚且狂，等而下之，乱象必出。”此言是也。特补充曰，上帝即道体的拟人化，宇宙万象为道体的现象，自然规律为道体的作用，因果律作为自然规律第一，堪称上帝的奇迹。对此奇迹，不少学派宗派都有所认知，然各有意必固我之蔽。唯儒家认知最为如理如实。

【半吊子好人】置身大恶社会，做好人就要做大好人，好到豪杰圣贤的程度。一般的好最没意思，最容易受伤受害。这种好，上既不配为正人君子，下又当不成邪恶之徒，不上不下，可谓半吊子好人和平庸之善。这种善，无智无勇，无力无术，拿不起放不下。故无足轻重，上上下下都不屑一顾。大难来时，既不足以自救，更不足以救人。

【最大希望在吾家】儒家就是中国最根本的希望所在。盖中国是儒家之体，儒家是中国之魂，儒家和中国的命运不仅密切相关，而且完全共同。儒家衰则中国败，儒家亡则中国亡，反掉儒家，不仅亡中国，而且亡天下。反过来，儒家复则中国兴。儒家复兴一分，中国就有一分希望；儒家复兴五分，中国就有五分希望；儒家飞龙在天，中国就有十分希望。儒家飞龙在天，就意味着王道政治的实现。这也是赶超美国霸道的唯一希望。

【王阳明下盘功夫不稳】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内圣外王统归于修身。在内圣领域，诚正为上达，即尊德性；格致为下学，即道问学，可称为内圣中的下盘功夫。陆王强调“尊德性”和“先立乎其大者”，于“道问学”有所轻忽，下学不足，即下盘功夫不稳，不如程朱踏实沉稳，稳扎稳打，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王文成格竹子不成，将内外兼顾并重的格致功夫收敛为格心意和致良知，将格致纳入了诚正的范畴，方法论、功夫论出偏明显。故于儒家，陆王只能是歧出。王文成虽然也辟佛道，但远不如程朱有力和到位，很多阳明后学变成儒佛道混为一团的杂家，肇端于此。佛道两家对程朱毫不认同且充满敌视，对王文成则不无认同，原因亦在此。佛道唯讲上达，不讲下学，也不讲外王，唯讲心性，与诚意正心两个条目依稀彷佛而已。

【儒门没有顿渐之别--答客】从容中道说：“朱子约略等于神秀，阳明、龙溪类似惠能。”类似说法，多人说过，说程朱是儒门渐派，陆王是儒门顿派。胡乱比拟，似是而非。禅宗可分顿渐，顿高于渐。儒家却无顿渐之别。儒家最重学习，信解行证和立乎其大，都建立在学而时习的基础上。孔子说“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云云既是自述一生道德进阶，也是为儒生指示学养次序。必须有志于学，才能立乎其大。下学上达是学儒唯一正道，唯一正确的方法论功夫论。有些人易学易懂，那是学者个人天赋异禀悟性高，并非儒门有顿教，并非轻视下学的理由。轻视下学，便是歧途，即使有得于道，所得毕竟有偏，不能允执厥中。陆王略逊于程朱在此。当然也不能过于否定。儒友杨一清对王文成就否定过度了。

【儒家有三律】儒家三律：自律，礼律，法律。法律民众，礼律官员，君子自律。官员自律能力强大当然最好。对于自律能力不强者，有礼律。官员严重非礼，可以削职为民。民众犯法，依法处罚。三律之下，秩序何愁不良好，自由何愁不健康。

【所知障论】中西诸子百家包括各种宗教，即使正学正教，也都会产生所知障。佛道和自由主义三家的所知障也很深重。所知成障，障就是一种遮蔽。《荀子解蔽》中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意谓庄子知天道却被天道遮蔽而不知人道。天道怎么会有蔽呢？因为庄子所知的天道是不完全的，是误认坤道为天道了。真正的天道是乾道和坤道的统一。也可以说，庄子蔽于坤而不知乾。上不知乾，下不知人，堪称学术半吊子。老庄、道家和佛教都是这样的半吊子。自由主义之蔽恰好与佛道相反，是蔽于人而不知天。立足人道却被人道遮蔽而不知天道。之所以被人道遮蔽，是因为对人道的认知有限，不识人之本性。古今中西所有学术中，唯儒家无蔽，不会产生所知障。

【聂圣哲之不错和大错】聂圣哲批判仇美仇日的思潮，不无道理，值得肯定。但他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严重错误。聂圣哲曾明确表示“崇洋媚外这个词必须正名”，‌在公开场合自我标榜为“美国养殖犬”与“美狗”‌表示“愿意当日军大佐”，并呼吁全国人民“都要崇洋媚外”。这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推崇西方文化‌的同时极力贬低和否定中华文化，称“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的”云。这些说法和观点都是错误的。仇美仇日固然反常，西方中心也非正常。正确的态度是，立足中华文化而以我为主，尊重西方文明并取其精华。

【耶教杂家和儒家神学】自由派中尊耶者众。尊耶有两种尊法，一种立足于自由主义而倾向耶教，一种以耶教为立足点和归宿处，成为神本主义。神本主义对儒家又有两种态度，一种坚决反对，一种有所尊重。杨鹏堪称后一种代表，可称为神本主义杂家。神本主义杂家和神本主义儒家，思想信仰上颇有共鸣共识。蒋庆倡人格天论，是神本主义儒家的代表。杨鹏新国学在转发《蒋庆：论语之“天”全为“人格之天”考》一文时“小编注”曰：“杨鹏先生与蒋庆先生是多年朋友，认为“人人皆天子”，对蒋庆先生以“圣人”为中心的等级性的“政治儒学”并不认同，但认同蒋庆先生对神性主宰之“天”的重新认识。杨鹏先生认为，蒋庆先生《<论语>之“天”全为“人格之天”考>》一文，是目前所见论证《论语》之天为人格神之天最完整的论述，应当向读友们推荐。”对于神本主义儒学和儒家神学，东海有大量旧作批判之，兹不赘。

【儒眼】耶教徒能够认同和享受民主自由，但没有追求民主自由的内驱力，即使原来曾经有，成为耶教徒后也会逐渐丧失，更会丧失对中国的民主事业的热情和兴趣。当年不少自由派加入耶教后纷纷淡出民主事业，原因在此。耶教徒是神本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者，疏离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和以中国为主的民主事业，是逻辑的必然。

【尔等不识性，何故乱翻案】性善论是儒门共识，四书五经和孔孟程朱完全一致，荀子异之，成为性恶论的代表性学者。关于荀子，小程子说：“荀子极偏駮，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可谓一言定案。后世虽有异议，只是少数学者个人偏见。现在很多人论及荀子，都喜欢自作聪明，自以为比小程子和历代儒家都高明，乱翻其案。荀子不识性,与小程子唱反调的学者，既不识荀子，亦不识性。

【宇宙生命第一律】中道因果律是宇宙生命的铁律，也是儒家经典的大律，具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性、绝对性和普适性。化用《中庸》的话说：儒家因果律，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如《大戴礼记》‌所说：“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因果律，于万物则培之覆之，于人类则福善祸淫。《中庸》说：“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三个必字下得非常坚定，意味着因果律不容置疑的绝对性。如果不信因果，或者半信半疑，就是不明儒理易理。朱子说：“盖善者蒙福，恶者受祸，理之常也。”视善恶报应为为人道常理。另外，《左传·隐公元年》中郑庄公评说共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云，也是对恶行必然招致自毁的因果法则的揭示‌。

【道高于君】有厅友将“道高于君”理解为“相权高于君王”，无知得可笑。孔子“以道事君”，孟子“民贵君轻”，“道高于势”，荀子“从道不从君”，董子“屈君以伸天”，赵普“道理最大”等等言论，都是道高于君的意思。其核心义是道统高于政统。这是王道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道统是中道传承谱系，无论政治怎么变，道统万古不易，允执厥中的中道道德原则和敬天保民的王道政治原则永远不变。论政治，道统高于政统；论个人，天爵高于人爵。将相公卿是人爵，皇帝天子也是人爵，故公羊学有“天子一爵论”。只要是人爵，就要接受道德的规范和礼法的约束。

【人不为己，何至于天诛地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论作何理解，此言都不合理。此言最早出自西晋高僧法护翻译的《佛说十善业道经》，原文为“人生为己，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里的为己指修为。后来有人从儒家的角度，将为己理解为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等同于孔子“古之学者为己”的为己。此语成为俗谚后，为己又被理解为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论怎样理解为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不成立。不修为、不修养自己不是罪恶，何至于天诛地灭？不自私自利则值得肯定。天诛地灭是大罪大恶。如果说，反人道者天诛地灭，就可以成立。

【君子天相】暴秦、洪杨和马帮，是反孔反儒最坚决、激烈、极端、暴虐的古今三股政治势力。事实上它们焚书则固然，坑儒则未能。它们所坑者，或有寂寂的小人儒，绝无赫赫的君子儒。君子大儒自有保身之明哲，天相之吉祥，非彼辈所能坑也。马帮自颜安开始，左派斗左派，左派斗右派，右派斗左派，右派斗右派，精英批精英，民众批精英，精英批民众，民众批民众，归根结底，无非马邦人内批内斗、自相残杀。哪有一个真正的儒家？只有半个儒家梁漱溟，虽受一点冲击，毕竟得以善终。此中有天意，非蟊氏手下留情也。即使是蟊氏留情，也是天意使然。

【历史眼】自孔孟始，被时代错过或者说错过其时代，往往是圣贤的宿命。即使是儒家王朝，圣贤亦不得大用。文成得小用，亦侥幸耳。孔孟之前不同，中道圣贤不为君则为相。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德位相称而为圣王。故《中庸》说：“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云，又说：“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论道德文明、政治文明及制度文明，前后三代对于仍有超历史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答客】潇湘厅友言：“说庄子近儒，前贤早就有此议论。朱子就说：庄子，不知他何所传授，却自见得道体。盖自孟子之后，荀卿诸公皆不能及。如说语道而非其序，非道也。此等议论甚好。度亦须承接得孔门之徒，源流有自。’再如章太炎，他认为庄子传自于颜氏之儒。”东海曰：庄子近儒论不成立。章太炎杂家妄语，不足取信。朱子语意，认为庄子于道有所得，这方面可能受过孔门之徒的传授或影响。此亦不足以说明庄子近儒。老庄有得乎道，东海亦尝屡言之。只是老庄所得是坤道，与吾儒所得乾坤并建而乾元挂帅之道大异其趣，庄子之道另有源流。说“度亦须承接得孔门之徒”应是朱子误度误判。

（义理争鸣三忌）义理争鸣有三忌。其一、忌动机猜测。例如，常有人在批判东海观点的时候说吾欲为帝王师、欲学洪秀全等等。其二、忌道德攻击。动辄将思想批评上升为道德批判乃至人身攻击，已经成为一大网络恶习。其三、忌泛泛论断。例如从容中道言:“东海只是死执朱子的分解，对宋明儒的整体脉络并不熟悉，对关键概念的不同使用也缺乏思想史的省察，每每削足适履。”这就是捕风捉影、毫无凭据的悬空妄断和贬低。而吾批评从容中道时，必引其言于前或附其言于后。

【何谓天人合一?】关于天人合一，几乎所有现代学者的诠释都不中肯。或许有中肯的，我未之见也。其它异端外道的解释更不正确。对于这个内圣学核心命题，唯有圣贤君子才能作出中肯正确的解释。‌张载《正蒙·乾称篇》‌：“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这里的诚就是指性与天道，致诚就是知性知天，与天合一。天人合一就是人之本性与天道的合一。每个人的本性就是天地之性，就是天道。所以本质上每个人都是天人合一的，只不过，不明本性则不能进入这个境界。进入这个境界就是圣贤境界，则亦无境无界。

【儒家和自由主义】在政治上，自由主义离儒家最近。盖王道学说以民为本，自由主义以人为本，两者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与其它神本主义、君本主义、党本主义、族本主义、国本主义区别都很明显。最好的政治是王道自由，立足儒家文化政治原则、吸收民主制度精华而成。自由派而反儒，既昧于儒家真相，亦不明自由主义真义，可谓一举两失。反孔反儒而追求自由，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莫此为甚。故吾再三警示，一个社会和国家，没有儒家或有机会自由化，反孔反儒则只能导致丛林化和监狱化。但反儒主义和极权主义无论怎样强大猖獗，没有希望没有未来。中国的未来属于儒家和自由。

【仁之义】仁字多义，其义多层。性为仁之体，情为仁之用。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和四端之心，都属于仁之用。注意，恻隐之心相对于其它三端更为根本，但仍然属于用的范畴。从容中道厅友多次将恻隐之心等同于本心本性，是性情不分和体用不分。吾尝有旧作批评之，兹不赘。注意，王阳明的良知和孟子的良知，同名而异义，含义不同。王阳明的良知是道体论。他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此良知就是形上之道体，与圣经的性与天道、昊天上帝异名同指。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里的良知与良能并列，都指人之本能，是道体之作用和形下之现象。两者是性情之别和体用之别。

【仁之端非仁之体--答客】从容中道说：“恻隐之心如果是无条件的，非要纳交于孺子之父母等，他就是绝对的，就与性天相通，就是本心即性。”东海答：恻隐之心是性天最根本的作用，理所当然与性天相通，但相通不等于相同。宇宙万象无不与天相通，七情六欲无不与性相通。恻隐之心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之端不等于仁之体是显而易见的。仁之端就是仁之用。恻指悲伤，隐指伤痛，恻隐即对他人不幸的悲悯同情。这是人性中最根本的情感，仍然属于习心习性的范畴。恻隐之心与其它三端之心都需要在实际生活中培养和扩充，才能明明德，成就仁德光明。

【心统性情论】心统性情，心指意识心即习心。意识本源于性，但通过人体生成，性又潜在其中。故人类意识心中有性有情，性体情用，是性情的统一体。情可以包括七情六欲。情欲中节合礼就合乎天理，情欲不合情理就属于人欲。浩然厅友言：“统如统帅，心统此二者，人以心为帅，酬酢万事，其用则是个情，情合于性则存天理，情不合性则生人欲。”此言亦颇明白。

【儒学就是意识形态—答客】从容中道说：“仁指人的真实性情，也指恻隐之心，儒家的本义，是顺承此性情而展开的一套学问，但后来一些人，包括东海，把这套学问意识形态化，落于名相之争，反失性情之正。”东海曰：似是而非。仁是个多义词，其义多层，最核心义是指性，天地之性和天命之性。性与情是体用关系。儒学即仁学，这一套学问就是意识形态。内圣学为道德意识形态，外王学为政治意识形态。把儒理儒学儒家真相和名相讲清楚，并非名相之争。而且，名实不二，儒家既重实亦重名，包括重视名相的训诂和名义的正确，历史上曾被称为名教。此非佛道两家和杂家所能正解也。

【从容中道没头脑--答客】从容中道说：“恻隐之心就是本心本性之朗现，舍此朗现而另寻一个本心本性，是义外之学。”东海曰：此言没错。从容中道的错误不在此，而在于将恻隐之心等同于本心本性。说阳光是太阳之朗现没错，但是，将阳光等同于太阳，就犯了体用不分的错误。如果说舍此朗现而另寻一个本心本性是义外之学，那么，将此朗现等同于本心本性，就是无体之学或蔽体之学。认用为体，无意中就遮蔽了心体性体。学问认错头脑，等于没有头脑。

【道器不二而有别--答客】从容中道说：“即用见体，没有离用之外的孤离之体。”又说：“你说某个恻隐之心当下的表现不足以尽性体之全可以，但不能说恻隐之心本身非性体，东海简别不明。”东海答：即用见体不是体用不分和等用为体。说恻隐之心是性体，就是等用为体。即使恻隐之心的表现足以尽性体之全，也不能说恻隐之心就是性体。虽然全体大用，用大体全，体用不二，但必须分别说。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不能因为道在器中，器中有道，道器不二，就道器不分，等器为道，就说成形而下者也是道。这还不明白，那真是猪脑袋了。

【击蒙】从容中道说：“体用之分是概念上有分，非于存在上有二，不是两重存有，东海每在关键处犯糊涂。”东海曰：这是将概念和存在、即名和实割裂开来了。体用不二，名和实都不二；体用有别，名和实都有别。如果等用为体，实践中难免蔽于用而不知体，蔽于情而不知性。这才是在关键处犯糊涂。

【妄议朱子太轻浮--击蒙】从容中道说：“朱子也是见道不明，才生出许多葛滕。既然是要究明吾心之全体大用，自有直接开发本心之方法，何必绕出去讲格物？所以象山讲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阳明讲致良知，当下认取，能直接趋向心体性体道体之超越性，再落下来作用于经验界，而不是拖带着经验界的驳杂去臆想超越之道体。”东海曰：自己见道不明，却来信口雌黄。孔子强调下学上达，格物致知就是下学。内而意识、外而政治，个人生命、人类社会，都是儒家当格之物。儒家义理包括道德真理和王道大义，圣经承载的内圣外王之学，都是历代圣王格物致知的伟大成果。故学习圣经也是下学，而且至关重要。所以在儒家，知识、智慧、道德一体贯通。下学义理就是上达性天的关键。陆王心学由于对下学重视不足，道问学不足，有违下学上达之圣训，学术品质逊于程朱理学。从容中道不知而装出一副知之的模样混扯儒学，妄议朱子，不难邀宠世俗，未免贻笑大方。

【道德观和四正道】东海有一个观点：所有思想文化体系中，道德正确者唯儒佛道和自由主义四家，所谓四正道。此说无愧正见和创见也。道德观根植于本体观和生命观。不同的文化体系包括思想、学术、宗教体系，本体观、生命观、道德观各不相同。例如，儒家是仁本主义，佛教是佛本主义，道家是道本主义，马家是物本主义，耶伊两教是神本主义，自由主义是人本主义等等。佛道两家有得于坤道，自由主义有得于人道，故各有正确性和可取性，可谓正而不中，不中而正。佛道之可取在个人修养，自由主义之可取在政治制度。儒家对于佛道和自由主义，既不宜过度抬举，又不可过度贬低，而应该坚持中道立场，实事求是、如理如实地评判之，非其非而是其是。

【宗教论】孟子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据此标准，所有宗教皆不仁。不过，各种宗教虽不符合仁义之道，品质亦有高低正邪之别。佛道耶伊四大宗教中，佛道耶皆可称为正教，佛教品质最高，道教次之，耶教最低。其实耶教处于正邪之间，可正可邪。政教合一则邪恶化，政教分离则可归正。在没有儒家的国家，耶教虽有弊端，不乏正面作用。另复须知，宗教若能有所儒化，品质就会有所上升。例如，明朝时伊教中出现了一批以儒理解释耶经的回儒，品质相当不错。故吾尝言，儒家化是耶教最佳乃至唯一的历史性出路。

【儒家的成功辉煌】常有人说，儒家浪费了两千多年的机会。东海曰，这是昧于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想当然。儒家没有浪费历史的机会，没有辜负历史的期望。在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儒家已经做得够好，力所能及地创造了传统中华举世无双的文明辉煌。钱穆说：“中国文化精神，扼要言之，厥为礼与仁，此二者皆由儒家发扬光大。”纵观史册，儒家精神深植于中华文明脉络。梁漱溟强调，儒家“以伦理组织社会”，使中国“数千年相承而不敝”，创造了独特的礼乐文明。可以说，儒家就是中华的文化支柱和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建设者和维护者。历史上绝大多数正人君子英雄豪杰，或出自儒家，或深受儒家滋养。注意，尧舜禹夏商周之文化、道德和政治，虽无儒家之名，却有儒家之实，本质上也是儒家的成果。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三代以降“道德政治之基础皆由儒家奠定”云。

【击蒙张鸣】张鸣有一段话颇有影响，甚至得到一些儒生的认同，其实似是而非。他说：“走向苦难的过程，不一定是悄无声息的，也有可能是载歌载舞的。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干坏事的人下场会很惨。惨不惨，要看是什么世道。世道不好，干坏事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干好事才会。”东海曰：这是以反常的现象来否定因果的本质。殊不知，世道不好不影响因果的公道。世道不好是共业不好，好人固然会受牵连，坏人自有恶果恶报。古往今来，所有邪恶势力的命运和下场，各有各的惨。另复须知，载歌载舞地走向苦难，不仅愚蠢无极限，本身就是干坏事。信奉邪说，支持邪路、赞美邪神、反对圣贤和认贼作父等等，都是背天逆理反人道的大坏事。

【学祸】绝大多数政治之祸，所有极权主义之祸，本质上都是学术之祸，简称学祸。这里的学术，泛指文化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例如，古代暴秦、洪杨之祸，西方纳粹、苏俄之祸，古今宗教神权之祸，无非学祸，邪说之祸。清初李顒说：“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这里的特指儒学儒术。仁义之道是否光大彰明，直接影响天下治乱。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序言中说：“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意谓自古以来，国家命运的兴衰明暗、人才的兴盛或凋零，表面体现在政治，而根本则在学术。在中国，仁义之道不明，歪理邪说就会趁虚而入，轻则污染思想道德，重则取儒家而代之，制造各种人道灾难。

【儒宪】礼以义起。在儒宪框架中，所有制度都要与时偕宜、因时制宜而符合时中原则，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军事制度在内所有制度，届时可由儒家群体提出方案，各界精英研究商榷，最后诉诸于全民票选。但儒宪也有不容商榷者，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十六字基本原则：敬天保民，以民为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二是以中道为主导思想，道统高于政统；三是选贤与能的选举制度，天爵决定人爵，立君以贤，选官以德；四是以儒学为第一学科，学而优则仕。上述四者确定不移，不必诉诸于民意。其它具体制度规范包括选举制度、教育制度的设置，皆可商榷。

【击蒙】三径松菊厅友特别擅于栽赃构陷。例如，到处讲东海主张独尊儒术、政教合一、复辟帝制等等，以此证明吾开历史倒车、搞极权主义，却故意忽略吾对独尊儒术、政教合一、皇帝君王、帝制王制、王道政治等等名相的诠解。这些名相概念，在儒家话语、中道文化和中华文明体系中，自有正确中肯的诠解，与极权主义格格不入。只要略读过东海有关文章，不至于不明白。此君号称熟读东海文章著作，若非虚言假话，就是故意装傻，刻意歪解。三径松菊厅友自称熟读东海文章，让吾想起反儒派不约而同的一个特征。百年来大多数反孔反儒的学者都喜欢自诩饱读儒家经典，或者摆出一副饱读的模样。其实，真正的饱读儒家经典，或者熟读其中一部，或者通读四书五经哪怕一遍，都不至于沦为反儒派和蒙启派。

【自由和秩序】很多貌似相反的东西，其实是相反相成、相互成就的，就像阴阳男女相互成就一样。自由和秩序就是这样的一对。自由必须有序，是有序的自由；秩序必须自由，是自由的秩序。两者缺一不可。缺了秩序，所谓自由就成了丛林化的自由，伪自由；缺了自由，所谓秩序就成了监狱化的秩序，恶秩序。而且伪自由的丛林最容易变成恶秩序的监狱。例如，春秋战国丛林化越来越严重，最后变成了暴秦之狱。历史之镜，不可不鉴。儒家在政治上为自由提供礼法双重保障，旨在追求自由和秩序的双优。比较而言，自由更为重要和根本，两者有主次之别。东海特将自由概念引入仁本主义体系成为核心词，讲王道时特别强调自由，原因在此。

【台湾】民主派无不赞美台湾。民主化之后的台湾确实不错，不过问题也很大，政治上依然残留民粹化、去儒化倾向。这两化倾向在蒋君晚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有所收敛，但随着民进党得势又严重起来了。这样的台湾，文明性、正义性和吉祥性就高不上去，自身既没有什么力量，又不易得到有力的支助。面对极权主义的巨大威胁，别说成为中华文化和文明的领航者，欲长久偏安孤岛而独善其身，亦大不易。三十多年来吾反对武统的态度始终一贯，但人微言轻，生怕自己和极少数有识之士挡不足武统的政治冲动和民族悲剧的发生。

【道家不能导出礼制是本体论的无能—答客】从容中道说：“道家由天道下贯于人事，但不必一定是周礼框架下的人事，东海义理不明，不知礼学模式无必然性。重视礼的实质是希望人类社会有秩序，周礼是一种秩序，西礼也是一种秩序，谁优谁劣，并无一定，孔子重视周礼，只是一种历史因缘，并非理之必然，讲礼其实是意在点出礼背后的仁。”又说：“其实儒家由人事上达天道，也要由后世儒者步步诠释，才得明朗。同样道家也可经由后人诠释，开发其由天道贯于人事的义理。但东海的态度是只许儒家作进一步的诠释，不容许他家做进一步的开发，这样才能把他家限定在某一特殊性中，利于其为各家排座次，才能由他当老大。”东海答：一团混搅。简答两点。其一、道家所得不是天道而是地道，其道虚静，不能下贯于人事，这是本体论的不能。如果有学者企图通过对道家义理进行重新诠释，让道家开出王道和礼制来，就必须改变道家的本体论。让道家之道从坤道虚静变成仁道乾健。其二、礼学模式无必然性，但礼的实质有必然性，礼的背后必须是仁，礼制必须依据于仁。也就是说，只有以仁为本的的道德和文化才能开出来礼制来。而道家是反对仁义礼的文化体系，若无洗心革面的本质改革，岂有制礼作乐的内圣功夫？

【不信因果非君子】不完全认同佛教的三世因果论，但完全认同佛教因果法则的客观性、不因个人信否而改变的观点，认同佛教对否定因果者的批判。《大般涅槃经》‌指出：“不信因果者，是为断见，如盲人执烛照暗，反烧其身。”将不信因果者称为一阐提，认为他们“断灭一切诸善根，本心不攀缘一切善法。”佛教认为不信因果会导致迷失方向、放纵行为和心灵不安，甚至承受严重的果报，甚至断灭善根。因果律也是儒理和核心。不信因果者，即使学儒，也成不了君子儒。在儒家经典中，因果律和量变质变律往往结合在一起。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积就是数量的积累。无论善恶言行，都有相应后果。即使小善小恶，不断积累起来，果报也会很大。2025/9/13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