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与信仰——提高国人的药方（最新版）

作者：樊迪

“天人合一”是中国式的哲学，被国人说成最高智慧。其实，“天人合一”表明中国人不会思维，不会观察、分析具体的事物，当然不会以理服人，只好拿“天”（最大的势力）来压服人。中国古人的什么“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圆地方，故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365日，人有365块骨头”；“地有12经水，人有12经脉”等等“天人合一”“天人对应”的荒谬说法，流行几千年，得不到批判和纠正。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也就是软件出了问题。中国“人生代代无穷已” ，硬件更新换代几百次了，然而软件依然如故。

比较一下中外的历史，只要正常人就会承认，中国比起希腊、罗马要黑暗很多。希腊人在公元前就一直思考人类建立政府的多种形式，如何建立陪审团，怎么警惕僭主政治，为何要实施民主；罗马人很早就注意到法律的来源最为重要，认识到暴君就是对国家本身的否定。中国人却自从秦始皇起，却把遵守统治者拍拍脑袋制定的律令，视为必须遵循的王法，甚至美化为“法治”。两千年来，越过越黑暗。

中国人如果一味地守旧、崇拜古人，是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已经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所证明。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中国人必须改变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首先是提高自己的思想、思维方面的素质，抓住两点：

第一，中国人必须通过真正的信仰建立起道德秩序。儒教不可能确立道德秩序，这已经为2000年的“独尊儒术”的政治实践所证明。为什么，因为儒教搞“父子相隐”，主张包庇犯了盗窃、杀人罪的亲属，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秩序。而基督教的“十诫”道德为整个社会秩序奠定了心灵基础。

第二个是通过逻辑学学习，在大脑中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避免胡搅蛮缠的感性思维和指鹿为马的丛林思维模式。

人类从原始社会一路走来，其本能思维中始终摆脱不了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丛林规则。鸡鸭猪狗羊都自然地实行血缘亲情，儒家孔丘却当做最伟大的发现，捧为国人生存最高纲领！生育，在动物都是不必言明的自然本能，孟轲当做大智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紧箍咒般一再提醒！还独尊，国人的眼界不低级，都不可能！大多数国人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中国文化是强调“孝亲”的立场文化，这就意味着立场高于真相、高于是非。当真相与立场不符的时候就通过造假来掩盖真相，真相将不复存在，正义将不复存在，于是就形成了阴谋与不择手段的丛林思维，只为打倒对手，于是就有义和团或红卫兵。丛林思维在中国表现为统治思维。简言之：你必须服从我！孔子曰“无违”。具体来说，就是掌权者唯我独尊，不受监督，颐指气使，胆大妄为，甚至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治思维的泛滥，让人失去安全感，让人在权力面前没有自我，没有自信，没有尊严，没有人格；久而久之，人们渐渐习惯了唯唯诺诺，习惯了点头哈腰，习惯了满脸谄媚，习惯了曲意奉迎……人性就扭曲为奴性或任性，因此离科学民主文明生活越来越远。

所以，国人学习非丛林的正确的思维形式规则——逻辑学尤为重要。

一，野夫说：“中国逻辑”是逻辑的天敌

易中天先生曾将“中国逻辑”归为三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

“中国逻辑”就是原始的丛林时代的帮派思维：只要是自家人，说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是自己仇恨、反对的人，说啥都不对。他不是反对你的意见，是反对你这个人。哪怕你跟他意见一致，他也要从动机、态度等方面，找你的茬。

野夫先生将“中国逻辑”归纳出5个特征：

中国逻辑的第一表征是国情论，即用国情为吾国的一切症结辩护，为一切罪孽洗白。江平先生说，30年前我们批判两个凡是，现在要批判两个谬论：稳定压倒一切，中国情况特殊论。中国自然有其国情、有其特色，这决定了我们不能教条化，不能奉行“拿来主义”。只是，中国的国情与特色，不该成为阻止我们“拿来”真理的借口，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讲，倘若真理不合国情，那么需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非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可惜，对中国逻辑的坚守者而言，这些话不大入耳。他们眼中，国情的阴霾，阻断了眺望真理的视线，只能惜取眼前物，国情——如贪腐、专权——即存在，存在即合理。

第二表征是辩证法。它与第一表征如胶似漆，互为表里。辩证法为国情论提供了论证的工具：哪怕国情再不好，辩证来看，总有好的一面。国情论则为辩证法制造了运行的语境。要言之，辩证法的作用，一是捣糨糊，二是遮羞布。它最大的害处，在于混淆了是非善恶，因为一旦辩证起来，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再如，用辩证法审视官员腐败，虽然违法，却润滑了科层制，提高了办事效率，并不全是坏事呢。

第三表征是诛心。即易中天所云“问动机，不问是非”——须知心之为心，动机之为动机，恰在于不可测问。当然这不是中国逻辑独有的病症，却在中国流毒尤烈。你批评一位名人，他的粉丝立即上前围攻，质问你什么动机，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机炒作，进而上升到人格问题、立场问题——凡事不论理性论人品，不论事实论立场，结果只能是各执己见，双方之间的裂缝越来越深，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微弱。

第四表征是牵强附会。以旧闻为例。据陈伯达秘书缪俊胜回忆，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厕所未标男女，其间陈伯达上厕所，出来碰到江青，江火了：“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解释，这里并未标示男女。“啊？你今天上我的厕所，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江青的不讲逻辑或“中国逻辑”，其一是霸道，将会议室厕所的主权纳入自己名下；其二是附会，将厕所与卧室等同，将“上我的厕所”与“闯我的卧室”混为一谈，事实上，厕所与卧室本不相干，“上错厕所”并不必然会导致“上错卧室”，二者之间不能递进，将它们强行牵连在一起，就打乱了逻辑的前提。

第五表征，是混淆（无限扩大）：从混淆公私，混淆道德与制度，到混淆是非，混淆善恶。譬如有人因私德不谨，曝光天下，其论敌就说：依你这德行，假如上台执政，必定是一大贪官、酷吏。这种论断常能蒙蔽一些受众。然而，稍加明辨，当可知贪官和酷吏，与其人的德行并无必然关系，而取决于制度的设计，公权力是否受到了制约。制度不改，谁上台都一样，君子执政，转眼便是小人。对道德与制度的混淆，可谓吾国的一大沉疴，导致我们的制度建设，屡入误区而不自知。

这五大表征，犹如五毒，身染其一，理智就受损伤。野夫强调，中国逻辑不是逻辑，而是逻辑的天敌——如今任何词语，只要加上“中国式”、“中国特色”的修饰，一瞬之间，即由褒义变成了贬义。

二，制度决定论不成立

野夫宣扬制度决定论，是错的。野夫说“制度不改，谁上台都一样，君子执政，转眼便是小人。”这句话也对，但需要深究一步——制度改了，是不是中国人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改过一次制度。刚开始，一派新气象，欣欣向荣；但是，仅仅几年，腐败混乱就滋生成癌了。

中国人在国外的社区，可以说政治制度变了，然而中国人犯罪率也是很高的。人一旦没有了信仰，再好的规则也会打折扣。《让中国式的聪明滚出中国》的文章，就揭露中国人在国外想方设法地钻制度的空子，占他人或社会便宜。香港最初的总督评价华人居民说：作为个人，他们的聪明才智一点儿也不比英国人差；但是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的道德败坏是欧洲人难以想象的。英国人所谓的道德，显然指的就是公共道德。你在你家，可能很讲道德，但在家之外，每个中国人都在算计他人，恨不得把别人坑死才算了事。所以按照欧洲人的道德观，中国人就是一个只会弱肉强食而没有德性的人。

国人道德败坏的原因是中国人只有唯物主义的利益追求，没有超越物质利益的精神追求和超越性的宗教信仰。易中天说：汉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汉族“没有创世神，就没有终极创造者，没有终极关怀，就没有彼岸概念，因此中国人无信仰”。因为中国自古实行祖先崇拜的宗法制，宗法制属于动物本能意识的强化，怎么会产生信仰文明？祖先崇拜是由泛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构成的。它把死人变成神，神也不过是死人而已。他们只对父母表示爱、感恩和畏惧，他们不知道天上的父，就是知道了，也毫无兴趣。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刘亚洲说：儒教道教佛教追求都是物质利益，儒教讲国泰民安，道教讲长生不老，佛教有送子观音；中国人信许多神，都是为了物质利益，并不是真信仰，必然导致价值虚无和道德败坏。西方基督教和日本神道教是真信仰，所以社会道德秩序井然。日本人在地震灾难面前，没人顺手牵羊哄抢物质；中国出个汽车事故，总有顺手牵羊哄抢物质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国民。

三，逻辑与信仰——提高国人素质的药方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看是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中国从1840年以来就是走捷径，不搞实质性的文化、政治改革，只搞花架子的经济改革，结果是全民腐败，陷入了绝境。

中国要改变人心，第一个是通过真的宗教信仰建立起道德秩序。

为什么需要宗教？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具有理性意识的精神贵族，而宗教就是精神贫民所须要的。精神贫民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去理解和发展自然哲学和理性，所以他们需要别人的经验和教育。而宗教刚好填补了精神贫民的精神空缺和需要。宗教就像一种被精心调制的精神快餐。精神贫民从宗教中获得精神安宁、精神寄托和心灵安全。人们在宗教信仰的指导下才能建立起牢固道德秩序。

儒教不可能确立道德秩序，这已经为2000多年的“独尊儒术”的政治实践所证明。为什么，因为儒教搞“父子相隐”而且主张为了孝道应该包庇犯了盗窃、杀人罪的亲属，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秩序。儒学所构建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的社会，它从未认识到个人的权利，儒学所构建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的社会，它从未认识到个人的权利。儒教与保护人权的民主宪政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儒学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史，就是一部中国的"窝里斗”史，没有任何荣耀可言。而基督教的“十诫”为全社会秩序奠定了心灵基础。

现代西方文明在当前占据优势的主要原因是具有普世的宗教信仰。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说：“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美国民主制度要生存下来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古希腊或雅典民主只能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主要原因。哲人苏格拉底就是丧生在这群亨有投票权的自由民之手。故现代民主宪政的两个主要思想乃来自基督教：一是法律必须体现正义和公平，即上帝的公义和摩西十戒（上帝为以色列人立的法，也是为人类立的法）；二是生而人人平等的原则。没有这来自基督教的思想，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就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有现代与尊重和保护人权相结合的民主宪政制度。故基督教乃是一切人类现代文明的主流文化或宗教信仰，这是其它任何文化或宗教都无法超越和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