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批判
余东海
赞颂和学习马恩，在中国早已习以为常。不仅学界、政界、教育界“三界精英”，国学乃至儒学界也有一些人对马恩苟同苟誉。
或认为马恩“思考和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那样宏大深刻的命题”云云。确实，马恩思考的问题很宏大，但与深刻无缘，对各种哲学、政治、经济问题和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都提供了偏激错误的答案，误导天下，遗祸人类，莫其为甚。
《中庸》学习五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马恩博学，然无缘于中华文化，所学非正学正道，对于人类种种问题问之不审，思之不慎，辨之不明，提供的答案、得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思想理论错漏百出，实践结果尸山血海，罪恶累累。
不仅政治经济学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谬论，马恩的唯物主义信仰及唯物主义辩证法、共产主义理想、民主平等主义等等，无不错误。
唯物主义世界观，势必导致物质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陷入物质迷思而不能自拔。物本主义者最容易物化非人化，最容易堕落为利益主义、利己主义、极权主义、极端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称物本主义者为拜物教徒，既形象又如实。姑不论拜天拜佛拜父母，就是拜神拜鬼拜明星，也比拜物强啊。
将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比附混同，是持续百余年的一大误会。两者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追求宗旨、价值标准、道德要求、制度路径皆格格不入，毫无可比性。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依托于物本哲学、党本政治、公有经济；大同理想建基于仁本原则、民本政治、民有经济。前者共有于产后者同归于仁，前者空幻后者真实。
共产主义只是昧心人的空想。包括马恩列斯在内的马家都是昧心人，昧于性与天道，昧了天理良知，故错把现象看成本质，错把物质当作第一性，陷在物质的迷思里，一切围绕着物和产转。以无产有产分阶级和敌我，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以共产为理想，无不散发着昧心人低劣伧俗的臭味。
唯物主义辩证法并非真正的辩证法（详见《仁本主义论集》一书《仁本主义辩证法》一篇）它不仅方便乡愿和折中主义者折中是非善恶，而且方便邪恶势力施展乾坤大挪移功夫，颠倒正邪黑白。
最典型的观点是，把恶当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样一来，罪恶就获得了正面的价值和功能。这等于为各种反正义、反人道、反人类恶行发放了通行证，一切不可收拾。关此，我有《马恩,给罪恶披上了华丽的外衣》一文予以批判。
马恩所谓的的民主平等，是民粹化的民主平等，没有人权法治的保障，没有自由挂帅，与自由主义的民主平等价值观格格不入。因此，马家倡导、强调民主平等，建设起来的制度确是最不平等、最极权的。民主平等有其适用范畴，不能扩大化，不能一切诉诸于民主和民意，不能追求结果的平等、财富的平均及无差等的爱，否则就会沦为民主主义平等主义，与民主平等背道而驰，与极权暴政相反相成。
儒家爱有差等，马家害有差等。它害家人害亲属害战友害部属害信徒害国民，其危害性和暴恐性，自亲及疏、自近及远、无孔不入地扩散，笼罩其政治势力及思想影响所及之范围。
或谓马主义的灵魂是捍卫自由。这是巨大的误读，彻底的颠倒。马克思确实反对过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令，说过几句关于自由的好话。然复须知，自由需要相应的哲学背景、政治道德的支持和政治经济制度的保障，马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都是与自由相悖的。
马家的政治经济学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极权暴政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武器；马家辩证法则为现代乡愿和邪恶辩护士提供了最好的思想工具。马家知识分子即使偶尔支持正确、正义，也会同时为谬误、邪恶辩护。比如，支持儒学时又为马学辩护，支持废除计生时为计生的正当性辩护。
古来邪说灾祸天下，根本原因不外乎二：既让愚人获得一时方便和眼前利益，又为奸恶之徒、野心之家提供堂皇的理论冠冕和道义旗帜，外以欺人，煽愚民之情；内以自欺，安自己之心。马恩思想集民粹主义与极权主义之大成，极其反常却颇有号召力欺骗性，原因在此。
王船山说：“无一时之宜，不足以陷愚人；无大义之托，不足以成忍人。是以君子恶佞，恐其乱义也。”论一时之宜和大义之托，没有比马恩思想更厉害的了。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既有利益诱惑，又有荣誉刺激，还有大义号召，让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情不自禁，何况广大愚民，故特别合乎那个民粹主义高涨时代的社会需求。于是，从打土豪分田地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恶行暴行，都能得到大量国民如疯似狂的支持和参与。
王船山又说：“仁非博爱之谓也。微言绝，大义隐，以博爱言仁，而儒乱于墨。墨氏之仁，妇姑之仁也。于是而宋钘、惠施之徒，炫之而为止攻善救之说，以狐媚愚氓而益其乱。”在狐媚愚氓方面，马恩列斯们岂是宋钘惠施辈所能望尘的。马列不仅狐媚愚民，且最善于逢民之恶，深度激发民之恶习，高度逢迎民之邪欲。
因此，在建立正知正见和君子人格之前读马家著作，很容易思想污染、头脑中毒。东海当年就颇中马恩的毒。好在我颇有国学根基又深受西学影响，终于自我去毒，归正皈儒。注意，佛道和西学固非中道，但有一定的道德真理性和政治正义性， 对于我消除马恩毛鲁之毒大有帮助。
盗贼都是灾星，极权主义文化、政治巨头都是大盗大灾星，都是以害人始、以害己终的。恶必愚，恶必苦，这是因果的必然。马恩列斯及其集团中人，绝大多数命运恶劣、下场悲惨，足以证明因果不昧；大恶天诛，大恶无后，快则即身而绝，慢则三代必绝。马恩列斯波们全都绝后，此亦足以反证它们的邪恶。
马恩虽无缘于政治实践，却是马家极权主义理论的大宗师和暴君暴政的培训师，逢君之恶其罪大，故亦享受与暴君一样的待遇。
或谓罪恶分子也有人丁兴旺的。没错，但罪恶深重者，必然兴旺不久，生养最多也没用。秦始皇子女三十多，儿子二十多，全部死于胡亥、赵高合谋，胡亥与所有皇族又灭于项羽之手。罪恶分子而子孙绵绵，只有两种原因：一是世人看朱成碧、看善成恶了，二是其人必有不为世俗所知的大阴德。
知识分子最容易祸从口出。诋毁正理正义，或与正人为敌；鼓吹邪说谬论，或者为之辩护，都是有恶业和恶果恶报的，不仅无知无耻而已。反儒派和马列派，个人和家庭命运特别恶劣，根本原因在此。即使本来命运不错，也会迅速恶化，毁家绝后。马恩就是典型的例子。
从善如流，善恶有别；海纳百川，清浊有别。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孟子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谈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我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比起鸟兽杨墨来，马列邪恶万倍，岂止道不同而已？
唯仁者能恶人。在现中国，马恩应该成为仁者第一憎恶、批判的对象。能言距马恩者，圣人之徒也。东海在《儒钟响起----我的中国梦》一书（待出版）的《辟邪篇》中对马恩们有严厉深入的批判。作为孔孟之徒，这是我当仁不让、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和历史责任。2018-9-25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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