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江山如此多妖——东海随笔之十八/余东海

知道一般改开无用，寄望制度结构改革，这是制度决定论。知道制度的重要性，不错；仅仅着眼于制度，不行。这种人比上不足，昧于文化；比下有余，不算愚蠢，初步脱愚了。说好听点，可称为准智者。

唯智者知道文化对制度的决定性。要彻底改制变法，建立良制良法，就必须从文化层面入手，彻底抛弃原有意识形态，重新选择主体文化和立国思想。选择儒学则可建立王道宪政，选择西学则可建立民主宪政。

超级蠢主要集中于底层，一二级蠢和准智者分布于各阶层。智者寥寥，集中于儒群。故日前鲍君鹏山认为国学圈整体智商明显低于其他群体，我不认同，至少这个结论不适用于儒学圈。就凭东海和鲍君两个在，儒学圈整体智商就明显高于其他群体，何况还有我心目中的好汉十八条呢。2019-11-22

或许有些人生来就君子，但大多数君子都是从小人成长起来的，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从小无缘接受良好教育，连基本礼仪都不懂，遑论五常五伦。故犯过不少错误，走了不少弯路。回首生平，惭惶不已，好在没有作恶犯罪而走上邪路不归路，这又是值得庆幸的。

最值得庆幸的是，在无数歧途岔路中居然走上了仁义之道。自题联曰：学术三迁皈孔孟，江湖百炼见精刚。始而好道学，继而好佛学，继而研西学，最后归儒，此谓学术三迁皈孔孟。下联谓半世江湖，饱经磨难，道德更加精刚。精刚，精微刚强。扬雄《甘泉赋》：“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2019-11-22

《九州缥缈录》中那个天子，虽然也想做个好皇帝，但无德无智只有小聪明，做出来的事，又蠢又恶，害人害己。为了江山社稷，居然弑师杀友。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实乃人生大不幸。

这让我想起江湖时期听闻的一句话：“你若优秀，进了监狱也是老大；你若无能，当了天子也是傀儡。”无能必然无智，无能无智，纵然有德也有限，不正不大。无德之人，纵然有智也是邪智，做不成正事；纵然有能也很有限，做不成好事。

剧中雷碧成，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草菅人命，但擅于秘术，很有能力，很能蛊惑人心。唯吕归尘不受蛊惑，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无论什么样的大业，都不能牺牲无辜的人。”

然哉然哉，这就是儒家精神。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否牺牲、杀害无辜的人，是辨别一个人、一股势力、一种事业的正邪善恶的第一标准。

剧中有言：“人人都觊觎之物便是不祥之物”云。没错，器物如此，财富权力更是如此。因此立德最重要，美器美物大财大权，皆须厚德以之。其次，对于手中的器物财权要用得对，用得好，以之为积德的工具。德不嫌多，多多益善；德不嫌大，越多越好。

至于积德的方法，无数无量因人而异，概括起来无非正言正行善言善行。正言善言以传道之言为最，正行善行以行道之行为最。能传道行道，即圣贤君子，道德莫大焉，吉祥莫大焉。2019-8-8微博，整理于2019-11-22

耶教教皇大格里高利有一句名言：“好的统治者是上帝对好的民族的奖赏，而邪恶的统治者是上帝对邪恶的民族的惩罚。无论统治者好坏，他都应当得到尊重，因其权威来自上帝。”我不认同君权神授论，不认同这句名言的后半句，但前半句让我心有戚戚焉，与一条东海律“极权政治是对邪恶社会的惩罚”异曲同工。

我多次强调，在反儒社会，正人君子、正义力量都会被淘汰，最后成功的只能是最邪恶的势力，反儒社会最为反常、颠倒、邪恶和逆淘汰故。极权暴政是反儒社会生铁铸定般难以摆脱的恶报！我在随笔《恶性与奴性成正比》中指出：“刁民暴民是极权主义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一个社会，民德民智越低，刁民暴民越多，极权主义学说就越容易泛滥，极权主义事业就越容易壮大、成功和延续。”2019-11-22

“现在的国学，学的是好多已经被历史检验过的、不足以救中国的东西，也没有特别大的害处，只是放在这儿不合适，碍事，没有什么用。不要去迷信，说靠那个就可以振兴中华，世界天下一家。我们必须要认同人家的价值观，而且要和国外多文化交流。”

这段话足以说明流先生是国学外行。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五常道。这是中华特色的五个价值观，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检验，缔造了远超西方的中华文明的辉煌。比起“人家的价值观”，其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和重要性，只高不低。坚持我们的价值观与“认同人家的价值观”并“和国外多文化交流”亦毫无矛盾。

对于个人、国家和天下，没有比五常道更重要的道了。儒学足以道援天下，岂仅足以救中国而已。“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理念就出自《礼运》，这个理念的依据就是“性与天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2019-11-24

这个问题近日颇火：美术馆着火了，你是救名画还是救猫？选择救画者受到冷血无情、轻视生命、重物拜物等等批评。

殊不知，虽然都是生命，猫与人终究有着本质区别。立足于人本立场，名画的价值显然高于一只猫。危险时刻，救人是必须的，救猫、救畜生则非必须。为了救名画而放弃猫，合情合理合礼合乎人道之常。主张放弃名画而救猫的，若非糊涂虫傻瓜蛋，就是伪君子矫情派。2019-11-25

元士言：“正直而无礼的人，离君子只有一步之遥（如子路）；有礼而不正直的人，与君子根本不在一个世界。那是终身无望，绝无可能的。”

此言甚是。有讲理而不讲礼者，有讲礼而不讲理者。二选一，我选择前者。讲理是最重要的。只要讲理，一切好说。当然，这里的讲理，讲的是正理真理易理天理，是道德、政治之大理，可不是世俗东家长西家短的鸡毛蒜皮。

讲理讲到一定程度，不难明礼。何况，讲理讲到高处大处，冷嘲热讽，狮吼棒喝，斥魔骂鬼，无非大仁大爱。颜常山骂贼之舌，段秀实击贼之笏，貌似无礼，恰恰最符合礼的精神。大礼不辞小让，大理不拘小礼，此之谓也。2019-11-25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和经济的改变。”说得对。人心，包括思想观点和道德品质，这是大国崛起最重要、最关键的基础。没有人心的改变，政治制度的改变、器物和经济的改变的难乎其难或极易出错。

但福泽谕吉没有说明，人心的改变如何可能？什么最能引起人心的改变？非文化莫属也。在邪恶文化之下试图改良人心，无异逆水行舟，难如登天。故准确的说法是，一个民族要崛起，第一是文化的改变。如果主体文化不好，那就改成好和最好的文化；如果主体文化本来最好，那就要加强实践，把文化落到政治、制度、教育的实处。2019-11-25

曾有人问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对方可能希望我说说外敌，我的回答是：极权主义。这是中国最大的灾星和国耻，大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罪孽之深重，压迫奴役之沉重，人道灾难之深重，无不拜其所赐。

阻碍中国进步和正常化的拦路虎有三：一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即占据宪位的马学；二是极权主义政治精英、即特权利益集团；三是极权主义文化教育精英、即拜物崇马的知识群体。这些都是极权政治、制度模式得以坚持和延续的力量。

本来有个遍布各界的反儒群体，也是一大拦路虎，现在已经不成气候，这一点还是要感谢習的。这头猖獗百余年的拦路虎，其五反能量之巨大，与其它三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反儒为极权主义创造了最好的思想道德氛围和政治社会基础故。X名义性的、有限的尊儒，取缔了反儒之政治正确性，为儒家回归提供了一定的便利。2019-11-25

我特别能体谅体制内人及马邦人的难处，劝谏、异议、反对都太难了。但是有一条“三不”底线，是任何人都不难守住的，那就是不主动逢党之恶、不主动支持政暴。孔子说具臣的特点是“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这个标准对于马人来说太高了。但是，不要积极主动支持陆党，喊打喊杀，主动出恶谋划毒策，总是可以做到的吧。

渔人事件责任完全在港府和陆党。其起因是港府的送中，这是港府对一国的谄媚和对渔制的侵犯。盖大陆非法治，按基本法是不必送中的。绝大多数渔人的抗争是为了维护渔制，维护渔港的人权自由，也是维护基本法的尊严。港独是极少数。

渔港回归以来，陆党不守承诺，试图通过各种手段以一国侵蚀两制，这是导致渔人反感和抗争的根本原因。大陆制度法律之恶，天下人所共知；没有人权自由之苦，陆人已经饱尝。凡是正人正常人，四心未泯者，将心比心，不难理解渔人的恐惧和愤怒。纵然不敢公开支持，岂忍落井下石哉？

今天看海外消息，渔网中泛民派与建制派比例，原来是三比七，而今倒过来了，泛民派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夺得超过七成议席。虽然建制派明目张胆地搞了很多地下动作，无法避免崩盘式的惨败。这是民意相当自由的表达，这是颇为真实的民意，也是天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遥遥地祝福渔港和渔人。2019-11-25

虵蜖主义道路，既与民主政治、西方文明格格不入，也与王道政治、中华文明背道而驰。坚持虵蜖主义，就是与二十四字价值观为敌，就是坚持做三种人：奴隶主、奴才和奴隶。因为虵蜖主义国家只有这三种人。要么奴役人民，要么帮着奴役人民，要么被奴役。

因此，坚持、支持、赞美、信奉虵蜖主义的人民，最容易沦为被奴役者。注意，被奴役群体固然苦难深重，奴役和帮助奴役的群体，同样后患无穷恶报惨重。东海早有一律：歌颂禽兽最容易变成禽兽，信仰魔鬼最容易死于魔鬼，崇拜盗贼最容易毁于盗贼。

类似定律我已重复多次，兹再重复一遍。希望三帮分子及早回头寻岸，消除罪业；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珍重自己的口，慎重自己的信仰和崇拜。如此方有希望摆脱极权和厄运，获得自由和新生。2019-11-25

左宗棠尝言：“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这里的学术特指儒术、即儒学、经学。左宗棠认为，咸同年间天下动乱，其根本原因是学者们专务训诂不修儒学，“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本原之学即经学。

现在不是不修儒学，而是为政为师都修马学、马家经学。东海学舌曰：中国之坏由于吏治败坏，吏治败坏由于人才败坏，人才败坏，由于人心邪恶，此则专讲马术所致也。专讲马术比起专务训诂，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语。专务训诂者最多不过书呆子、伪君子而已，专讲马术必成拜物教徒、奸邪盗贼！

江湖流行两句话：一、从黄埔军校出来的人很会打仗，从党校出来的人很会贪腐；二、党校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学府。妇孺皆知两句都是实在话。仅此二语足以证明三点：一、马学教育不行，不能培养清官廉吏正人君子，最能培养贪官恶吏犯罪分子；二、足以证明马家政治不行，意识形态非正义，干部队伍非正常；三、足以证明坚持马路者不行，要么别有用心，要么非正人正常人。只要是正人正常人，必不敢、不愿不屑坚持这样的邪路，必会努力改邪归正。

马术不贬，国难未已；儒术不尊，中华难起。去马尊儒，当务之急。救民救国，非此不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是东海撕心裂肺的呼吁，是对体制内外、国内外正人义士剖肝输胆的提醒！

裂石撕天狮子吼，诛仙杀佛老婆心。这是东海一副自题联。狮吼，婆心，杀佛，都是禅宗名相，表达的则是儒家的理义和心愿。上联自喻阐说仁本主义大法时大无畏的勇猛神威，下联意谓东海对佛道两家的批判，是因为老婆心切，是为了明人道之正义，明真理于天下，道援祖国和天下。谨以此与同道们共勉。2019-11-26

学佛一知半解或走火入魔，容易正邪善恶混淆，敌我恩仇不分，动辄感恩疾病、感恩灾难、感恩恶人云云。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东海问：感恩邪恶，何以对待正人善士，又怎么对得起那些为了追求正义、维护善良而奉献牺牲的仁人义士？邪恶亦值得感恩，追求正义又有什么意义？

泛泛地说感恩逆境、困难和灾祸，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乐观情绪和豪杰精神，当然没问题。东海就说过，感谢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史无前例的邪恶让我的此生精彩无限，让我的生命光明无量。

但对邪恶人物和势力，无论如何不宜真的表示感谢，连原谅二字也须慎言。只有得到相应的惩罚之后，它们才有资格得到原谅。罪恶必须得到相应的惩罚，否则就不能维护公正、保护善良和伸张正义。儒家倡导的义刑义杀义战，就是用于惩恶罚罪的手段。以生道杀人，此之谓也。余东海作于2018-4，定稿于2019-11-26

主权高于人权，是国家主义的观点，并不符合马学原教旨。马学认为，国家是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产物。故强调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马帮倡导主权高于人权，是国际主义追求失败的迫不得已，属于修正主义，试图把主权当成挡箭牌，阻挠国际社会对其侵犯、剥夺人权的暴政进行正义干涉。

在主权和国家的名义下，防民之口的监控力无所不在，防民之眼的防火墙高高耸立，以言治罪的文字狱层出不穷，无数以民为奴、以民为敌的罪恶无休无止地发生着。大量罪恶是政策性、法律性、制度性的。

把人权问题视为内政是反人道的。人权不是内政，不是党事国事而是天下事，与全人类息息相关的天下最大的问题。剥夺人权，就是不把人当人看。剥夺一个人的人权，就是对人类的侮辱，就是全人类的耻辱。维护人权，人人有责，匹夫有责。人权之敌即人性之敌、人道之敌、人民之敌、人类之敌！

在人权问题上，儒家完全认同现代文明的人权高于主权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稷代表国家，君代表政府。这句话翻译为现代话语，即人民最大，国家次之，政府为轻。也可以说，人权第一，主权第二，领导权或政府权力第三。

人民为本为主为根本价值，国家、政府和领导为末为客为工具价值。建设政治和制度文明，引导精神和物质文明，维护人民的权利利益，提升人民的平安福祉，是国家、政府和领导存在的价值所在。2019-11-27

马学虽然大杂烩，但其核心思想却是自圆其说而一以贯之的，其唯物主义哲学、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理想一以贯之。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以物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观、历史观和共产理想，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党主制和公有制。这些核心内容注定了马学的性质是现代极权主义。

由于辅之以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集体主义等等民粹主义思想，对于愚民刁民暴民和反孔反儒的愚知，特别具有欺骗性煽动性。

儒马之所以冰炭不同炉，是因为两者存在着三大矛盾：在哲学上，儒家仁本，马家物本；在政治上，儒家民本，马家党本；在经济上，儒家私有，马家公有。这四大矛盾具有根本性和不可调和性。注意，很多人将共产理想与大同理想相提并论，殊不知两者的区别是原则性的。儒家追求的大同，是同道同仁，是仁本主义理想，而共产主义是物质主义理想，围绕物产做文章，纯属自欺欺人的伪理想。2019-11-27

马克思认为：“国家就是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形式的暴力。”这个定义大错特错。有儒者称：“国家是超越性的神圣存在”云，也不准确。果真如此，则国家一兴便只能永存不亡了。这个观点有违民本原则和王道精神，可归诸国家主义。

闻仁者爱人，不闻仁者爱国。仁者爱人这句圣言可引申出三层义：一、真仁者必须爱人，必然爱人；二、唯仁者才能正确地爱人，爱人须求仁，爱本之于仁；三、大爱无疆，但必须以人为本。爱人，表现在政治上就是爱民，即政治上以民为本。

仁者爱人，先人后物，物为人所用，物的价值依附于人；仁政爱民，先民后国，国为民而立，国的价值依据于民。这是儒家两大要旨。

在国际法上，国家实体必须具有人民、领土、政府、主权四个条件。人民是核心，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依。国家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意义。真正爱民和民本，必须要有相应的文化背景、道德根基、价值支持和制度保障，保障民本思想和爱民精神落到实处，维护人权、民权又是最基本的。

真正民本，就不能将家族、种族、民族、国家、社会等各种形式的“集体”神圣化主义化。在各种集体主义极权主义思想、政治和制度框架下谈爱民和民本，纯属巧言令色欺世盗名。余东海初作于2018-8，定稿于2019-11-27

《猎场》系列都市剧融入了一些儒家道德元素，强调做人做事的信实、真诚，值得一看。胡歌扮演的的主人公郑秋冬与罗伊人相爱，却因为种种原因，总是阴差阳错，有缘无分，令人为之遗憾和伤感。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自身。重外轻内、重物轻情是世俗流行病。他们相对真诚一点，本质上终究未能免俗。

《猎场》中的罗伊人，容貌一般而气质超群，因为有淑女范，温文尔雅，温柔敦厚，随缘乐助。只不过，这样的贤良淑女，离不开相当的传统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非现代教育所能提供，更非唯物教育所能。剧中罗伊人并无传统教育和家庭背景，无仁可依无艺可游，不知其贤淑从何而来。

君子淑女，必须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无仁可依、无艺可游者，精神空虚无所寄托，不可能真正贤淑起来。心灵这块阵地，正理正义不去占领，各种邪知邪见就会去占领；仁本主义不去占领，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及其它各种不仁不义反仁义的东西就会去占领。真正的君子淑女，只能出自儒门，出自仁本主义道路。

郑秋冬罗伊人，有一定的责任感正义感，比一般小人正派、正义、优雅、优秀得多，可称为小人之优。然依据中华标准，他们用情虽真而不专不深，品格不坏又身为物役，男非君子女非淑女，他们的感情悲剧和人生麻烦都是自找的。

真正的高道德有赖于高优文化的指导培养熏陶。例如，做父母的都盼望儿女孝顺，对儿女从小就絮絮叨叨教孝教顺，但往往事与愿违，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教育”没有相应的文化配合。小人不懂孝道，往往不孝，或者伪而不真，或者真而不正---自以为孝其实大不孝，据说监狱中不少人喜欢以孝子自诩。初作于2017-11，定稿于2019-11-28

贫贱与富贵相对，这里的贱指地位卑下。贫贱可耻，富贵光荣，这是人世常态。在正常社会，财富权位可以锦上添花，让平安的更平安，让强大的更强大，让光荣的更光荣。然不可一概而论。

在反常、逆淘社会，财富权位往往不可欲，不仅无平安光荣可言，反而意味着危险、弱小和耻辱。有一句名言：“蚂国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当然，不排除有极少数通过正当途径而致富，取之有道，用之有道。这种人的命运就会较好，与绝大多数富贵人家不同。）

其实蚂帮官员何尝不是如此？关于党官一有一句名言：“蚂校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学府。”如此富贵，可耻莫甚焉。这些人和势力的强大，也是伪强大，或者畜生的强大，越强大，越该被宰，越会被宰。

贫贱是光荣还是可耻？答案不言自明。其实这个问题，孔子早已作了圆满的回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在文明社会，贫贱是可耻的；在无道之国，富贵是可耻的。

孔子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礼记•中庸》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这就是儒家对待贫富贵贱的基本态度。2019-11-27

有四种政治模式：王道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极权主义。与之相对应的是四种社会状态：德治社会最优，法治社会次优，丛林社会极坏，监狱社会最坏。在极权社会，人民最受压剥奴役，最无人格尊严人权自由，生命财产最无保障，最多浪费，贫富贵贱最为悬殊。

春秋战国是丛林化过程，秦朝是监狱化，汉朝是德治化。暴秦的统一就是极权主义的统一，监狱式的统一，远不如丛林社会。这种建立在暴力欺诈基础上的统一没有可持续性，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强力维持。维持越持久，政治危害越深重，人民苦难越惨重，社会恶果越严重，崩溃代价越沉重。

有这么一个选择题：如果可以选择，在以下三个时代，你会为自己或会为子孙后代选择哪个时代生活：战国，秦朝，汉朝。我相信，最多人会选择汉朝，有些人会选择战国，没有人会选择秦朝。丛林的自由虽然不好，不是真自由，但仍然远远好于没有自由只有秩序的极权社会。大多数人宁愿置身丛林也不愿坐牢也。

当然，反对极权主义并非要把社会变成丛林，就像反抗暴秦不是为了退回战国一样。反对极权，是为了把人民、社会和国家从暴政恶制的魔爪下拯救出来，让社会自由化，让国家正常化，让人民幸福化。王道社会最优，自由社会次优。在极权之下，两种追求大方向一致。

或为苏联的俄罗斯化痛心，殊不知，俄罗斯各国虽然问题重重，其人民的幸福度远远高于前苏联时代，让俄罗斯各国人民自由选择，相信没有人愿意重做苏联人。何况，极权消失之后未必俄罗斯化，美化即自由化的可能性更高，汉化即王道化的可能性最高。因为儒家回来了，王道化是中国历史大趋势。

对于广大弱势群体来说，暴秦的消亡，就意味着从空前沉重的压迫奴役之下解脱出来，无论汉化美化俄罗斯化，都只会富裕化幸福化。2019-11-28

汉承秦制、汉袭秦法、汉化即法制化之类观点很流行，其实有误。准确的说法是，汉初废秦苛法，法律由繁入简、由苛转轻，逐渐儒化。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实质上废除了秦法。

汉朝建立后，刘邦因“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遂命丞相萧何制定汉律。萧何定《九章律》时，确实沿袭了秦律某些条款，如夷三族、妖言令、挟书律等恶法，但很快就被吕后废除了。文帝时又下令废除了周秦时期广泛使用的肉刑。景帝继位后重定律令，对肉刑制度作进一步改革。

如果说汉承秦制，郡县制倒确为汉所继承。此制并非法家禁脔，可以姓法，也可以姓儒。文化不同，作用便异。关于文化，汉初儒家虽无主导地位，但也颇受重视，堪称儒道并重。详见东海《汉初政治论---准儒家时代》。汉武独尊儒术，政治完全儒化。历史上汉化遂与儒化同义。2019-11-28

民主有效也有限。民主国家，有的很发达，有的一般化，有的很糟糕。尤其是流行极端主义宗教的国家，民主化未必文明化，反而容易添乱，其所建成的民主制度品质低下，容易反复。土耳其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个所谓的共和国，过去半个多世纪有两多：政变多，货币危机多。西式民主救不了土耳其。

伊教国家无论是否民主化，都必然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深重，民主也难以健全，容易反复。这是伊教的本质所决定的，除非它们能够进行脱胎换骨的宗教改革，从经典上去极端化。

伊教占据上风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无可救药，是因为伊教具有强烈的、绝对的排他性，与所有文化体系都无法和平共处，与所有文明模式都不能和谐融入。建立政教合一的、执行沙里亚法的宗教之国，是它们勃勃不容已、坚定不可移的经典信仰和理想追求。

民主制有很多不足，大处有三：一是总统任期太短，连任也只能八年，严重影响硬性制度外某些良好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二是民意过重，侵蚀治权，政治品格高不上去；三是所依据的人本主义哲学，文化品格和道德资源不足，既未能培养圣贤君子，又未能对民众导德齐礼。

西方政治人学与宗教神学并行。神学的文化品质、民主的制度品质都有限，对于伊教，既不足以宗教同化之、道德教化之，又未能给予严格刚性的制度和法律制约，故无法应对黑与绿之强势扩张和多生战略。

对于神学、人学和民主制的不足，的唯儒家仁学和新礼制可以避免之。对于伊教，唯王道中华可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并制之以法，既为之铸就不容逾越的底线，又为之提供善化儒化的动力。

儒家对民主和美西有所肯定，但与西化派和美国中心主义者有着本质区别。一、儒家文化和自由主义，文化立场不同；二、礼制德治和民主法治，制度追求不同；三、对待祖国态度不同。西化派有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家；我有无名之言：我的国家在哪里，哪里就应自由。注意，儒家追求的是礼法双重保障的

另外，一些学人将尧舜禅让等同于民主，是误看。禅让属于古典大同礼制，有民主成分而非民主制。与民主最大的不同在于，民众拥有主权但没有选举权。天子由五岳推选，通过考察试用后摄政。前任天子去世，守丧三年。三年期间，如果取得民众认同则正式就天子位，否则主动离职让贤。

六经无真字，并非春秋之前人无伪，而是六经讲真诚时不用真字。《說文》解释真字：“仙人變形而登天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认为这是真字本义。他说：“經典但言誠實，無言眞實者，諸子百家乃有眞字耳。”“愼字今訓謹，古則訓誠。愼訓誠者，其字从眞。若詩傳箋所說諸愼字，謂卽眞之假借字可也。”

真诚、真实、真相、真正诸义，是真字后发义和引申义。《莊子·漁父篇》：“眞者，精誠之至也。”《玉篇》：“真，不虚假也。”《古今韵会举要》：“真，正也。”真字中后发的这些含义，都是儒家道德要素。诸如至诚、至正、厎慎、贞慎、忠信、信实等等，都是四书五经所强调的。初作于2017-12-3，定稿于2019-11-29

元士云：“不怕人坏，就怕人坏的理直气壮；不怕人缺德，就怕人缺的心安理得！”要坏得理直气壮，缺得心安理得，就必须有相应的理论信念支持。这就是邪说的作用：为罪恶提供冠冕堂皇的理由，把邪恶粉饰为正义，把罪行颠倒为功勋。这样就可以在显意识里将罪恶分子的负疚感转换为荣誉感，便于自欺欺人。

之所以要强调，邪说将罪恶分子的负疚感转换为荣誉感是“在显意识里”，是因为邪说对罪恶分子潜意识影响有限。罪恶分子必然常常情绪焦躁，心情恶劣，容易深度抑郁，那就是它们的潜意识在作祟。人人皆有良知，罪恶分子也一样，它们仿佛良知丧尽，其实死不了，只是逃入潜意识而已。

所有邪说最大的作用和共同的功能是“将罪恶合理化”，仿佛“直接在源头投毒”（吴元士语）。邪说泛滥，必然成灾。种种人道主义灾难尤其是暴政性、邪教性灾难的背后，必有邪说作祟。古今中外，没有例外。邪说堪称邪恶之母，罪恶之源。因此，辟邪说意义十分重大，功德也十分重大。

或说前三十年大多数国人都是小人。这太高估了，前三十年小人亦罕见。把“前三十年”改为“后三十年”，这个判断才勉强可以成立。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小人不知晓道义，但知晓利益。而前三十年流行“越穷越光荣”的理念，大多数人既昧于道义又昧于利益，义利双昧，哪有人味哉。

杨朱的利己主义和墨家的利他主义都不对，但比较而言，杨学比墨学靠谱些，故宋儒有杨近墨远说。同样，前后三十年都不好，但比较而言，后三十年略好些，靠谱些。前三十年的国民普遍蠢猪恶狼化。用芦笛的话说，那是空前绝后、惊天动地、惊神泣鬼的愚蠢。

有两种情况比损人利己更坏更不义：一是损人不利己，甚至损人害己；二是损己不利人，甚至损己害人。一个人到了热衷于损己害人的地步，那就不是非人化、禽兽化、魔鬼化可以形容了。这种东西，圣弃佛绝、神憎鬼厌乃至天诛地灭。前三十年苦难空前深重，就是因为这种东西空前繁衍。

见到善类和弱者受欺负，正人及正常人都会产生保护的冲动，这是本能。如果丧失这种冲动，就是人性失常；如果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那就是反常。如果以欺负善类弱者为乐，那就是极端反常、丧心病狂。前三十年，丧心病狂者特别多，上上下下强权弱势中，都充斥着以害人为乐的恶魔。

以迫害、危害、杀害他人为乐，以危害善者弱者和平民百姓为乐、为德、为功，这种学说必是极邪的邪说，这种势力必是极恶的恶势力，或为政治恐怖主义，或为宗教恐怖主义。对于任何恐怖主义，都应该予以坚决彻底的批判，并通过义刑义杀义战坚决彻底消灭之。

西方诸国能够嫉恶罚恶，然嫉恶缺乏深度，罚恶缺乏力度，常常表现出圣母之姿和妇人之仁，对于大恶大罪总是轻刑轻判；对于各种恐怖主义和邪恶势力，总是缩手缩脚甚至勾勾搭搭。这是因为自由主义道德资源、道义性、责任感都不足，也不懂得刑罚畸轻畸重、乱世宜用重刑的道理。

说美国重刑主义，纯属“妇道人家”的瞎判。美国有十多个州禁止死刑，其它未禁死刑的州，也多重罪轻判。美国的监狱里关押了230万人，数量排世界第一，还有700万人在缓刑期或者假释。这恰是轻刑的结果。美国与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是轻刑主义，这是西方罪恶泛滥、恶势力猖獗的要因。

当然，西方罪恶再怎么泛滥，也比不上马邦这个“作恶犯罪的天堂”。因为中西文化、政治、制度大不一样，故罪恶的原因也不一样。轻刑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流行，导致西方诸国的罪恶行为和恐怖主义得不到有力制止，而马邦的罪恶，原因有多重性，马家文化及其政治、经济制度是根本因。初作于2017-12-3，定稿于2019-11-29

刑罚失中、法律不义是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的问题主要是重罪轻判，死罪不死；中国的问题特别严重，既轻罪重判又重罪轻判。特权阶级往往重罪不死，法外开恩；弱势群体往往动辄得罪，如购买玩具枪、经营汽枪都可能被判刑。同时，对于拐卖妇孺、殴打父母等等大罪，又常常轻判。

轻罪重判和重罪轻判，都是不负责任乃至政治罪恶。不该杀而杀，轻罪重判，是草菅人命；该杀而不杀，重罪轻判，是纵容罪恶。轻罪重判之恶，人所易知；重罪轻判之恶，人所难知，还会被授予仁爱宽容、珍惜人命的美誉。这种违道而干来的美誉，为真正的政治家所不屑。

以上十种恶行，可称为“新十恶不赦”。另外，重大冤假错案制造者，重大贪腐分子，也都适用死刑。《新十恶不赦》是为未来立法，在现阶段则旨在启蒙和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乱世轻刑，重罪轻判，非政治之正，非司法之常。而政治和司法终究是要恢复正常的。西方流行废死也非正常。废死只能是文明高度发展的水到渠成。在罪恶丛生时代废死，是对罪恶的鼓励纵容。

对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存在两大误判。西方中心主义是过于高估，美化乃至神化之。西人也往往文化自负、理论自负和制度自负，福山的民主自由终结论就是这种自负的典型表现；某些学者则过于低估，矮化甚至丑化之，视之为夷狄和中华之敌。两种看法相反，同归于错。

现代西方文化和文明，道德资源不足，因为其哲学背景是个人主义，不明“性与天道。”然复须知，不明不是反悖，不足不是绝无。个人主义有其合理性，比集体主义接近仁本主义；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也有一定的正义性和道德基础。林肯说：“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

儒家讲家国天下，一定会落实和归本于身。《大学八条目》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这个身毫无疑问具有个体性。故相对于民族、社会、国家等等任何集体，儒家最后都会立足个体之身。与个人主义不同在于，儒家的身不限于肉体和意识，而是以“性与天道”为本，以仁为本。身之本在心（意识心），心之本在仁。

所以，一方面，个人主义已经认识到“身”即个体生命的重要性，有其相当的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不识“性与天道”，又有其重大的本质局限。唯有儒家能够立足于人道而上达天道，故道德资源特别雄厚，开出来的政治和制度，文明性正义性特别高，又特别与时偕宜，合乎时宜。

聽天樓主对曰：当无所住，当有所住，大佳。《金刚经》曰：“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东海曰：应有所住而生其心。应住五常道生心，应住中道生心，应住圣经圣言生心，应如是扩充四端之心。

南开武丽对曰：当知因有，当知果有。也不错。知因，自当慎始；知果,自能善始。有所不为是慎始，有所必为是善始，种下善果，也包括善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之不已，就是争取善终。要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必须明明德。明因果之理就是明明德的一大特征。

焦国标对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不错。此语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意谓不因外境的好坏、自己的得失而喜悲。《岳阳楼记》接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君子置之度外有所不为者，个人得失也；挂之心头有所必为者，天下忧乐也。初作于2017-11-28，定稿于2019-11-29

曾有老先生指着书架上自己的著作不无炫耀地说，这就是我的财富。东海曰，颇为沉重，有待减负。老先生未能理解我的话，以为我言不及义。著作是不是财富，值不值得肯定、赞扬、宣传和流传，关键是知见。若知见不正，思想错误，那就是误己误人，流传越广越久，误人越多，误导越深。

见高有赖于智高，智高有赖于德大，德大必须大得乎道，得乎道之正，得乎道之中，得乎道之全体。有德者必有其言，有大德者必有正言真言大言，即大知见大文章。文章大小不在长短，而在知见。知见高则文章大，断章短文乃至只言片语，也是大文，如《论语》和历代圣贤君子的语录。

道德文章是本末关系，道德为本，文章为末，有道德必有好文章，有大德必有大文章。写文章就是立言，以正知正见真理真谛，发童蒙，开愚蒙，觉后知，觉后觉，启人之智，导人以德，也是立德成德的一种重要法门。好文大文，多多益善，著作等身，功德必大。

德有两种：一种是一般性的善，孔子所说的“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之善，孟子所说的“可欲之谓善”；一种是得乎道之谓德，而且是得乎中道。后一种德才是君子之德。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这个必字下得很坚定。这个观点反过来也成立，无言者必无其德。

无言者必无其德，这里的德指君子之德。君子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功立言都是立德的表现，然立功有赖于一定的条件配合，故有德者未必有功；立言则无所倚，不需要任何外在条件，故“有德者必有言”。如果一个人没世而无名无言，其人非君子可知。

儒生对圣言要有敬畏之心，可以引申但不能任凭己意胡乱引申。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如果引申为：有德者必有功，无功者必无其德。那就成戏论了。三立德功言，立功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机会。有德者都可以立言，但未必有立功的条件和机会也。

1961年，郭沫若观看了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写了一首诗：《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首联曰：“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正是百年中国绝佳的写照。思想是非混淆，社会人妖颠倒，国人对敌慈悲、对友刁蛮。这种现象始于五四，盛于毛时，极于文革，蔓延至今。

毛氏见到郭沫若的七律后，写下《七律·三打白骨精·和郭》一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钓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诗论诗，颇有义趣。“妖为鬼域必成灾”用在它自己身上正好。

中国人民的百年苦难，有内外双重根源。外在根源有两大：一是日本鬼子，二是罗刹鬼子；内在根源也有两大：一是反孔反儒，二是崇蚂崇毛。东海剥毛诗曰：

或说：为了维护中华圣贤和民族英雄的尊严，应立法禁止对孔子和历代圣贤英雄的诬蔑侮辱，禁止通过文字、图像及射击焚烧图像等各种方式侮辱圣贤和英雄。

答：这是典型的暴政、恶法和文字狱。这种防民之口、侵犯人权、剥夺人民言论自由的做法，恰恰是对孔子、对中华圣贤和英雄的侮辱！侮辱圣贤自有罪孽，但这种罪孽不能诉诸于法律和暴力惩罚。孔子说：“诬文武者，罪及四世。”这里说的是诬蔑圣王的恶果，并非用法律或暴力处罚诬文武者及其子孙三代。

思想问题思想解决。对于官员和教师，可以纪律解决。换言之，对于侮辱圣贤的官员和教师，可以警告、降职，严重者取消为政为师的资格，削职为民。但不能言论入罪，以言治罪。余东海初作于2017-12-13，定稿于2019-11-30

科学与信仰是否冲突，取决于信仰的品质。不同的信仰，品质高低优劣正邪不同。例如，伊教信仰甚邪，与科学格格不入；耶教信仰品质很低，与科学冲突；佛教信仰品质较高，与科学无冲突。儒家信仰，如理如实，大中至正，与科学相辅相成，完全和谐。儒家真理性普适性俱高，宗教性科学性并重。

一种学说的品质高低取决于五性：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信仰性、科学性。五性相辅相成，一损俱损。佛道缺乏普适性，自由主义缺乏信仰性，耶教缺乏科学性，故它们真理性正义性都有限。唯儒学五性俱全，至高无上，品质至优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