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反思：以民主的名义扼杀民主革命
蒋蜀军
反思当代中国民主，毫无疑问要从“六四”切入。对于“六四”，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表面看，“六四”是温和的、非暴力的民主运动，然而其实质却是革命。这是因为民主和独裁是根本对立的，二者无法共存。“六四”的目的是要变独裁政治为民主政治，这个主张本身就带有强烈的革命性质。手段和方式的不同，即暴力与非暴力的区别，无法改变革命的本质。其次，“六四”起于北京，迅速波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全国直接参与的学生高达数百万之众，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支持者则多到难以统计，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广远，时间之长久，为百年所仅有，如此规模已远非普通意义的运动能形容。而当大屠杀发生时，北京广大学生和市民不畏生死，纷纷投入到反暴力、反独裁的抗争行动中去，用生命捍卫民主，更凸显出了强烈的革命意志。凡此种种，皆说明“六四”只能是革命。
既然是革命，就该按革命的方略去筹谋、施行，才能顺理成章，最大限度地彰显革命之目的。人为地把革命操弄成改良，无论愿望多么美好，预期多么乐观，背道而驰的结果必然是失败。“六四”正正说明此点。“六四”的主导者们无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止步于现实政治的残酷性与复杂性前，以为依托中共改革派便能实现民主，一厢情愿地去弥合运动的模糊性与革命的明确性之间的差异，以最大的善意、最民主的方式阻止民主革命的爆发，最后得到的是最坏的结果和最大的失败，不仅毁了中国民主力量和中共改革派，使中共极左势力从此坐大近三十年，政治暴力肆虐天下，还令民主呐喊之声几成挽歌！过程固然悲壮，结局却令人不胜唏嘘。
以此观之，“六四”暴露出三大问题：一、中国民主理论存重大缺陷。常言纲举目张，纲不举，则目难张；二、对中共的认识呈概念化、扁平化，缺乏理性、客观的深入剖析，此谓不知彼；三、民主精英无革命意识，或虽有，却淡薄，故无革命方略筹谋民主革命，也不能以革命的态度去面对蓬勃兴起的革命形势，结果弄得一团糟，此谓不知己。
孙子论战，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而不知彼，胜负各半；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不知己不知彼，胸无点墨，焉能不败？“知己知彼”人人耳熟能详，但如何达成，则关乎韬略，非走马观花能解。胸中有韬略，独木也能支；胸中无韬略，千军也易覆。因此，上述三大问题归结起来其实仍只一个：中国民主派有弘扬民主的雄心壮志，有为民主流血牺牲的澎湃激情，独缺为实现民主所必有的韬略。
二十六年过去，上述三大问题仍然存在，且更严重。二十六年来，中共对民主派由最初的警惕，破坏，瓦解，到现在的无视，正因民主派不能及时反省、修正，客观上放大了自身问题所致。
民主派寄望于中共大发慈悲，主动实现政治变革，或天上突然掉下一颗炸雷，彻底炸死中共。但惊雷不常有，有也不见得有如许大威力。指望中共主动搞民主，更无从谈起。没有来自民主方面的直接而有效的威胁，它独裁上瘾，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为何要搞民主？无威胁即无动力，也无敬畏。中共即便因其极严重的腐败而亡党亡国，死翘翘了也不会向民主政治转型。那些期待和鼓吹中共主动政改的人，要么情商和幼稚园小朋友一个级数，要么就是居心险恶的谎言制造者。
中共靠革命起家，对革命有深入骨髓的体认和深刻的洞悉与精准的把握。中国民主派这方面大不如。革命不怕彼此为敌，不怕流血牺牲，就怕对手不屑与你为敌，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莫大蔑视，说明你就只有这么点儿能耐，此外一无是处。在中共眼里，民主派早不构成威胁，所以想抓就抓，想关就关，想杀就杀，想宠就宠。予取予夺，但随我心，毫无顾忌。
政治目标，特别是重大政治目标的达成，迫切需要来自正反两方面的多种力量形成合力。否则，倍感艰辛。中国民主派自我张扬不起来，又无法对中共构成有效的威胁，正反力量合不到一起，所以民主如梦幻泡影。究其因，还在于三大问题对中国民主的困扰太深。
革命需要领导。谁是中国民主的领导者，或者说，谁能构成领导力量，是中国民主的核心问题，也是百年来当解却始终未解的难题。
曾经，人民寄望于汇聚了民族菁英的国共两党，但两党先后走向独裁。国民党虽然最终在台湾实践了民主，但以台湾之小和内情之复杂，尚不足以撼动中国大局。事实说明，在中国，工人、农民、商人阶层因不具有民主所应有的理性认知、客观立场和批判精神，无法成为中国民主的领导者。能同时具有这些特质的，只有知识分子，即士阶层。民主政治的特征和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特别是中共建政六十多年来所饱受的巨大苦难和屈辱，决定了只有知识分子能构成中国民主的领导力量。然而，非常遗憾地，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承担不了这一历史重任。原因何在？答案只有一个：高度不够。
中国民主派没有站在华夏文明和历史的高度去审视民主之于中国的必然性，深陷政治操弄的泥淖中，偏激而狭隘地为民主而民主，为反共而反共，无力自省故无力自拔。
中国民主派对民主的论述，集中围绕否定华夏文明而展开，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基于错误的认知，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是典型的专制、独裁体制，儒学是专制、独裁理论，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这种体制而愚弄人民的思想工具，以此为理据，将华夏文明视作落后、反动、腐朽的文明，是中国积贫积弱和人民愚昧的根源，需要彻底否定和抛弃，其代表言论为刘晓波的“民主殖民论”。这种认知所产生的恶果，是从根本上将现代文明与华夏文明对立起来，由此又产生了一种更直接的对立，即将民主与中国人民对立起来。
二、在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中，刻意拔高西方文明，贬低华夏文明，没有认识到人类不同文明如万流归宗，在价值观的建立上是相同或相通的，差异只在程度和侧重面，而是奉西方文明为圭臬，乃至主张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来重构华夏文明，突出表现在《河殇》的“文明替代论”，即以所谓的海洋文明替代大陆文明，实质是以西方文明替代华夏文明。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又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如对百年前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行径的辩护，极力渲染西方“门户开放”政策对打破中国闭关锁国状态的正面作用，几乎将一场侵略战争吹捧成推动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正义战争。尤有甚者，仅仅因为日本战后成为了民主国家，就想方设法为其二战罪行辩解。每到抗战纪念日，便总有人跳出来指责中共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煽动民族仇恨。
战争分三种形态，一种是局部冲突，一种是以掠夺资源和抢劫财物为目的的战争，一种是毁灭型战争。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多属第二类。当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也属此。对这类战争的侵略性质不必否认，但应该说明两点：1、这类战争和毁灭型战争有本质的不同，是人类理智可以接受的战争；2、二战期间，美、英、法、中诸国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互帮互助，生死同仇，已经消弭了历史留下的阴影。特别是美国给予了中国巨大而无私的帮助。战后中国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至高无上的国际地位，也是因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坚定支持下才得以实现。就现代国际关系而言，已经不是美国欠了中国什么，而是中国大大地欠了美国一份情需要偿还。而二战期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最不可饶恕的第三类战争，即毁灭型战争，这是以征服中国、侵占中国土地、屠杀中国人民、毁灭华夏文明为目的的战争。对这种法西斯战争，绝不可忘记，更不可丧失原则地随意为其开脱、辩解。否则，就是对历史和民族的背叛。固执己见，也只会落入中共文宣陷阱。
这种对东西方文明的扭曲性比较很令普通中国人反感，阻碍了中国人和西方文明间的感情交流，在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间构筑了一条无形的巨大鸿沟，将两者对立起来。
三、至今仍盛行于民主派中的“民主独立论”，是压在民主派头上的第三块大石。此论实质是分裂中国，认为民主政治下，中国分裂成若干国家理所当然，其突出言论为台湾李登辉的“中国七国说”，即将中国分裂成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蒙古、新疆、西藏七国，及部分民主精英的附会之说，如对“大一统”理念的批判与否定。
考诸世界民主国家，实不知有几国因民主而分裂。实际上，就人类近两百年间实行民主政治这一普遍情况看，民主更能长期、有效地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而非相反。何以民主一到中国，分裂就成必然？除了包藏祸心，难有合理解释。世界有因民主而独立的，如爱尔兰问题，但那是特例，不能用特殊性代替普遍性。
当今世界的独立趋向，主要由历史上西方殖民、二战时轴心国侵略和苏联红祸引起。这些因素中国都不存在，且本身还是最大的受害国。中国的疆域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来的，至清康乾成形。其时，民主还不知道在哪里。以现时之民主理念，去改变三四百年前就已成形的国家形态，于法、于理、于情都说不通。依民主，不仅各民族，人人都有权独立。但果要独立，便须回到几百年前、一两千年前乃至五千年前，将民族、宗教、信仰、文化、土地、资源、血统等大问题逐一分辨清楚，才有可能。问题是就算真分得清，回得去吗？回不去而妄谈独立，只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扯不清的糊涂账，徒然内耗而已。几千年来，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不同民族，已大体接受和习惯了“一个中国”这个大一统概念，并且将之形成了文明的重要标志。突然间，仅仅因为政治上的民主问题，就要四分五裂，这不啻是分裂中华民族，大大削弱中国国力，还是撕裂文明。
当今中国的民族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是由中共的独裁暴政所造成的，非民族间的冲突。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点，还是要回到政治层面去推动民主政治的实现。设若民主政治下，以达赖尊者的超高人气，凭选票当选中国总统，试问，西藏还需不需要独立？以此类推，新疆、台湾等地还要不要独立？美国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族裔，按理说该有最多最大的民族问题，然而没有。这是因为民主政治确保了各民族的自由和权力，及各民族间的平等与尊重。所以，只有在民主政治下，中国各民族间的平等、尊重、互利、友好，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而这和侵犯主权的独立并无直接关系。
因为要民主，所以中国要被殖民，要分裂，要唯西方马首是瞻，华夏文明要按西方文明标准重构，这样的民主有几个中国人能接受？民主派把中国不能民主的一大原因归咎于人民的愚昧，却毫不反省自己的理论和主张存在原则性的错误。作为西方文明结晶的民主价值观，固然是普世价值，但如不能和华夏文明有效地融合，民主派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只怕再过百年仍是春秋大梦。在这方面，佛教进入中国的成功范例，是颇值得民主派借鉴的。
上述诸问题的存在，大大限制了中国民主派站在文明的高度去推动民主和指导民主的实践，由此也就丧失了对民主的领导权。
高度体现境界。境界的高低决定了见识的远近。短视是认知偏激和狭隘的产物。因为缺乏高度，中国民主派在推动民主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几乎成为了中共阻碍民主进程、阉割华夏文明的帮凶。比如中共说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民主派便宣扬“民主殖民论”与之呼应；又如中共说民主是西方削弱、瓦解中国的毒药，民主派便鼓吹“文明替代论”为之佐证；再如中共说民主会导致国家分裂，民主派便抛出“民主独立论”为之注解……凡此种种，唯恐中共子弹不够，目标不准。一个自内，一个从外夹击民主，民主能有多大力量抵抗？中国历百年之久不能民主，中共有责任，民主派同样有责任。
综上，足可说明中国民主派不仅在行动上以民主的名义扼杀民主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如此。可以说民主派对民主革命的扼杀，是全方位的。由此也能看出中国的民主理论何其苍白无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思想大解放、大反思的时代，诞生于这一时代的民主精英及其理论曾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觉醒，“六四”是这种觉醒的重要标志，其重大意义和重要影响不容否定。我们今天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反思，目的是为了找到通往民主之路，却非将巨人揍成矮子。须知，人类正是不断地通过自我否定，才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