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作中找回对抗恐惧的力量
——荷塔·穆勒素描

贝岭

    ——她完全、公开地声援流亡的作家和流亡的文学；她是一个将艺术和文学融为一体的创作者。

    10月15日下午，法兰克福国际书展3.1馆的德国《大纪元时报》展区，2009年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荷塔·穆勒（Herta  Muller）在众人以及更多媒体记者的等待中突然出现。我发现她是一个连东方人看起来都觉得娇小的女人，单薄，脸瘦，可眼睛大到摄人，且神情专注。她才56岁，可己写作及编出23本书，这弱小女子身上竟产生出这么大的能量。她明确清晰的表达，她的作品，都呈现了强烈的力量——文学的能量，一个人用笔和不屈的努力对抗国家和恐怖暴君的力量。10月8日，当她获得2009年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消息公布时，当我读到颁奖理由及她的生平简历时，时值柏林墙被推倒20年，我意识到颁奖给住在柏林的这位罗马尼亚文学家所呈示的象征和隐喻，我感觉强烈。

    10月14日，德国《大纪元时报》编辑郑志红小姐通知我，荷塔穆·勒（Herta Muller）要来《大纪元时报》展区，也要和流亡和异议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见面，以支持独立的媒体和作家……15日下午4点前，《大纪元时报》展区已经被媒体记者围得水泄不通了，无数的相机举着、摄影机架在那里，我抵达展区数分钟后，她来了，慕勒着深色套装，头发剪得极短，脸上的妆一丝不苟，双眼极大且专注，她说话时，陈述简捷有力，可当她倾听时，神情温和，审视说者如同阅读一本书。首先，她告诉我和其他人，直至1987年她移居柏林前，她在罗马尼亚的生活完全被恐惧笼罩，在恐惧中写作，当她拒绝了罗马尼亚秘密警察让她当线民的要胁时，这巨大的恐惧感无时无刻紧跟着她，她失去了工作，最后，是从写作中找回对抗恐惧的力量。慕勒说，对她而言，在恐怖统治下的生活经验是促使她写作，且形成个人文字风格最重要的动力和原因。

    她特别强调，她完全、公开地声援流亡的作家和流亡的文学。她说她再忙，也一定要在书展期间与独立的中文媒体，与我和其他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见面，对我们表示支持。我们在记者面前用对话和回答提问的方式谈了约25分钟，她和我拥抱，亲吻脸颊。她说只要有需要，她愿意给予任何形式的帮助。我告诉穆勒，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对所有流亡作家、对在专制体制下有过抗争经历作家的激励，是我们共同的骄傲。这届诺贝尔文学奖在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的时候，在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的此刻颁给您，那是一个寓意深远的警示，及时。我对瑞典文学院的选择深致敬意。

    我注意到，她移居德国柏林迄今已有22年，尽管他入籍德国已有相当长的年头，可她说“我的国家”，探讨“我的国家”发生了什么时，她指的都是罗马尼亚。对于一个作家，对于文学，国籍那么重要吗？我以为，重要的是他在什么地方写作？她或他作品的主题是什么？所面对的挑战和困境是什么？

    从诗歌、拼贴画到小说写作，慕勒创作的多样性，让我对她有了更多的注目。她创作拼贴诗，把诗歌这老形式的文体与现代的文字拼贴结合，再配上童画，发展出在视觉和文学上属于她特有的诗作风格。多元性的写作和创造力的丰沛是她的特质，本质上讲，她是一个将艺术和文学溶为一体的人 .她文学上的独到之处，或可引用今年才上任的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也是评审委员的彼得。恩隆德（Peter Englund）在宣布慕勒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奖文学奖之后，在接受瑞典《每日新闻报》采访时对赫塔。慕勒作品的描述：“她的语言一流，她的遣词用句极其精准——而她也有故事要讲。她讲述了人的无家可归和疏离感，那属于在罗马尼亚作为少数族裔语种德语的感觉，以探讨人们如何在独裁统治下苟活。”彼得。恩隆德建议那些张口就问“赫塔。慕勒是谁？”的读者，不妨先去读她写于1997年的长篇小说《约会》，他强调，慕勒刚刚入围德国图书奖最后5名候选人名单的最新小说《我拥有的一切都随身携带》也绝对精彩：“她的写作既是对统治者及权力的疏离，也是对自身家庭的疏离。她有个残暴、酗酒的父亲，母亲则从未从她在苏联劳改营受难的苦难中恢复，而且，她的祖父母辈也都遭受过可怕的伤害。但赫塔。慕勒最厉害之处在于，她一方面从自己身上看见这些力量，又和它有着距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