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阅读廖亦武《证词》
胡 平
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作者手记
一、一部传世之作
《证词》这本书就放在案头，我常常翻阅。很多段落是读过的，但再读之下仍然被感动；很多章节是熟悉的，但再读之下仍然会有一些新发现，一些先前未曾注意的情节或深刻的议论。作者具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他能把别人不曾注意到的、或者是虽然注意到了、但却不会写在笔下的一些现象和感受，准确地表达出来；尽管其中某些现象和感受，恐怕作者自己也未必充分把握其意义，但是凭着敏锐的直觉，他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这就使得他的这部作品包容了远比一般同类作品更为丰富的内涵，幷启发读者做更深一步的阐发和引申。爱读书的人都知道，有些好书是需要一读再读的，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新的领悟。这一来是因为好书的内容很丰富，你只读一次未必能完全领会。二来是因为阅读过程是一种互动的过程，阅读也是创造；好书能刺激你的联想，善于阅读者可以从一本好书中获得的东西，常常要比这本书本身提供的还更多，但也唯有一本好书才会有这种启发与刺激的力量。《证词》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我相信它必能流传后世。
二、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
1990年3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宣称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自“六四”以来全国最大的文化人反革命案件，其罪状是在六四之夜创作录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屠杀》，以及创作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首犯廖亦武被判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廖亦武的这部《证词》就是对这段监狱生活的描写。
廖亦武把这部书取名为《证词》，这表明了一种深刻的文学自觉.诚如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Wiesel）所言：“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
1994年一个隆冬的夜晚，出狱不久的廖亦武拜访老右派、着名诗人流沙河。流沙河对他说：“我晓得我晓得，你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想像力发达的诗了！像你我这样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苍却给了你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幷且知道你不会撒谎.他让你坠入炼狱，让你目睹幷忍受种种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块蒙难，而只有你有机会爬出来幷神志清醒地回忆、记录一切。有时候，经历绝望也是一种福份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写，如果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够被当作证词或资料，存在档案馆里，借人们查阅，引证，就很不错了。作伪证者必遭天谴！”
流沙河说：“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再也写不出那种想像力发达的诗”，这句话使人想起阿多诺的名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已变为不可能”。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廖亦武的解释，那是因为“在中国，现实每每超出想像，所以我们不再虚构，我们只是一笔一划地实录”。这话说得不够准确.我以为，在中国，现实或许每每超出一般人对现实的估计或想像，但不可能超出人们的想像力本身。换句话，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比我们经历过的最黑暗恐怖的现实还要十倍百倍黑暗恐怖的世界（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像专制者动用核武器屠杀上亿的人民乃至于毁灭整个人类），但那个世界是虚构的，它只是想像力的产物。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共掌权五十多年的历史上，“六四”还不是最残暴最血腥的，毕竟，“六四”发生在极权统治的后期。但也正因为如此，一般人已经习惯了相对于毛时代的略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因而往往会想像不到在我们的生活中竟然还有象《证词》所揭露的那种恐怖与黑暗，所以作者的提醒仍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重要的是，作为一场现实灾难的亲历者，廖亦武最想告诉读者的是他所经历的那场灾难现实，在这里，任何一点夸张编造都会损害其描述的可信度，所以他拒绝虚构，拒绝在事实之上再发挥想像添油加醋。
所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已变为不可能”，意思是说，亲身经历过一场大灾难之人，如果他过去就喜欢文学，喜欢诗歌，那么他会发现，以往的任何文学形式都不能描述他经受的苦难.他会痛切地感到文字的无力与沟通的困难.他不能不写，可是他深深地怀疑他写的一切是否能被别人理解。他意识到艺术必须将本身“非美学化”以证明其存在价值。一个亲历苦难与罪恶的人深知，现实的苦难与罪恶常常是没有诗意的，如果你打算把现实塞进某种传统的美学形式之中，如果你努力将自己的经验改头换面塞进原有的、也就是大众习惯接受的文学形式，你就不可避免地扭曲了现实，落入媚俗的老套。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抛弃美学形式，因为内容总需要借助于形式来呈现.这就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学.这就是所谓见证文学.见证文学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讲，一个人，只要他把自己目击到的苦难与邪恶记录下来，写成文字，那么，这种文字或文学就可以称之为见证文学.见证文学的特点是，它所描述的内容应基本上立足于第一手经验。如此说来，那种根据他人叙述或提供的材料而写成的文字就不能算作见证文学（这自然不妨碍其文学价值）。从狭义上讲，见证文学的作者必须是苦难与邪恶的亲身经历者，而不仅仅是在场的旁观者。
犹太哲学家马伽利特（Avishai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学》（TheEthicsofMemory）一书里提出“道德的见证者”（themoralwitness）这一概念。按照马伽利特的定义，只有那些亲身经历邪恶以及邪恶所制造的苦难的人才可能成为道德的见证者。在这里，见证邪恶与见证苦难二者缺一不可。在这里，作者本人就是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邪恶迫害的对象。另外，如果作者是在苦难与邪恶的背景下着手写作，也就是说，当作者开始写作时，那个制造苦难的邪恶仍然存在，仍然在继续作恶，作者还没有真正摆脱邪恶的控制而获得自由，作者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着手写作的，那么，这样写成的文字就是最纯粹的见证文学.不消说，这种写作多半是秘密的。他不是为当下而写作，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当时当地他不可能公开发表他的作品。他是为将来某一天发表而写作，或者是暂时先在其他某一地方，在此处的邪恶势力鞭长莫及之别处发表，但最终仍是为了将来某一天在此处发表而写作。廖亦武的《证词》是见证文学，而且是最纯粹的见证文学.
三、《证词》背后的故事
单单是《证词》一书的写作过程，也就值得写成一本书。
廖亦武告诉我们，“本书前两卷初稿写于狱内。我在双层铁床的上铺卷缩了几百天，被子上覆满应付检查的花花绿绿的杂志、短文和家信。我鶏婆似地耸起双肩，在一页纸上尽可能多地写字（有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了近万字——引者），心快要跳出来了，连标点也蹦蹦地搏动起来，我已辨认不了自己的笔迹，我越写越不像个文人，不知道将来的读书阶层能否容忍这样的作品。”由于手稿经常被狱卒抄走，作者不得不一边写作，一边把所写下的文字默记下来，抄走一次，重写一次，百折不挠地从头写起。出狱后，廖亦武仍然受到高度监控。廖亦武说：“面对一次次抄家，我只有把写过的东西尽可能地複制，多藏几个地方”。“这太正常了，”作者的一个同案犯对他说，“警察不搜你搜谁？”廖亦武自嘲道：“我成了专门为警察创作的文人。”“1995年10月10日，警察突然袭击成都的住所，搜缴了已近尾声的《证词》手稿，幷宣布实行监视居住二十天，绝境之下，我只得重写此书，耗时达三年。”
这是怎样的一种写作啊？这是用生命在写作，这是用写作支撑着生命。然而这还只是故事的一半：书好不容易写成了，如何出版呢？
廖亦武写道：“我曾把索尔仁尼琴题在《古拉格群岛》上的卷首语抄了十几遍：”几年来，我怀着压抑的心情没有把这本早写好的书付印，对生者应付的责任超过了对死者应尽的人事。但是现在，当安全机关反正已经抄走了这本书稿的时候，我除了立即加以公布外，就别无他法了。‘我到哪儿去公布？刚出狱时，我曾把冒死捎出的大量狱中文稿托故人带到海外，均一一杳无音讯。我给同案犯，加拿大人戴迈河写信求援幷告知创作计划，迈河捎给我400加元，’我只能给你这么多，‘他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西方政府忙于同中共做交易，讨价还价；媒体的关注点也是抓人放人，各类明星炒作。在冷战之后的国际结构调整中，独裁者的日子太好过了。谁又能把谁怎么样？作为你，一个诗人，除了保持自己内心的真实，不叫苦，又不说谎，还能指望什么？“
对廖亦武们，写作既是如此艰难又如此危险，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样一种写作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捷克异议作家克里马（IvanKlima）说：“经常有人问我正在写什么，但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写作。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最基本的问题：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以及我对文学的理解是什么。”那些在自由社会中从事写作的人多半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些在专制社会中从事鸟笼写作的人可以回避这样的问题.但是，那些在专制暴政下坚持自由写作，幷因此付出沉重代价，但依然不愿放弃的人，却不能不一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写作可以有多种意义或目的，例如赚稿费谋生，例如追求一种美学境界，等等。但是，唯有廖亦武们的写作才可能触及到写作这一人类行为的最深层的意义.
四、写作何为？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AnnaAkhmatova）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她天天去监狱门口排长队，给关在监狱里的儿子送衣物。一天清晨，一位排队探监的老太太认出了她，悄悄地问道：“你会把这记下来吗？”阿赫玛托娃回答：“我会的。”从老太太那憔悴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这就是见证文学的伟大意义：对于那些深受苦难幷从现实中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们，被记载是他们在此生此世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安慰。苦只要记下来，就不算白吃了。正如廖亦武的一位难友所说：“处境再难也能忍，不能忍的是坐了牢却被人忘记。”文字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使得人可以战胜时间与空间的阻隔。长期从事秘密写作的索尔仁尼琴说得好：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记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索尔仁尼琴坚信，“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究会垮台；我的作品如肉眼看不见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将会觉醒。”
语言的世界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在中文里，“道”这个字既是指言说，又是指方法、道理、道义.这本身就揭示出语言与方法、道理和道义之间的密切关联。它告诉我们，语言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标准、逻辑、理性和正义.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哈贝马斯，都对语言与理性，与公理或正义的关系作过很精闢的说明。人一旦言说，一旦写作，他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着理性、公理和智力标准的世界。不论在俗世中正义是何等贫乏，邪恶是何等猖獗，但是你只要进入语词的世界，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语言的世界里，永远是理性占上风，正义占上风.文字的王国就是正义的王国。语言是受难者的庇护所，是人类良知的最高法庭。把一桩罪行如实地记录或表述，那不但是对罪行的起诉，而且也就是对罪行的判决。在狱中饱受淩辱的廖亦武写道：“一个文人不可能以牙还牙，但能够通过文字的巫术诅咒造就刽子手的世道。”这绝非阿Q的精神胜利法，看一看暴君们是怎样地害怕言论自由就清楚了。
廖亦武也向自己提出了“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读者想必以为他一定会给出一个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回答。殊不知廖亦武的回答相当低调.“写作何为？”廖亦武自问自答：“写作不何为。渺小的人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廖亦武说：“世上还有比写作更重要的工作，但我不可能，也来不及做，蠢人只能牢牢抓住一个东西。”他特地提到流沙河家里的一个摆设——一只大南瓜，上书“瓜娃子”（四川方言，意为白痴）。
五、神圣的单纯
廖亦武的回答何以如此低调？因为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失望与幻灭。和索尔仁尼琴不一样，索尔仁尼琴坚信人民终将觉醒；廖亦武们却担心“清醒者永远不可能再醒来”（汪建辉语）。
这使人想起犹太作家、大屠杀见证者埃利。威塞尔的一段沉重的叙述。威塞尔讲到：大屠杀的幸存者把自己视为见证人，相信外部的世界——自由世界——对他们的恶梦与苦痛一无所知。他们要为历史作证，揭开刽子手的面具，把那段过去变做一个警戒。“他们以为奥斯威辛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世界不知道，因为罪犯们在暗中操作，在黑夜的掩盖之下。如果世界沉默，那只是因为世界一无所知。但，随着1945年的解放，那些少数幸存者们惊讶地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世界对所发生的事情早就一清二楚——然而却听任它发生。这一觉悟改变了一切。他们受到了震撼，他们开始怀疑。‘揭露’久已为人所知的事实有什么用？至于其他的，那超越了事实的本质，去谈论无人会理解的事又有什么用？”
崔健歌云：“不是我弄不明白，这世界变得太快。”廖亦武写道，曾经狂热投入国家变革的广大群众，一夜之间竟然变得如此现实，如此齐心爱钱.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转瞬间化作泡影，政治犯成了一份不光彩的社会遗产，被标榜“不过问政治”的绝大多数人所拒绝，而就是这些人，曾经成群结队，狂热地投入街头政治！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历史老人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正像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经历了二度大屠杀，“六四”的受难者也经历了第二次打击。按照廖亦武的描写，“‘六四’政治犯一出狱，就成为不瞭解国情的怪物，一个脱离民众的人”。甚至连亲人也离你而去。妻子阿霞结缘于文学，本是一对恩爱夫妻，想来早先对先锋派诗人的丈夫崇拜得五体投地，常常象个奴隶一样辛苦地为廖亦武誊写文章，如今却是一看见他的手稿就叫喊，歇斯底里地叫喊。这个有着不平凡追求的女人再不好高骛远，现在只是“努力争取脚踏实地的普通的生活”。很多政治犯出狱后发现自己比在监狱中更孤单，因为在监狱中你还可以幻想自己与同志们同在，与亲人们同在，与当初街头上千千万万的群众同在。没有孤立就还没有失败，没有背叛就还没有失败。失败不是发生在失败的当天，失败发生在失败的第二天。
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一个人不愤世嫉俗也难.难得的是，廖亦武还力求理解，力求包容。他理解西方社会对“六四”的日趋冷淡：外国人有着他们自己的许多事要操心，怎么可能对中国人的“六四”总是耿耿于怀？年复一年地为中国的事情呼籲，时间长了，那份道德感也就疲倦了。至于说国内的民众，既然面临社会大转型，生存危机困扰着每一个人，旧的政治观念逐渐被应接不暇的新的“制造热点”所取代，这样，“六四”政治犯就很难避免被遗忘，被边缘化的命运.面对铺天盖地的只求过日子的蚂蚁王国，写作还能有多少意义呢？可是，不写作又怎么样？对于廖亦武，生存如刀尖，他所选择的只有下海、写作、自杀三种.他选择了写作，写作成为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他不但承担起历史代言人的角色，而且还承担起现实代言人的角色。廖亦武幷不信上帝，然而在94年那个隆冬的夜晚，当他告别诗人流沙河时，他觉得他“似乎真的看到了上帝”。与此同时，“文字的野心却被吹散了大半”。他不再把写作当成获取世俗名利的手段，也不再奢望自己的一枝笔就能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他只是决心老老实实地一笔一划地写下去。如廖亦武所说：“国内相当一批文化人都在各自的陷阱里选择无望的写作，没有人来救你，理解、承认你，把你捧在手心上，这就是你内心真实之外的真实。”这种写作似乎是低调的，但透过这种低调，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神圣的单纯。
六、尊严的悖论
王力雄指出，当今中国监狱的“中国特色”就在于，“执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淩辱与虐待。”
《证词》一书详细地描述了在监狱中政治犯受到的种种非人待遇，包括政府故意用刑事犯整治政治犯，包括几十种川菜肉刑。还有专为“反改造尖子”准备的“小间”，长两米，高一米，人一旦塞进去，就只能象动物一般，保持坐、躺、趴三种姿势，且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一年半载你可能抗得过去，三年五年你肯定报废.读来真让人不寒而栗。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断言：“人无论任何境遇，都适应得了。”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ViktorE.Frankl）对此的回答是：“对！人什么都适应得了，不过别问我是怎么适应的。”在这里，肉体的折磨固然痛不可当，精神的淩辱尤其忍无可忍。当然，这两者幷不是截然分开的。狱方往往是通过肉体折磨以迫使你接受精神的淩辱，你常常是不堪忍受皮肉之苦而不得不低头屈膝。时过境迁，肉体的痛苦就淡忘了。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痛。但精神的淩辱却没齿难忘，司马迁曰：“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王力雄讲过：“中国监狱的目标似乎就是把人的尊严消灭一净.而一旦人曾经彻底丧失尊严，也就很难再找回尊严。”为什么绝大部分深受非人虐待的受难者都不愿意完整地讲出自己的遭遇？他们不是怕讲出自己受到的肉体折磨，而是怕讲出自己的精神的屈辱。感谢廖亦武，以极大的勇气，淋漓尽致地写下他遭遇的一切，包括他的抗争，也包括他的屈从。如果你不幸而面对各种酷刑，除非你决心一死，否则你很难硬抗到底；而只要你想活，狱方就总有办法让你低头讨饶。廖亦武在狱中饱受淩辱，有一次他撞墙自杀，没死成，此后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他深感自己在狱中失去了尊严，他写《证词》的目的之一就是赢回失去的尊严。
这里有一个悖论：象廖亦武这样是因为争取自由反抗暴政，或者说坚持人的尊严，而被抓进监狱，受折磨，被剥夺人的尊严。简言之，他们是为了坚持尊严因而失去尊严。一个人为了坚持尊严反而失去尊严，这不是很矛盾的吗？如同自由斗士，自由斗士就是为了更多的自由而宁肯失去仅有的自由。反抗压迫，就是不甘忍受压迫而宁肯招致更大的压迫。这些难道不都是自相矛盾吗？这就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因为反抗暴政而被监禁不堪折磨被迫写检讨书认罪书的人，和那些因为不参加任何反抗暴政的斗争因而也不曾被当局迫害不曾被强迫写检讨写认罪书的人，谁个更没有尊严？
维克多。弗兰克坚称：“即使是置身于集中营，一个人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严。”面对各种非人的待遇，你可以用坦然的、从容的态度去接受。这不是丧失尊严而是坚持尊严。是的，你在受辱；但你是在为理念而受辱，为信仰而受辱，或者说，为自己的不肯屈从强权而受辱，为自己的坚持尊严而受辱。它当然证明了你的尊严，体现了你的尊严。当我们看到在一群奴隶中有一个奴隶被套上镣铐，我们一下就明白了这个奴隶最不是奴隶.在暴政下，唯有反抗才体现自由，体现尊严。暴政之为暴政，就在于它规定了臣民的存在方式，否认臣民是独立自由的主体，也就是说，它不把人当人看。你有几分反抗，你就有几分尊严。反抗是尊严的集中体现，离开了反抗就谈不上尊严。纵然你因为反抗而招致不堪忍受的惩罚，甚而被迫低头屈膝，那也远远胜过根本不反抗。好比一群青年学生远游，遇到一夥手持凶器的歹徒。歹徒要强暴女学生，大多数男同学们都被吓住了，只有一个男生挺身而出，结果遭到歹徒毒打，直打得遍体鳞伤，甚至一度低头讨饶。然而我们都清楚，和那几个袖手旁观因而毫发无损，看上去仍然体面光鲜的男生相比，这个被打得狼狈不堪的男同学才更像是一个男子汉.
七、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
不久前，廖亦武写下一首短诗，题目是“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不！
孩子死了，父亲死了，情人死了兄弟姐妹也死了如果人心都死绝了你不投降又有什么用？
时光流淌，阴雨连绵大地却一片荒芜太阳有毒，看客是猪你无家无国无底气羞耻羞耻——又有什么用？
你说你活着是为了记住可记住——又有什么用？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不——又有什么用？
这首短诗表达的，一方面是英勇的坚持，一方面是对坚持的意义的深刻怀疑。不投降有什么用？当它看上去什么用也没有的时候。然而，不投降在没有用的时候最有用。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所谓“时穷节乃见，一一书丹青”。在这里，不投降的意义就在于不投降，成败利钝，非所计也。一个人有多高贵多人性，就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面对强权永不屈服。
着名意大利作家、女记者法拉奇说：“我认为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三个希腊字母：OXI.意思是‘不’。”“为什么还要忍受痛苦，为什么要斗争，为什么要冒从山上被狂风刮到井底与鱼为伍的风险呢？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总之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只绵羊而生存的唯一方法。”
2005年6月
（《证词——为中国底层贱民代言》，廖亦武着，490页，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最新版本《六四证词》，台北允晨出版公司，2011年6月）◆
冥空中的读者飞飞——读廖亦武“证词”随感
胡平
来源：RFA
目前德国的渔夫出版社将会筹划翻译出版他的狱中纪实文学“证词”在这本书里，廖亦武忠实地记录了钟爱的姐姐车祸去世和六四屠杀对他的刺激，个人精神的沉浮和入狱四年期间，面对形形色色扭曲的人性时，类似灵魂出窍的肉身和精神的体会。相信该书届时在西方出版，会掀起另一场知识界休克式的震撼。-摘自廖天琪3月20日关于德国科隆文学节的报道
“证词”一开篇，廖亦武写到他姐姐飞飞的死亡，他姐姐在八九民运之前的1988年死于一场车祸。
这个开篇很奇怪，因为它看上去和“证词”全书毫无关系。不错，姐弟情深;不错，廖亦武的姐姐美丽而能干，但好像也仅此而已。飞飞和八九民运，六四屠杀都毫无关系，飞飞也不是廖亦武自由思想的启蒙者或写作生涯的引路人，甚至也不是廖亦武诗文的特别知音或“粉丝”。为什么一开篇就要写到飞飞呢？
在“证词”的结尾，作者又写到他姐姐︰“感谢上苍让我一再经历劫后余生。现在，将这部作品公诸于世的心情远不如最初创作它时那么迫切，因为它在冥空中，还有一位读者，我的姐姐飞飞。她有时就在我的血管里，在我的喃喃自语中。我必须时时自省，保持心灵的清洁和平静，姐姐漂泊了近十年的亡魂（本书初稿完成于1997年-引者注）才会在此落脚。她喜欢有尊严的男子，而写作能使人不断地收获尊严。“
哦，我明白了，原来，廖亦武是把姐姐飞飞当作他的读者，当作他在孤寂中写作时的倾诉对象。
人讲述心事，讲述故事，需要有人倾听。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说︰“文学的可靠性要求我们心存一两位说话对象，将写作覆盖面约束到最小程度。”
在冷漠的世界里，人需要爱的关切。哪怕只是来自一个人的爱，就能使我们在苦难中获得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就能使我们在整个世界把我们遗弃的时候仍然感到自己被倾听，被理解，被承认。哪怕只是一个人，哪怕这个人已经离开人间，但是他/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就够了。
当生者大量的背叛，甚至妻子儿女也离你而去的时候，你只有想到死者，因为死者永远不会背叛。死人比活人更可靠，因为死亡把人定格，死人不可能再变节再背叛了。
平常我们写作，心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读者。在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一般的写作者不大考虑为什么写，为谁而写这些问题。他想写，于是他写了，然后他把他写的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表了。可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如果你写的东西没地方发表，甚至连你的写作本身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危险或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而写？
有时候，你写，是因为你知道有人要看，有千千万万的人要看。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一张大字报就可以引来观者如堵，就可以振聋发聩;小孩子的一声喊︰“皇帝没有穿衣服！”就可以石破天惊。在死牢里，张郎郎问遇罗克︰为一篇文章而死，值吗？遇罗克答︰值。
可是，六四后的中国不是这样。廖亦武们的写作固然已无杀身之祸，但依然可能招致牢狱之灾。糟糕的是，在这时，你写的东西不但没有地方出版，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人还要看。你可以唤醒沉睡者，可是你怎么去唤醒清醒者呢？汪建辉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清醒者永远不可能再醒来。”
出狱后，廖亦武曾把冒死捎出的狱中文稿托朋友带到海外。我想，他一定梦想过他的作品能取得象“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伟大成功。当初他在秘密写作时，他就把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的卷首语抄了十几遍，用以激励自己。可是都如石沉大海。因为找不到地方出版，也找不到人翻译。廖亦武的同案犯，加拿大人戴迈可回复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西方政府忙于和中国做生意，讨价还价;媒体的关注点也是抓人放人，各类明星炒作。”他无能为力，只有给廖亦武捎去400加元。
很难想象廖亦武是怎样扛住这一沉重打击的。很难想象廖亦武怎样能在这样的打击下还继续写作。我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廖亦武那死去的姐姐飞飞就成了唯一，就成了一切。
钟子期死了，俞伯牙毁掉他心爱的琴，从此不弹。这个传说本来就够伤感了，廖亦武的故事更令人伤感。他只能凭想象，把死去的姐姐当作他的读者，支持着他的写作。幸亏他曾经还有过这样一个姐姐。
信主的人是多么幸运啊。你心中有主，你总是可以向他倾诉，你就永远不会感觉孤单，永远不会绝望。所谓绝望，就是无话可说。其实不是无话可说，其实是有太多太多的话可说，只是无可说之人。我什至想，我们心中缺少一个永恒的倾听者，这是不是我们缺少那种描述大苦大难的文字的一个原因呢？
廖亦武又一次被拒出国，无法出席科隆文学节。这自然会让他很沮丧，但决不会让他绝望。廖亦武已经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任何力量都不可能让这样的人绝望。
今天的廖亦武，已经是在西方最有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地在西方出版。就在科隆文学节前夕，我们的法国朋友玛丽（即侯芷明，玛丽霍尔兹曼）告诉我，她正在夜以继日地把廖亦武的“地震疯人院”翻译成法文，定于今年5月，也就是四川大地震两周年之际出版。
廖亦武的写作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对于那些在言论不自由的今日中国坚持以良知和血泪，默默地书写苦难的人，廖亦武是一个典范。
（2010/04/09发表）
无言者的代言人——写在廖亦武首次出访之际
胡平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直到他登上飞往德国的班机，遨游在天空之上，朋友们提起的心才放了下来。
廖亦武十四次出国被拒，今次终于成行。这和冯正虎八次回国被拒，终于成功返回家园一事相映成趣，为我们这个荒谬的时代留下了两个极有戏剧性的案例。
×××
想起了廖亦武在《证词》一书里的一段议论。在那里，他对一些民运老战士的传记提出批评，认为“他们都活在自己的那一段历史里”。廖亦武说：“我们珍视自己的历史，可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不能利用历史任意拔高，夸大个人的作用”，要避免堕入自我神化的幻觉。我想，他这句话也是在提醒自己。
是的，我们见识过一些民运老战士的自我膨胀。用俗话说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不过设身处地地想，那倒也很有几分情有可原，不足为奇。
美国哲学家内格尔（ThomasNagel）说：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希望自己的生活整体从外部来看也具有某种意义。如果说我们的生活从整体来看毫无意义，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就会感到失落，因为他们身上总有某种东西反躬自省，从整体上看待我们的所作所为。“人类的许多努力－－尤其是那些为了服务于雄心壮志，而不仅仅为了活下去和过得更舒适而做出的努力－－其一部份动力就来自于一种重要感。这种感觉就是：你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对你来说才重要，在某种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它本身就很重要。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重要感，我们就不再能鼓起前进的风帆。”谁说不是这样的呢？
样板戏《红灯记》里，日本小队长鸠山为了从李玉和那里得到密电码而煞费苦心，软硬兼施。因为按照鸠山的说法，如果这份密电码落到北山游击队手里，对帝国会“大大的不利”。这话一想就不对。一份交给小小的北山游击队的密电码，再重要还能重要到哪里去？怎么能对堂堂的大日本帝国“大大的不利”？根本不可能嘛。可是，如果那份密电码没有多大价值，李玉和一家三口为了区区一份密电码就死了两个，人们在感动之余，难道不会深深地为之惋惜，觉得太不值当了吗？可是我们再转念一想，我们就会知道，无论多么伟大的事业，总离不开一件件细小的事件，因此许许多多壮烈的牺牲是发生在并不伟大并不重要的细小事件中；如果我们排除掉所有这些为细小的事情而难以避免的牺牲，那个伟大的事业就无从谈起了。如此说来，同样是战死沙场，死在大战役实在是一种幸运。
廖亦武在《证词》里写到狱友雷凤云的一段故事。八九时，雷凤云是西南师大进修研究生，曾积极策划重庆高校学生的游行绝食和请愿。六四屠杀发生后，雷凤云激于义愤，竟在校门口张贴告示，号召广安同乡杀回故里，挖邓小平的祖坟，被重判十二年。这件事我在六四後就在海外的报纸上读到过，但不知是谁，原来是雷凤云！
廖亦武写到，老雷说他一直琢磨在监狱里筹建一个组织，一方面保障政治犯的权益，一方面同外界积极联络，让世人知道我们的奋斗。廖亦武问为什么要有组织呢？雷凤云回答说：为了在将来的历史舞台上有发言权。
注意：在这里，老雷要成立组织的目的，主要还不是为了改善在当下的处境，而是为了赢得历史的承认。不错，要保障政治犯的权益，要改善狱中的处境，你也许需要组织大家展开集体抗争；但是，组织集体抗争是一回事，成立组织是另一回事。因为组织集体抗争并不一定非要成立一个有形的组织不可。事实上，在那么小的一座监狱里，就那么一批彼此熟悉的政治犯，要协调一致，展开集体行动根本用不着再成立什么有形的组织。问题是，成立有形的组织，一旦张扬出去，那本身就可能招致更严厉的惩罚，反倒很可能更不利于集体抗争。换言之，有组织的名义比没有组织的名义更有风险，更难组织起有效的集体抗争。既然如此，老雷为什么要贪图一个组织的名义呢？
老雷说得很清楚，他就是为了成立组织而成立组织，因为非如此就不能吸引外界的关注。老雷说：我们与世隔绝很多年，又远离北京那样的政治和新闻中心，极容易被人们淡忘和忽略，更别说国际人权机构的声援了。一个外围的名不见经传的反革命不算什么，但一个外围的政治犯集体就能迫使外界的关注。“人总得有个盼头，没指望的煎熬能摧垮一切啊”！
这里所说的指望，无非是被外界关注，被历史记载。人不怕为理想而受苦，怕的是受了苦却不被众人所知。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归因于虚荣心和出名欲。因为任何英雄行为都是社会性行为，它们唯有被社会所知晓时才能获得它的全部意义。
廖亦武不赞同雷凤云的想法。廖亦武对雷凤云说：坐牢是一个人的命，没什么划算不划算。我们不能拿自己同天安门广场的精英比，不能说我坐了十几年，他才四年或者两年，没办法，人家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就该被历史记载。
廖亦武这段话讲得很达观。可是，在达观的背后该有多少无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把历史当宗教的缺陷了。是的，我们相信历史，可是，历史是人写的。一桩英雄的行为，如果缺少有力的见证、书写和传播，它就会湮灭无闻。暴政的最大罪恶之一，就是它阻断了信息的自由交流。现在虽然不是毛时代，民间人士多少也赢得了某种书写和传播的空间，还有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在中国本土，压制仍然是普遍的，而国际社会的关注免不了要受制于各种偶然因素；有多少不平凡的业绩和名字被埋没，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陷入沮丧陷入消沉，那固然不难理解；另外有的人之所以要对自己的重要性做过甚其词的自我宣扬，由于那很可能是出于在现实中的失落，所以也是情有可原的。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象廖亦武这样坚韧不拔，不骄不躁，不轻狂不气馁，无疑就更加难能可贵。然而，廖亦武能做到这一点，如流沙河所说，也有赖于上苍给了他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他可以用他的写作进入历史，以弥补和纠正历史记录的不公平。文革中，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因发表异端思想而被关进大牢十一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单身监禁，同案的难友有好几个疯掉了。支持着鲁礼安挺过十一年单身监禁并保持精神健全的唯一动力就是，他发誓要把自己这段悲惨经历写出来，把那些自由民主的敌人，扼杀人类道德与良知的刽子手永远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廖亦武也说，写作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不消说，在信息爆炸，文满为患的当代世界，这个理由也相当脆弱，但它毕竟是一个理由。一个人要凭借这种理由活下来，不疯掉不自杀，那不仅需要非凡的毅力，也需要对自己文学才能的高度自信。可问题是，那些缺少这种天赋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和许多把写作当成自我救赎的人不同，廖亦武不但用那支有天赋的笔写下自己的经历，而且还把目光转向各种各样的底层民众，自觉地担负起一切无言者的代言人，有多少失声的个体和群体，在他的笔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起我们这几代文化人，少有几个不曾沦落过底层社会的，但是绝少有人把自己认同于底层社会，并把描写底层社会的众生相当作自己写作的使命。也许，这就是廖亦武最独特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愤世嫉俗与悲天悯人。
2010/9/22
《中国上访村》评介
胡平
自从“六四”的一场牢狱之灾，廖亦武就成了中国底层社会义无反顾的代言人－－更准确地说，发言人；因为他把自己就当作底层社会的一份子。高氏兄弟在七十年代后期，因其父被迫害致死一事，也曾是上访大军中之一员，对上访者的苦难刻骨铭心。于是，他们合作完成了这本《中国上访村》。所谓上访村，是指北京火车南站附近一片居民区，和若干中央信访办公处相邻，近些年来成为赴京上访者栖息之地，故得名。
上访如今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上访制度的设立本意是要解决问题的，殊不知它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自己变成了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有所谓信访制度。按照1996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所谓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信访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要求；检举、揭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等等。可见，上访是《信访条例》允许的信访形式之一，即“走访”。《信访条例》还规定：“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有关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人未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而直接到上级行政机关走访的，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告知其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提出；上级行政机关认为有必要直接受理的，可以直接受理。”“对原办理机关的处理决定或者复查意见不服的，信访人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书或者复查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请求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上一级行政机关应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可见，越级上访也是《信访条例》所允许的，属于依法上访。
据悉，中国最高层信访机构，每年接待和接受的上访人群和信件不下100万。国家信访局承认信访案件有80%是有理的，然而通过信访得到解决的还不到1％。如果仅仅是得不到解决倒也罢了，问题是，中国的国家机器不但低效，而且残暴。2004年社科院信访调查报告显示，少数（？）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人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情，有些地方对上访人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触目惊心。受访的600多名上访者中有55.4％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53.6％的人因上访被一些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于建嵘在一次讲演中指出，40％的上访人所反映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问题，而是告上访过程中所受到的政治迫害的问题。上述报告没有提及中央政府，但是我们都知道，地方政府敢于如此胡作非为，就是倚仗着中央政府的默许、纵容乃至配合与暗示。事实上，我们正是从上访人在北京的中央信访办门前的悲惨遭遇才充分了解到问题的全部严重性。
上访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持续多年的上访洪峰说明了：在当今中国，地方官员胡作非为、侵犯民众权益的现象十分普遍并相当严重；各级政府，从县、市、省直到中央，既无能又腐败，漠视民间疾苦，官官相护，狼狈为奸，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日益流失。赴京上访的人数居高不下，打不尽，赶不完，与当局的矛盾愈趋激化。
或许有人会问：上访既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会招致迫害，为何人们还要上访？因为在今日，上访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上访，上访已经变成公开的民意表达，变成公开的施加压力，变成公开的集体抗争。我相信，主要不是出于对上访人的同情，而是迫于这种无日无之的压力，当局才不得不把上访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2005年1月17日，中共当局签署颁布了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说是为了使信访渠道更为畅通和维护信访秩序。该条例将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最大的变化是将保护信访人的权利确定为信访工作的重要原则”。修订后的《信访条例》将“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信访人”从现行的普通条款提升至总则位置作为原则强调。很难相信，像这样把“朝三暮四”改成“朝四暮三”，事情就真的会有所不同。果不其然，就在1月31日夜间，北京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察警车围剿上访村，将上千名访民强行带走，据信其中许多人将会被关进劳教所。这再次表明，在现有的权力结构没有改变之前，仅仅是在纸面上加强对权利的保障，只能是自我欺骗。
新条例的另外一个重要信号是强调“政府责任”。要求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源头上减少因侵害群众利益引发的信访事项。这又是一张空头支票。当今中国，腐败早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更重要的是，正如小说《天怒》里一位贪官所说的那样：中共现政权正是让大小官员享有贪污腐败的大好机会，从而赢得他们对政权的支持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纵使当局中有个别人想兴利除弊，面对这庞大的利益集团也无可奈何。梁启超论晚清政府时讲过一句话，曰“治弊则无一效，掣肘则有万能”。信然。
结论是很清楚的，上访不能解决问题，况且它自身已经变成了问题。对现有的上访制度修修补补都是无济于事的。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对上访问题深有研究的于建嵘博士在2004年12月的一场讲演中讲到台湾的情况。他说：“这次到台湾，我的体会非常深刻。我是专门研究社会冲突的。我到台湾开完会就到农村去了，我就反复地问那些农民：‘假如这个村长对你坏怎么办？’他第一句话告诉我：‘不可能的’。我说：‘假如他对你使坏，该给你的东西不给你，怎么办？’他还是那句话：‘不可能的’。我问了很多遍，我一直问这句话。我说：‘假如的确有这么个情况怎么办呢？’他说：‘那我到法院去告他咧。’我说：‘假如法院也腐败了怎么办？’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咧，法院怎么能腐败呢？’我说：‘假如腐败了怎么办？’他说：‘那这样吧，我到我议员那里去告他。我的议员可以问他你为什么腐败呢？’我问：‘假如这个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他告诉我什么你知道吗？‘我明年不投他的票了。’就这么简单！”
2006年3月
－－－－－－
《中国上访村》，廖亦武、高氏兄弟编著，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失败者也能写历史―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序言
胡平
一
有人說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其实未必，因为失败者也能写历史。但历史肯定是活人写的，死人不可能写历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偏偏是那些死人最多的历史悲剧往往只留下很少历史记载的原因：因为那些最有资格的见证者们都默默地長眠於九泉之下了。
中共的土改就是明证。一场土改，逾两百万地主死于非命。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被迫害致死的地主又不知凡几。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E.Frankl）说："我们这些仗着许多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是的，你可以说，土改也整死了一些真正的土豪劣绅。但那又怎么样呢？谁能说纳粹集中营里整死的犹太人中就没有真正的奸徒恶棍呢？无可争辩的是，在迫害致死的地主中，绝大部分是好人，是无罪的人。可以想见，在几近三十年的对地主的毁灭性打击下，那些最有声望的、最刚正的、最有血性的、最重情义的人，都最难活下来――如果还有这样的人侥幸活下来的话。死者无言。一段最血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二
被整死的地主固然不可能再发声，为什么幸存的地主也一直沉默无语？通常，一场灾难下来，总还会有一些幸存者。这些幸存者总还会有一些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把这种人称为"幸存者见证人"。所谓"幸存者见证人"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不只是笼统的亲历者，他们是受害者，不是旁观者，不是施害者；他们不但是见证，而且作见证，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承受了灾难，而且向公众讲述出他们身受的灾难。例如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威塞尔，古拉格群岛的幸存者索尔仁尼琴。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幸存者见证人。提到反右，提到大饥荒，提到文革，提到六四，提到镇压法轮功，我都能想起一连串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代表性作品。可是，提到土改这场最血腥的政治迫害运动，提到地主这个最受打击的群体，即便是长期对这种事情密切关注的我，也想不起任何一个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作品。这就比恐怖更恐怖，比悲哀更悲哀。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记得当年"伤痕文学"问世没多久，就有人抱怨：好啦好啦，你们揭露共产党暴行（他们叫"错误"）的文章已经太多啦！不，不多，还太不够。我相信，最深重的苦难还没有讲出来。我担心，它们已经讲不出来了。
小说《如焉》里有位人物卫老师，是个老革命，也是个文化人，49年后曾出任党的高级文化官员，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备尝艰辛，二十五年后才获平反。大彻大悟的卫老师复出后发表了不少作品，又被当局视为自由化分子。卫老师对朋友们说："（我）晚年写了很多主旨宏大的文章，却没有写过自己的经历和个人生活。不敢。想过的，真要动起笔来，受不了，那等于是将那些日子再过一遍啊。我就知道了，中国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都被它们的主人带到坟墓里去了。而那些写着的人，多数是隔着很远的。""中国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作恶者不说，因为心里有鬼，受难者不讲，是因为伤痛太深，或作恶者不让讲。年深月久，历史就给掩盖起来。"受迫害的老革命尚且如此，何况比他们遭遇更悲惨得多的幸存的地主们。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有如令人头晕目眩的万丈深渊，你若敢俯身低探，你就很可能会一头栽下去。
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极端残酷的，但所幸第三帝国只有十二年的寿命。幸存者还可以从休克中苏醒，所以他们还可能讲出他们的苦难，成为历史的见证。中国地主的厄运太长了，太长了。想一想他们这几十年是怎么活过来的吧。起初，是极度的震骇、极度的愤怒、极度的悲伤和极度的恐惧，其后则是无边的忍耐，无望的屈服和无奈的认命，并伴随着永远的战战兢兢。痛苦的极致是麻木。唯有麻木才能苟且偷生。麻木竟然成为他们生命的保护神。他们一定有过强烈的诉说苦难的冲动。天大的苦难，只要讲出来了，或者记录下来了，就是可以承受的了。这个道理不需要哲人讲出来才恍然大悟，只要你身临其境就无师自通。然而对于中国的地主们，就连这样一种最后的愿望也是无处寄托的。因为"老大哥"无处不在，因为他们看不到一丝希望，也因为他们的周遭一片冰冷，就连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倾听的愿望，不和你划清界限，不抱怨你就是好的了。无比的哀愁悲愤在半个多世纪的压抑下终至萎缩于无形。当苦难的持续超过一定时间，人心就变得迟钝，麻木，而且开始遗忘。包括那股叙说与写作的冲动，你一次又一次地压抑，最后一看，它已经窒息而死了。
感谢廖亦武，从2005年年底起，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土改幸存者采访录《最后的地主》。五十多年来，有关土改的文章、文件、学术论著和小说影剧并不缺少，撇开各自不同的真实程度和价值取向不谈，其中最缺少的是最重要的一方即受难者自己的声音。廖亦武这本书让我们听到了受难者自己的声音。这是来自坟墓边的声音。正如作者所说："的确，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四五或五六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
三
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廖亦武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作为地主的后代，他本来是很容易从他的爷爷和父亲那里去了解土改，了解地主的，为什么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却没有想起这么做呢？那时候，自己很青春，精力充沛，满怀文学理想，周遭经历过土改的人不少还在世，为什么在当时自己却没有了解他们和记录下来的冲动呢？廖亦武写道："而应该成为本书缘起的我的父亲，另一乡村地主家族的长子，2002年10月因肺癌逝世，享年80岁。我曾在他的病床边厮守近一年，却懵懵懂懂，没产生一丁点怀旧交谈的动机。如今徒劳后悔，惟愿他的在天之灵饶恕！虽然造物主让我们具有父子血缘，但彼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其实，象廖亦武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大部分地主的后代对他们长辈的遭际都很少了解。这就是说，即便在地主的家庭内部，人们也很少触及，乃至于常常刻意地回避这个话题。
在毛时代，地主的后代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饱受欺凌压抑。他们未必都相信他们的长辈是坏蛋是罪有应得，但多少也认为他们的家庭是不光彩的，所以对之宁可回避。有些人则下意识地感到，彻底了解真相是会有麻烦的，是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的，所以通常他们也不会去追问。
毛死后，中共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昔日的贱民恢复了名誉，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例如不少57年的右派，一时间被视为敢讲真话的英雄。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右派们自然不再忌讳向子女、向公众述说其所受的苦难，许多右派子女自然也愿意了解其父辈的遭际。地主的情况则不同。地主只是摘帽，那好比罪犯刑满释放。地主并没有平反，他们过去那段历史仍然是一片不准触动的禁区。因此，幸存的地主不得不继续沉默，而他们的后代则习惯性地继续回避。
再到后来，私有产权的概念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照说这就已经为理论上否定土改扫清了最主要的障碍。然而，今日中国之荒诞正在于，很多事情其实只隔着一层纸，无需费多大气力就能看穿的，但只要当局还在那里一如既往地捂着盖着，多数人也就习以为常，不去探究那层纸背后的东西。尽管在今天，当局已经不可能操控人们的思想，但是它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操控思想的公开表达，它还有很大的操控话题的能力。其结果便是，有些被当局一贯封杀的话题，哪怕它们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时间久了，就连我们自己也常常想不起来了。等到我们终于想起这些问题时，它们已经离我们而远去。
地主并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地主就生活在我们的四周，就生活在我们的家庭里。可是，我们对他们是那样地缺少了解，而且已经不可挽回。我甚至怀疑，今天，有谁能用第一人称写出一部以地主为主人公的小说吗？那是否已经超出了作家的理解力和想象力。
四
谈到土改，谈到地主，我们还必须提及一种人：那些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参加过土改的老革命。
中共的老革命有很多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成长于"旧社会"，对地主，起码是对自己地主家庭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们参加了共产党，直接参加了土改乃至领导过土改运动。因为他们既了解土改也了解地主，他们本来应该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者。
譬如《地主之殇》作者野夫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野夫的父亲出身地主家庭又参加共产革命。就在他奉命去别地参加土改和镇压当地反抗的地主的同时，在他的家乡，他的地主家族也遭到灭顶之灾。此后，他在子女面前绝口不提家族的故事，也从不还乡；直到1994年病故，被一面血红的党旗覆盖，"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这又是一个无可言喻因之也无言而逝的悲剧人生。怎么能不是呢？他们为着一个据说是无比美好的理想而革命，革命要求你去杀人，去杀那些你明知是无辜的人，而你自己的亲人也在这场革命中被杀死。但凡还有人性者，怎么能不被这样的革命所撕裂？作为这样的革命者，如何能向自己的儿女讲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如何能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或许还用这样的话来麻痹自己：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难免也会有一大批好人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血污中进步的。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不能不认识到，那个无比美好的理想实际上是虚幻的，那场血腥的革命因此也就是不必要的，是错误的。纵然你绞尽脑汁，力图给土改找出多少正面意义，可是它绝对抵消不了那滔天的罪恶。连老农民都知道："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前我们村原来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啊，何必当初？被革命杀死的千千万万的人何苦被杀死？为革命牺牲的千千万万的人又何苦牺牲？
主义的布景一旦坍塌，鲜血淋漓的苦难――包括自己家族的苦难――便还原为苦难而兀立眼前，老革命们情何以堪？当俄狄浦斯最终发现他娶下的是自己的母亲，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他感到他无法再正视这个世界，于是刺瞎了自己的双目。我们的老革命们则发现他们说不清自己心中的种种不堪，剪不断，理还乱，于是只好不想，不说。是的，很多老革命写了回忆录，有的回忆录还提到了土改，甚至披露了一些原先一直掩盖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写出他们内心的感受。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心灵的历史。在应该有心的地方，他们留下的是空白。随着这一代老革命的凋零，这段空白已无从填补。
五
我尝言："对于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换言之，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诚然，历史不是历史书，但是，我们是通过历史书去了解历史的。平时我们说"历史不容篡改"，"历史不容抹煞"。那都是说不应该，不是说不可能。暴政的罪恶不仅在于它制造罪恶，而且还在于它毁尸灭迹，营造假象，抹杀罪恶的存在，并无耻地把罪恶改成光荣。如果我们由于一时未能战胜暴政，因而未能防止罪恶的发生，那固然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由于恐惧，由于苟且，未能把暴政犯下的罪恶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努力让它们流传下去，那才是更大的失败。人类反抗暴政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无比遗憾的是，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有一些十分珍贵的记忆不幸沦为牺牲品而湮灭无闻。我们读到的历史几乎都是残缺不全的，而越是暴虐的历史很可能就越是残缺不全。纵然有一天我们战胜了暴政，赢得了自由，我们也未必能完整地恢复记忆。毕竟，我们只能根据有幸留存下的记载重建过去，那些未被记载或被销毁了的事实，势必就永远地消失了。
土改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受难者的土改史和作为心灵史的土改史，已经大块大块地沉没，我们现在只能打捞出一些碎片。亡羊补牢，我们当尽力而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笔来。我们已经动手得太晚了，不能再晚了。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斗争的死难者，很多国家修建了无名英雄或无名战士的纪念碑。这里的"无名"当然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甘当无名英雄一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名"、无奈的"无名"――不是我们不愿意记住他们的名字和记住他们的事迹，而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名字和事迹。同样地，我们在书写土改和地主受难的惨痛历史时，我们也需要留出一页空白，以此表明人类记忆的中断或遗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种遗忘，让大家知道那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并努力倾听、追思和领悟，怀着深厚的同情。
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中心地带，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其形式取材于中国八九民运期间一度耸立在天安门广场，而后又被中共的坦克碾碎的那座民主女神像。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在讨论纪念碑的蓝图设计时，曾经提出三个草案，一个是柏林墙，一个是布兰登堡城门，一个是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所有东欧国家的代表，包括受苏共蹂躏最烈的波罗的海三小国，都毫无异议地投票给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民主女神的底座正面镌刻："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背面是："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在超过一亿名共产主义的受难者中，中国人就占一半以上。我希望，未来，我们将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一座中国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献给所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受难者，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不忘。
──原载北京之春2008年4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