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权宣言》与中国文化传统
胡平
《世界人权宣言》公布的人权观念是不是普适价值？抑或它只是西方的观念，不适用于中国。
人权当然是普适价值；它不但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中国。事实上，在当年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就有中国人参与，就结合了中国的文化传统。
我们知道，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过程中，一位名叫张彭春的中国学者兼外交官作出了重要贡献。起初，不少来自基督教传统的国家的代表主张，像美国的《独立宣言》那样，把人权表述为“人人被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张彭春不同意，他建议把人权表述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他们赋有（endowed）和有资格享有（entitled）各种权利和自由。这种表述可以适用于各种非基督教传统的国家，更好地体现了人权的普适性，因此得到广泛的赞同而写进了《世界人权宣言》文本。
所谓普适价值，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该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分宗教、国家、民族，都适用。另一层意思是，该价值在大多数地方被很多人共同发现和认同，哪怕这种发现还很模糊，缺少准确清晰的表达；哪怕这种认同并没有表现在外部行为上，没有体现在某种制度性安排上。
就以第一人权——言论自由为例。在中国古代就有一句成语“言者无罪”，流传至今。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左右两侧，矗立着两座高大的汉白玉的华表。华表的前身是谤木，相传在上古的尧舜年代，中国人就在交通要道上树立高大的木柱，专供人民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批评统治者的意见之用。后来，谤木失去了它原来的功能，变成了装饰物。汉代一位名叫路温舒的大臣，力主让天下人都开口说话。路温舒说：乌鸦蛋不要捣毁，凤凰才会来栖息；不禁止恶意的批评，才会引出良好的言论（“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在中国历史上，那些能够听取批评意见，能够容忍反对意见的皇帝总是受到称赞的；而那些压制批评，热衷于以言论治罪的皇帝总是受到谴责的。
不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和“自由”这两个词汇或概念。但这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对人权和自由的感觉和追求。中国过去也有一些词汇或概念，和人权与自由的意思很接近。好的词汇或概念，既是发现，又是发明。说它是发现，因为它不是无中生有，没有依托。它反映了我们固有的某种感觉或愿望。说它是发明，因为在找到这个词汇或概念后，我们的感觉或追求就变得更明确，更清晰，更现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在第一次接触到西方人提出的人权和自由的概念后，立刻就抓住了它：“对，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盛顿纪念碑里有一块汉字石碑，上面刻着一位清朝高级官员、儒生徐继畲的一段话，对华盛顿总统称赞备至。徐继畲写到，美国国父们创建的制度，几乎达到了中国人古老的天下为公的境界，和我们上古时期的的理想非常接近（“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
108年前，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今天的台湾有着成熟的民主制度，在人权与自由方面有十分良好的记录。台湾远比大陆更好地保持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这有力地证明了人权价值的普适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