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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的随想
胡 平
(1989年12月)
一
柏林墙倒掉了。
作为铁幕的具体象征，柏林墙把柏林一分为二，把德国一分为二，把欧洲一分为二，把世界一分为二。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至少，是这种结束的开端。
二
围墙的作用，是防止外人任意进来，而非限制内人自由出去：除非是监狱的围墙。柏林墙正是为了防止东德人自己自由走出东德，因而那正好证明东德是一座大牢狱。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门边界，都具有相同的特性，因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牢狱。
上述推理是如此的简明，奇怪的是，为甚么我们直到今天才弄明白？二十八年前柏林墙的修建，本身就供认了社会主义在道义上的完全破灭，为甚么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仍迷信于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
三
十年前，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当时，我们一批搞哲学的朋友们即对这场讨论的肤浅和混乱甚为不满，也试图把它引向一个稍高一些的水平上来，不过这种努力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效果，中国的知识界在十年来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实际上这些成就经得起严密的推敲和时间的考验的并不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为例，这个命题的最大谬误便在于它不懂得：价值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区别。价值真理恰恰是超越事实的。如果我们坚持以实践的成败来判定某一价值判断的是非，势必推出[成王败寇]的结论。除非我们遵从黑格尔和马克思．把人类历史视为一必然合理的过程，否则该命题的谬误应是不言而喻。
撇开上述一点不谈，此间我还要指出下面两点：
一、实践的结果是可以被歪曲、被掩饰、被埋没的，因此，倘没有充分的信息自由，人们将无从判断实践的结果究竟为何。
二、更重要的是，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它需要人们对之解释，而解释又离不开一定的概念系统。所以，如果没有各种概念系统的自由争论，人们便很难对实践的结果赋予恰当的意义说明。
回到柏林墙的问题上来。我们老早就知道了柏林墙的存在，但我们迟迟未能从这一明明白白的事实中引申出它应有的结论，因为我们长期受着这样的一套概念系统的支配，按照这套系统，我们把自由枧为奴役，而把奴役视为自由。后来，我们把柏林墙认作是专制的象征，那并不是我们发现了甚么新的事实，而只是我们对一件早已知晓的事实给出于与前不同的另一种解释。在这裹，世界本身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我们的头脑，是我们在自觉不自觉之中改换了概念系统。
四
那么，究竟是怎样一种迷惑心智的概念系统，能够使得当中的我们，面对着禁止自由的柏林墙，还真诚地唱起社会主义无比优越的颂歌？今天，在我们这些为自由民主而战的人士的头脑中，是否就真正地理解了自由民主的真谛？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决非这一纸短文能够阐发清楚的，不过我可以尝试着绘出一些最基本的思路。
五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裹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甚么要自相矛盾呢？我们为甚么要为人民创造了美好的生活，然后又用七道大锁把边境封锁起来呢？』他说：『我觉得在苏维埃掌权五十年后，天堂的大门还要锁起来是不可想象的。』
赫鲁晓夫不愧是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有见识的一位。注意，我在『最有见识』四字前面还加上了『共产党领导人』这一限制语。因为不论是赫鲁晓夫，乃至戈尔巴乔夫，他们的所言所行，如果放诸在民主国家领导人的身上，都是稀松平常、不足为奇的．似乎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评价共产党领导人，人们就会自动地把标准下移好几个档次。这就是为甚么当年邓小平不过是允许农民包产到户——那其实比古代帝王们对农民的政策还差老大一截－——－就被捧成风云人物而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我常常感慨说：要当领袖，最好莫过于当共产党国家的领袖，无论你干下多少蠢事坏事，人们都会因为你是共产党领袖而看作是理所当然从而不予深究，一旦你干上一两件稍微象样子的事情时，左中右各派都会对你夸奖不已。
赫鲁晓夫发现了矛盾：共产党人自称为人民建成天堂，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用七道大锁把人民锁在裹面。这表明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深刻的不信任。
大致上说，共产党对人民的不信任是出于以下两种原因：
第一，共产党认为人民是幼稚的，分不清好歹的。只有通过共产党的长期的教育灌输，人民才可能逐步变得成熟。开明如赫鲁晓夫者，也只是说苏维埃掌权『五十年后』天堂的大门还要锁起来是不可想象的。言外之意是在此之前的封锁仍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第二。不少共产党人暗中相信，人性是下贱的，它天然地易被罪恶所吸引而排拒美德。因此，为了保证人民的善良纯朴，需要使他们远离罪恶的诱惑。
基于上述两种考虑，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的共产党们封锁了世界、修筑了柏林墙：由于接受了这两条理由，无限信任党而不敢信任自己的我们也才能够面对上锁的大门而由衷地感谢党对我们的爱护并对身处天堂而喜不自禁。
六
『上锁的天堂』，还表明了共产党对自由概念的特殊理解。赫鲁晓夫引用过一位苏联老百姓的批评：『你们是在用棍子把我们赶进天堂。』棍子意味着强制，它又如何能同共产党人一向标榜的『自由』相调和呢？不少『前共产党人』总是说，他们当初加入共产党也是为了争取自由。我们相信这种表白的真实性。但是问题在于：既然共产党从来就是搞强制的，这些善良的人又是如何从强制中发现自由的呢？
原来，共产党对自由另有一套独特的解释，而许多追求自由的人正是接受了这套解释才误入歧途的。马克思断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此观点至少可上溯至黑格尔）。依据这种定义，唯有那些对客观必然性有深刻把握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而那些不明了此种必然性的人，不论他们拥有多少自己选择、自己决定的权利，其实还是不自由的。当着那些深通历史必然性的先进分子们强迫驱赶那些不了解这种必然性的芸芸众生们走上历史必然性之路时，他们的确是在强迫，但他们是为了人民的自由而强迫人民。或者说，他们是在强迫人们获得自由。这样一来，强迫和自由这两个本来水火不兼容的概念就统一到一起来了。借助于这种新的自由概念。共产党对人民实行了最全面、最严厉的强制，而这一切，据说都是为了人民自己的、真正的、最大的自由。
七
在所有共产国家中都出现严重的反知识分子现象。这也是为甚么在这些国家中，当最狂热的时期过去后，其中的知识分子们会具有最强烈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普遍觉醒无疑是这种社会制度走向崩溃的一个先兆．不过，过份地强化这种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也不是没有隐忧的。它不仅暗含着对非知识分子的人们的轻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对于知识分子本身容易产生的危险倾向缺乏自知之明。不要忘记，一切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由知识分子领导起来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别人，把共产制度这个怪物带给了这个世界。
当我谈到知识分子容易产生的危险倾向时，我决不是像列宁或毛泽东那样，是在指责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常常表现出软弱、动摇和怀疑。在某种程度上正好相反，我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表现得有些软弱、动摇和怀疑恐怕倒是好事，因为那可能表明了这些人对残酷事物的厌恶和对独断信仰的反省。我所反感于某些知识分子的恰恰是他们的铁石心肠，是那种基于对自己观念的坚信不疑和亟欲强迫人类接受他自以为是的观念并为此不惜流血和暴力的铁石心肠。诚如保罗．约翰逊所言：一切暴政中最恶劣的暴政，乃是冷酷无情的观念的暴政。这正是导致共产制度巨大悲剧的一个关键之所在。古拉格群岛上无名的荒冢、柏林墙下被枪击和电击的死尸，大跃进中饿死的幽灵，都是这种观念暴政的罪恶见证。
八
如果我们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和观念打交道的人，那么，知识分子最须警惕的事情就是：他不要关心观念胜过关心人，他不要只爱抽象的民族、国家、人类而不去爱具体的现实的个人，他不要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而藐视每一个人的自由：他不要相信自己的观念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他认为为了使他的观念实现，他有权剥夺别人的自由甚至别人的生命。
六四屠杀提示人们，用『改革派』和『保守派』这种分类来认识中国政治，其实是不得要领的。用『温和派』和『强硬派』的分类也许能更深刻地说明问题。不是各人信奉的不同观念，而是各人为实现自己的观念所采用的不同态度和手段，才是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区别．『改革』之后，绝大部分共产党人或多或少地都修正了他们原先信奉的观念，这就造成了蓬蓬勃勃的改革潮流。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修正，甚至是大幅度修正了自己观念的同时，却并没有改变他们那种独断的、绝对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实行『观念的暴政』的习惯。换句话，很多改革派依然是专制主义者．去年国内展开一阵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据说，包括赵紫阳和一批年轻的经济改革家对新权威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六四事件中断了这些人实施新权威主义的万丈雄心。历史，在犯下了一个错误的同时避免了另一个错误。老权威主义者帮助新权威主义者站到了自由的一边。这当然是一件有趣的事。
有人说，共产党自己毁了自己，因为它把那么多优秀的人才逐出自己的圈子之外。这话当然有它的部分道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共产党不是把普天下的优秀人才都推出去而都是拉进来，那是否就是一件值得赞许的好事呢？如果它决意那样做，我们是不是就应该都帮助它，并踊跃地投入其中呢？我担心即使在我们民运人士内部，恐怕也会有相当多的人对此答之以『是』的。因为他们过去正是这样做的，而许多人对此则是『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也许，正是这个问题上，最深刻地测试出我们是否理解自由民主主义政治哲学的真谛。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密尔尖锐地指出：『如果一国中所有的英才竟能都被吸引入政府中去，那么一个趋向于做到这种结果的建议才真足以引起不安。』因为正是这种观念才造就了十足的专制。一旦举国的英才悉数成了执政者，那么谁个还有资格和能力对之批评和制约呢？
九
关于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观点，现在已经比较深入人心了。有一种生动的说法，『宁要两个魔鬼，也不要一个天使』。按照这种说法，只有两个对立的政治力量达到某种均衡状态，也就是谁也吃不掉谁的状态，民主政治就形成了。
任何简单化的说法。固然因其简单而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也因其简单而可能招致误解。『一个天使是专制，两个魔鬼是民主』这种说法也不例外。所谓唯有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民主便会形成这种观点，严格说来是有毛病的。因为：
第一，绝对的力量均衡恐怕是不存在的，总会有一方力量稍大一些，一方力量稍小一些，所以，如果双方都打定主意一心一意要吃掉对方，到头来差不多总会吃掉的。
第二，假定双方力量绝对相等，那往往不意味着谁也吃不掉谁。正相反，在这种绝对均衡的条件下，常常是『先下手为强』，谁先下手谁就会吃掉对方。即使双方都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彼此或许可以相安无事一段时日，但随着核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譬如星球大战计划的实现），双方的恐怖均势依然会被打破。
简言之，现实政治可能提供一种各派力量谁也不容易吃掉谁的局面，但不大可能出现长期稳定不变的谁也不可能吃掉谁的绝对均衡。一个天使会搞专制，不错：但两个魔鬼未必会搞民主，而只会打内战。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都并没有演变为两党制：魏蜀吴三个鼎立了半个多世纪，最后也没有形成三权分立。在中国历史上，各派力量大小悬殊的时候是搞专制，各派力量不分上下时则是打内战。显而易见，光靠历史提供各派力量一时间谁也很难吃掉谁的局面还是不够的，新思想的因素必须注入，『你活我也活』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注入，民主制度的构想必须注入，冷战或热战的双方必须签订停战或休战的协议也就是放弃吃掉对方的念头。在此之上．民主政治方宣告诞生。
十
这就涉及到民主政治的人性论基础的问题了。众所周知，昔日的柏林墙具有一种『半导体』的特性——从西柏林往东柏林，畅通无阻：从东柏林往西柏林，严关把守。这表明民主社会要远比专制社会对人更信任。建立民主制度的目的之一既然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那当然意味着它对人性并非无限的信任。但是，当我们说建立民主制度是为了对付人性中恶的一面时，那并不等于说民主政治的人性论基础就是纯粹的人性恶。人人都是天使，则民主制度是不必要的；但倘若人人都是魔鬼，民主制度则是不可能的。考虑到大多数人既非天使又非魔鬼，所以民主制度才是既必要又可能。
我们不妨想一想锁的功能，俗话说，锁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严格地说，君子既能『慎独』，原是不必防的。君子不必防而小人不胜防：那么锁是防谁的呢？锁是防大多数介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普通人的。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倘没有锁，拿取别人的财物非常方便，恐怕免不了会干出顺手牵羊的勾当：有了锁，尽管也可以撬门入室去偷去抢，但他们多半也不会那么去做。这样，通过锁的作用，大多数普通人也就能和君子们一道相互尊重彼此的财产，极少量的小人处于君子和普通人的共同监视之下也就很难偷盗，于是乎整个社会的财产安全便大致有了保障。锁的必要性在于大多数普通人还不是君子，锁的有效性在于大多数人毕竟也还不是小人。
十一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某些倡导民主制度的西方理论家们在其论着中一再强调的『人性恶』这一观点呢？这裹恐怕存在着一层文化上的隔膜。不要忘记，这些西方理论家们都是有神论者。当一个有神论者宣布『人性恶』时，其意义是和我们无神论者说出同样的话时所含有的意义很不相同的。有神论者说：『人性是恶的，只有神性才是善的。』从我们无神论者角度来看，神性本身是不存在的，那只不过是有神论者们把人性的某一方面归给了他们所谓的神而已：属于神性的东西其实正是属于人性。因此，把有神论者的论断『人性恶，神性善』翻译成无神论者的语言就不应该仅仅是『人性恶』，而是『人性有恶也有善』。我这一番说明也许不只是具有词义辨析的意义，它恐怕也解释了不少中国人在引进西方思想时，由于不重视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概念歧义性，因此往往造成重要的疏漏或误解。有识之士早就发现，在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社会裹实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往往产生比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更多得多的腐败现象。其实，不信神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不相信人生中有神圣的东西，也就是有高尚的，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东西，那就很糟糕了。遗憾的是，某些极热中于引进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中国人，有意无意之间，常常有一种贬低或否认那些高尚的、超越的价值的倾向，这当然是应该纠正的。
十二
柏林墙的拆除是一件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绝大部分国家对此事表示了莫大的关注。它对于刚刚用坦克屠杀了和平民众的中共当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国内的《人民日报》仅用寥寥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对逭件事作了个交代。不过它却用了不少文字告诉人们，那些从东德跑到西柏林和西德去的人，其中大部分后来又回东德来了，《人民日报》力图让人们相信，相比之下，还是社会主义好。这种拙劣的小伎俩自然欺骗不了任何有头脑的人。一个人留恋他自幼成长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据。更何况，监狱的围墙一倒，狱房也就变成了一般的民房。整个东德既然已经踏上快速自由化民主化的大道，追求自由的东德人自然也就用不着离乡外逃了。相信有朝一日中国大陆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绝大部分滞留海外的大陆人也是会返回家园的。六四之后。一位访问学者用三句话描述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情：『眼前无希望，背后无祖国，身边无亲人。』远望血雨腥风的神州大陆，岂是一个『愁』字了得！然而，环顾整个世界的惊人变化，大家对于未来的前景还是充满信心的。其实，没有人怀疑遇变化的前景，人们焦虑的只是变化的速度。可是，就以这次八九民运为例。一年多前，我们许多人就在焦急地盼望着这场风暴的到来，但当其这场风暴比我们预想的还早、还大地突然降临时，我们又不能不发现，我们的准备工作竟是做得那样不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眼下的我们似乎应该舒缓一下胸中的郁闷，转而把全副的精力投入到更为切实的工作上来。伟大事业都是在暗中完成的。不要为眼前的低潮而感到沮丧，因为任何高潮都是在低潮期间准备好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柏林墻与逃港潮
胡 平
2009年11月29日
1989年11月9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柏林墻倒塌了。
我们知道，东德共产党统治可以说是让难民潮冲开缺口的。东德和西德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两边的居民属于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和习俗。西德的面积是东德的两倍半，西德方面始终敞开胸怀接纳每一个来自东德的同胞。因此，从东德共产党建政第一天起，就有大量东德民众逃往西德。柏林墻建成后，仍然有很多东德民众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墻。到了1989年，东德政府不得不放松边境管制，于是，千千万万的民众越过边境投奔西德。至此，东德共产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很快就垮台了。
深圳的逃港偷渡潮
中国也有难民潮。因为在大陆旁边还有三个华人的社会——台湾、澳门和香港。台湾有海峡天堑相隔，常人只能望洋兴叹；于是，只有澳门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国的难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赴后继，英勇悲壮，并不亚于柏林墻。
1997年，两个深圳人创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位老人是指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是指在广东深圳创办特区。
如今，创办深圳特区一事被说成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神来之笔。其实，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来的。
官方也承认，自中共建政以来，深圳——仅仅是深圳——发生过4次大逃港事件。第一次1957年前后，反右运动后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初期，其中一次就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1961年大饥荒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2年，2万人。第四次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参与越境7万人，最后外逃3万人，而当时的宝安县全县的劳力才只有11万。
从这4次大逃港事件发生的时间看，前3次都发生在政治压迫特别严厉、经济形势特别恶劣的时期。可见逃港者是为了躲避迫害，寻求自由，躲避贫困，寻求富裕。唯有第4次例外。按说，1979年的中国，政治上相对宽松、经济上开始活跃，各方面都在朝好处转变。为何偏偏在这时逃港者的数量激增？原因就在于，正因为当局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偷渡香港不再是可怕的政治罪名，所以敢于尝试的人就大幅增加。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79年5月6日，那一天，在广东深圳的边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万来自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的民众，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边防军人束手无策，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几个哨位一下子被争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原来在几天前广东各地城乡广泛流传一个谣言说：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将在当日“大放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于是，成千上万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向边境，在长达6公里的边防和海防线正面，实施了‘人海战术’式的中间突破，来势汹汹，实在骇人。仓皇中，离乡背井的人们满怀心事、一脸泪光，拖儿带女步履踉跄地越过边界，任凭前来阻挡的边防军人和干部们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翌日，1979年5月7日，长达20公里的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尸体，喧闹的边境突然万籁俱寂”。
有两个小例子很说明问题。深圳南端的沙头角镇有5000多人，30年间向香港流动累计1万人，等于是两个镇的人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两地人均收入相差100倍。新界本来没有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6、70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三偷：偷听地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从中央到地方，严防死守，保持高压状态。但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30年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人数到底有多少？迄今没有准确数字，官方数据说参加外逃的将近12万人次，逃出的6万。一位名叫刘宝树的当地老人估计，外逃成功的有30万，参加外逃的不下于100万。
就这样，一边是自由加资本主义，一边是专制加社会主义。两边的对比是如此触目惊心。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假如大陆不是太大太大，香港不是太小太小，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恐怕早在30年前甚至更早，就被难民潮冲垮了。
在这种逼人的形势下，中共当局顾不上什么主义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就对宝安的官员讲过：“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于是当局决定在深圳开办特区。特区之特，说穿了，就是引进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中共高层中间是心照不宣的。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你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1985年春天，我去广州开会。会议期间，在蛇口工业区工作的朋友邀请我去了趟蛇口。这位朋友开车带我来到海滩。他告诉我，就在前几年，还常常有偷渡者的尸体被冲到海滩上。后来我看到官方的一则报道提到，在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这就是说，仅仅是这一次被发现的偷渡者死亡人数，就大大超过了东德28年间（1961－1989）因翻越柏林墻而死亡人数（239人）的总和。
“我是流氓我怕谁？”
1979年邓小平访美，卡特总统对邓小平说，他很关心中国人移居国外的权利。因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只有那些允许本国居民自由移居国外的国家才有资格得到最惠国待遇。邓小平当场就反问卡特：“好啊，总统先生，你想要多少中国人？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卡特想不到邓小平竟会如此回答，一时间无言以对。
一般来说，自由离境权对一个恶劣的专制国家会构成严峻的挑战。只是在实际上，对于不同的国家，这种挑战的严峻程度大不相同。国家大，人口多，相对而言，它对于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承受能力就要强一些。所谓“店大欺客”便是这个道理。另外，不同的民族，其适应外国生活的难易程度也很不一样。纵然在美国这样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国家，华人也始终是较难融入的民族之一。种族、肤色、语言、文化等差别所带来的问题，非身临其境者往往容易低估。因此，中国人来到西方，常常会产生“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或“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之类的感觉。就算国门大开，一去不返者也不会太多。毕竟，台湾、澳门、香港都太小，就算它们对大陆移民来者不拒，也容纳不了多少。这就和东德的情况很不一样。东德只有1600万人口，若是走了十几万几十万有才能有干劲的人就形同一场大失血。再说一墻之隔的西德，既能够、也愿意接纳来自东德的难民同胞，东德人到西德也没什么适应上的困难。所以，1989年秋天东德发生的难民潮，引起朝野震动，最终竟成为东德民主化的导火线。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回答卡特问题时讲到的输出难民，以后竟成为中共应对外界批评的一种模式。例如在六四之后，中共领导人也是这样对西方国家首脑们说：中国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到那时，会有几百万、几千万，乃至几亿人逃离中国，逃向全世界——“你们受得了吗？”且不说这种说法的谬误虚妄，单单是那种态度，不就是活脱脱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吗？
来源：《北京之春》2009年11月29日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9/120/20091129160109.htm
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
胡 平
2009年11月20日
今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日。在苏东巨变中，柏林墙的倒塌未必是最重要的事件，但无疑是最具象征性意义的事件。
围墙的作用，是防止外边的人任意进来，而不是限制里边的人自由出去：除非是监狱的围墙。柏林墙正是为了防止东德人自己自由走出东德，因而那正好证明东德是一座大监狱。柏林墙的修建，本身就意味着共产专制国家在道义上的破产。共产党自称在人间建立起天堂，可是这个“天堂”却必须用七道大锁把大门紧紧锁住，以防止“天堂”里的人民去投奔“地狱”。这岂止是谎言，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柏林墙的倒塌和天安门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六四屠杀后，国际社会一片谴责之声，而东德共产党却派出代表团到北京，公然对大屠杀表示赞赏。到了秋天，东德民众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声称要“学习中国同志的处理方式”，但遭到同僚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得逞并被迫辞职下台。接下来，朝野对话开始了，柏林墙倒塌了，东德的共产专制终于走进了历史，分裂的德国也迅速地实现了统一。
东德的变化清楚地告诉我们：共产专制是一套庞大而复杂的机器，可是要使这台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就必须要不断地实行政治迫害，不断地实行暴力镇压。一旦停止了暴力镇压，这台庞大的机器就瘫痪了，停顿了，就报废了。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天天喝人血吃人肉才能活下去，一旦它不喝人血不吃人肉了，它随即就渴死了饿死了。
现在，不少人在谈到中国和俄国东欧等国改革之异同的时候总是说，俄国东欧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则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或者说俄国东欧实行的是激进改革，中国实行的是渐进改革。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得要领。中国与俄国东欧改革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那就是：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面对着和平集会游行的同胞，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无非就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再杀人了；所谓北京共识，所谓中国模式，无非杀人而已。不信，你让他放下屠刀看。
在奥维尔的政治小说《1984年》里，权力精英奥布来恩讲过：“过去所有的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做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一般来说，僵化和软化是互相关联的：僵则硬，不僵则软。对共产专制而言，僵化的结果是垮台，这就是所谓“不改革等死”；不僵化就会软化，其结果也是垮台，这就是所谓“改革找死”。
这中间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共产党领导人后来不得不意识到，他们建立的那套制度是很糟糕的，不改革死路一条，所以他们才进行改革。而既然那套制度是他们一手建立起来的，而且是用最极端最残暴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决非真理的化身或什么三个代表，他们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对同胞是犯下了巨大的错误乃至罪行的，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坚持自己的绝对权力不容批评不准改选呢？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对仅仅是和平抗议的民众就镇压就屠杀呢？俄国东欧的共产党听从了良心的召唤，都放下了屠刀；而只要他们放下了屠刀，专制政权就垮掉了。唯有中共例外，唯有中共却既不僵化又不软化。唯有中共统治集团明知自己罪错累累却依然坚持自己的绝对权力，镇压人民毫不手软。这是赤裸裸的邪恶。这样一种权力的崛起，必定是对国人、对世界的灾难与威胁。在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务必要向国人、向世界反复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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