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启示
余东海
一
推特脸书限制、封杀美国总统言论，最后永久删除其账号。推特脸书自言其理是特朗普言论涉嫌“煽动暴力”，支持者和反对者亦各有其理。
支持者认为，推特脸书不是官方媒体，有权制定自己的规矩，没有干预特朗普的言论自由，干预言论自由只有国家机器才能。反对者则认为，媒体权力大于总统权力乃至总统特权，合法总统的言论权被私人公司以的莫须有罪名剥夺，这是人类之癌。陈维健先生说：
“有人认为私人企业有权这样做。也许对普通的媒体来说有这样的权力，我不喜欢你，可以不刊你的文章。但推特不同，它已是一个垄断式的社交媒体，他如果有这样的权力的话，那么言论自由就受到了侵犯。就象电力公司一样，它无权因为不喜欢这个客户而断他的电道理是一样的。社交与电都是当今生活的必须品，公司没有对客户生杀的权力。”（《社交媒体有权成言论审查机关吗？》）
我赞同陈维健先生的观点。特朗普作为民选的合法总统，在其任期内居然被私营公司剥夺言论权。这一事件对我们最大的启发是，代表公权力的政府固然会侵犯言论自由，垄断式社交媒体同样也会侵犯言论自由。未来王道中国，必须将权力、资本、媒体和科技都关进相应的礼法笼子里。
二
反对推特脸书封杀特朗普总统，然不能不承认，推特脸书所为，虽有违实质正义，但无违程序正义。换言之，推特脸书这么做，只能说它们钻了宪法的空子，不能说它们违法，更不能因此否定美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的合理性。
美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来自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原文是：“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
可见，第一修正案约束的对象是公权力，公权力即政府没有言论自由，而且政府不能立法限制公民的自由。当然，公民的言论自由也有边界，其边界是“明显而立即的危险”。如果有某种言论会引发即时的危险，则不受宪法的保护。
言论自由，不可或缺，而吾国最缺也。微圈看到这样一句话：“墙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美国防川之口，甚于防民。”虽然调侃，却是事实。美国是资本掌控媒体，资本参与党争，侵犯总统言论权；墙国是一党独大，既掌控媒体又管控资本，资本勾结特权，共同以民为奴、防民如贼，剥夺人民言论权。
两者都有害，然轻重不同。谁轻谁重，识者自知。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媒体权力太大，就否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重要性。美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和言论自由的界限规定，仍然值得未来王道中国参考借鉴。
美国也曾野蛮，曾经像现中国一样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宋石男先生《美国“反煽动叛乱法”的兴与衰》介绍，1918年初，美国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蒙大拿州颁布了一部《蒙大拿州反煽动叛乱法》，规定凡“散布、印刷、撰写或出版任何对政府、宪法、美国国旗或军服不忠的、亵渎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视的、丑化的或者辱骂的言论”，均构成犯罪。
美国国会在1917年通过了被后人视为扼住言论自由咽喉的《反间谍法》。该法规定，在战争期间，任何人“恶意阻碍美国的征兵或服役”均构成犯罪，并在1918年5月以增补案的形式将《蒙大拿反煽动叛乱法》的文本添入其中，成为《联邦反煽动叛乱法》。这部法案与更早一月通过的“反破坏法”，允许官方逮捕起诉任何批评总统和政府的人。它存在的三年时间里，有两千多人被起诉。
1921年，《联邦反煽动叛乱法》被国会取消。2006年5月，蒙大拿州长布雷恩·施魏策尔为已过世的因1918年《反煽动叛乱法》获罪的78人平反。很认同作者的一句话：“美国及其制度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不犯错，而在于能纠错。”
没有任何制度是永无漏洞、永不败坏的，没有任何政治是永远正确、永不犯错的。
李健说：“法治系统总是有漏洞的，总是需要不断进化需要不断亡羊补牢。民主法治基本框架系统需要维护，不等于说法治系统不需要进化不需要亡羊补牢。”然哉，不仅法治系统如此，礼乐制度也一样，需要不断与时损益和亡羊补牢。
能够及时纠错，过而改之，这是仁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不约而同的伟大之处。两者犯错概率和纠错能力不同，君子人和王道政治，犯错概率较低而纠错能力最高，自由人和自由政治犯错概率较高而纠错能力较低。但无论如何，都远远好于极权主义的文过饰非和怙恶不悛。
三
美国媒体的权力膨胀与财团势力的扩展正相关。美西财团和媒体的问题，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在西方，政教分离之后，国家政权就具有了独大地位。三权分立的制度设置，极具必要性和先进性。但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夫人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使三权中的行政权不断削弱，而相对的立法权与司法权并未得到加强。
自由主义分为左右两派，右派为保守主义，左派为新自由主义。在新自由主义大潮中，迅速加强的是资本财团和媒体的权力，遂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三权分立：财团、媒体和政权三权分立，财团和媒体越来越强势。这就是现在美国面临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削弱政府权力、削弱和废除对经济特别是对金融资本和财团的种种限制性规则，可以为社会和经济带来更大的活力。初衷无疑很好，在当时对美、英经济振兴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很快恶果显现，行政权力迅速降低，急剧膨胀的资本势力掌控着媒体，对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发展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甚至暗中主导了国家政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
在新三权中，财团和媒体成了主导性力量。行政权成了弱势。特朗普之所以有苦无处诉，有怨无处伸，根源在此。
不少儒家学者认为美西社会是民意一重独大，这在政教分离初期，不无道理，但三权分立原则确立之后，民意对于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影响都是间接性的，不具有决定性。到了新三权分立，民意和政权一样弱化了。所谓深层政府，归根结底是资本作祟。与其批判美西民意一重独大，不如批判它们资本一重独大。
权力固然必须接受礼制的有效约束，资本、媒体和科技也都必须被关进相应的礼法笼子。这就是现代文明尤其是这次美国大选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同时要注意，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美国媒体权力太大就否定新闻自由的原则，不能因为美国财团势力太大就否定财产权和市场经济的重要性。2021-1-11余东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