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距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

子规

    今天，诺贝尔化学奖揭晓，日本京都大学的北川进教授和另外两名分别来自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共同获得这一奖项。至此，今年三项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全部产生，共有两个日本科学家获奖，使得日本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人数达到29个之多，日本科学家可谓诺贝尔奖拿到了手软，令世人刮目相看，更令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历来以日本的老师自居，把日本视作“蕞尔小国”，民间通常以“小日本”称之的东方大国的国民心里五味杂陈。

    201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黄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说十年后，我们本土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将会成为常态。然而，十二年过去了，这个预言却没有变成现实，我们本土的科学家不是拿诺贝尔奖成为常态，而是拿不到诺贝尔奖仍然是常态。唯一的例外是，2015年屠呦呦因为在研制青蒿素等治疟疾药方面的重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这一成果能够获奖在科学界是没有争议的，乃是实至名归，但这并不能说明当下我们的科研水平就提高了多少，拿诺贝尔奖就可以成为常态了。这一成果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做出的，与当下并无多大关系。同时，这一成果是那个年代为了解决治疗疟疾的难题，而通过国家的政治动员，发动数以万计的医务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屠呦呦在前人的基础上，在集体的合作中，运用现代医药技术原理，从一种叫黄花蒿的植物茎叶中提纯出了青蒿素这一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这一发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且这种大规模兵团作战的模式在正常情况下也是无法复制的。

    虽然我对自然科学只是一个门外汉，但当年看到这一院士的这一惊人预言时，心里还是觉得这是吹牛皮不交税，说说大话罢了。因为从体制上说，我们不论是高等院校还是科研机构，至今都还是实行一套执政党一元化领导的行政化的管理机制，始终没有形成一种合乎科学研究规律和要求的学术共同体制度，通过这样一个由专业人士组成，以科学合理的专业标准进行管理，决定科研人员的选拔晋升、科研资源的分配以及科研成果的评价，而是必须服从于执政党的意志，由行政领导说了算。在这样的体制下，科研人员更多是要耗费精力去打点各种关系，填写各种表格，而不是潜心于专业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从文化上说，我们也缺乏一种适合开展科学研究的文化。虽然真正读过《易经》的人未必很多，但《易经》中的那种重演绎而不重归纳的思维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可谓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里了。杨振宁先生认为，这对科学却是一个致命伤。科学是要面对真实的物质世界，是要通过对自然现象进行分析归纳，从而得出一定的结论，这样的结论还要进一步用事实进行验证，从而使科学不断地得到发展，不断地产生新的发现。而演绎思维却是可以脱离现实，可以坐而论道的。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看起来是多么的精妙无比，多么的顺理成章，实际上都不是从现实当中得出的结论，是丝毫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只是一种闭门造车和向壁虚构罢了，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这样的思维与科学的思维实在有一种云泥之隔，科学云乎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君子是要“谋道不谋器”的。在主导我们传统价值观的儒家看来，对自然现象进行探索的科学，甚至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技术发明，都是君子所不屑的器，他们念兹在兹的是治国平天下，他们苦心孤诣的是玄而又玄，却与自然界的天风马牛不相及的天道以及天命。因此，读书人一辈子读的都是那些教人们怎做圣贤的四书五经，然后参加科举考试，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当最有聪明才智，最有条件读书做学问的这一群体都在那里皓首穷经时，我们的科学还能发展得起来吗？

    实用理性的过于发达，也是阻碍我们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研究首先需要的是对自然现象发自内心的好奇，吸引着人们去深入地探索未知世界的奥妙，而不是出于某种功利和实用的目的。古希腊的那些哲人，就是想知道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从而进行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并提出了各种假说，使科学事业开始萌芽起来。而所有这些都不是要解决现实中的难题，同时也不会给他们本人带来实际功利的。牛顿也是因为受到成熟的苹果为何会掉到地上，而不是飞到空中这一自然现象的启发，开始对物质世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从而发现了伟大的“三大定律”，奠定了近代物理学的基础。

    科学的发现使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入，从而可以利用这些发现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使其更好地我们人类服务。那些能够给我们带来实际功用，也能给发明者本人带来巨大利益的技术发明，就是建立在基础科学研究之上的。但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副产品罢了。当初科学家进行研究时，并不知道自己的研究可以带来什么实际功用，相反他们倘若过多地考虑这些问题，很多科学研究课题都是不会产生的。我们总是把科学与技术并列在一起，其实两者并非一回事。

    然而，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人们恰恰对探索自然现象的科学是不会产生兴趣的，而只会关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即使是后者，也是为君子所不屑的，而只能由那些在生产和劳动一线的匠人从事。天文观测以及历法我们很早就产生了，历来是十分发达的，但这其实主要是为统治者的政事服务的，至多也只是为社会的农事服务的，而不是要对自然现象进行探索。所以我们对天文现象观测了几千年，在现代天文学传入之前，还一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呢。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需要一种怀疑的精神，科学家只能向真理低头，而不能迷信于权威以及过去的经验。相反，只有打破权威和突破过去的经验，才能使科学事业取得新的进展。正是牛顿对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大胆怀疑和突破，才发现了运动的三大定律，从而奠定了近代物理学的基础；正是爱因斯坦对牛顿理论的大胆怀疑和突破，才发现了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从而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而我们国家乃至整个东亚的儒家文化圈，都是盛行对权威以及传统的迷信，个人总是习惯于引经据典，在为传统的经典做注脚，而不是大胆地进行怀疑和突破，这种文化是十分不利于科学研究的。

    向来被我们认为是我们的学生，在我们后面亦步亦趋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实行“脱亚入欧”的国策，掀起一个全方位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潮流。如果说他们在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观方面还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和犹疑，在科学方面方面却是虚心地深入地向西方学习的，于是在亚洲国家中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也跻身于列强的行列。二战后，他们又接受美国比较彻底的民主化改造，各方面的现代体制都建立和完善了起来，同时在文化上也进一步实现了现代转型。因此，随着经济上的腾飞，他们在教育和科研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年来屡屡摘得诺贝尔奖的桂冠，看似出人意料，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都是人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高智商人才的比例大体都是恒定的，说哪个种族的基因不行，智商不如别人，这纯属无稽之谈。但人才能否真正成长起来，却是需要一定土壤的，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却是有差异的。我们中国人同样也不比别人笨，我们之所以在科学方面跟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乃是我们特定的体制机制和特定的文化背景造成的。而在我们的权力尚未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为社会以及学术释放出必要的自治空间，在我们的文化尚未实现有效的转型，建立起与发现真理和创新相容的现代文化之前，我们就仍然无法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无法产生出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科学研究成果，我们的科学家拿不了诺贝尔奖仍然会是常态。

    但愿我预言错了！

    2025年10月8日写就，2026年1月12日重写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