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无法击落哨子的声音

---美国哨子抵抗运动的意义

赵明兰

苏军占领布拉格，只用了一宿。彻底掐死那一句“这里是自由、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50 万大军却花了整整八天八夜。这组数字，本身就像一段冷峻的注脚：坦克碾过一个国家的政治，只要几个小时；真正难以消灭的，是还在空中飘着的声音，是还在脑子里回响的语言。

半个多世纪以后，在大洋彼岸的明尼阿波利斯，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黑色车辆停在居民区道路边。车里是持枪的联邦探员，路口却站着一群拿着哨子、手机和对讲机的普通邻居。有人负责远远盯梢，有人负责吹响警报，有人负责在短信群里飞快地发出提醒：“ICE 来了，今天别出门。”

枪和哨子之间，距离看似天差地别。可这两条线如果拉长到历史维度，会发现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件事：在强力机构面前，普通人为什么不能沉默？

1968：布拉格没有消逝的电波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试图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做一次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温和转向”：党内民主、公民投票、取消新闻审查、经济自由化，这些改革在杜布切克政府手里集中到一起，被称为“布拉格之春”。改革触碰到了莫斯科最敏感的神经。

8 月 20 日深夜，苏联和华约联军从几条边境同时压境。机场被“暴风”突击队夺下，指挥中枢被控制，21 日凌晨，布拉格城内的权力中心几乎一夜之间失守。

然而，政治高层被抓走了，电波却没有立刻屈服。布拉格电台插播紧急节目，女播音员在枪声越来越近的背景下，依旧用平稳的声线提醒市民：军队正在逼近广播大楼，“他们要让我们沉默，但他们不能让我们的心沉默”。随后，传来男声的现场描述：“军队把大楼包围了。”捷克人听到国歌在收音机里响起，《我的家乡在哪里》的旋律从家家户户飘出，许多人在厨房、卧室、街头失声痛哭。

接下来几天，是语言与暴力之间罕见的一次拉锯。坦克和士兵一栋楼一栋楼地查封发射台；播音员和记者则把设备一台一台转移到新的“秘密据点”。大楼失守了，电台就搬进地窖、民宅、教堂后厅，只要还剩下一根天线、一只话筒，就继续报时、播报、呼吁。

苏军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掌握他们的家庭住址，却一时找不到他们新的工作地点。收音机那头，听众偶尔能听见敲门声、脚步声、隔壁房间讨论选题的声音。每隔几分钟，播音员就要重复一句话：“这里是自由的、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免得新加入的听众迷失在错乱的频率中（苗炜）。

电台播出的不只是消息，还有尊严。有人从被围困的营地打来电话，说捷克士兵站在营房窗前，像进了卡夫卡小说；有人在瓦尔第的音乐之后轻声说：“我们的历史是悲伤的历史，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尊严。”最著名的一句话则成了后来无数文章标题的来源：“布拉格终将成为一座沉默之城，但我们的语言还在空中，他们的子弹无法击落我们的声音”。

这不是英雄主义的喧嚣，而是一种冷静的倔强：既然军队、政府、法院都被占领，那就把共和国最后一点公共性留在电波里，让世界听见，让同胞记住。

从广播到哨子：另一种低成本的“武器”

半个世纪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也在处理自己的创伤。2020 年，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以膝盖压颈致死，整个城市爆发长时间抗议。从那以后，当地形成了一股新的“观察文化”：一旦警察或联邦执法人员与民众发生冲突，总有人举起手机、站在旁边，以“观察员”（observer）的身份记录全过程。

这种民间监督很快延伸到了移民执法领域。特朗普政府在洛杉矶、芝加哥等民主党城市扩大 ICE 查缉行动之后，一些社区自发建立“移民执法哨兵”（ICE watch）网络。成员中有移民、有公民，有学生、有退休者。他们带着哨子、摄像机，远远盯梢 ICE 探员的行踪，高喊“离开我们的社区”，跟踪执行任务的车辆，并向居民大声示警。

有的志愿者负责在学校门口值守，组成“庇护学校小组”；有人通过 Google 表格分配任务，帮移民家庭送菜、接送孩子；还有数百条以社区为单位的短信群，一旦有 ICE 出现在某条街道，信息几分钟就能传遍整个圈子。当地居民说，明尼阿波利斯及近郊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属于这样的哨兵网络，一旦发现执法车辆，就会立刻做出反应。

2026 年 1 月 7 日，被 ICE 探员开枪击毙的明尼苏达州居民芮妮・古德（Renee Nicole Good），正是这个网络的一员。州检察长基思・埃里森在接受全美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把她形容为“充满同情心的邻居”，认为她遭枪击时是在“代表移民邻居担任合法的观察员”（National Public Radio）。

古德的同婚妻子丽贝卡・古德在声明中写道：“我们带着哨子，移民探员带着枪。”从芝加哥到明尼阿波利斯，从教堂门口到学校门口，数以千计的民众都在用这种方式，在 ICE 出现时提醒社区（Wall Street Journal）。

这一幕的象征意味非常直接：同一条街上，一边是联邦配枪探员，一边是只靠哨子和录像的邻居。前者代表的是国家暴力的垂直权力，后者代表的是社区互助的水平网络。两者之间隔着的，不仅是武器差距，也是对“什么叫安全”“谁来定义危险”的根本分歧。

广播抵抗与哨子抵抗：同一种政治直觉

表面看，布拉格电台与明尼阿波利斯的哨子，处在完全不同的制度场景里：前者是被坦克占领的社会主义小国，后者是号称三权分立的老牌民主国家。

不过，两种抵抗有几个共同点。第一，都是“打破信息封锁”。1968 年，苏联用“兄弟式援助”的官方话语包装入侵，把坦克说成秩序恢复者，把抵抗说成“反革命”。捷克广播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自己的语言改写叙事：这是入侵，不是援助；这里有被包围的学校、营地、街道，不是抽象的“秩序”。

今天，美国联邦政府同样有一套自己的执法叙事：ICE 是在“执行联邦法律”“清除危险分子”。但在许多移民社区眼里，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违法”，而是“谁被重点盯上”“谁在执法过程中失去基本尊严”。哨兵网络的作用，正是把这些日常恐惧和个体遭遇从阴影里拖出来，当场记录、当场传播，让“执法过程”不能只存在于官方报告里。

第二，都是“用最廉价的技术对抗最昂贵的机器”。苏军的坦克、军机、装甲车滚进布拉格，捷克广播人手里只有话筒、简陋的发射器和市民家里的收音机。今天的 ICE 拥有联邦数据库、执法车辆、武装权力，街头志愿者手里只有几块塑料哨子、一部智能手机、一张写有“ICE OUT”的纸板牌。

这种不对称，乍看像是玩笑。可恰恰是这种廉价技术，降低了参与门槛：不需要职业革命家，不需要专业训练，只要有人肯站出来吹哨、肯举起手机，公共监督就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份记录。

第三，都是“在不直接对抗暴力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护他人”。捷克广播人从一开始就提醒民众“别去攻击坦克，那是愚蠢的自杀”，他们选择的是警告、记录、安抚，而不是组织暴力反击（苗炜）。今天的哨兵网络同样不鼓励与 ICE 正面冲撞。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给移民家庭时间关灯、拉上窗帘、躲开危险路线；是让学校暂时锁门、防止孩子在门口撞见抓捕场面；是把现场录像交给律师和媒体，而不是在街口搞“以暴制暴”。

这些共同点背后，是一种相似的政治直觉：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打赢一次街头冲突”，而在于改写权力与社会之间的信息结构。只要枪口所指的地方还有边上那一双“旁观的眼睛”，暴力就不再完全属于“黑箱操作”。

哨子对今天美国政治的提醒

哨子抵抗，本质上是一种低烈度、日常化的公民不服从。它的政治意义，远不止“帮助移民躲避风险”那么简单。

第一，它把安全感重新还给社区。对许多无证或身份不稳定的家庭来说，“今天能不能出门上学、去教堂、去买菜”，往往比宏大的国家安全议题更现实。ICE 哨兵网络通过即时预警，至少能让这些家庭知道，哪几条街今天最好不要走，哪几所学校门口有人值守。这样的安全感不是国家给予的，而是邻居之间互相托付出来的。

第二，它暴露了联邦权力与地方正义之间的裂缝。明尼苏达州检察长公开为古德辩护，称她是在“合法观察”，而联邦官员则把这起枪击看作对执法的“合理回应”。同一件事，在两个权力层级眼中有完全不同的合法性叙事。

这与苏联当年把入侵说成“兄弟般的帮助”、把捷克广播说成“反革命宣传”，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相似：掌握武装力量的一方，总习惯把自己的行动美化为秩序和法律，而把对方的非暴力监督贬低为搅局与阻挠。哨子运动逼着美国社会正视这个矛盾：谁才有资格定义“合法监督”和“妨碍公职”？是持枪者，还是被枪指着的人？

第三，它提醒美国制度，真正的韧性来自多中心监督，而不是寄望于某个“好总统”。特朗普时代对 ICE 的极度政治化，本质上就是把一个原本技术性的执法机构，当成了政治工具和象征符号。哨兵网络的出现，说明地方社区、州政府、民间组织可以形成另一套“软制衡”机制。即便白宫和国会被某种情绪绑架，街头仍然有人可以吹哨、可以录像、可以在法庭上提供证词。

这种底层的韧性，与当年捷克广播人对电波的守护，是同一个逻辑：不要把全部希望押在远处的首都，不要指望某个“开明领袖”突然醒悟，而要尽可能在自己身边守住一小块公共空间。

第四，它让美国必须重新思考“例外状态”的滥用。以“国家安全”“边境危机”为名的例外状态，一旦被用来扩张执法权力，就会不断侵蚀正常程序。ICE 在一些城市的行动，本质上已经超出了“针对严重犯罪者”的传统共识，转向一种广泛的“威慑展示”。哨子运动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种“例外常态化”的提醒：社会在告诉政府，执法可以严厉，但不能在黑暗里进行。

从子弹到哨子：谁写下故事的最后一行

1968 年 8 月 29 日早上，捷克境内最后一家“自由的”电台在 950 千赫的频率上发出最后讯号，声音渐渐像耳语一样微弱，然后消失在静电里（苗炜）。

从那天起，很多捷克人再也听不到那句“这里是自由、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可这句话却在此后几十年的回忆录、小说、电影中一再出现，成了一个时代良知的象征。子弹的确击碎了墙壁、门窗和身体，却没能抹去那段语言在人们心里的刻痕。

明尼阿波利斯街头的哨子运动，远没有那样戏剧性的高潮。它没有国歌齐声的时刻，没有城市级别的大广播，甚至连一个统一的组织名字都没有。它只是在一个个工作日早晨，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在回家绕路的拐角处，用很小的声音提醒身边的人：“小心，今天街口有 ICE。”

这种微弱的声音，很容易被人忽略。可是，从制度演化的角度看，正是这种不起眼的日常实践，在一点一点改变权力行使的环境。每多一次被录像的抓捕现场，就多了一份事后追责的证据；每多一条短信提醒，就多了一个没有被突然带走的孩子；每多一个敢在枪口前吹哨的邻居，就多了一个证明：在这个国家，执法者不是唯一有“话语权”的人。

苏军坦克压过布拉格时，街头年轻人的迷你裙、牛仔裤、手里的收音机，最后构成了一种与官方钢铁截然不同的美学与伦理：一种弱者的坚持，一种普通人的高昂头颅。ICE 车辆驶过美国城市时，那些彩虹旗、纸板标语、廉价哨子，则在用另一种方式提醒国家：不能只有一套关于“秩序”的声音。

对今天的美国政治来说，哨子抵抗运动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它不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也不是一套完备的政策方案，而是一种提醒：国家可以有枪，社区也要有自己的声音；总统可以更迭，街头的观察不能消失；任何一场“例外状态”的动员，都应该被一双双普通的眼睛记下。只要还有人站在执法车辆的阴影里吹响哨子，只要街角还有一双眼睛不肯移开，这个体制就没法彻底把自己关进黑屋子。子弹可以打断一个人当场说话的权利，却打不中语言在社会中流动的路径；子弹可以击穿胸膛，却打不掉空气里此起彼伏的哨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