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瑞典新政府之难产
冬成
“ 从大选到产生新政府:131 天”,是为瑞典日报《今日新闻》一标题。
瑞典去年9月9日举行了国会大选。可是直到四个多月后的1月18号,国会才终于选定了新首相,that 上届首相连任。他叫 Stefan Lofven。用了131天。
四个多月来,经历了议长提名首相候选人,提名一个又一个,国会否决再否决,议长与各党领袖磋商再磋商,各党之间磋商再磋商,各党内部磋商再磋商。正式的,非正式的。公开的,秘密的的。明明是死局却还坚持不放,眼看要破局了却又成死局。而今终于终于,终于破局。瑞典产生一届新政府,以如此长的时间,如此艰难的运作,这在瑞典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之所以如此长如此难,原因多多,互相联系,相当复杂。简要地说,一是由于瑞典的选举制度,它是比例议会制;入议会的门槛是4%,是较低的;议会党数量因此较多,现在是八个。议会有如此许多党,导致了任何党都很难直接成为绝对多数党,甚至结盟而成多数也格外难。社会民主党去年大选得票28%,虽然是最大的党,但要执政的话还需要一个或多个小党来联盟或支持,而其余七个国会党呢,各打各的小算盘,或者结盟执政,或者在野支持,或者要自己执政,或者满足于在野反对,如何反对执政党,如何反对别的反对党,讨价还价,互相许诺,互相威胁,不一而足。很有意思。
二是社会民主党得票率越来越低。该党1920年,即一百年以前,首次赢得首相职位,1928年提出“人民之家”的概念。从1920-1994年,在七十多年的国会大选中经常得票在40% 以上。之后得票率则越来越低。1994年45%。2002年40%。2010年 31%。2014年31%。2018年28%。瑞典模式,和瑞典模式中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理想,在新时代里陷入巨大的困境。
三是,与此同时,“瑞典社会党“(Sweden Democrats)的崛起。关于这一点,略微多说几句。这个党通常被定义为民族主义的、反移民的、极右翼的、种族主义的党。2010年得票 5.7%, 首次进入国会。2014年12.9%,成了瑞典的第三大党。这次2018年大选得票17.6%,成了瑞典更强劲的第三大党。这构成了瑞典国会的特殊新生态。
以前的瑞典国会里,通常是可以分作在朝党和在野党。在朝党有一党或几党。在野党也有一党或几党。在野各党之共同对手通常主要地是执政党,而不是或次要地是其他的反对党。现在的瑞典呢,自从瑞典民主党2010年进入国会以来,它成了瑞典国会里的第三势力,其他所有的七个国会党都严正地公开声明排挤它。红绿党系排挤它,蓝色党系也排挤它。在朝各党如此,在野各党也一样如此。也就是说,在野的其他反对党不但要反对执政党,而且还要特别反对某个反对党(瑞典民主党)。更有甚者,在野党与执政党达成协议(2014),公开发表联合声明,坚定地一致地反对那个反对党,绝不允许那个瑞典民主党发生任何政策影响力。他们坚持做到 that与瑞典民主党不握手,不合作,不说话。他们这样做的口号是:坚决反对种族主义。他们这样做,尽管这个瑞典民主党,如上所说,自2014年以来就俨然是瑞典的第三大党,而且它的得票率一直增长最快,现在2018大选以来代表着将近百分之十八的选民,又而且它的难民移民方面的政策主张已经被广泛采纳为政策,正在施行。
或问 ,如果联合了那“瑞典民主党”,不也上策乎?是的,有两个蓝色党(右翼党 )一个叫M党,另一个叫KD党,实际上十分谨慎地尝试了此策。结果呢?这厢联合初有成效,那厢便有另外两个友党坚决反对,立刻分裂出去了,去支持那原本的敌手社会民主党了。
瑞典这种政治生态,虽然有欧洲大陆和全球的共同背景,尤其与德国的形势多有相似,却也有瑞典的极端发展,可谓之曰瑞典特色。简直到了荒唐和不可思议的地步。只有深刻地理解了今日瑞典的这个特殊政治生态,才能理解今日瑞典的特殊政治困境,并进而理解未来瑞典的政治冲突,政治变化。瑞典已然引人瞩目,瑞典更加引人瞩目。
四是,与人心舆论的变化有关,进而与现代媒体手段有关。何清涟和胡平在这方面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胡平说,that 當代法國政論家賀維爾(Jean-francois Revel,1924-2006)認為,民主社會並没有像托克維爾擔心的那樣導致“輿論的柔性專制”或“多数的暴政”。在民主社會,“輿論並没有變得越來越一律或越統一,事實上,它倒是變得越來越發散和越來越歧異。”在這裹,人人都固執己見,自以為是,彼此間很少理解,甚至也很少有理解的願望。整個社會陷入了分裂與涣散。依賀維爾之見,這才是當代自由民主社會特别值得注意的問題。在我看来,今日瑞典社会正像贺维尔所描述的那样,比如尖锐分裂,固执己见,很少理解,无理解之愿望,巨大地涣散。这是史无前例的。瑞典新政府之难产,正好给了贺维尔理论一个很好的注脚。
当然了,瑞典依然是很优秀的民主社会(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而且样样发达,而且依然属于高福利社会。然而,它远远不再是六七十年代那样的和谐社会(人民之家)了。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瑞典显然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精英们包括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们,没有足够及时和足够勇敢地提出问题,太缺少洞察力,太缺少勇气。政治家们经常是仓促应对,导致失误多多,却又固执己见。瑞典政治精英们的威望和信度,因此大大下降了,算是民主社会的舆论反馈。
2019-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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