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差异的“政治抗疫”方式谁是谁非？

唐付民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不仅沉重冲击了世界经济还严重搅动着世界政治，一种企图抢占话语权的所谓“中国抗疫模式”频频挤出来亮相。常常以美国的死亡人数为攻击理由的“中国民众”坚称中国抗疫优胜美国，试问这些所谓的“中国民众”你们有什么资格攻击美国的“死亡数字”？

我们知道，中国与美国在政治制度上存在根本差异，前者通常会公开剥夺普通民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限制自由言论和罢免政治官员）。也就是说，中国民众在丧失了“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前提下，有什么资格去指责别国民众的优劣感？它等同于，被关闭在囚笼中的鸟儿有什么资格去嘲笑可以自由飞翔的鸟儿会遭遇暴雨雷电？或者说被拦阻在围拦中的羊群（或猪只）有什么理由去指责和嘲笑能够自由奔跑的山羊（或野兔）会遭遇饥饿和天敌？

更何况，人类社会不是动物世界！被限制了自由和选择权的人群（人类），不仅会失去自由和知情权、还会丧失公正与公平的社会地位！因为在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里（如美国、欧洲、日本、台湾和之前的香港等），普通民众不仅享有可以批评和罢免政治官员的权利或机会，还能够通过独立的司法机制向政府部门或政治官员讨得公正与公平权利。但在限制了自由和选择权利的社会制度中，普通民众几乎无法找到能够申诉公正与公平权利的途径！在中共专治政治制度中，只能在充分保障了中共政治集团核心（极权）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所谓“内部审查和民众上访”的弱民（愚民）机制去维护极端可怜的“公正与公平”！换言之，建立在中共全力控制下的“内部审查和民众上访”机制中的利益平衡（维护），普通民众的正当利益始终只能是可以被中共官员任意左右（或牺牲）的羔羊！

建立在充分体现民众自由政治制度中的抗疫方式，相对而言，可能会增加病毒感染与传播的几率。但民众会依据真实的病例报告来做出自己的利弊选择（没有绝对无害的方式），因为既然选择权在自己身上自然会由自己承担相应的伤害后果（合情合理）。但在中共政府全面控制下的抗疫模式中，普通民众不仅完全丧失了自己的选择权力（及知情权）也会由自己去承担各种不利后果。而操控一切的中共政府（政治官员）不仅可以任意主宰普通民众的各种行为活动，也不承担任何危害责任，真是天理难容！

另外，中共政府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可谓无微不至、无所不能，它任意操作“社会数据”可以实现天衣无缝！一种毫无真实可言的社会数据，居然常常被一些人拿出来挑战（或质疑）另一种具有极高真实性的社会数据，真可谓“厚颜无耻之极”！

不同抗疫方式的是非对错，必须是全面的比较，或者说应该是“权责利弊”的综合评价！中国的抗疫方式，普通民众不但失去了自主选择权、真相知情权，却还须由自己承担各种不利后果。试问，这种抗疫方式的优越性何从体现？反观美国、日本、欧洲、台湾的抗疫方式，普通民众不仅可以对政府的过度抗疫方法提出抗议（或通过公正司法实现修正或者阻止），民众的各种利益自然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有效保障（阻止政府犯错或过度侵害民众权益）！请问，中国普通民众的各种合理利益，是如何被中共政府去维护的？

不同的抗疫方式会造成不同的利弊效果，在中共政府全面控制下的抗疫方式除了对政府有利，请问对普通民众的综合利益如何体现？而西方自由社会的抗疫方式，普通民众不仅享有相对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也享有相对真实的知情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自主选择“利弊得失”，可以让普通百姓充分体现出“做人的尊严”！而前者，几乎无法体现“做人的价值”，政府完全把普通民众当成了能够任意主宰的牲畜（羔羊）。当政府成为了可以随意主宰普通民众的任何利弊得失的选择时，这种社会制度（模式）明显体现着“新型奴隶制度”的特性。由于它植入了落后的“大一统（皇权等级）”因素并打着虚幻的“共产主义（愚民）理想”。这些“交错逻辑”关系不仅让广大普通民众难辨真伪，也使理论学术界似乎难解“是非”。故此，不仅造成现实社会的各种社会价值出现严重混乱，也在让一些邪恶的社会势力“混水摸鱼”！

不同的政治抗疫方式，谁对谁错，应该不是很难分辨！那种能够让广大普通民众充分享有自主选择权和充分知情权的方式，无疑是让广大普民众享受了“做人的尊严”！而被完全剥夺了自主选择权和充分知情权的抗疫方式，即广大的普通中国民众，敢问他们真正享受到了“做人的待遇”吗？他们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了吗？他们从封建极权社会、野蛮奴隶社会“解放了”吗？请问自二战之后，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日、英、美）在继续侵害中国人民，还是“马列主义和中共政府”在侵害中国人民权益和阻碍中华民族迈入先进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