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访华与中国民主运动战略转型

王军涛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各界从不同关注兴趣和角度对此做出多种解读。在所有解读中都注意到，这是第一位在任期的第一年中访问中国的总统；这表明美中关系中的相互影响力发生了很大变化。奥巴马总统的口气和日程表，都表明这个总统落入中国的安排中。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急剧衰退，而中国已经能够抑制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鹰派。然而，这一转折究竟是美国为渡过经济危机暂时采取的权益之计，还是美国在形成稳定长期的对华政策架构中的关键步骤，各界没有定论。本文仅从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角度讨论奥巴马访华的意义。

    中国民主运动是旨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运动。就此而言，不论是公开声称还是实际操作者，都是中国民运的主体；甚至那些出于自己需要间接或暂时推动民主化的力量也可视为民运主体。然而，我们讨论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制定问题时，仅讨论那些公开明确地以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力量为主体，因为其他力量都不会仅仅为了民主化而思考战略问题。

    在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战略思考中，中美关系的分量曾经有过急剧的变化。1989年以前，除个别时期的个别团队的活动计画（79年民主墙和80年代中期方励之先生的活动），中美关系基本上不在思考的视野中。因为那时中国与世界高度隔离，对于境外联系镇压严厉，美国在冷战后期为建立战略大三角关系基本上不干预中国内政。甚至后来的海外民运都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支持。1989年民主运动及六四惨案在自由民主国家中激发出强大的民意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关注和支持，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导致西方不再需要与中国保持生死攸关的战略关系，中国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快速加入全球化进程使得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一方面无法封锁内外交流，另一方面内政大大受制于西方的对华政策。中国民主运动中一批领军人物一度成为西方最受关注的政治明星。即使后来海外民运衰落，中国民运在西方政府、媒体、公共空间、非政府组织和民众中，始终保持着其他国家流亡运动难以具有的影响力和同情。

    1989年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民主运动和政治进步的强烈关注和干预，为中国民主运动引入新的活动空间和推动杠杆。这一空间不会因为中国政府的内政方针而受到挤压。这一新的杠杆和空间增加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策略的选择空间。即使在国内镇压最严酷的时候，中国民主运动也可以国际社会得到财政、媒体和外交压力的支援，在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西方的资源和市场保持经济发展和维持政治稳定的时候，这类支持极具影响力并在某些时刻的某些话题上很有成效。

    然而，这一新空间和新杠杆，也改变了中国民运的工作重心。在国内不能有效地展开布局和活动的时候，中国民主运动更多地寻求国际声援和支援。而国际社会管理声援和支持的人并不真懂得中国的实际情况，某些力量还把中国人权和民运的话题、立场和活动专案与自己在本国政治的和职业发展的需要捆绑，导致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偏离中国需要和国情，自我放逐，先是在本土、尔后在国际社会都边缘化。

    70 年代末，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曾经是中国政界的领军力量，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竞选运动，曾对中国政治发展起过重大推动作用。然而，80年代初，中国民主力量曾遭到毁灭性镇压，但中国民主力量艰苦开拓，抓住8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机遇，迅速在新发育的专业领域开发新的活动方式，从而在80年代末再度主导中国政治思想界和变革探索，在新发育的政治、社会和专业力量中有执政党无法匹敌的影响力。六四镇压虽然暂时消除了反对运动的势头，但是其后中国严重问题和政府不得不让渡给民间社会的活动空间，都比80年代更有利于民运在本土发展。如果中国民主民运能够继续在解决本土问题中开发新机制动员中国民众推动政治发展，那么中国民主运动应该在国内成为新的政治中心。然而，89民运和六四镇压打开的新国际活动空间，本来应该是推动中国变化的辅助战场和手段，却成为主要战场和手段。

    尽管国际社会对中国进步和人权的关注是真诚的和努力的，但掌管资讯和资源决定权的关键组织和人士，是在西方长大和接受教育的，很难理解有历史传统和处在转型中的中国问题、空间和选择。加之西方所有机构必须对短期成效负责的强大约束，他们的活动客观上导致了中国问题成为西方内政和外交的热点需要和争议的一个附属话题，由此日益远离中国本土。美国作为制约中国的最强大力量，这里一直是中国民主运动和民间运动的主要战场。他们希望通过争取必要的支持在国内维持象征性的活动，从而得到美国的关注和支持，通过外交等手段强迫中国执政者采取更开明的措施乃至实施改革。

    虽然1989年的事件使得中国人权成为美国政治的重大话题并且让民主运动在美国公共空间中获得影响力，但美国战略界、商界和外交界一直不认同将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作为改变中国的主要力量去推动中国民主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的看法和做法。他们现实地处理中美关系，在强烈的民意和他们界定的美国利益中巧妙地平衡。美国实力集团认为，中国民主力量无力在短期内实现民主化而美国不可能以强大国力强迫中国人解决问题；因此在短期内付出巨大的摩擦代价并不理智。不过，由于中美两国实力和相互需求极不对称，美国还是可以通过象征性姿态和努力来施加影响，制止中国政府的一些激怒美国公共舆论的做法；这不会导致美国利益的损害。因此，奥巴马之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从来就没有过中国民主运动和民间运动期待的想法；但是，仍然可以有象征性的作为。

    奥巴马任期时，中美两国的实力和相互需要的对比比较1989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在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中体现出来。美国不可能不顾及中国的反应而行事。这就使得中国民主运动和民间运动在美国以及通过美国对中国施加影响的空间更小了。中国民运人士也许会问：那么崛起的反民主的中国的威胁呢？难道美国不相信或短视到不考虑吗？关于如何处理一个崛起的中国的威胁，美国早就有自己的理解。甚至在美国不准备将改变中国作为对华政策短期运作的核心目标时，美国就有这样的理解。在放弃短期支持和帮助民运改变中国的背后，是美国人由来已久的信念，中国人必须自己承担改变中国的责任并对改变中和其后的代价负责；美国致力于创造一个中国人自我承担责任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环境。这就是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中产阶级和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相关的神话。在中国崛起需要美国时，美国应该训练中国接受国际规则，然后这些国际规则将迁移到中国的国内规则，与新兴的强大的中产阶层一道，成为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力量。尽管这听起来有点一厢情愿，但只能这样理解了；况且，许多对其他国家的观察和对中国内在变化的实证分析，支持这样的理解。

    从上述对华政策的战略考量出发，很难说奥巴马访华失败了。因为在这次访华中，美国放弃了人权等话题的强势姿态，维护了贸易等话题的利益，但以所谓绿色政治话题为核心，建立中美沟通和合作的机制。在这方面，美国主导了所有话题。而这使得美国人相信，他们正在成功地通过绿色政治合作将新的规则和意识打入中国政府和内政。

    对于中国民主运动而言，短期内这是令人沮丧的变化。但从长期看，未尝是坏事。因为在美国放弃了支持民主力量的努力后，使得中国民主运动进一步在本土寻求机会和支持。现在，无论是民意，还是利益，还是理念，本土支持宪政民主化都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另一方面，美国和西方并没有放弃影响中国，对中国担忧更强了，只是操作的机制更精致和隐蔽了，需要民主运动更专业地利用这些国际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