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哈维尔之眼看中国

（四川）刘贤斌

    瓦茨拉夫。哈维尔是当今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前捷克斯洛伐克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是民主捷克的首任民选总统。他在反抗后极权主义、追求自由民主的过程中，本着自己的良心和勇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深刻分析，从中摸索出了瓦解后极权主义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并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积累和总结了若干弥足珍贵的经验，这对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前夜，重温哈维尔的著作，挖掘和研究他的思想，可以让我们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过程中少一些困惑和迷茫，多一些勇气和信心。


一、哈维尔对后极权社会的批判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


    哈维尔本身是一个剧作家，在1975年他给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对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客观分析，他说：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并参加是否必要的活动；……因为恐惧拒绝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愿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无价值的工作，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

    他又说：在这种后极权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有东西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忧。……国家警察可以在任何时候干涉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他反抗的任何机会，可以充分地剥夺一个人的生活中本来的和可靠的方面。……我们社会中有公众影响的位置前所未有地被那些臭名昭著的野心家、机会主义者、骗子、有可疑记录的人，——总之，由典型的合伙勾结者所把持。……在这些环境中，腐败存在于所有形式的公务员之中，他们公开地愿意为任何事情接受贿赂，并且允许自己寡廉鲜耻地为考虑他们私人利益和受贪欲支配而摇摆不定。……每个公民都被迫成为一个伪善者。”

    他还指出：恐惧导致人们情感冷漠，“人们便失去了对前途、对建立公共事务权利的可能性，对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意义等全部信任。他们对超出其每天以外的任何事情漠然置之，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他们寻找解脱的途径；他们屈服于冷漠，屈服于对超个人的价值及对他们同胞的漠不关心，屈服于精神上的被动和压抑。……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想着他们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

    这就是哈维尔眼中的后极权主义社会的主要状况，这就是“布拉格之春”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真实图景，概而言之就是：恐惧、冷漠、伪善和犬儒主义。我之所以要大段摘录哈维尔的这些原话，一是因为他的分析确实很精彩，也很真实；二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分析具有普遍的意义，他虽然直接在批判后极权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但他好像又在批判所有的共产主义体制国家，他所描绘的后极权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状况竟然与近20年来中国社会状况惊人地相似。

    在当今中国社会，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不也是生活在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政治警察的恐怖统治之下吗？我们每一个公民不也是因为害怕失去平静的生活、害怕失去学业、地位、生计和前程，而不得不压制自己的良心和人性，不得不假装拥护和赞成当局的一切决议，不得不服从当局的意志和上级的命令吗？我们每一个公民现在不也像当初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样争先恐后地加入当局的各种组织，参与当局的各种活动吗？当中国政府以举国之力兴办历史上最豪华的奥运盛宴时，当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大肆贪污腐化时，当他们厚颜无耻地拼命掠夺和聚敛财富时，我们有谁公开地反对或谴责过他们呢？当有些人的资产被侵占，当有些人的权利被侵犯，当有些人因为公开地表达不同的意见而受到迫害，当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当冤案和人权灾难普遍在这个国家蔓延时，我们有没有睁只眼闭只眼呢？

    在当局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下，在我们从小就受到的灌输洗脑的过程中，我们的神经已经麻木了，我们的良心已经沉睡了，我们的道德已经崩溃了，我们变得怯懦、自私而又狡猾，这种状况正是当局所欢迎的。我们不再关心这个民族的未来，只知道保住自己的工作和饭碗，只知道构筑自己的小巢、梳理自己的羽毛，只知道保证自己的平安和顺利升迁，并且对当局编造的所谓“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这一谎言深信不疑。在这种万能政府的统治下，我们像奴仆一样机械地生活，不再关心自己本来就有的各种权利，并对人的尊严和社会的公义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对我们的同胞和祖国的前途漠然视之。在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我们信奉着个人服从集体的教条，把我们生来就有的权利和尊严拱手让出，我们不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这部国家机器上的一个没有意识、没有创造性活力的螺丝钉，我们一起承受着这个反人性的制度的无止境的折磨，并经常压制和折磨其他有思想有勇气的公民。不管你身处这部国家机器上的何种位置，你都是它的受害者，但同时你又是他所制造的许多灾难的帮凶，你都对这部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一个让人窒息的社会，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时代，这是一种让人厌倦的可憎的生活，如果说它还有些平静的话，那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平静的臭水沟而已。

    幸好这样的社会注定要解体，这样的时代早晚要结束，因为我们对人性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的追求不仅是永恒的，而且是强有力的，它是我们内心深处最原始的动力，也是后极权主义最主要的敌人。不管这个社会还要继续维持多久，不管这个政权还要继续玩弄什么样的花招，我们终归总想过人一样的生活，我们总会在某种时刻去追回我们的权利和尊严。对此我像哈维尔一样深信不疑。在写给胡萨克的信中，哈维尔继续写道：“生活可能臣服于一个长时间的彻底的被强暴、令其衰竭和麻痹的过程。但是，她不可能永远止步不前。……尽管她一千次被疏远自身，但她总是能以某种方式复原；不管怎样被粗暴地蹂躏，她最终要比蹂躏她的力量活得更长久。……如果生活不可能永久地被毁灭，那么，历史也不可能全部进入一种止步不前。……这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有一天它必然发生：这种覆盖将不再有约束并将要揭开。……所有长时间遭到压抑的因素，那些不可重复的独一无二的、非日历化得事件，所有长时间遭到否定的神秘性，迅速冲决出来。……多年来为了表面上的完善、无懈可击、不出一个故障而运转的机器，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这种看起来非常像不可动摇的、永世长存的君主统治制度，在其所有那些一致的投票和选举中不存在任何怀疑的表示，没有任何迹象便分崩离析。”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真实的时刻”来临的情况。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就是这种“真实的时刻”来临的一次彻底表现，虽然她最后被苏联的坦克所扼杀，但这并不能阻止这种时刻的再度来临。1989年，当“真实的时刻”再度来临的时候，哈维尔所反抗的后极权主义制度终于在人民的抗议风暴中彻底覆灭了，捷克斯洛伐克终于迎来了自由的春天。那么，中国会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发生巨变吗？我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也会像捷克斯洛伐克人那样厌倦那种让人厌倦的生活，我们中国人也会像捷克斯洛伐克人那样寻求一种像人一样的生活，我们中国人也自然需要自由、权利和尊严。1989年，中国也曾经迎来一次“真实的时刻”，但它也像“布拉格之春”一样被坦克扼杀了，但这样的时刻必然还要再度来临，但愿这一次我们能够让那种让人厌倦的生活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


二、哈维尔的民主实践理论与中国民运


    让人敬佩的是，哈维尔不仅是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他还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权捍卫者和民主运动的实践者。针对后极权主义的特点，他独创性地提出了瓦解后极权主义的一些新的方法和途径，并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进行了分析论证。哈维尔认为，后极权主义政治是靠谎言维持自己的统治，是对人性的全面攻击，因此他主张人们应当走出谎言，学会生活在真实之中，认为“生活在真实之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估量的爆炸性的政治力量”。他认为：“在极权制度之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富有政治含义的运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力量的公开冲突所造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来自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是生活在谎言中与生活在真实中之间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在后极权制度的要求与生活的真实目的之间发生冲突。生活的真实目的自然采取了大量不同的形式。它们有时候表现为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基本物质利益或社会利益；而在别的时候，可能表现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还有些时候，可能是最基本的存在论的需要，如人们渴望在尊严中生活。”后来他所领导的“七七宪章”运动并没有提出系统的政治纲领，只提出了公民们要真实生活的愿望，但这却对后极权主义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种方法确实是瓦解后极权主义的一种有效手段。

    哈维尔还认为，在后极权主义社会里，人们对政治普遍比较冷漠，传统的政治斗争很难唤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因此他主张放弃以政权更替或制度革命为目的的传统政治斗争模式，说：“不论一个新的政治模式多么漂亮，它已经不能够与‘隐藏的层面’对话，不再激励人们和社会，唤起真正的政治热情。后极权制度之内的政治空间在别处：制度的复杂操控与生活的目的处于持续的残酷对峙中。生活的目标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不与人们自身相冲突，以某种可以接受的方式活下去，不受官员和上司的侮辱，不受警察的严密监控，自由表达自己，发挥创造力并享受法律保护等等。与此有关的一切具体事件，都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关于政治经济秩序的理想而抽象的规划不能使他们感兴趣。……在后极权制度下生活的人们实在太了解对他们来说是否能像人一样活着，比哪个党派掌权，或他们如何标榜自己来得更为重要。”一句话，哈维尔主张应当以唤起公民热情和意识的公民运动来逐步瓦解后极权主义的统治。因此，当“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受到当局的迫害时，哈维尔发起了对他们的声援活动，这立即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知识文艺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最后终于迫使当局让步，并促成了互相隔离、志趣各异的各种团体走到了一起。在后极权制度的社会里，哈维尔的这种全新的斗争策略确实非常有效和高明，它让当局对付起来感到非常难受和吃力，当局除了妥协几乎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而这种妥协无疑会推动社会的真正进步，并对其他公民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另外，哈维尔还主张进行合法抗争，完全排斥暴力革命的选择。在《无权者的权力》这篇论文中，他继续说道：“强调法治是后极权制度特定条件下的自然体现，是了解其特征的必然结果。如果存在两条为自由社会而斗争的途径——一条是通过合法手段，另一条是通过起义（武装的或非武装的）——那么，在后极权制度下采取第二条途径是极为不恰当的。……社会把起义看着是对社会本身的攻击，不但不支持起义，反而极有可能倒向制度一边，因为它觉得制度起码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法规法治。……显然，起义的企图不仅在政治上死路一条，在技术上也没有成功的可能。……不但面临着国家（和超国家）政权机构的强大镇压，而且还会受到社会本身的反对。……‘持异议者’颇怀疑不择手段来改变制度和更换政府，也怀疑为了这些‘根本的’变革来牺牲‘不重要’的东西即人的生命。那样的话，尊重理念就超过了尊重生命，是人类又一次面临奴役的危险所在。……用暴力制造的未来只会比现行制度更糟糕。换句话来说，暴力换得的未来只会打上暴力的致命烙印。”因此他主张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公民们应当通过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并推动社会的进步。

    虽然后极权制度下的统治者们总是用法律来装饰自己的门面，用高尚的言辞来树立自己的合法性，而实际上这些法律和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但哈维尔还是认为这种制度离不开法律，人们刚好可以通过诉诸法律的手段来揭示它的欺骗性，从而迫使当局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推动社会的真正进步。他说：“人们坚持不懈地诉诸法律——不仅是有关人权的法律而且是全部的法律，表明他们并不对法律存有幻想，他们深知法律扮演的角色。正因为他们明知现行制度绝对依赖法律，依赖它的崇高言辞，他们更明白这样的诉求有什么意义。因为现行制度不能没有法律，它非得作出遵纪守法的样子，于是不得不对诉诸法律的呼声作出回应，要求依法行事就是生活在真实中的一桩行动。这样就威胁到了虚伪结构的顶峰。这样的诉求一次次让人们看清了它纯粹外衣的性质，作为摆设的性质，从而间接地迫使躲在法律条文背后的人们为了自己的良心也为了给外界制造良好形象，以及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是制度的自我保护机制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就是怕别人抱怨他们在执行仪式时过于笨拙，他们不得不做的好一些。”也就是说，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尽管我们面对的是虚假的法律，但我们仍然可以“假戏真做”，让统治者在自己制定的法律面前感到难堪，从而不得不妥协退让，直至最后把“权力”这只老虎关进笼子里。

    当哈维尔开始提出这些全新的理论时，受到了许多人的嘲笑，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就公开说哈维尔所主张的这种抗争将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但事实最后证明，哈维尔的这套全新的民主实践理论在瓦解后极权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最后能顺利地完成社会的民主转型，哈维尔以及他的思想居功至伟。

    对照哈维尔的思想主张，反思我们过去的作为，我们确实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比较重视政治运作，动不动就成立一个组织或制定一个纲领，殊不知这对后极权制度下的人民来说，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其实只有当人民的政治热情已经被唤起之后，他们才会关注政治组织或政治纲领，也就是说那时才是我们成立组织和公布纲领的最佳时机。如果时机不到，我们贸然成立组织或公布纲领，我们不仅难以得到人民的理解和同情，而且容易受到当局的严厉镇压。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在自己狭小的圈子里自言自语，不愿意或不屑于关心人民的真正希望和要求，不注重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致使我们与人民和社会实际严重脱离，日渐成为了一个没有影响力的边缘化的群体。其实在后极权主义时期，我们完全可以从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出发，帮助人民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和争取应有的权利和利益，这不仅可以壮大我们的力量，而且可以实实在在地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孙志刚案”和“邓玉娇案”告诉我们，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当局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让步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开展各种形式的维权活动，这是我们在后极权社会里进行斗争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

    当今的中国政府也与前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一样，喜欢以美妙的言辞来装饰自己，尽管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欺骗人民从而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我们完全可以以此来要求政府履行自己的诺言，它一旦履行自己的诺言，我们就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如果它不愿履行诺言，它的形象自然会在人民面前受到损害，人民就会逐步看清它的本来面目，从而最终对之唾弃。所以在后极权主义时期，我们应当以一种高明的斗争策略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善于抓住典型事件，唤起人民的高度关注，使当局不仅不敢随便镇压，而且最后还必须退让妥协。这要求我们在参与这些事情时一定要依法行事，这样才能迫使当局依法办事。只要当局愿意越来越经常地按照法律来解决问题，中国社会就可以慢慢地实现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应提出过高的政治诉求，不要吓跑群众，也不要给当局镇压制造藉口，同时还要杜绝暴力和无政府状态的出现，要引导人民合理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训练和提高人民的公民意识，同时也要培养政府的法制意识和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这是未来民主中国不可缺少的基石。我们必须明白，未来的民主中国不是一个理想的空中楼阁，不是将西方成熟的民主制度照搬过来，而是应当在中国这个土壤上一步一步成长起来。如果人民和政府没有养成民主的习惯，未来的中国就难以避免辛亥革命之后那种反复情况的出现。

    因此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当像传统政治斗争那样以实现政权更替为目的，而应当以改善人民的生存处境、让人们像一个真正的人或真正的公民一样生活为目的，应当以恢复人的尊严和自由、确保人性得到弘扬而不是被扼杀为目的，应当以实现社会公正、让权力受到限制为目的。作为率先觉醒的中国公民，我们不应当首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颠覆一切的革命家，而应当首先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活得像一个人的样子，活得像一个公民的样子。我们不要成天热衷于搞组织或制定纲领，而应当将主要精力用于如何真正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事情中，用于如何有效地捍卫我们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对于中共当局和与我们打交道的具体官员，我们不要把他们简单地当成敌人，而应当把他们看成可以做出某种改变甚至会做出妥协的对手，我们应当经常告诉他们，虽然他们一直在充当这部反人性国家机器的帮凶，但他们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对我们追求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行为愈是凶狠地镇压，那他们或他们的亲人有朝一日也会受到这部国家机器的同样戕害。所以我们要劝告他们要学会拒绝，对于明显恶的命令或法律，他们应当本着自己的良心做出正确的选择。总之，只要我们始终高擎“公开、理性、法治和非暴力”的大旗，中国社会的和平民主转型就会越来越有可能变为现实。

    咀嚼哈维尔的言论和思想真的对我们大有裨益，我们可以变得更加理性和宽容，也可以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我们可以把哈维尔的思想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更加有效的民运新路，确保中国社会朝着“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目标顺利转型。

    （写于2009年12月2日四川遂宁“百盛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