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失业问题与中国贸易顺差
孔保罗
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使得西方失去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是西方各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但是究竟使西方失去了多少就业机会，西方国家并没有精确的全面统计，也不可能有精确的全面统计。因为迄今为止专家学者实际上还没有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统计方法，因此无从进行大家都认可的统计结果。以美国为例，在2008年，华盛顿智囊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所曾给出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声称，在2001年到2007年期间，美中之间存在的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失去了230万个工作，而且在2007年一年就失去了36.6万个就业机会。不过也有不少专家认为，这个报告所采用的方法有很大问题。所以，迄今为止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其它研究机构，实际上都没有令人信服地给出全面而精确的统计数据来说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使美国失去就业机会。尤其重要的是，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给西方造成了就业机会的流失，可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给西方带来了失业问题？这更是非常值得我们深究的。
西方国家的失业是暂时的和短期的
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最近40年的失业统计结果表明，对绝大多数失业者而言，失业是暂时的和短期的，而不是长期的和永久性的——除了因各种原因不再寻找工作之外，失业者都可以重新就业，且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仅为13周左右。失业者之所以存在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失业之后不能就业造成的，而是因为失业者不断产生而造成的。
失业者不断产生之定理示意图（本文示意图见图文版）
失业者不断消失之定理示意图
最近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时间有所延长，例如美国，从1948年开始到2009年的62年里，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不过13.72周。虽然今年２月，失业者平均失业时间已经达到30.2周，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可是这也不能说明失业就是长期的和永久性的——因为还仅仅是30.2周而已。
美国失业者平均失业时间示意图（纵为周，横为年份）
尤其重要的是就整个社会而言，人们的平均失业时间更是短暂。以下是经合组织关于失业平均时间的统计数据，它们表明：失业在人们的平均职业生涯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七大工业国仅为5.6周，美国则更少，仅为4.1 周（见下图）。这更进一步说明了失业的暂时性和短期性。
重新就业需要一个过程
显然，失业的暂时性和短期性说明了人类社会就业机会总量并不短缺。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失业者重新就业又需要一个过程，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是不是说明了社会就业机会总量的短缺？并非如此。造成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基本原因在于“社会就业的合理性”。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职业已经由最初的男耕女织发展演变成为9万多种（根据不同的分类，甚至还可以分为更多）。这些工作的内容与要求都是不尽相同的，否则也就无法构成不同的工作。而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具体职业，都是有限的。例如警察，它仅仅需要一部分人从事这一工作，而不需要全部社会成员都来做警察——整个社会的全部成员都来做警察，则社会就必定会陷于极大的混乱。其它任何职业也都是如此，都只是需要部分人来从事具体的工作。因此就这种意义而言，任何一个社会的就业机会总量并不短缺，但是具体的就业机会总量却总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人们都需要一个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同时社会也需要一个适合的就业者。这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先来看人们需要一份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睡眠所占的时间是非常大的一部分，所谓一世人生半世床。除了睡眠之外，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工作。因此一份工作是否是我们所喜爱的，直接决定着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必须有一份自己所喜爱的工作。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合理就业。而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任何一个具体的工作也必须选择适合的人选。例如作为警察，就必须有忠诚、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专业技能，而不能是一个腐败分子、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一个没有专业技术的人。否则他就无法胜任警察的工作。这也就是说，社会也需要合理就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业必须有一个过程（只是由于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这一过程有长短差异而已）。因此即使一个社会就业机会总量并不短缺，也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可以立即有一份适合的（即自己所喜爱同时又可以胜任的）工作。这就好像即使一个社会的男女比例并不失调，也会有一些人终身不婚，更会出现大量的社会成员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仍旧未婚一样。所以，失业者需要一个过程才可以重新就业是必然的。
还需要看到一个问题，这就是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延长的问题。应该承认，在最近一段时间，世界很多国家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有所延长。例如美国，在今年２月，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已经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30.2周。这一过程的延长说明了什么问题？有人认为，这是经济情况恶化的标志，是就业机会短缺的结果。其实并非如此。失业者重新就业时间的延长实际上是人们必须接受一定的职业教育或培训再重返就业市场的必然结果。这可以从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用于职业教育或培训的费用上可以得到证明——凡是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延长，则政府的职业教育或培训的费用，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职业教育费用的增长幅度和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之间，有一个对应关系：数据表明，美国的教育经费是不断增长的，但是在不同的年份，增长的幅度并不相同，这种不同与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平均失业时间越久，美国政府用于职业教育与培训费用的增长幅度也就越大。相反，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减少，则美国政府用于职业教育和培训费用的增长幅度就越小。两者是正比关系。这表明，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延长，实际上是由于失业者需要接受教育来自我更新，来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造成的。
此外，平均就业时间的长短与就业模式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迄今为止的就业模式有两种：一是政府负责模式，即政府统一分配工作；二是个人负责模式，即每个人自己寻找工作，政府并不对每一个人是否找到工作承担法律责任（在西方国家，政府仅仅承担有限的救济责任，在中国，很多情况下政府连救济责任也不承担，例如对于农民工，政府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在个人负责模式下，求职成功与否与是否掌握了求职技术（包括寻找工作的技能和职业技能）有很大的关系。这也使人们的就业过程被延长。
造成失业的关键不是就业机会短缺
既然失业者都可以重新就业，且重新就业的时间平均只有13周左右，为什么还会出现就业问题？原因非常简单：绝大多数的失业者并不能接受重新就业的过程，因为就有收入——工资是他们的主要甚至于唯一的生活来源，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生活就难以维持。现在西方国家虽然有社会失业保障，可是这种保障是有限救济，其金额根本不足以满足失业者正常生活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失业者还是不能接受重新就业的过程——他们必须仓促就业。而这就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例如不能充分地合理就业、必须接受低水平的工资待遇、必须在危险的环境中工作等等。失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关键就在于此。
如果失业者可以从容就业——可以接受平均13周左右的重新就业的过程，失业问题就不存在。因为失业实际上仅仅占人们职业生涯中5％左右。
如果失业者可以从容就业，其社会就业地位就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化，他们也就可以合理就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因失业问题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也不复存在。所以，造成失业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就业机会总量的短缺，而是人们必须仓促地不合理就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西方社会的失业问题归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发展经济并不能解决失业问题
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看来，要解决失业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刺激经济，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只要经济发展情况良好，就业机会扩大了，失业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这就是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但实际上这是非常错误的。
1，经济发展情况的好坏未必可以决定失业率的高低——也就是说，失业率高，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未必就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失业率也未必就低。且不谈中国最近30年的情况，仅以美国最近60余年的情况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表明，自1948年以来，美国社会GDP的发展有与社会失业率就不是完全相对应的。失业率高社会经济的发展未必就一定高，相反亦然。例如在1950年，美国的失业率为5.2%，并不是自194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可是其GDP的增长速度却是自1948年以来最高的，达到8.7%；而在1982年GDP的增长速度为-1.9%，历史最差水平，其失业率虽然为9.7%，在这两者之间，我们也找不出相应的比例关系——即GDP增长速度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所谓的反比关系（详见下图—）。
在图中，纵为失业率及GDP增长比率，横为年份；红线为失业率，蓝线为GDP的实际增长率。不难看出，在这两者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在很多情况下，二者的发展曲线正好相反。
2， 就业机会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原因有四。第一，任何一个（或一种）就业机会的形成都必须有以下几个要素：a，客观存在的社会需求；b，满足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需求的计划与技术；c，资金。
只要上述三个方面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业机会就会被产生。而社会的需求是客观存在，它只能被激活，而根本不可能被创造出来，因此就业机会只能被“激活”，而不可能被创造出来。第二，当社会的一种具体需求消失之后，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需求。这种社会需求根本不需要创造，也不可能被创造出来，而只能被我们“激活”。第三，任何一种新的社会需求，都可能被我们激活。因为当旧的社会需求消失之后，社会用于满足这种旧的社会需求的资金就会自动流向新的领域，流向新的社会需求。第四，任何一个社会“激活”社会需求的能力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当我们采用一种方法来刺激经济，激活了一种就业机会之后，往往就不可能同时激活另外的就业机会。所以刺激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实际上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即使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刺激经济，就业机会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也就是说，当社会失去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之后，必定会形成相当的就业机会。
3，就业存在着合理性的问题——即个人需要喜爱的工作，社会需要胜任的人选。这是一种完全的双向的选择。通俗地说也就是，人们需要一份适合的工作，需要合理就业。因此即使就业机会大量地产生，即使社会就业机会并不短缺，失业者重新就业还是需要一个过程。事实也正是如此，即使社会失业率再低，失业者重新就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失业者重新就业所需要的过程，并不会因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而绝对地发生相应的变化。以美国为例，在1948年其16岁以上的就业人口的失业率仅为3.75%，可是其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也是8.64周；而在1953年，失业率为2.925%，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可是即使在这一年，失业者的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也超过了8周。这表明，即使失业率再低，失业者重新就业也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按照美国的最近62年的情况来看，这一过程的最低平均记录也是在8周以上。由此可见，即使社会失业率再低，失业者还是不能从容地合理就业。
自1948年以来美国GD增长速度与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之关系示意图上图中红线为GDP的实际增长率，绿线为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显而易见，在上图中，GDP的增长速度与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是相对应的，可以说二者各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曲线。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失业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发展经济就可以解决的，更不是缩小贸易的逆顺差就可以万事大吉的，而是必须建立仓促就业的缓解机制，使人们可以从容地合理就业。就这种意义来看，即使人民币升值大幅度升值，完全消灭了与西方的贸易顺差，也根本不能解决西方的失业问题。而且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还会使西方民众的购买力下降，从而导致另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与给低收入者带来灾难。
改革失业保障模式是西方的唯一选择
要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和恢复社会经济的活力，唯一的选择是对社会失业保障模式进行改革，将就业问题转化为社会公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杠杆，使人们接受重新就业所需要的时间过程，同时又可以极大地减少社会保障的开支，促进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如前所述，西方国家现有的社会失业救济保障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它并不能使人们接受重新就业所需要的时间过程，因此它根本解决不了失业问题。另一方面，失业是暂时的和短期的，失业者平均只要13周左右就可以重新就业，而且按照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过去40年，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人们的平均失业时间仅占其平均职业生涯的4.2%左右。所以，失业实际上仅仅是个人资金链的暂时断裂，而不是长期断裂，更不是永久性断裂。因此解决失业问题应该注意的是将这一断裂的资金链链接起来——只要链接起断裂的资金链，失业者就可以接受重新就业所需要的时间，就可以从容地合理就业。
要连接起失业者断裂的个人资金链，并不需要对失业者实施救济性保障，不需要对对绝大多数的失业者实施救济施舍——也就是发放失业救济金，因为失业者一旦重新就业，其断裂的资金链就可以连接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救济施舍只是也只能是有限的，是低标准的，而不能是高标准的，不能相同与失业者在就业期间的工资水平。
要连接起失业者的个人资金链，只需要对失业者实施全面的就业援助保障——即社会保障体系预支未来的工资给失业者，待失业者重新就业之后再要求他们连同利息一起逐步偿还。这也就是让失业者可以用自己未来的收入实施自我失业保障，未来收入不足以自我保障者，则可以获得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救济保障。
采用全面援助保障，失业者就可以接受重新就业的时间过程，就可以从容地合理就业——因为即使暂时找不到工作，失业者的正常生活也不会受到失业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失业与就业在收入上就不会有什么差异，因此失业率再高也不会产生失业问题——失业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
还需要指出的是，对失业者不加分别地一律实施救济保障是不合理的（因为失业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暂时的和短期的，是个人资金链的暂时断裂），它造成了一种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样的大锅饭——正是这种大锅饭一方面根本不能化解失业问题，另一方面又无谓地浪费了大量的资金，窒息了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活力。
所以，西方国家实际上根本不应该要求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自身的经济发展困境和失业问题，而应该对自己的不合理的失业救济保障模式进行改革，使之成为一种既可以圆满化解失业问题，又可以节约巨大的社会保障开支，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新型体系。
那么西方国家是否能够对失业保障模式进行改革，使之成为社会援助保障体系？答案是完全肯定的——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西方国家做到这一点可谓轻而易举，因为它无需资金的投入，且可以节约减少的资金消耗，更可以使失业者从容地合理就业。关于这些请参见笔者的《社会失业保障概论》及其它相关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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