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高于政道——中国投赞成票的意义

储建国

　　安理会制裁利比亚，全体成员一致赞成。中国第一次，世界都在看。国人应该感到欣慰，但只是欣慰而已。面对这样一次屠杀，国人没有理由感到高兴。

　　利比亚尽管离中国很远，但互联网把我们拉得很近。卡扎菲似乎是疯了，有医疗专家说他精神上有毛病。长期孤独地生活在沙漠里，幻想着永远统治利比亚，更幻想着统治整个非洲。然而，他对外面的世界，对自己的国民，对身边的仆从都极不信任，高傲和自信的外表下，隐藏着自卑与恐惧。尽管一些常人也有这毛病，但在个人独裁环境里，这种人格被强化，以致成为病态。政治学家帕特南跟卡扎菲有过一次谈话，感到他有点古怪，跟现代社会距离较远，他的思想接近卢梭的公意理论，他自己就是那个了解利比亚公意的立法者，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尤其对社会中有组织的挑战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他不相信国家军队，另外组建私人军队，前者待遇低劣，后者装备精良。私人军队就是私人雇佣军，只为卡扎菲及其家人的安全服务，但花的是国家的钱。有利比亚官员说，他的行为与希特勒无异，在某种极端思想的支撑下，干下惨无人道的事情，到最后的关头会丧心病狂。

　　人的命运充满偶然，国家的命运也是如此。历史偶然地出现了一个卡扎菲，利比亚人偶然地生活在他的统治之下，但他们也偶然地找到了一个机会，决心终结卡扎菲的统治。对于一国之民起来推翻统治者，在很多情况下，国际社会视其为内政，中国更是如此。人类政治据说已经很文明，但在国际政治现实中，丛林规则仍然大行其道。中国人也许因为历史上的痛苦记忆，对于外部势力干涉国内政治抱有深深的警惕，并将这种警惕转化为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准则。

　　中国曾经向外面的世界输出过自己的价值观，支持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种做法显然有违这一准则。其实，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个时代，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我们认为是非常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帮助别人得到它呢？大多数人中国人当时认为这是在替别国做好事。这就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相当于在干某种慈善事业。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再也不干输出革命的事情，要求中国韬光养晦，但坚决反对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为了保持政治逻辑的一致性，中国也三番五次地强调，我们也决不干涉别国的内政。然而，在这个准则下，我们如何参与国际社会呢？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员，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者说，如何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呢？如果对内政做某种理解，我们所能做的除了指责别人干涉内政外，剩下的建设性任务只是当一国侵略别国时，我们可以与国际社会一起，采取共同的反对行动。当年萨达姆侵略科威特，中国政府感到这是严重违背国际准则的，但对国际干预显得不积极，对联合国决议投了弃权票，从而默认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在中国的文化中，这种弃权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内心的支持。但世人不大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行为并没有带来道义上的加分。

　　后来，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又进了一步，那就是有限度地参与世界维和事务。维和部队不界入国内武装冲突，只是应对人道灾难，实现和解与救援，所以中国经过认真评估后，认为这种参与符合不干涉内政准则。当然，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词，叫干预，而不是干涉。

　　然而，这一次不同了，国际社会既不是反对利比亚对别国的侵略，也不只是对利比亚的人道灾难进行中立性的救援，而是明确地对卡扎菲的屠杀行为进行制裁，并要求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以战争罪起诉卡扎菲和他的顾问。

　　这些天比较多地关注利比亚局势，包括看境外媒体的一些报道，认为安理会需要做出制裁决议。不过，笔者担心中国又一次投弃权票，然后发表一下不痛不痒的关注。因为中国政府可能认为，卡扎菲的战争是对本国人民犯下的，而不是针对别国人民的，只能算内战，或者说内政。结果中国还是不负众望，投了赞成票。这是联合国安理会历史上第一次全票通过提请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决议。中国的第一次成就了世界的第一次，意义非凡。

　　之所以有这个第一次，与利比亚驻联合国大使达巴希的表现分不开的。他在会议上恳求联合国救救利比亚，认为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具体、有效的行动，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利比亚人死于屠杀。他告诉过卡扎菲，请他放过利比亚人。他说：“当代你仅仅因为人民想要自由就枪杀他们时，你就不能成为一个领导人，一个国王或一个总统。” 一个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请求制裁自己的政府，而且其他驻外使节也纷纷选择背叛这个政府，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不管其动机如何。如果安理会成员国不投赞成票，就会在道义上置自己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也许因为没有预料到的特殊处境让中国投了赞成票，但一旦做了选择，那就意味着做出了庄严的承诺，意味着要对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做进一步修正。其实，不干涉内政原则来源于西方近代的绝对主权观，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准则，不是自由主义的国际准则，也不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国际准则。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就人类交往密度而言，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理念拥有了越来越好的技术条件。表面上看，很多事务是一国的内政，但它们牵涉到我们人类为什么共同生活的底线原则，离开了这些原则，我们人类就不成其为人类，只能走向野蛮和毁灭。

　　中国政府不喜欢西方国家关于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但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至少可以得出人道高于政道的原则。其实，这两种观点在逻辑上是相通的，人道、政道分别包含了人权、主权，但比后者的内容更为丰富，更多地强调了责任和义务。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干出了大逆不道的事情，另一个国家不仅有理由，而且有责任来进行干预。当然，在现实政治中，外来干预难免带有自己国家的偏私，但不能因为有这种偏私就否认这种原则。

　　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我们不能回避自己在国际上的责任，尤其是政治责任。我们老是强调软实力，如果对别国发生的严重不人道的事件装聋作哑，你的软实力从何而来？中国传统的仁义之道被过去的统治者搞成装点门面的玩意，现在很多国人仍然把它当作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将其弃之荒野。这种思维不是同样可以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吗？如果因为一种好思想被坏人利用，我们就痛骂这种东西，那么还能有什么好的准则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呢？

　　联合国的这次决议在世界政治文明史上将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重要的程度有多高，不仅取决于中国投了赞成票，而且取决于中国能否以此为契机，将中西方的政治理念在更大程度上融合起来，强化同的一面，弱化异的一面。我们这样做，不能只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而且要为了让整个人类能够更安全、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这样才能具备负责任大国的真正素质。

　　当然，当人道高于政道的原则走向世界时，我们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能只要求别人做到这一点，自己更应该以身作则。中国尽管在亚洲率先建立了一个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多灾多难，而且很多灾难是掌权者制造出来的。我们不希望看到国际社会运用中国的原则来干预中国，但谁也没有把握说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发生。

　　因此，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当政者需要认真反思，我们该如何防止发生在别国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在两极分化、贪污腐败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上层与下层的互信丧失殆尽，各种小规模的维权抗争此起彼伏，如果有了某种导火索，小规模的抗争转化为大规模的反抗，当政者该如何应对呢？在稳定高于一切的口号下，各级政府采取强力措施，力图将各种抗争压制在萌芽状态，从而面子上保持一种安宁团结的局面。然而，在这种局面下，维稳者和被维稳者内心都没有真正的安全感，芸芸众生，大多生活在一种焦虑当中。被维稳者的焦虑容易转化为暴力抗争，维稳者的焦虑则相应地变成暴力压制。偌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国民，如果完全进入一种暴力循环，国际社会即使想帮忙，也是爱莫能助的。

　　利比亚出了这个事，对于该国人民，是个悲剧，对于中国人民，则未尝不是个好事。他人吃一堑，我们长一智。中国很多官员，包括那些大的官员，好像信心满满，认为在自己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老百姓应该感恩戴德。当听到有人搞群体性抗争时，总是认为那是一小撮在捣乱，需要严厉打击。其实中东的那些领导人在出事前也是这么想的，他们的老百姓跟我们的老百姓一样，在抗争时也是那么想的。

　　中国历史久，国家大，人口多，似乎很特殊，但政治之大道是共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需要为人民服务，人民可以监督掌权者，也可以更换他们，这种大道并不高深，古今中外亦然，没有多少可争议的地方。它是普天之下的人民都愿意认可的价值，违背它就是大逆不道。这种价值究竟叫什么名称是次要的，关键是要从心里面认可它。很多反对这种价值的人既不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些人不需要同他们争论，他们所需要做的是认真反省，回归自己的良知。

　　中国人应该好好地利用这次投赞成票的机会，认真讨论一下如何更好地遵从人道，改良政道；中国政府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同人民一起，走一条代价较小的民主之路。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